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在我们所处的世纪里，人的价值是以其自身素质而定。每天总有某个精力不够充沛、对事业不十分尽心的脓包从其高高在上的社会层级上摔下来。他以为他可永远占有这个阶梯，殊不知他麾下某位头脑敏捷、胆识过人的家伙，已突然取其位而代之。
——莫特—博叙夫人（Mme Mott-Bossut）给儿子的家信，1856年[1]
他注视着围着他的孩子们，孩子们绽开笑靥；
他笑容可掬，孩子们对他嬉闹叽喳。
他伟大崇高，孩子们对他顶礼膜拜。
他至爱至仁，孩子们对他报以笑语。
他言行一致，孩子们对他感佩莫名。
他令出如山，孩子们对他敬重有加。
他的至交皆人中俊杰；
他的府第一尘不染，洁净幽雅。
——图佩尔，1876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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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资产阶级社会。有时候最最肤浅的表面现象却反映了最深刻的内涵。让我们先分析一下这个社会。在本书所述的这个时期内，资产阶级社会达到巅峰。从资产阶级社会成员的衣着以及他们的家庭陈设便可知其一斑。德国有句成语：“人靠衣装。”在资产阶级巅峰时代，这句话更成了至理名言，人们对它体会之深超过任何时代。在这个时代，社会变化很大，为数颇多的人被实实在在地推上历史重要地位，扮演起新的（更高级的）社会角色，因而他们不得不恰当地穿戴打扮起来。1840年奥地利作家内斯特罗发表了非常有趣然而十分辛辣的闹剧《护符》（The Talisman ），剧中说的是一个红头发穷汉捡到一顶黑色假发，后来假发丢了，其命运也随着假发的得失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资产阶级巅峰时代与这部作品发表的时间相距不远。家是资产阶级最美满的世界，因为在家里，也只有在家里，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一切难题、矛盾方可置于脑后，似乎业已化为乌有，一切全都解决。在家里，也只有在家里，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方可悠然自得，沉浸在和谐、温馨、唯统治阶级才有的幸福和幻觉之中。家中摆满的家具陈设展示了这种幸福，也使他们享受到这种幸福。这种梦境似的生活在圣诞节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圣诞节是为展示这种富有舒适生活才系统发展起来的家庭宗教活动。圣诞晚餐（狄更斯为之讴歌）、圣诞树（是德国人首创的，但由于英国王室支持便迅速在英格兰普及开来）、圣诞歌（以德国《平安夜》最为著名）皆象征了室外的严寒与室内的温暖以及室内、室外两个世界在各个方面的巨大反差。
在19世纪中叶，资产阶级家庭室内陈设给人最直接的印象是东西甚多，放得满满当当，盖得严严实实，常用窗帘、沙发垫、衣服、墙纸等掩饰起来，不论是何物件，皆求精美，没有一张画不镶上框架，而且是回纹雕花、金光闪闪的框架，甚至外面还罩上丝绒；没有一把椅子不配上垫子，或加上罩子；没有一块纺织品不带穗子；没有一件木器不带雕花；没有一样东西不铺上布巾，或不在上面放个装饰品。毫无疑问，这是富有和地位的象征。德国比德迈尔风格（Biedermayer）的资产阶级室内装饰给人一种朴素的美，这与其说是由于这些地方上的资产阶级的天生爱好，不如说是因为他们还囊中羞涩。资产阶级仆人房间里的摆饰便极其简单，因为家饰表明了他们的身份。当家具主要是靠手工制成时，它们的装饰以及材料就成了它们身份的主要指数。钱可以买来舒适。舒适与否是肉眼看得见的，是感觉得出来的。家具还不仅仅是为了使用，不仅仅是主人地位和成就的象征。家具还有其内涵，表达了主人的个性，表达了资产阶级生活的现状和打算，同时也表示它们具有使人潜移默化的作用。所有这些都在资产阶级家里集中表现出来。因此，资产阶级家里要摆放这些家具、陈设。
