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4年8月迄今，大家从未停止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所用掉的墨水、所消耗的纸张、所牺牲的树木以及忙碌的打字机，比回答历史上任何其他问题都多，甚至比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讨论更多。随着时间流转，随着国内和国际政治转型，这样的讨论也一次又一次重新掀起。在欧洲刚陷入这场大灾祸之初，好战者便开始自问，为什么国际外交未能阻止战祸发生，并且相互指控，认为对方应为战争负责。反战者也立刻展开他们自己的分析。公布了帝俄秘密文件的1917年俄国革命，指控帝国主义应为战争负责。战胜的协约国以“德国应负起全部战争责任”作为1919年凡尔赛和会的基调，并且推出汗牛充栋的文件和历史著作来讨论这一主题，然而却是相反的看法居多。第二次世界大战自然使这种讨论再度复活。而若干年后，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左派历史学急切地想要以强调他们自己对于德国责任的看法，以求与保守和纳粹德国的爱国主义正统学说分道扬镳时，这种讨论又死灰复燃。关于危害世界和平的各种争议，自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以来便从未停止过，而且无可避免地想在过去各次世界大战的渊源与当前国际的展望之间，寻找可能的相似之处。虽然宣传家喜欢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慕尼黑）的情形做比较，历史学家却越来越为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最初10年的相似之处感到不安。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渊源再一次成为亟待解决且切中时宜的问题。于是，任何想要解释（历史学家在这个时期也非解释不可）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何爆发的历史学家，都陷身于深广澎湃的海域。
不过，我们至少可以删去历史学家不必回答的问题，而让其工作简化一点儿。其中最主要的是“战罪”问题。这是属于道德和政治判断的范围，与历史学家关系不大。如果我们的兴趣在于为什么欧洲长达一世纪的和平会变成世界大战的时代，那么“是谁之过”这个问题便无关紧要。就好像对于研究为什么斯堪的纳维亚战士会在10和11世纪征服欧洲无数地区的历史学家来说，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在法律上站不站得住脚，也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一样。
当然，我们往往能将战争的责任归咎于某些方面。很少有人会否认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姿态基本上是侵略和扩张主义的，而其敌方的姿态基本上是防御性的。也没有人会否认，本书所述时期的帝国扩张战争，如1898年的美西战争和1899—1902年的南非战争，是由美国和英国挑起的，而非由其受害者引发。无论如何，每个人都知道，19世纪的各国政府不管如何注意其公共关系，都将战争视为国际政治正常的偶发事件，而且都相当诚实地承认他们很可能会率先采取军事行动。作战部尚未被普遍委婉地称为国防部。
然而，可以绝对确定的是，1914年以前，没有任何一个强国的政府想打一场全面的欧洲战争。而且和19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不一样，它们甚至不想与另一个欧洲强国爆发有限的军事冲突。足以说明这个情形的事实是：在与列强的政治野心直接抵触的地方，即在殖民地的征服与瓜分之中，它们的无数冲突往往以某种和平安排来化解，甚至最严重的摩洛哥危机（1906年及1911年）也都解除了。到了1914年前夕，殖民地冲突似乎已不再为互相竞争的列强带来不可解决的问题。这个事实甚至被误用来证明：帝国主义的敌对竞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关。
当然，列强绝不是爱好和平的，更谈不上反战。即使是在它们的外交部竭力想避免一场公认的灾难时，它们还是不曾放弃打一场欧洲战争的准备，只是有些人看不出来罢了。［雷德尔海军上将（Admiral Raeder）甚至宣称：1914年时，德国的海军参谋部并没有对英国作战的计划。[13] ］20世纪的最初10年，确实没有一个政府想要追求唯有诉诸战争或不断的战争威胁才能达成的目的——如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所追求的。当法国的盟国俄国先因战争、继以失败和革命而无法动弹之际，德国的参谋长曾提出乘机进攻法国的主张，但未获批准。德国只是在1904—1905年，利用法国暂时孤立无援的黄金机会，对摩洛哥提出帝国主义的要求。这是一个可以处理的问题，没有人想为此挑起一场大战，实际上也不曾。没有任何一个列强政府想打一场大战，不论它多么有野心、多么轻举妄动和不负责任。当老皇帝约瑟夫在1914年向他注定毁灭的臣民宣布战争爆发的消息时，他曾说道：“我并不希望这件事发生。”尽管战火是其政府挑起的，但他这句话却是发自肺腑。
