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几年里，由于日本海军充分领教了李舜臣的威力，以至于在庆长之役开战之前，秀吉就决定想个什么法子把这位海军天才从地球上抹杀了。
明面的打仗是没希望的，背后的暗杀也是不靠谱的，想来想去，只有政治陷害这一条路了。好在千百年来，朝鲜跟中国学了那么久，富国强兵没学会，政治斗争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于是，日本方面故意放出风去，说加藤清正会在全罗道登陆，听闻此言的朝鲜宫廷立刻下令李舜臣出海阻击，打算将加藤清正消灭于大洋之上。
然而李舜臣拒绝了。
原因有二：首先，加藤清正部总共有三万多人，上千艘战舰，李舜臣不过几千人外加数百条破船；其次，李舜臣是学过算术的。
所以，抗命了。
这种行为是正确且勇敢的，后果却是严重的。
当时朝廷上下就哗然了，大家认为李舜臣胆子太大了，才打了几个胜仗就公然不把王命放在眼里，实在是有些嚣张过头，再加上一批被日本收买的朝鲜人在民间四处散布李舜臣勾结日本，拿了日本好处费之类的无聊谣言，所以，李昖打算将其罢官。
不过，很快就有一些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为首的正是元均。
元将军的意思是：罢官是不够的，处死还差不多。
估计李舜臣平时做人实在做得太失败，在这个节骨眼上居然没一个人站出来公开反对这个提议。
所以，他就这么被关入了死牢。
不幸中的万幸是，李舜臣依然有一个朋友。
他就是柳成龙。
在这最危险的关头，柳成龙站了出来，为自己的发小辩护并且奔走相告，总算是让李舜臣从死牢里给放了出来。
不过，死罪能免，活罪难逃。出狱后的李舜臣变成了一介白衣，也就是普通的长枪小兵，并且还有红头文件，明确规定此人“永不录用”。
现在，元均死了，朝鲜的海军基本算是完了，朝廷总算是想起了李舜臣，连忙又将他从小兵帐篷里给解放了出来，重新任命为节度使，并且将一支船队交付于他指挥，让他带领着这支队伍全权负责抵御日本从海洋而来的进攻。
用来抵御日本海军的船队，总共只有十二艘船。
我没骗你，真的只有这些，其他的都被元均给败光了。
纵然是李舜臣，也没办法了。
在扑灭了朝鲜水上力量后，日军转而将矛头对准了汉城，不过在麻贵、解生两人的拼死防卫下，总算是守住了朝鲜的首都。
差不多也就在这个时候，明朝方面的援军终于如数全员开到了。
总大将邢玠以下，共分三路：东军指挥，麻贵；西军指挥，刘铤；中军指挥，董一元。
简单介绍一下这四个人吧。
邢玠是时任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属于幕后指挥的级别，当时并不在朝鲜，对于不出场的人，我们就暂且忽略一下。
麻贵，大同人，回族，父亲麻禄，嘉靖年间的大同参将。他自年少参军，一路做到都指挥佥事，之后，又担任了大同的新堡参将。在此期间，发生了鞑靼入侵事件，边城山阴、怀柔等地相继如数被攻陷，唯独麻贵负责的右卫城丝毫不动，安然无恙，也因为此，战争一结束他便被提拔当上了副总兵。之后，他又相继担任了当时叛乱、入侵频发地区的宁夏以及大同的总兵。
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宁夏发生兵变，当地豪族哮拜起事作乱，时任宁夏总兵麻贵奉命出兵平叛，在那里，他碰上了一起来的李如松。
最后的结果是哮拜被两人联手打败，并且灭族。