资产阶级使用的家具、物品，就像放置这些家具、物品的房子一样，非常坚固结实（坚固结实是当时企业界使用的最高赞美词）。它们在制作时就要求结实，它们也果真经久耐用。与此同时，它们还得通过自身的美表达出对生活更高的追求和精神方面的渴望，要不就是它们存在的本身已代表了这些追求和抱负，例如书籍和乐器（令人惊讶的是，书籍和乐器的设计除表面的细小改进外，一如既往），否则它们就只是纯粹的消费品、日用品，如厨具、行李箱等。美就意味着装饰。资产阶级住宅里的家饰，建造时固然美观，但还不足以包涵精神的美、道德的美，就像硕大的火车、轮船一样。火车、轮船的外观基本保持原样，但内部变了，属于资产阶级的部分变了，例如新设计的普尔曼式（Pullman）卧铺车厢（1865年）以及轮船头等舱、贵宾舱等。这些都经过装饰和布置。因而，美就意味着装饰，物件的表面要涂抹或粘贴。
既要坚固，又要美观，要集物质与想象、肉体与精神于一体。这种双重性正是资产阶级世界的一大特征。然而，物件包含什么样的精神和想象，取决于物件本身，也只有通过物件本身来表达，或至少通过购买物件的钱来表达。所有代表精神方面的事物，恐怕无一能超过音乐。音乐进入资产阶级家庭最典型的形式是钢琴，一种体积庞大、十分精巧、极其昂贵的乐器。为照顾阶级层次稍低但热衷于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人的需要，遂有竖立式小钢琴的出现，其价格和品质虽有所降低，但仍然非常华贵。资产阶级家庭如果缺少一架钢琴，室内陈设就称不上完整，然而资产阶级家里的千金小姐，是不会无休止地在钢琴上弹奏的。
资产阶级以外的社会阶层都能清楚看出道德、精神与贫困之间的关系，然而资产阶级对这三者的关系却不能完全理解。大家都承认，一味追求高级精神方面的东西很可能无利可图，除了某些商品化的艺术品外。即使是这些艺术品，也得等到相当年限后方能卖出好价钱。邀请落魄书生和年轻画家来家里参加星期天晚宴，或聘雇他们充当家庭教师，已成了资产阶级家庭的组成部分之一，至少在文化极受重视的家庭当中是如此。但是我们无法从中归结出：物质成就与精神成就不能兼而有之，结论应是两者相辅相成，物质成就与精神成就互为必要的基础。小说家福斯特（E.M.Forster）这样形容资产阶级：“赢利滚滚而来，崇高思想的火花四下飞出。”对一个哲学家来说，他最合适的命运就是生为银行家之子，就像乔治·卢卡奇（George Lukacs）一样。德国知识界的一大光荣，便是他们的“私人学者”（Privatgelehrter，即不受人聘雇靠自己收入进行研究的学者）。穷困潦倒的犹太学者应娶当地最大富商的千金为妻，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一个尊重学问的社群，如果只对其学术杰出之士给予一些赞美之词，而不拿出一些实质的东西，是不可思议的。
如此这般的精神与物质关系，显然十分虚伪。冷眼旁观的观察家认为这种虚伪性不仅渗透在资产阶级各个方面，而且是资产阶级世界的根本特征。就肉眼所见，性问题比任何问题都更为明显。这不是说19世纪中叶的资产阶级（以及希望像资产阶级的人，男性）是十足的伪君子，满嘴仁义道德，实际上故意逼良为娼。不过在某些方面，正经宣传的道德标准是一回事，人性的本能要求又是另一回事，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大凡在这些方面，明知故犯的伪君子经常比比皆是，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在本书所述时期，情况经常如此。亨利·沃德·比彻尔（Henry Ward Beecher）是纽约一位伟大的传教士，宣扬一个人在宗教上和道德上应洁身自好，谨言慎行。此君显然应该避免卷进那么多而且传得沸沸扬扬的婚外恋，否则就该另选职业，选择一个不要求他成为如此严格的性克制宣传家的职业；虽然人们对他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遇到的厄运不能完全不表示同情。这场厄运把他和美丽的维多利亚·伍德哈尔牵扯在一起，伍德哈尔是一位女权运动者，性自由的倡导者，在她的信念中，隐私权是很难得到尊重的。［这位杰出女性，是一对颇具吸引力的姐妹中的一个。她曾使马克思恼火了好一阵子，因为她要把国际工人协会美国支部变成宣扬性自由和唯灵论的组织。这两姐妹与范德比尔特均有关系，并从中获益不少。范德比尔特照管她们的财产账目。最终她结了一门好亲事，卒于英格兰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卒时声名鹊起。］[3] 然而如同最近几位研究这位“另类维多利亚”的作者所言，认为这时期正式宣传的性道德纯系装饰品，乃是一种时代错置的谬误。