我们最多可以说，在缓缓滑向战争深渊的某一点上，战争似乎已变得不可避免，以致有些政府决定选择一个最佳或至少不是最不利的时刻率先发动战争。有人认为德国自1912年起便在找寻这一刻，事实上也不可能比这更早。1914年的最后危机，是由一件不相干的暗杀所促成——一位奥地利大公在巴尔干半岛深处的一个偏远城市萨拉热窝被一名学生恐怖分子暗杀。在这个危机中，奥地利当然知道它对塞尔维亚的恐吓，是冒了世界大战的风险；决定支持其盟邦的德国，则使大战的发生几无转圜余地。奥地利的陆军部长在7月7日指出：“天平的倾斜对我们不利。”难道不该在它倾斜得更厉害之前动手吗？德国人也是这么想。只有在这个严格的意义上，“战争责任”的问题才略具意义。但是，正如这件事所显示的，1914年夏天的危机和之前的无数次都不一样，所有的强权都将和平一笔勾销，甚至英国也不例外——德国人原本期望英国人会保持中立，以便增加它同时打败法国和俄国的机会。［德国的战略，即1905年的“施里芬计划”（Schlieffen Plan）预计先对法国发动猛烈一击，再转而对付俄国。前者意味着将入侵比利时，而这样一来遂给了英国参战的借口。］除非它们都相信和平已遭到了致命伤，否则即使到了1914年，仍然不会有任何列强愿意向和平挥出致命一拳。
因此，挖掘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源的问题，并不等于找出“侵略者”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根源于一种越来越恶化，而且逐渐超出各国政府控制能力的国际形势。慢慢地，欧洲分成两个对立的列强集团。这种和平时期的对立集团，是首次出现的新产物。其形成基本上是由于欧洲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这个帝国是在1864—1871年间以外交和战争牺牲了别国的利益而建立（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四章）。它想要以和平的联盟自保，对抗主要的输家法国，而联盟又适时造成反联盟。联盟本身虽然意味了战争的可能性，却不必然导致战争，甚或更容易发生。事实上，德国首相俾斯麦虽然在1871年后的几乎20年间，是多边外交棋赛众所公认的世界冠军，他却是专心致力于维持列强间的和平，并且十分成功。强权集团只有在联盟的对立变成永久性时，尤其是在它们之间的争执变得无法处理时，才会危及和平。这种情形将在下一个世纪发生。但关键是，为什么发生？
在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国际紧张状态（20世纪80年代，人们还在思考如何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之间，有一个重大差异。自1945年起，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敌对国家是美国与苏联一事，人们从不怀疑。但是对19世纪80年代的人们而言，1914年的阵容尚无法预测。当然，某些可能的同盟国家和敌对国家很容易看出来。单凭德国在1871年兼并了法国大片地方（阿尔萨斯——洛林）一事，便可知道德国和法国将互相为敌。德国和奥匈帝国联盟的持久性也不难预测。俾斯麦在1866年后缔结这一联盟，因为新德意志帝国内部的政治均衡，必须仰仗多民族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存在。俾斯麦看得非常清楚，一旦哈布斯堡王朝崩解为各个民族碎块，不但会导致中欧和东欧国家制度的瓦解，也将毁灭由普鲁士主宰的“小日耳曼”的基础（参见《资本的年代》第一章第2节）。1871—1914年间最持久的外交组织，便是成立于1882年的“三国同盟”（Triple Alliance）。事实上它是德奥同盟，因为作为第三国的意大利不久便告脱离，最后还在1915年加入了反德阵营。
再者，因其多民族问题而卷进巴尔干诸国动乱，而在1878年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Bosnia-Hercegovina）后又牵涉更深的奥地利，显然在那个地区与俄国敌对。［南方的斯拉夫民族，部分是在奥匈帝国奥地利那一半的统治之下（斯洛文尼亚人，住在达尔马提亚的克罗地亚人），部分是在奥匈帝国匈牙利那一半辖下（克罗地亚人、部分塞尔维亚人），部分是属于帝国共同管辖权之下（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其余是小型独立王国（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小公国门的内哥罗），或在土耳其统治下（马其顿）。］虽然俾斯麦尽可能与俄国维持亲密关系，但是可以预见，德国迟早会被迫在维也纳和圣彼得堡之间做一选择，而且它只能选择维也纳。再者，一旦德国放弃俄国，如19世纪80年代晚期的情形，俄国便会顺理成章地靠向法国，而1891年也果真发生了。甚至在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就已预料到这样的联盟，而它当然是冲着德国来的。因此，到了19世纪90年代早期，两个强权集团已在欧洲形成了对峙局面。