从此，麻贵晋升到了“名将”的级别，而他们麻家，也成了赫赫有名的将门，跟李成梁的老李家被合称为“西麻东李”。
这次麻贵担任的职务是备倭总兵官，也就是三路大军的现场指挥总负责。
刘铤，南昌人，广东总兵刘显之子，自幼随父上战场，从缅甸一直打到贵州，被人称作刘大刀，作战时用一杆一百二十斤的镔铁大砍刀，根据史书记载，他能够拎着这杆大砍刀在马上“轮转如飞”。
这显然是夸张的修辞手法，事实上，刘铤之所以成了后世所称的“名将”，纯粹是因为这家伙运气好，死在了努尔哈赤的手里。偏偏明史是清朝人写的，清朝的史书自然要将自己的开山老祖努尔哈赤给尽量往高了抬，而抬高努尔哈赤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将栽在他手里的敌人也抬高一下。
最后一个董一元，虽然比起前面两人，名声方面是低了不少，但是能力却一点都不差。他也是将门之后，父亲董旸在嘉靖年间为宣府游击将军。当时，蒙古部族首领俺答进犯滴水崖，董旸力战至死，朝廷对其追赠嘉勉。其兄董一奎，曾任都督佥事，先后镇守山西、延绥、宁夏三省边防，以勇猛著称。
而对于董一元，世间普遍的评价是，不但勇猛不输给哥哥一奎，而且在谋略上更是远远地将其超越。
嘉靖年间，董一元任蓟镇游击将军。当时土蛮、黑石炭等部一万余骑兵进犯，总兵官胡镇率兵抵抗，董一元功劳最高，升任石门寨参将。
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董一元任辽东总兵。当时，蒙古部泰宁速把亥被官军杀死，他的次子把兔儿联合各部落声称要为父报仇，屡犯边疆，董一元率部在镇武设伏，击败了把兔儿，此战共歼灭敌军五百四十人，俘获骆驼马匹两千余，蒙古豪族伯言儿战死，把兔儿受伤逃亡。
万历帝闻后大喜，他亲自祭告郊庙，感谢他祖宗朱重八保佑他大明获得如此胜利，进封董一元为左都督，加封其太子太保衔，赐世袭本卫世指挥使。
然而，并不意味着这样就天下太平了，把兔儿虽然逃走，但本着一小撮境内外反动分裂分子毁我大明江山不死之心，依然在积蓄着力量准备下一步的反扑，对此，董一元决定先发制人。
当年冬天，董一元率领精兵踏冰渡河，直奔敌军老巢，过墨山时，天降大雪，大军急行四百里，三昼夜之后到达，斩首一百二十级，全师而还。
虽说人杀得不多，但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整个蒙古草原都震动了。
于是，原先跟着把兔儿一起作乱的各部落开始动摇，有的甚至主动要求和明朝重归于好，而把兔儿本人则彻底郁闷了，最后就这么郁郁而终。
值得一提的是，董一元当年曾任辽东总兵，任职期满后，万历找了一个人来继任他的位子，这个人便是李如松。
西麻也好，刘大刀也罢，说穿了纯粹是运气好，前者就压根没碰上几个能打的角色，所以不太打败仗，后者虽然碰上能打的还被人打死了，可人家偏偏喜欢抬高对手，因此，也就出现什么一百二十斤轮转如飞之类的了。
真正那个能打的，还真就运气不好了，碰上了更加能打的，一仗战败从此被掩埋在了历史的黄尘之中。
刚才的那三位是陆军三路指挥，接下来再说说大明海军。
鉴于朝鲜海军已经处在了名存实亡的状态，所以明朝政府决定加派海军部队开赴朝鲜。海军为首将领有两个，一个叫陈璘，另一个叫做邓子龙。
陈璘，广东人，性贪爱财，凡经手军饷经费一定要扒去一层，不然晚上睡不着觉。
就是这么一个人，偏偏军事天分相当高，从陆地到海上，从山贼到倭寇，就没有他打不过的，但是因为品行很差，还不会说官话（陈璘说的是一口当时很少有人能听明白的广东方言），所以升官升得很慢，因为无法沟通，这次实在是因为朝鲜情况紧急，不得已才任命他为明朝海军总司令。