首先，这个时代的虚伪性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谎问题，除非是那些性欲强烈却难被公众允许的人，例如那些需仰仗洁身自好、选民厚爱的杰出政客和地方上备受敬重的同性恋商人，他们非说谎不可。在许多国家里（主要是罗马天主教国家），露骨的双重标准并不算虚伪，而是可以接受的，待字闺中的资产阶级小姐要守贞操，已婚的资产阶级夫人要守妇道，而资产阶级的青年男子可像蝴蝶逐香一样扑向所有女人（也许中等和上等阶级家的闺阁小姐除外），已婚者也可允许有些越轨行为。这种游戏规则是大家完全理解的，并且知道资产阶级有时处于某些尴尬境地，需要谨慎处理，否则其家庭稳定及其财产便会受到威胁。时至今日，每个意大利中产阶级仍旧懂得，情欲是一回事，“我孩子的母亲”则是另外一回事。在这种行为模式中，虚伪只在下述情况下发生，即资产阶级妇女完全置身于这场游戏之外，对男人与除她们之外的女人发生的勾当浑然不知。在新教国家里，男女双方都要信守性节制和洁身自好的道德标准，然而那些明知这条道德约束却又违反这条道德的人，不但没有伪君子的玩世自在，反倒是深深陷入痛苦之中。把处于这种窘境的人当作骗子看待是完全不恰当的。
而且，资产阶级道德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各方采纳。当为数众多的“受人尊重的”工人阶级接受占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时，当人数不断增加的下中阶级也遵守这个道德规范时，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可能更加行之有效。这种道德标准甚至抑制了资产阶级世界对“道德统计数字”的浓厚兴趣，诚如19世纪末期某本参考书不无悲哀地承认，所有企图以妓女人数增加反映道德失败程度的统计均被打消。这个时期对性病只进行过一次调查（性病显然跟某些过于频繁的婚外性生活有很大关系），但其中透露的信息极少，唯普鲁士例外。性病在柏林这个特大都市中比在其他地方高得多（正常情况下性病随城市和村庄规模大小而递减），这也不是无法理解的事，港口城市、驻军城市和高等学府集中的城市，即远离家乡的未婚年轻男子高度集中的地方，性病的发病率最高。（当时政府曾要求普鲁士医生提供1900年4月正在接受治疗的所有性病病人的数字。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个相对准确的统计数字与30年前的数字会有很大差别。）[4] 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美中产阶级、中下阶级以及“受人尊重的”工人阶级，其一般成员未能达到性道德标准。年轻的美国姑娘享有单独外出和由美国男青年陪同外出的自由（这是父母允许的），这把拿破仑三世时代巴黎城里那批少见多怪、游手好闲的男人吓呆了。这就是美国男女青年良好性道德的有力证明，就像记者披露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伦敦罪犯巢穴的资料一样令人信服，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5] 用后弗洛伊德学派的标准去衡量前弗洛伊德学派的世界，或认为当时的性行为模式确实跟我们今天的想法一样，显然都是不合理的。用现代的标准来看，那些遍布着修道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地方，简直就像是一本又一本的性变态病历。我们今天会怎样看待专爱拍摄裸体小女孩照片的卡罗尔（Lewis Carroll）之流呢？按维多利亚时代的标准，他们的罪名充其量莫过于沉溺拍摄裸体小女孩照片而已，说不上是性欲过盛。同样可以确定的是，许多大学教授喜欢接近男大学生也不是精神上的嗜好，而是柏拉图式的恋爱——这个词很能说明问题。将英语词汇里的“求爱”（to make love）一词变成直截了当的性交同义语，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事。