不过，这种对峙虽然使国际关系更显紧张，却还不至于使全面欧战势所必然。因为法国和德国争议的问题（即阿尔萨斯——洛林）与奥地利没有什么利害关系，而可能导致奥地利和俄国冲突的问题（也就是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力有多大），对德国来说并不重要。俾斯麦曾说：巴尔干半岛不值得牺牲一名波美拉尼亚榴弹兵。法国和奥匈之间没有真正的争执，俄国和德国之间也没有。更有甚者，使德国和法国不和的问题虽然永远存在，大多数法国人却根本不认为那值得一战，而导致奥匈帝国和俄国不和的问题虽然（如1914年所示）比较严重，却只是间歇发生。结盟系统之所以转化成定时炸弹，主要是由于下列三项发展：不断改变的国际形势因列强之间的新冲突和新野心而愈发不稳；联合作战的想法使集团对峙更显强固，以及第五个强国英国的介入。（没有人担心意大利的背叛变节。说意大利是一个“强权”，只不过是国家间的客套话。）英国在1903—1907年，出乎众人，甚至自己的意料，加入了反德阵营。若想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最好追溯英国和德国之间的这种敌对。
对于英国的敌人和盟邦来说，“三国协约”（Triple Entente）都是令人惊讶的。在过去，英国既没有与普鲁士摩擦的传统，也没有任何永久性冲突的理由，与现在称为德意志帝国的普鲁士也一样。另一方面，自1688年起，在任何欧战之中，英国几乎都是与法国为敌。此时的情形虽然由于法国已不再能主宰欧洲大陆而有所不同，但两国间的摩擦仍然不断增加，主要是因为英法两个帝国主义强国，经常得竞相争取同样的地盘和势力范围。例如，它们因埃及而不睦。英法都垂涎埃及，但是英国占领了埃及，外加法国出资修建的苏伊士运河。在1898年的法绍达（Fashoda）危机中，敌对的英法殖民军队在苏丹的偏远地区对垒，战争似乎会一触即发。在瓜分非洲时，一方的获利往往是建筑在另一方的牺牲之上。至于俄国，在所谓“东方问题”的巴尔干和地中海地带，以及在介于印度和俄属中、西亚之间有欠明确且争执激烈的地区（阿富汗、伊朗以及通往波斯湾的区域），大英帝国与专制俄国向来是死敌。俄国人进入君士坦丁堡和向印度扩张的可能性，对于英国的历届外相而言，都是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这两个国家甚至在英国介入的唯一一场19世纪欧战中交锋（克里米亚战争），迟至19世纪70年代，一场英俄战争的可能性仍然不低。
就英国外交政策的一贯模式来说，与德国作战的可能性太遥远，根本不必考虑。英国外交政策的主旨是维持均势，而与任何欧洲大陆强国缔结永久性联盟的做法，似乎都与这项主旨不符。与法国联盟基本上不大可能，而与俄国联盟更是不可思议。可是，再难以置信的事终究也成为事实：英国同法国、俄国缔结永久联盟以对付德国。英国化解了与俄国之间的所有争论，甚至真的同意让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这一提议随1917年的俄国革命而消失。然而，这项惊人的转型是如何又为何发生的呢？
它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传统的国际外交游戏，其参与者和规则都已改变。首先，它进行的地理范围比以前大得多。以前的敌对和竞争（除了英国以外）大致限于欧洲和邻近地区，现在已是全球化和帝国式的——美洲大部分地方不包括在内，华盛顿的门罗主义使美洲注定成为美利坚帝国扩张的场所。必须排解以免它们恶化为战争的国际纠纷，在19世纪80年代可能因西非和刚果而起，19世纪90年代晚期可能因中国而起，1906年和1911年因西北非和解体中的奥斯曼帝国而起，它们的机会比因任何非巴尔干欧洲而起的可能性更大。再者，现在又加入了新的游戏者。仍然避免欧洲牵累的美国，如今在太平洋上已是一个积极的扩张主义者；日本则是另一位玩家。事实上，1902年的英日同盟正是走向三国协约的第一步，因为这个新强国的存在（它不久就说明它事实上可在战争中打败俄国），减轻了俄国对英国的威胁，从而加强了英国的地位，连带促使俄英争执的化解成为可能。
国际权力游戏的全球化，自动改变了英国的处境。此前，它是唯一真正具有世界性政治目标的强国。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19世纪的大半时间里，欧洲在英国外交算盘上的功能便是不要出声，以便英国可以在全球进行经济活动。这便是欧洲均势和“不列颠和平”（Pax Britannica）的结合精义。“不列颠和平”是由唯一一支足以横扫全球、控制世界各大洋各航线的海军所担保的。19世纪中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所有海军加起来还比不上英国一国。不过到了19世纪末，情况已经不同了。