至于邓子龙，则完全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大爷，他是江西人，出国参战的时候已经六十八岁了。他从一名普通的小校做起，多年来，奔波于广东、云南、缅甸、福建，东征西讨，战斗经验丰富，而且人品很好，待人宽厚，不搞歪门邪道，什么贪污军饷、克扣钱粮之类的事，在邓子龙这里是听都没有听说过。
总的来说，这两人给人的印象是截然相反的，陈璘就好比弄堂里面整天不务正业偷鸡摸狗的中年二流子，而邓子龙就是那个见谁有难都会帮一把的邻家大爷。
这是一个是人看了都会顿感不可思议的组合，却也是一个相当无敌的组合。
庆长二年（公元1597年），上述的几位将领率七万余人再次开赴朝鲜。
出发之前，麻贵特地交代陈璘，告诉他大明的海军并没有固定的目标，只要率领舰队游荡在大洋之上，看到日本船只直接击沉就可以了。
于是，陈璘从海军指挥摇身一变成为了朝鲜海域的海贼王，但凡过往船只就没有他不抢的，有时候甚至连朝鲜的商船队伍他也要上去揩一把油。
而此时的李舜臣，又开始奋斗了起来。他带着被元均基本败光了的朝鲜海军，在鸣梁大破藤堂高虎的舰队，并且和陈璘联手，共同打击日军的补给线，展开了海上的封锁。
与此同时，各地的朝鲜义军、正规军再度活跃起来，纷纷和明军联手，共同打击侵略者，而在规模上，朝鲜义军有了相当的长进，比起之前文禄之役几百数千的小打小闹来，在庆长之役后期，义军基本动辄就能达到万人，可谓是形势一片大好。
而日本人那边的日子，则比较难过了。
这批五年前意气风发渡海出国的二世祖军团，现在早已没了当年的豪气。继续进攻，那是没的可能，要想撤退，却又因没有命令而不敢擅专，更何况海上还有明、朝联军的封锁。
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固守，或者说死守现有的领地，拖上一天是一天。
于是，日本人开始在朝鲜大肆修山寨，造城池，加强防御以备不测，并且将自己的三路大军布成一个品字形阵线，以便互相呼应。
当然，麻贵并不打算坐视不管。
庆长二年（公元1597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还处在修建中的蔚山城，突然迎来了以麻贵、权慄（朝鲜元帅）为首的将近六万明、朝联军。
这些人是来攻城的。
蔚山城，建造于蔚山之上，而蔚山，是釜山的最后屏障，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交通便利且可直达大海，一旦被人攻下，则意味着日军的后勤保障乃至回国退路被全部切断。
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原本负责防守蔚山的两名主要日军将领——加藤清正和毛利秀元都不在现场，清正在离城不远的西生浦，秀元则去了釜山。
留在蔚山的，只有浅野长政为首的一万人。
二十二日，明军先头一千余人进行了突袭，日军措手不及，慌乱之中，毛利家家臣冷泉元满、阿曾沼元秀等人先后战死。
闻讯赶来的浅野长政立刻发兵追击，但是却中了对方的埋伏，一阵乱斗之后，日军损失五百余人，浅野率部退入城内龟缩不出。
同时，两国联军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蔚山城的三面包围。
好在这时候，总指挥加藤清正迅速从西生浦结束了出差工作赶到了城里，开始带领大家一起抵御来攻的两国联军。
