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村江惨败之后，使得倭国上下明白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即便乌鸦变成了凤凰，对面的大唐却也是神龙一般的存在。
所以就甭多想了，接着跟人屁股后面学吧。
至于怎么个学法，我相信很多人会脱口而出：遣唐使。
遣唐使，广义上来讲就是唐朝时代日本派去大唐出访的使者，这些使者一般按照职责分成三种人，第一种是正儿八经的外交官，去搞外交促友好的。尤其是在白村江战败后，倭国方面四年内连派三批使者过去，为的就是示好，请求大唐不要出兵列岛。
四年三批，以当时的航海技术来讲，这个频率高得惊人。
第二种就是我们常说的留学生，说起来这三个字还是人家日本人发明的，他们派过来之后往往会留在长安学习中华文化和先进科技，然后或学成回家报效祖国，或留在大唐继续发展，或没有学成但仍回家吃香喝辣。
第三种是干什么的在此暂且不说，放到后面再讲，这里先来说一些关于遣唐使的基本情况。
首先来说航路。
当年遣唐使从倭国出发到长安，一般有三条航路可走，分别是北路、南路以及南岛路。
北路，从难波出发，一路坐船至九州岛北边的海面，再经对马海峡，沿着朝鲜半岛西海岸一路北上，最后在山东半岛的登州登陆，然后走着去长安。
应该讲这是一条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航线，邪马台卑弥呼那会儿就是这么走的，只不过白村江之战后，朝鲜半岛南部被新罗给占了，倭新两国正对立着，也就不太方便从人家门口过了，于是只能另辟捷径，这就有了南路。
南路的前半段和北路一样，难波坐船到九州北面，然后不往北了，而是一直向西，横渡大海之后在苏州或是宁波靠岸，再走陆路去长安。
当然，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漂洋过海是具有很大风险的，而且当时日本用的船是平底船，经不起风浪，很容易出事。一般来讲遣唐使能够全须全尾平平安安地从难波抵达苏州、宁波，或是登州的概率在百分之八十以下，除了一阵风浪过后集体沉到底之外，更多的时候则是会被狂风刮得偏离既定的航路，比方从九州北部被吹到了九州南部。
然后就有了南岛路。
和之前的北路、南路不同，南岛路并非固定航线，甚至尚无法确定其是否存在，只是从当年记载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知道，每当海面上刮起大风把遣唐船刮到九州南部时，开船的便会顺坡下驴地一直南下，沿鹿儿岛、冲绳群岛朝西北进发，最后在苏州或是宁波登陆。
对了，虽然一直念叨苏州、宁波、登州这三个地方，但实际上在那个还没罗盘的时代，遣唐使们的登陆地点基本是不可能百分百确定的，往往是靠哪算哪，上了岸之后再联系当地县府州郡，递上通关牒文，然后再在他们的安排下前往长安。总之这是一段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旅程。
说完了航路，再来简单说说遣唐使的日常。
在抵达长安之后，第一类遣唐人员，也就是正儿八经的外交官们，在安顿好一切后要做的第一件正经事是去皇宫报道，告诉皇帝，我们来了，然后奉上信物，比如国书什么的，这个行为专业名词叫做“礼见”，通常的地点在大明宫宣政殿，而皇帝一般也是不会出面的，都是交给大唐负责外交的官员来接待；走完这个程序大概数日之后，皇帝便会下诏，说是想亲眼见见这批从日本来的客人，于是大家赶紧沐浴更衣熏香一番之后进皇宫，拜见天子龙颜，这个叫做“对见”。
对见一般安排在内朝，也就是皇上处理政务和休息的地方，皇帝通常会问问遣唐使们日本国内的一些情况，比如收成好不好啊，人民幸福不幸福啊，同时也会做一些实质性的指示，像赏赐一点东西，或是让人给留学生们送点礼物等等。
通常来说遣唐使中的外交人员在历经礼见和对见两关之后，任务便算完成了，可以先回住的地方歇着去了。
遣唐使的住所叫做外宅，外宅所在的周边一块，是禁止唐朝居民进来的，同时也不让外交人员出去，这主要是为了双方的安全考虑。首先是为了大唐的安全，怎么说你也是一外国人，让你到处走来走去随便看，那岂不是连国家隐私都没了？其次则是为了遣唐使本身的安全着想，毕竟你初来乍到对长安又不特别熟汉语也没到炉火纯青的程度，这要让你到处乱跑万一走丢了怎么办？再被坏人抓去当外国奴卖黑砖窑里头算谁的？
不过虽然上述确实是当时规定的律法，但实际操作起来往往会有例外，毕竟那个年代的各种警备技术还落后得很，而且中国人本身的性格就是来者是客，既然是客当然不会真把你当贼防着，所以遣唐使们还是有不少机会可以零距离接触长安百姓，切身体验大唐社会的，比如可以去集市逛逛，买一些好玩的好看的珍奇异宝回国。