其次，随着全球性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这种国际游戏所下的赌注也与以前大不相同。这并不表示，用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的名言来说，此后战争只是以其他方式所做的经济竞争。这个看法是当时历史决定论者感兴趣的，因为他们看到许多由机关枪和炮舰所造成的经济扩张实例。不过，这是过分简化的说法。即使说资本主义发展和帝国主义必须对失控的世界性冲突负责，我们也不能据此断言资本家本身是有意识的好战者。对于商业出版物、商人的私人通信和业务通信，以及银行业、商业和工业代言人所发表的公开宣言的研究显示：大多数商人都认为国际和平对他们有利。事实上，只有当战争不会干扰到日常生活时，它才是可以接受的。而年轻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当时尚不是经济学的激进改革者）之所以反对战争，不仅是因为它将造成许多朋友丧生，也因为如此一来，人们便无法依循根据日常生活惯例而制定的经济政策。自然，当时也有一些好斗的经济扩张主义者，但是，自由派新闻记者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却几乎确切表达了商业人士的一般意见：认为战争有利于资本，是一种“大错觉”。1912年，他曾以此为名写了一本书。
由于国际和平是资本家——甚至可能是除了军火制造商以外的实业家——繁荣扩张的必要条件，而自由主义的国际商务和金融交易也有赖于此，商人怎么可能希望打扰国际和平？显然，从国际竞争中获益的人没有抱怨的理由。正如今日渗透世界市场的自由贸易对日本没有什么不好一样，德国工业在1914年前对它也很满意。那些遭受损失的人自然会要求他们的政府施行经济保护政策，不过这绝不等于呼吁战争。再说，英国这个最大的潜在的输家甚至抗拒这些要求。虽然英国自19世纪90年代起的确有点儿畏惧叫阵式的德国竞争，以及德国和美国资金的流入英国国内市场，但英国商人仍然压倒性地支持和平。至于英美关系，我们还可进一步讨论。假设单是经济竞争便可促成战争，那么英美的竞争与敌对理应构成军事冲突的准备条件——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如此认为。然而，正是在20世纪最初10年，英国总参谋部已不再为英美战争预做任何防范性措施。自此以后，英美冲突的可能性已完全被排除。
可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可避免地将世界朝国际竞争、帝国主义扩张、冲突和战争的方向推进。1870年以后，如历史学家所指出：
由垄断到竞争的改变，或许是决定欧洲工商企业的最重要因素。经济增长也就是经济斗争，这种斗争将强者和弱者分开，打消某些人的志气而使另一些人坚强，牺牲古老的国家而鼓励新兴、饥饿的国家。原本深信未来将不断进步的乐观心理，已被不确定的剧痛感——最猛烈的剧痛之感——所取代。凡此种种都强化了竞争，也为日益尖锐的竞争所加强，这两种形式的竞争已经合一。[14]
显然，经济的宇宙已不像19世纪中叶那样，是一个环绕着英国这颗恒星运行的太阳系。如果全球金融和商业的交易仍旧（而且事实上越来越）通过伦敦进行，英国却显然不再是“世界工厂”，也不再是其主要的进口市场。相反，它的相对式微已经很明显。好几个相互竞争的国家工业经济彼此对峙。在这种情形下，经济竞争与各国政治乃至军事行动，已经紧密交织，无法分割。大萧条时期保护主义的复兴，是这一合并的第一个后果。从资本的观点看来，政治支持对于抵挡外国侵略可能是必要的，而在国家工业经济互相竞争的地方，或许也不可或缺。从国家的观点来说，自此以后，经济既是国际势力的基础，也是其准绳。在这个阶段，一个“政治强权”若不同时身兼“经济强国”，是不可思议的。这种转变可以由美国的兴起和帝俄的相对削弱得到说明。
相反，经济势力的转移以及随之改变的政治和军事均衡，难道不会引起国际舞台上的角色重新分配吗？显然，一般德国人是这么认为的。德国令人惊愕的工业增长，赋予它强大的国际分量，这是当年普鲁士所比不上的。在19世纪90年代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之间，旧日针对法国的爱国歌曲《莱茵河上的警戒》，迅速为《德国至上》的全球性野心所驾凌。《德国至上》事实上已成为德国的国歌，不过尚未正式化。
经济和政治——军事势力的认同之所以如此危险，不仅是因为敌对国家在世界各地竞逐市场和原料，也因为列强对近东和中东这类经济战略要地的控制权，往往是重叠的。石油外交早在1914年前便已是中东政局的一大关键要素，胜利属于英国、法国、西方（尚不包括美国）石油公司和一位亚美尼亚代理商卡洛斯特·古本江（Calouste Gulbenkian），他可赚取5%的佣金。相反，德国对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和战略渗透，不但使英国人发愁，也促成土耳其在战争中加入德国一方。但是，当时局势的新奇之处在于：借助经济和政治的结合，即使是将那些有争议的地区和平划分为若干“势力范围”，也无法平息国际上的敌对竞争。1871—1889年间，俾斯麦曾以无与伦比的技巧处理这种敌对竞争。如俾氏所深知的，控制它的关键在于刻意限制目标。只要各国政府能够精确说明其外交目的——例如边界移动、王朝婚姻、从他国获得的“补偿”——便可能通过评估和安排来解决。当然，如俾斯麦本人在1862—1871年间证明的，两者都不排除可控制的军事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