资产阶级世界被性死死缠住难以解脱，但他们不一定就是乱交。小说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对问题看得入骨三分：资产阶级堕落犯罪一次，便会失去天恩，受到惩罚，就像《浮士德》（Dr.Faustus ）里的作曲家阿德里安·莱弗库恩（Adrian Leverkuehn）得了第三期梅毒一样。资产阶级有些人对此噤若寒蝉，说明当时普遍存在的天真和无知。（从北美奴隶主人对待他们女奴隶的态度中，可见新教国家普遍的道德水平之高，道德力量之大，不但与一般的猜想相反，也与地中海天主教国家的情况相反。在美国南方白人主人与黑人女奴的混血儿以及私生子的数量是相当少的。）[6]
正是这种天真和无知，使我们认清资产阶级着装上的巨大性感成分。资产阶级服装是诱惑与禁锢兼有的奇怪组合。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资产阶级穿得严严实实，除面部外，其他部位很少露在外面，甚至在热带也是如此。更有甚者（例如在美国），使人联想起人体的东西（例如桌腿）也要遮盖起来。与此同时，人们的所有第二性征，例如男子的胡须、毛发，女子的头发、乳房、臀部等都要使用假发髻或某些装饰物等进行过分的渲染，将这些部位夸张到无以复加的怪异程度。（19世纪50年代时兴有衬架支撑的女裙，衬架完全张开后可遮住下半身，突出杨柳细腰，隐隐约约显出臀部曲线，巨大下摆与纤细腰肢，形成强烈的对比。这是过渡阶段的服饰。）这种情况以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为最。1863年马奈（Manet）发表了他的名画《草地上的午餐》，引起惊人的轰动，其原因正是他刻画了男女着装上的鲜明对比：男子十分端庄，十分体面、正派，妇女则袒胸露背。资产阶级文明坚持认为妇女本质上是精神动物。这个理论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暗示：（一）男人不是精神动物；（二）男女体征上的明显性感部分不属于价值体系。成就与享受是不能同时兼有的，就如今天民间在进行体育比赛时仍奉行的做法那样，运动员在比赛或恶斗开始之前需独处，不得与异性同房。在通常的情况下，不压制本能冲动就没有现代文明。最伟大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中最最伟大的当数弗洛伊德，他的理论基石就是这个观点，虽然后人认为他是主张取消压制的。
萧伯纳（Bernard Shaw）以其惯有的聪明才智发现，中庸是传统上资产阶级实现其社会抱负和演好自己角色的处世之道。那么为什么资产阶级要满腔热情、病态似的宣扬一种难以令人恭维的、与温和主义理想形成明显对照的极端观点呢？[7] 从中产阶级理想阶梯的下面几层来看，问题便不难回答。因为单凭不屈不挠的努力便能将一贫如洗的男女，甚至他们的下一代，从道德败坏的泥沼里拯救出来，提升到受人尊重的坚实高山上，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就在高山上确定了自己的坐标。对“酗酒者匿名协会”（Alcoholics Anonymous）的会员来说，除非绝对戒酒，要不就彻底堕落，没有任何折中之道。事实上戒酒运动（此时在新教和清教主义国家也进行得非常活跃）已清楚说明了这点。这项运动并不是要竭力清除酗酒者，也不去加以限制，它的对象是那些愿以自己的坚强毅力显示他们不同于受人鄙视的穷汉的人，为他们规定一些准则，并将他们与自暴自弃的人区分开来。清教主义也具有相同的作用。然而只有在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占统治地位时，这些才是“资产阶级”现象。就像阅读斯迈尔斯著作和进行形形色色的“自我帮助”和“自我提升”的做法一样，这与其说是为资产阶级的胜利做嫁衣，倒不如说是取资产阶级的胜利而代之。在“受人尊重的”工匠和职员这一级，戒酒经常是将酒戒掉而已，戒酒本身就是胜利的奖赏，戒酒者能从中获得多少物质报酬是不重要的。