外交任务完成之后，就该回国了。这是一件让遣唐使们非常不情愿的事情，从历史记载上来看，除了安史之乱以及晚唐等动荡时期，大多数遣唐使都希望自己能够长期住在长安，如果一定要给一个期限的话，那最好是一万年。
不过这显然不可能，就算唐朝答应了，倭国也不会答应，于是万般无奈之下，大家只能收拾好行李，登上回国的船，临走之前，还要再见一次唐朝皇帝，请求准许放行，这叫“辞见”；而唐朝皇帝除了准行之外，往往还要好言告别几句，再给上国书一封，以增进两国友好，有时候还会指派一名唐朝的官员跟着一块儿去倭国回访，这叫“送使”。
而能够长期以遣唐使身份留在长安并且也不用住外宅的，只有一种人，那便是第二类遣唐使：留学生。
比起外交官，留学生要比较自由，但作为代价，他们的生活将非常艰苦。
在唐朝，留学生一般学习的场所是传说中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国子监里一般又分为六个学院，分别是四门学、太学、国子学、律学、书学和算学。
前三个学院是读正儿八经的圣贤书的，后面三个是培养律法、书法和数学这三门专业人才的。
在圣贤书学院里，一般学生要参加旬考、月考、季考、年度考以及最后的毕业考，毕业考若能通过，则可以选择考科举或是升级，即四门学生升级成太学生，太学生升级成国子学生，但每一学平均下来最多读三年，三个学院最多读九年，九年读完你要么选择考科举要么就去抱孩子，不可能一辈子赖在那里头的。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国子监的圣贤书学院一般招的都是官僚子弟，等级最低的四门学生也必须是七品以上家庭出身，而且在正式科举考中，主考官也会有意偏取国子监的学生，所以唐朝前期的进士多是圣贤书学院里头出来的。
作为对外国人的优待，无论是哪里来的留学生，只要进了国子监，都可以直接从第二级的太学开始念起。
当然，之前得通过鸿胪寺、礼部以及国子监本身这几个部门的考试，考试内容是汉学基础和口语对答，虽然在中原读书人眼里这都是小儿科，但对于外国人而言，那就很难了。
曾经新罗有过一批两百多人的留学生团体来报考太学，最后录取了十个都不到。
日本虽然还没有如此巨大的落榜率，但说实话也够呛。
不过，平心而论，其实还是落榜更好一些。
那些也不知道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地通过考试，入了太学的日本留学生们，在开学的第一天就发现自己身处的并不是什么最高学府，而是地狱。
大唐的太学生所习经典分为大中小三种，留学生亦是如此。大经《礼记》和《左传》；中经《诗经》《周礼》和《仪礼》；小经《易经》《尚书》《公羊传》以及《谷梁传》。
还有必修的科目两部：《孝经》和《论语》。
除了必修之外，大中小三经可以选修，或二经（一大一小或两中），或三经（大中小各一），或五经（《诗经》《周易》《尚书》及全部的大经）。
你不要以为就这几部书挺简单的，当时国子监里的唐朝学生也是读的这些，科举考的还是这些，要知道那些个从日本、新罗、越南、爪哇来的留学生，在汉语基础几乎为零的条件下，却要和五岁启蒙七岁读圣贤的官宦子弟同堂学同一种教材，其难度可想而知。
而且每部经典都有修学期限，超过时间没念完的，就请你回国。
听起来是不是很残酷？
所以很多日本孩子们只能咬紧牙关，头悬梁锥刺股地三九三伏闻鸡起舞，支撑他们的，其实并非是学成之后出人头地之类的想法，而是一种一定要用在大唐所学到的知识把日本打造得不输给大唐的信念。
虽然，他们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会偷偷地朝着日本列岛的方向望两眼，然后暗自羡慕一下那些已经先行回国的同期生们。
这是因为那些在最开始考试就落榜的以及受不了念书之苦中途而废的同学们，在回到了倭国之后仍然可以以大唐海归精英自居，照样凭镀着一身金币坐享荣华富贵，混他个风生水起。
究其原因，可以用江户时代儒学家广濑淡窗的一句诗来回答：礼乐传来启我民，当年最重入唐人。
最后，再来讲一讲遣唐使的人员配置。
遣唐使基本实行的是四船一团制度，就是四艘船组成一个船队，组成一个使节团。通常每条船上装一百人，最大的叫大使，比大使低一个档次的叫副使，这两个职务掌管全团事宜，而且天皇或是大王在临行前会赐予大使宝刀一把，叫做“节刀”，也就是尚方宝剑，谁敢在船上撒野直接剁了丢下海去喂鱼。
