诸子之空间关系甚少见重于后世史家，此大一统观念所误。彼时中土即一国际体系，政治哲学不离水土，亦如英之自由、法之共和、德之社会主义。名法为战国显学，实为三晋产物。秦无学术，全仗三晋客卿。李克（李悝）、商君、韩非一脉相传，伴生者为绝对理性主义之“竹书纪年”式史观：“尧幽囚，舜野死”未必实有其事，而颇可折射三晋史官之政治功利主义，“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弃礼义尚首功，以军国为宗，以富强速成为词。赵王胡服，商君焚书，二者精神相通，能战亦唯此二国。秦人攻赵，百战艰难，长平之役，十五以上六十以下丁男悉赴前敌。赵破，取齐楚大国如摧朽木，足证名法之速效，商君非欺人者。
荀卿（荀子）见临武君，言“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荀子·议兵》）；廉颇入楚思赵卒，如施拉普纳无奈中国球员。儒学出邹鲁，盛东土，其民富好礼文而不战，技击之经济理性（人头计赏）同于宋太祖之“契丹精兵十万，积绢可以买尽”，其效亦同。于是，东土之文明抵抗，体现于儒法斗争。
秦无游士，博士亦非秦产。咸阳所坑者，大抵为稷下大夫之流（“包起来”“控制使用”人员）。坑儒恐非一时意气，毋宁视为“新民主业已实现”“革命向纵深发展”之自然步骤。鲁仲连义不帝秦，儒生是古非今，鲁人义不降汉，鲁两生责叔孙通，辕固生责公孙弘，皆提示东方被征服者蔑视西土军国主义，不断以“运动之战”反攻倒算。独尊儒术而阳儒阴法，有两党体面妥协意味。自此，列国文化战争转为帝国内部儒吏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