资产阶级的性禁欲主义更为复杂。世人有种看法认为：19世纪中期资产阶级的血统非常纯正，故要采取异乎寻常的严格措施，以防范性诱惑，但这种说法难以令人信服。勾引之所以很难抗拒，正是由于那种极端的道德标准本身，也正是这个极端的道德标准，使得堕入色坑的人相对摔得更惨，就像小说《娜娜》（Nana ）中那位道貌岸然、小心谨慎的天主教徒穆法特（Muffat）伯爵一样。《娜娜》是左拉的作品，主人公是19世纪60年代巴黎的一位妓女。当然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经济问题，正如我们下面看到的那样。“家庭”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基本社会单位，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财产和公司企业的基本单位，并通过“女人”加“财产”的交换（“结婚嫁妆”）与其他基本单位联系起来（在联姻中，按资产阶级以前传统的严格规定，妇女必须是“洁白无瑕的处女”）。任何削弱家庭单位的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而削弱家庭的行为莫过于受不加控制的激情驱使，或招徕“不合适的”（即经济上不合算的）求婚者和新娘，或丈夫与妻子离异，或浪费共有财产。
然而，这类紧张却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在本书所述时期，紧张尤为突出，因为禁欲、中庸、节制等道德观与资产阶级胜利的现实发生剧烈冲撞。资产阶级不再生活在物质匮乏、经济拮据的家庭中，也不生活在距上等社会非常遥远的社会阶层中。他们的问题是如何花钱，而非如何赚钱。不仅是游手好闲的资产阶级日益增多—1854年科隆靠固定地租或债券利息收入以及靠投资为生的人共有162位，1874年便增加到约600位[8] ——而且对那些成功的资产阶级而言，不管他们是否握有作为一个阶级的政治权力，除了一掷千金外，他又能如何显示他已迫使其他阶级俯首称臣了呢？“新贵”一词（Parvenu，新富起来的人，暴发户）自然而然变成“挥金如土之人”的同义词。无论这些资产阶级是否模仿贵族的生活方式，或是像鲁尔区的克虏伯及其同行的工商界巨头一样，造起了古堡，建立起类似容克帝国但比容克帝国更坚实的工业封建帝国（虽然他们拒绝接受容克阶级赐给他们的封号），但是，因为他们有钱可花，而且挥金如土，遂不可避免地使他们的生活方式逐渐向放荡不羁的贵族靠拢，他们的女眷更是过着接近于贵族的那种毫无节制的生活。在19世纪50年代之前，这还只是少数家庭的问题，在德国等地则尚未构成问题，如今却已成为整个阶级的问题。
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很难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道义上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去赚钱和花钱。它也未能解决与此同等重要的另一问题：如何在家族的男子中选择一个精力充沛、精明能干的事业接班人。由于这个事实的存在，女儿的作用加强了，女儿可能成为公司里的新成员。伍珀塔尔（Wuppertal）的银行家威切豪斯（Friedrich Wichelhaus，1810—1886）有四个儿子，只有罗伯特（Robert，生于1836年）继承父业，当了银行家，其他三个儿子（先后生于1831年、1842年、1846年）中的两个成了地主，一个当了学者。然而两个女儿（分别生于1829年和1838年）都嫁给了实业家，其中一个是恩格斯家族成员。[9] 资产阶级拥有足够财富后，他们为之奋斗的东西，即利润，已不再是他们催马加鞭的动力。到19世纪末，资产阶级暂时找到赚钱和花钱的办法，过去留下的财产在收支平衡方面也发挥了缓冲作用。在1914年灾难降临之前的最后几十年，是晴暖宜人的小阳春季节，是资产阶级生活的黄金时代，以后的资产阶级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不无感叹。但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矛盾恐怕是最尖锐的：创业与享乐同时存在，相互冲撞。性欲是冲突的牺牲品，虚伪成了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