此外，如果天皇或大王本身有非常要紧的事情想跟唐朝皇帝沟通，又觉得大使看起来不靠谱的时候，往往会在使节团里再安插一名钦差，叫“押使”，就是天皇代言人，属于老太爷级别的，地位比大使还高，系全团最大。
押使、大使和副使，都是外交人员，而且一般也都能在长安见到皇帝，同时根据古代的一贯传统，皇上也会给他们封官，往往押使和大使能得个三品，副使则略低一些。
话再说回船上，副使之下，还有判官、录事、知乘船事（船长）、译语生、主神、阴阳师、医师等等，当然还有留学生。
除留学生外，其余的都是甘草角色，默默地各尽其能，只为确保全团人员平安到达长安。
遣唐船上的苦力们大多是农民出身，作为回报，除了发放相应的报酬之外，还一律免去他们全家的三年课税。
遣唐使那些事说到这里就算告一段落了，我们接着来看倭国国内。
天智称制七年（公元668年），七年守孝期满，天智天皇正式登上王位，成为了倭国的大王。
即位之前，他就下令迁都近江（滋贺县）的大津，然后发布了日本史上第一部古代法典《近江令》，从此，倭国正式成为了一个律令制国家，用现在话来讲就是变成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
不过非常可惜的是，《近江令》已经失传了，所以没有人知道里面具体写了些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一部参考了中国隋唐两朝律法之后所炮制出来的法令。
但不管怎么样，这都是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
天智八年（公元669年）十一月，中臣镰足病倒了。
当月十三日，天智天皇亲自探访了已经没有可能再从病床上爬起来的镰足，在明知道他还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情况下，仍是鼓励他坚强起来战胜病魔。
中臣镰足摇了摇头，笑着说道：“我这一辈子唯一不行的，就是军略。”
这是一句相当不着四六的遗言，到底有何深意千百年来众说纷纭。
次日，中臣镰足与世长辞，享年五十五岁。
临死前一天，天智天皇赐姓藤原。
不错，这位中臣镰足就是后来称霸日本朝廷一千多年的藤原家族的祖先。
藤原镰足走后没几年，天智天皇也不行了，天智十年十二月三日（公元672年1月7日）驾崩，享年四十六岁。
正所谓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天智天皇的王位是怎么来的大家伙都知道，就在他尸骨未寒的时候，报应就来了。
天智驾崩后，大友王子登位，史称弘文天皇。
结果大友王子坐上宝座才几个星期，屁股都没焐热，他叔叔大海人就发难了。
就在天智天皇走的当月，大海人王子就联合各地豪族官员高举反旗，并亲率兵马杀向近江，大友王子虽然也曾写信给九州以及关东的豪族们，但大家要么是找各种借口不肯来，要么是想来却被大海人的同盟军们挡着过不去，总之是孤立无援。
所以大友王子理所当然地屡战屡败，当年七月二十三日，实在是败无可败退无可退了，只好举刀自裁，年仅二十四岁。
因为这一年是壬申年，故而史称“壬申之乱”。
之后，大海人王子登基大位，称天武天皇，然后迁都飞鸟，近江朝廷就这么被灭了。
大海人王子造反的理由除了私欲膨胀想当皇上之类冠冕堂皇的说法之外，最主要的是因为白村江之战的惨败。
前面说了，白村江战后天智天皇又拉壮丁又修城墙，以防大唐入侵，这些行为都是要花钱的，而且得花大量的钱，这钱中央当然不会拿出来，都摊派给了地方，于是地方的长官以及豪族们当然心怀不爽，所以当大海人王子揭竿而起的时候，大家伙一呼百应地墙倒众人推，就是这个道理。
大海人王子，也就是天武天皇即位后，自比汉高祖刘邦，一腔的雄心壮志。
他上台后干的第一件事是废大臣。不是具体废哪个臣子，而是把原先辅佐大王的高官全部罢免，自己一个人独揽了政务，兵务和法务三权，实在是忙不过来得找人帮衬了，也都找的是皇族。
当时倭国的冠阶已经升到了二十六阶，天武天皇规定，最上面的五阶，只许由皇族担任。
请你务必记住这个时代，因为这是日本古代天皇专制政治的顶点，最主要的是它还是昙花一现的顶点，以后就再也看不到了。
外交方面，此时的倭国已经熬过了白村江惨败后最难过的日子，而且又恰逢唐朝和新罗为了朝鲜半岛的统治权而翻了脸，翻脸的同时双方又一起想到了要来拉拢一下倭国。就这样，飞鸟在同一个春天里迎来了两批使者，各自都带着满满的友爱。
天武天皇以非常低的姿态亲自接见了新罗使者，并且还派了使者回访，以增进两国往来。
对于唐朝使者，他当然也很客气，只不过客气完后，就没了下文。
天武天皇并未派出回访的遣唐使，不仅当时没派，在他整个执政生涯里，都没有向长安派出过一批遣唐使。
这是试探。