二十四日，联军开始攻城，但是日军依托要塞和险要地形，利用铁炮将来攻之敌如数击退。
二十五日，明军休息，本来朝军也是休息的，但是朝鲜大将扬元对着元帅权慄大声疾呼道：“明国人虽然休息，但是我们朝鲜人绝不休息！”
被感动了的权慄当即下令，由朝鲜人单独攻城。
于是，朝鲜人爬山，日本人打枪，明朝人围观。
结果是，一阵铁炮，朝鲜军争先恐后地逃下了山，开始和明军一起休息了起来。
二十六日，风雨大作，联军本着大无畏的精神顶风作战，但依旧无果。
二十七日，这一天虽然战场上依旧没有结果，但是麻贵想出了一个绝好的主意，那就是火攻，并且当下就准备齐全了各种可燃物，准备在第二天放火烧山。
但第二天却是大雨倾盆，放火计划顿时成了泡影。无奈之下，麻贵终于顿悟出了一条新计谋：既然打不死你，干吗不困死你？
连续做了快一个星期的无用功，麻将军的脑子总算是开窍了。
之前我们就提过，蔚山城还处在修建中，换言之，这就是一座烂尾楼工程，防御效果已经打上了一个折扣，而且，此刻城内的物资也极其匮乏，粮食暂且不提，都十二月末的大冬天了，炭薪、棉衣却是异常缺乏，甚至连饮水都严重不足，所以城池被攻破，那本身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对此，明军主将麻贵主动派使者前去谈判，要求加藤清正主动投降，只要交出城池，可以既往不咎，并且让全城大小安全地回日本。
当两名使者来到城内见到清正后，清正对于投降一事表示要考虑考虑，接着他又提出，希望能够先交换俘虏。
对于清正的提议，麻贵明确回答不行，并且认为是多此一举——你只要投降了，明朝的俘虏你自然要放，日本的俘虏留在我这儿当然也没用啊。
但是加藤清正似乎特别执著于俘虏一事，他三番五次地要求先交换俘虏，然后再投降，还强调说这是原则问题，违反原则的事情他是不会做的。
就这么来来回回地拉锯了好几次，麻贵又明白过来了，他们是在拖时间。
可还是慢了半拍。
庆长三年（公元1598年）一月三日，从西生浦来的日本援军终于出现了。分别由锅岛直茂盛、黑田长政、加藤嘉明、毛利秀元、长宗我部元亲等共率一万三千人马分四路从水陆两道开来。
元月初四，联军开始撤退。
这真的是一个很莫名的行为。毕竟日本人里外加起来不过两万余，而明、朝联军的人数至少仍在五万之上，这种情况下跑什么？
但还真就有人下命令让撤了，这个人叫做杨镐。
杨镐，河南人，万历年进士。他当时的职务，说得官方一点，叫做右佥都御史，说得白话一点，其实就是明朝援军的现场副指挥。名义上是麻贵的下级，但实际上，因为杨镐是文职，依照明律文高武一等，所以，他就是名誉总指挥。
在不久之前，杨镐还在蒙古打了个败仗，这次被派到朝鲜是戴罪立功来了。
可惜因为能力有限，所以功还没立，又戴上了新罪。
杨镐撤退的原因是因为他害怕日本援军将自己退路截断，然后两面夹击把自己歼灭。
其实他并不知道援军到底有多少人，只是看到了又是马又是船的，心理上退缩了。
这一退缩，就把原本的胜仗变成了败仗。
本来麻贵心里也不踏实，一看杨镐下令撤退，也顺坡下驴地开始具体安排起撤退计划了。
计划比较简单，明军分四路先后撤退，动作越快越好。
但是刚刚起步没走了多少路，日军就追过来了。
带头的是毛利家家臣吉川广家，小早川隆景的哥哥，战国名家吉川元春的儿子。
杨镐见状，立刻改变了行动模式，将原本的撤退模式自行转换为逃跑模式。
这下算是坏事儿了。
领导一跑，属下自然责无旁贷，纷纷效仿，终于，将原本唾手可得的胜利转化为了集体逃亡。
