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是在明治十八年（1885年）的3月14日抵达天津的，到了之后，先去了一趟北京，接着又于当月31日回到了天津，开始着手准备谈判事宜，3天后的4月3日，在天津的日本领事馆和李鸿章展开了会谈。
伊藤博文时任宫内卿，就是负责皇家事务的大臣，换大清的话类似于内务府总管，故而李鸿章一开始并不以为然，当着伊藤的面就很不客气地问道：“此乃外交事务，派宫内总管过来，算是什么意思？”
这话听起来确实不怎么友好，但伊藤博文却面无表情，相当淡定地回道：“宫内卿负责料理皇家事务，所以本大臣这次是代表我大日本帝国天皇来和你谈判的。”
泱泱中华自古就见太不得领邦小国自称雄啊大啊之类的字眼，可无奈眼下已是十九世纪文明社会了，对于伊藤博文的这个回答，李鸿章虽然不快，却也无可奈何，只能是不再纠结，抬手说大家坐，先喝茶，再谈事儿。
谈事儿，当然不是漫无天际地瞎扯，根据事先的互相照会，双方将围绕着以下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第一，撤军问题。
考虑到两国在朝鲜各有驻军，今后很有可能再度引发跟这次一样的军事冲突，这要多冲突那么几次，必然就要爆发战争了，这是清日高层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干脆就撤军吧，当然，两国高层心底里的真正想法，是盼望着对方撤军而自己维持原状。
第二，赔偿问题。
汉城王宫一战，日本士兵伤亡四十有余，明治政府认为清国不宣而战抢先开火，这才是悲剧的根源，故而要求赔偿。
第三，朝鲜问题。
这其实是由第一个问题而衍生出来的新问题，毕竟这地方不太平，除了清日两国，还有西洋列强虎视眈眈着，比如北方的俄国，要是在双方都撤军之后，朝鲜又起了乱子，那该怎么办？是由清日两国共同管理，还是任由他去？
照例寒暄之后，先由李鸿章开了口：“关于撤军一事，老夫今日想听阁下的答案。”
伊藤博文回答道：“如果贵国先行撤军的话，那么我们尽管拥有在朝鲜驻军的权利，却也可以不使用。”
“如此说法，老夫可以认作是日本政府做出的承诺吗？”
“当然不行，我的上述观点并非定论，而是要视将来朝鲜情况斟酌而行，或许是全部撤走，或许是只撤一部分，或许是一兵不撤。”
“那贵方的意思就是只让我大清撤兵，你们日本却自行而定，是这意思吗？”
“我们从来都没有干涉贵国撤不撤兵的打算，只不过大清如果撤军了，那我们日本也可以考虑自己撤军的事宜。”
几个回合下来，无论是李鸿章还是伊藤博文都已经明白，只想着叫人家单方面撤军的如意算盘是不可能实现了，但继续两国就这么驻军驻下去也确实不合适，所以尽管现在还在僵持着，但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清楚，这结局必然是双方撤军。
这事儿其实就算是内定了，于是话题立刻被移到了下一个，也就是赔偿问题。
这次，是由伊藤博文先行开口：“中堂阁下，朝鲜暴乱之际，我国竹添进一郎公使是应了朝鲜国王之请，率军护卫王宫的，结果贵国将领却率军强行攻打，造成我军人员伤亡，贵国对此，是不是该有个说法？”
说法就是赔偿，讲得客气而已。
对此，李中堂一脸无辜：“两军交战各为其主，死伤在所难免，责任自在双方，你日本却要我大清单方承担全部，是不是过分了点？更何况，当时场面混乱，到底谁先动的手，尚未有定论，所以追究责任要求赔偿，为时过早。”
“中堂阁下，即便如您所说，究竟谁先动手尚是未知数，可当时王宫，我军奉命驻守，处于‘防’的地位，而贵国军队处于‘攻’的态势，这总是事实吧？”
李鸿章点了点头：“攻守虽是事实，但伊藤大人有所不知，我大清的军队，也是应了朝鲜国王之命前去勤王护驾的，并非师出无名。”
这个貌似是真的，据说守旧党里有个叫沈相薰，甲申政变当天正好在王宫轮班当值上夜班，被金玉均他们给遗忘了，于是趁此机会，也不知道从哪搞来了一张闵妃的小纸条，上面写速来救驾四个字，然后带给了袁世凯。
对此，伊藤博文的回答是有没有证据，那张小纸条现今何处？
接着，他又表示，在甲申政变中，清军还杀害了很多居于汉城的平民，关于这点，也要求清政府做出赔偿。
关于这两个问题，李鸿章逐一做了解答，第一，证据嘛，本来是有滴，但是呢，在乱军中好像被弄丢了，不过这也不算什么大事，没有物证也有人证，你可以回头去问闵妃，问问她是不是写了这张纸条，她要说没写，你随时可以来找老夫，我们再做一番计较；第二，清军杀日侨，此乃污蔑我王师形象的无稽之谈，没什么好讨论的。