虽然天武天皇意欲和新罗交好，但该捞好处的时候也不能手软。
天武一朝曾经大肆从朝鲜半岛挖墙脚，也就是拉人过来移民，并且给予相当优厚的待遇，天武元年（公元672年），天武天皇就承诺，但凡从半岛来的移民，免除课税十年。
这个政令确实被很好地贯彻执行了，而且在十年期到后，天武天皇又表示，从朝鲜半岛来的移民中，小孩子的课税一律不收。
天武十年（公元681年），天武天皇召集全国专家，说是要开始修撰律令。
律，即刑法；令，是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的合体。律令，说白了就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修根本大法是要花很长时间的，天武十五年（公元686年），天武天皇病重去世的那会儿，都还没修出来。
天武天皇临死前，把江山社稷托付给了他老婆鸬野赞良皇女，就是后来的持统天皇。
当年10月1日，天武驾崩，持统称制，改年号朱鸟。
这是日本历史上所有女帝里头最为持家的一个。
其实她一开始完全没有要登大位的意思，所以尽管改了年号理了政务，却一直不曾真正地登基，而是采取了称制法，这是因为在女王的心中，王位只属于一个人，那便是她和天武天皇的儿子——草壁王子。
只不过当时的草壁王子并不适合当大王，主要是因为犯了众怒。
这人从小体弱多病，而且文才武略也不咋样，其实这都没什么，古今中外历史上比他更傻的人当国君的例子随便能举出一大把，只是关键在于，他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叫大津王子。
说起这个大津王子，那真是人见人爱，用史书上的话来讲，就是“状貌魁梧，器宇轩昂，自幼专攻文武两道，博览群书，力大擅剑，性格放荡不羁，不拘法度礼贤下士，敬慕者无数”。
跟大津一比，草壁真的就是一根草。
故而当时朝中的主流意见是，希望持统天皇立大津王子做太子，也就是下一任大王。
持统天皇当然不干，因为大津不是她亲生的。
只不过那会儿形势逼人，王室宗族们绝大多数都认为如果让大津王子担任将更有利于倭国的前途发展。
鉴于这种情况，无论是持统天皇，还是草壁王子都认为应该来一手绝的。
当年10月2日，大津王子的好朋友，天智天皇的次子川岛王子向持统天皇告发说大津王子密谋造反，此言一出，女王便以最快的速度派人将大津王子逮捕，第二天就命他自尽，其间没有经过任何审问和盘查。
本来是想搞定了大津王子便直接传位给草壁王子，可事情显然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简单。
对于这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的诬陷，王公们表现出了离奇的愤怒，更有甚者还找到了天武天皇的另一个儿子舍人亲王，说愿意立他为大王，取代他的哥哥。
这真的是被惹毛得失去理智了，要知道舍人亲王那年才十岁出头，不过孩子倒也机灵，谁来找他商量此事都找借口离开，不是要尿尿就是要吃零食，时间一长也只能作罢。
在这种形势下，持统天皇明白这大王的位子已然成了一个雷包，如果在此时把王位让给儿子，那就等于是让他成了众矢之的，前思后想之下，她决定继续称制，以大王的名义统领倭国天下。
说实话敢这么干的只有亲妈。
所以有时候看看天智天皇、齐明天皇跟草壁王子、持统天皇这两对母子，真的是感触良多。
两个儿子都是干了遭人恨的事情，需要找个给自己挡刀枪的盾牌，而最后站出来的，都是自己的亲妈。
貌似在人类漫漫历史长河中，每当大难临头，往往只有母亲会义无反顾地站在儿子的身前做他的挡箭牌，而当儿子的，一旦出了事第一个想到的总是往妈身后躲。
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
到了最后关头，还依然愿意不吝肮脏不计后果守护你的，只有你的母亲。
可惜的是人算不如天算，持统称制三年（公元689年），多病的草壁王子还是没能斗过病魔，与世长辞了，年仅二十七岁。
持统天皇当然心如刀割，但她却并没有心灰意冷。同年，女王正式登基成为倭王，结束了称制时期，随后，立轻王子为太子。
此轻王子不是彼轻王子，而是草壁王子的儿子。
因为这时候他才不过六岁，所以国家大事自然还是女王一把抓。
持统十年（公元697年），女王将王位传于十四岁的轻王子，也就是后来的文武天皇，而自己则成为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太上天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