而日军方面自然也毫不客气，从一开始的吉田广家，到之后的黑田长政、锅岛直茂，都纷纷加入了追杀行列，到最后连原本被打得缩在城里伸头喘气都不敢的加藤清正，也带兵出来过了一把乘胜追击的瘾。
最终，明军大败，幸亏游击将军茅国器等人拼死殿后，才不至于全军覆没，但也造成了丧师万余的严重后果，根据日本方面首实检的报告来看，被割下头颅的联军共有一万零三百八十六人。
所谓首实检，就是日本人在打完仗后统计砍下敌军的人头数，因为战国时代，武士根据军功得领地或赏钱，而那军功，就是指你在战场上砍了多少人。
一般来讲，这种统计比较严谨——毕竟这世上并不存在心甘情愿给部下涨工资的领导。
战后，杨镐被众言官结结实实地参上了一本，然后万历下令撤销其在朝职务并且立刻回国。
接着，麻贵开始收拢残部，并且要求朝廷增援。
万历表示同意，于是，在朝明军达到了十万余。
这里需要说一下的是明军的人数。
关于这场援朝战争，明朝方面到底出动了多少人，历来众说纷纭，之前的文禄之役倒还好，基本上意见比较统一，总人数以李如松为首的四五万人，但后来的庆长之役就不同了，从五六万到七八万，一直到十五、二十万的说法都有。
根据最为正统的《明史》记载，明军在庆长之役中所派遣的人数基本上为八万。
但是，最正统的不见得就是最精确的。
《明史》这部史书，相对来说确实是比较严谨正统，这个没错，但问题是先天不足。因为清朝在修编此书之前，恰逢爆发了一系列的文字狱事件，使得大量的关于明朝的文献记录资料被销毁，所以在一些数字细节上，往往会出现或多或少的误差，此外，清朝的史学界虽然习惯通过抬敌人来达到抬自己的目的，但更多的则充斥着对前朝的人为贬低。整部《明史》中，贬低明朝国力的文字比比皆是，有意压低明朝军力财力的痕迹也不少见，所以，对于这八万人的数字，多半是缩水的。
实际上，关于赴朝的人数，在当时的朝鲜以及明朝都有记录，比如朝鲜的《宣祖实录》《神宗实录》《肃宗实录》《光海君日记》等书以及明朝的皇明经世文编等。根据这些史料，我们可以得出明朝先后两次出兵朝鲜的总人数为十六万五千人左右，去除文禄之役的那四五万人，剩下的就是庆长之役的参战人数，基本在十二三万上下。
援军到手之后，麻贵再次作出了部署。
东路军，明军两万四千，将领麻贵，朝鲜军五千五百，将领金应瑞，目标仍旧是蔚山。
西路军，明军两万一千九百人，将领刘铤，朝鲜军五千九百二十八人，将领权慄，目标顺天。
此外，为了配合陆军顺利拿下要塞顺天，麻贵还安排了联军水师协同作战，由陈璘带一万九千四百人和李舜臣的七千三百二十八人一起，水陆两道一起夹击顺天。
最后是中路军，由董一元率领的四万五千人外带朝鲜军队四千两百六十人，目标是泗川。
单从陆地上来看，泗川的战略位置最重要，一旦被攻下，那么蔚山和顺天两处的日军将被隔开，彼此不能呼应，联军也能顺顺当当地将其各个击破。因此，明军的中路军不但人数最多，指挥官也是最强的。
九月，大明左中右三路大军正式出征。
相比之下，日军在人数上占了很大的劣势，东面的蔚山城和西生浦城由加藤清正、黑田长政等人防守，人数在三万左右；而在釜山的基地，则停留着石田三成直辖的五百艘输送船；水军基地巨济的防务，则毫无疑问由九鬼嘉隆为首的一干人等来承担，他们的总人数大约在八千；西面的顺天光阳，屯守着小西行长、细川忠兴、大村喜前等一万三千人左右；至于中路要点泗川，只有岛津义弘的七千人。
事到如今，大家都已明白，这是最后的决战了。
对于明朝来说，胜，则能将侵略者一举赶走；败，则还得接着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