这倒是实话，事实上前面也说了，政变之后，汉城全城仇日，老百姓拿着菜刀擀面杖看到日本人就杀，而清军非但没跟着一起砍，反而还救助了不少城里的日侨，用船护送他们去了仁川，这点日方也有承认，所以除非吴兆有袁世凯他们双重人格，一面救人一面杀人，不然说清军在甲申政变的时候屠杀日侨，确实不怎么靠谱。
而且李鸿章在断言否定之后，还加以解释：“清国人跟朝鲜人从面容肤色上很难区分，或许是受害的日本人看错了，同时也有可能是一些旅朝华侨中的败类参与了打砸抢，那么这就属治安事件了，没有必要放到今天这个场合来讨论，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大清的士兵是不可能参与杀害日侨的。”
因为李鸿章态度非常坚定而伊藤博文此刻手头上也的确没有清军杀日侨的确凿证据，故而这个话题只能到此为止，于是他只好再度调转枪头回到从前旧话重提，要求李鸿章就率先攻击驻守王宫的竹添进一郎部给予说法和赔偿，而李鸿章则仍是老一套的太极神拳，见招拆招地以力化力，就这样，两人从上午一直磨嘴皮子磨到了中午，李鸿章表示该开饭了，先吃饱了再说。
于是两人移至饭堂，享受天下第一的中华料理，席间山珍海味不断，伊藤博文吃得非常高兴，因为只顾着吃，故而在饭桌上没有跟李鸿章发生任何有营养的对话。
4月5日下午，第二次会谈在老地方展开，这次谈话的主要议题还是围绕着3日没说完的话展开，也就是日方要求清政府就先动手对竹添进一郎部发起进攻而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由于李鸿章没有主动赔人钱的习惯，还是一套太极组合拳对付了一整天，两个人一个要求赔钱，一个声称两军交战互有损伤，绕了无数圈都绕不到一块儿。
不过，因为伊藤博文确实缠劲十足，所以最终李鸿章也不得不表示，中方愿意就此次两国武装冲突的个中细节再进行调查，同时也承诺，一旦调查发现大清确实存在着日方所说的那些过错，则清廷一定照价赔偿，绝不赖账。
虽然这一看就知道仍是托词，但怎么说也算是个让步了，而且，话说到这个份上，李鸿章等于是在告诉伊藤博文，老夫已经给予你余地让你回国好去交差了，别再不知好歹地死缠烂打了，不然的话，不光你想要的东西一样都得不到，就连原本能给你们日本的，也会被取消。
伊藤博文很明白，他更明白的是，两国之间的外交，其实是基于国力之上的，现如今的日本就国力而言还不能跟大清相提并论，再这么纠缠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
于是，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双方自动地进入了下一个议题——朝鲜的未来。
这话听起来貌似有些王八蛋，怎么说朝鲜的国运就该由朝鲜自己来决定，什么时候挨着你大清跟日本的事儿了，可没法子，现实情况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清日两国惹不起两眼发蓝的西洋列强，只能欺负欺负朝鲜，在这半岛上割肉夺利。
而从双方的实力来看，日本比较弱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大清虽然强一些可也毕竟强得有限，而且此时此刻在越南他们正跟法国人开着战，没法搞两头对付，所以无论哪方想要吃独食都不太可能，于是只能是各退一步双边互惠了。
4月18日，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各自代表清日两国签署了《中日天津条约》，内容不多，总共三条：
1.清日两国共同从朝鲜撤军，四个月内完成。
2.清日两国不往朝鲜派遣军事专员或是军事顾问。
3.将来如果朝鲜碰到需要清日两国任何一方出兵的情况，在出兵之前，一方必须以书面通知的形式照会另一方，同时，在完成军事任务之后，即刻撤退，不作驻留。
此外，李鸿章另行一文，允诺中方将对在朝鲜王宫武装冲突一事做彻底严密的调查，当然这个说过也就当调查过了，之后再也不曾有下文。
就此，这场史称甲申政变的破事儿就算是到此结束了。
就政治方面而言，清日两国算是打了个平手，一个失去了在一千多年来的藩属国国土上驻军的权利，而另一个则挨了一顿打也失去了刚刚得到的驻军权，大家都吃了些亏。
至于社会影响，大清方面其实还好，没什么太大的动静，关键是日本那边，那真是朝野震撼，尤其是对于中国不赔偿日本在朝挨打损失这一做法，各界愤慨异常，比如福泽谕吉，他就撰文一篇，声称在西洋文明如同麻疹一般四处蔓延的当今时代，日本何其不幸居然摊上了中国和朝鲜这两个拼命阻挡文明开化的“恶友”，若是再跟这帮家伙继续交往下去，估计西方列强都会把日本看作中朝两国一样的顽固不化的国家。所以，为了国家的前途着想，日本应该脱离和中国以及朝鲜的关系，不过，也不能就此将他们抛弃不管，应该要在适时的时候，拉这俩倒霉孩子一把，帮助他们走上文明开化的道路。
不过，帮归帮，但从此以后日本的国家定位则必须是与西方列强在一条船上，换言之，别把自己当亚洲国家，得当作是欧洲的。
这就是那个著名的“脱亚入欧”论的简单概要。
长久以来很多国人都对此理论愤恨不已，对此我觉得我有必要说两句。
虽说我确实不喜欢这种跑人家家里帮助人家致富的行为，但作为政治家，一个日本的政治家，福泽谕吉首先要考虑的自然是日本的“利益”，帮助邻国闹革命说白了就是想在革命成功之后在其他国家获取最大的外交和贸易优惠而已，那年头任由哪个国家几乎都是这么干的，你真要说下流无耻那也只能是全帝国主义的下流无耻，别老拿一个手指头指着日本或是福泽谕吉说事儿，要知道当年袁世凯奉命跑朝鲜平乱那也不是为了中朝两国人民友谊的万古长青，清政府只是不愿意把好不容易跟了自己千把年的小弟给弄丢了而已，毕竟谁都明白，朝鲜一旦有失，那大清太祖爷龙兴之地，泱泱中华的东北门户可就豁然大开了啊。
除了福泽谕吉，还有一个人也很不高兴，那便是伊藤博文，这哥们儿此次前往天津谈判，毛都没捞着一根，那么多日本兵日本人就算是白白死朝鲜了，这场完败，他是铭记于心，一日也不曾忘却。
只不过眼下显然不适合报仇，因为伊藤博文很清楚，李鸿章之所以底气那么硬，是因为他手里有大杀器。
那就是北洋水师。
说起来，这支舰队的组成还和日本有着莫大的干系。
且说当年西乡从道攻打台湾之后，清廷就清楚地认识到了日本以后兴许会成为天朝大患，对此，恭亲王奕訢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紧急机宜，原浙江巡抚丁日昌也上奏了《拟海洋水师》章程，建议建立三洋海军，李鸿章则提出暂弃关外、专顾海防的方针策略。在洋务派的一致努力下，海防论调压倒塞防，使得朝廷最终下定决心，要搞一支海军力量出来。
清光绪元年（1875年），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创设北洋水师，负责山东海域以及黄海北部防务，据点为山东的刘公岛。
同年，李鸿章向英国订购战舰四艘，清光绪四年（1878年），又在英国订购了扬威和超勇两艘军舰，不过因为对这两艘船不怎么满意，所以在第二年李中堂转而改向德国人买船，也订了两艘，便是著名的定远和镇远。
截止到甲申之变那会儿，虽然最强的定远和镇远还差几日尚未交货，但整个北洋水师已经基本成型了。
反观当时的日本，因为比较穷，在国力方面完全不能和大清相比，所谓海军，也不过靠的是幕府时代留下来的几艘小破船，根本就不具备叫板的资格。所以他们能做的，只能是韬光养晦。
明治十八年（1885年），政改，废除旧官制，建立内阁首相制度，而这第一任首相，正是伊藤博文。
他能当首相，有运气好、能力强等因素，但主要还是得益于一个词，叫脱亚入欧。
这四个字虽说是由福泽渝吉首创，但其观念却是自明治维新之后就有了，也叫全盘西化或是全盘欧化，不是说要移动陆地板块把日本挪到欧洲去的意思，而是希望日本人能在思维、文化甚至是穿着打扮等各方面都要摆脱原有陈旧的东方气息，尽量向西方世界靠拢。
而在日本选初任首相的时候，最热门的候选人有两个，一个是伊藤博文，一个叫三条实美。
三条实美是公卿贵族出身，他们三条家自古就是贵族中的贵族，千余年来不曾变过，论家室论地位，农民出身的伊藤博文根本就是光着脚也追不上的。
但最终天皇还是选中了伊藤博文，原因在于井上馨的一句话：“从今往后，作为国家元首，要是看不懂红电报的话就会很麻烦吧？”
红电报指的就是外国来的外交照会公文，多为外语原文作成，想要看明白，自然就必须有相当的外语功底。
井上馨的意思倒并不是说当首相就要过英语四六级，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当时的形势——要当首相，就必须有能把日本一国带入西方列强里头的能耐，至少，你得懂什么是西方列强，说通俗点，就是懂洋务。
出身千年古老家族的三条实美显然不能胜任，于是，第一任首相的人选就这么确定了下来。
再说伊藤博文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却并非急着跟洋人打交道，而是创设了帝国大学，也就是现在的东京大学，本来还打算再接再厉再弄几个大学凑一大学城的当儿，结果却出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李鸿章叫板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