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应该知道，民主力量已在第二帝国期间应运而生了。资产阶级将发现，这种力量根深蒂固，重新发动反对民主的战争无疑是极不理智的。
——亨利·阿兰·塔尔吉，1868年[1]
但是，由于民主的进程是社会整体发展的结果，所以一个掌控较大政治权力的进步社群，必须在此同时保护国家免于民主的暴行。民主力量无论在什么地方一时占了上风，都应立即加以镇压。
——T.厄斯金·梅爵士，1877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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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民族主义是这个阶段各国政府所承认的一种力量的话，那么，民主，或者说一般人在国家事务中日益增强的作用，就是另一种历史力量了。在本书所述时期，民族主义已成为群众运动，就此而言，民族主义和民主这两种力量又是同一回事。毫无疑问，就这点来说，几乎所有激进的民族主义领导者，都认为民族主义和民主是同一种力量。然而，我们认为，尽管以新兴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其他团体，主张发起至少在理论上将共同的国际阶级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的运动，但实际上，由农民等普通人组成的大团体，仍然没有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甚至在参政受到高度重视的国度亦然。在统治阶级眼中，重要的并非群众所信奉的事物，而是他们的信念如今已成为政治必需的考虑之一。从定义上讲，群众是为数众多、愚昧而且危险的，正是由于他们十分单纯，眼里看到什么就信什么，所以也最危险，因为他们看到的是统治者对他们的痛苦漠不关心，看到的是一条简单的逻辑：既然他们占人民群众的大多数，政府就应当首先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在西方先进的工业国家里，这一点已经显得越来越清楚，即政治制度迟早将不得不让“群众”占有一席之地。此外，以下这点也很清楚，即构成资产阶级社会基本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已经无力从理论上防止这种情形发生。自由主义政治组织的特有形式，就是经由选举产生的议会来组成代议政府。此政府代表的（如同封建国家一样）不是社会或集体的利益，而是个人的总和以及法律上平等身份的总和。当政者从自身利益考虑，也出于小心谨慎和某种普通常识，很可能得出下列看法：并非所有人都有能力决定政府的重大政策。不识时务者不如大学毕业生；因循守旧者不如思想开明者；无所事事的穷人不如那些可以通过正当手段发家致富的干练之士。然而，这种论点不仅缺乏说服力，而且在社会底层民众眼中，它有两大弱点（对最保守的人来说，情况当然又很不同了）。如果法律上人人平等，那么在理论上就不能将人做出这种区分。尤为重要的是，由于社会流动和教育进步（两者对资产阶级社会来说都是必要的），使得中产阶层与下层社会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因此在现实社会中也很难将人们清楚划分。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值得尊敬的”工人与中产阶级一道接受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也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采纳了资产阶级的行为标准，那么这条界线应画在哪里呢？无论这条界线画在哪里，只要它是涵括了多数的那边，其中就可能包括相当一部分不支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若干观点的公民，以及竭力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人（而资产阶级认为这些观点对社会繁荣是不可或缺的）。此外，最具决定性的一点是，1848年革命已经证明，群众已有能力冲入统治者的封闭圈内；工业社会带来的进步，更使他们造成的压力甚至在非革命时期也越来越大。
19世纪50年代给了大多数统治者一个喘息机会。十余年间，他们不必再为欧洲会发生这类问题而忧心忡忡。然而，当时已有一个国家，其政治和宪法的时钟已经无法逆转。在法国，由于过去已经发生过三次革命，因此想再把群众排除在政治之外无疑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从今往后都必须受到“驾驭”。路易·拿破仑（即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从此成了更具现代性的政治试验场，尽管其与众不同的特殊性对日后的政治管理形式启发不大。这种试验迎合了那些不可思议的头面人物的口味，只是与他们的才智不太相称。
拿破仑三世在与公众的关系方面一直很不顺利。他很不幸，因为他未能把他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能言善辩之士全都纳入旗下。光是马克思和雨果的联合抨击，就足以消除人们对他的记忆，这还不包括那些次要但在当时也同样具战斗力的新闻界人才。他在国际和国内政治事业中的失败，也使他臭名昭著。希特勒之所以能够幸免世界舆论的一致谴责，是因为这个恶棍、疯子和令人恐怖的人物，在通往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大灾难的道路上，做出了不同凡响的事情，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得到其随从人员的忠诚支持。拿破仑三世显然不像希特勒那么非凡，也不像希特勒那么疯狂。一个在谋略上败给加富尔和俾斯麦，一个才打了几个星期的仗其政治支持便下降到危险点的人，一个把“拿破仑主义”从作为法国的一支主要政治力量到变成一桩历史逸事的人，当然不可避免地会被讥讽为是“无足轻重的拿破仑”而黯然退出历史舞台。拿破仑三世根本没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他原想借助普法战争重建自己和法兰西的声名，却被这场战争吓得瑟瑟发抖。这位不够坦诚、表情阴沉却经常展示其魅力的人，这位留着络腮胡、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的人，似乎只是因其官阶最高而成为帝国的当权者。
他基本上是一位失败的政治家。然而，命运和个人背景使他扮演了一个全新的角色。在1848年之前，作为法兰西帝国皇位的觊觎者，他不得不从非传统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尽管人们对他声称他是波拿巴家族成员表示怀疑。他成长于民族主义鼓吹者和圣西门主义者的社会环境中［他本人加入过烧炭党（Carbonari）］。这种经验使他坚信，或许过分坚信民族主义和民主等历史力量的必然性，也导致他对社会问题和后来对他有所裨益的政治手法坚信无疑。革命给他带来了机会，因为革命以压倒性多数选举姓波拿巴的人为总统，当然，动机各不相同。事实上他不需要通过选举掌权，1851年政变后，他也不需通过选举宣布自己为皇帝。但是，如果他不先取得选票的认定，光凭他耍阴谋诡计的能力是不可能说服那些将领和所有有权力、有野心的人支持他的。除美国之外，他是第一个通过全民（男性）选举当政的大国统治者，这点是人们永志不忘的。当政之后，他继续像最早经由公民投票产生的恺撒，更确切地说像戴高乐将军（General de Gaulle）那样运用选举制度（选举产生的代表制议会根本无足轻重），1860年以后，也越来越常采用当时已习以为常的议会制度。由于他相信这是当时业已为人们所接受的历史事实，因此，他也许认为，他也不可能抗拒这种“历史力量”。
拿破仑三世对选举政治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人们对这一点饶有兴趣。作为一名“议会政治家”，他玩了当时一般政治家都玩的政治游戏，即把议会中足够多数通过选举产生的议员纠集起来，组成松散易变的联盟，给它贴上一个绝不可能与现代政党相混淆的、含糊不清的意识形态标签。因此，例如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1797—1877）之类的七月王朝政治家，以及未来第三共和国的杰出人士如法弗尔（Favre，1809—1880）、费里（Ferry，1832—1893）和甘必大（Gambetta，1838—1882），才得以在19世纪60年代或恢复其名誉地位，或自此名闻遐迩。拿破仑三世在玩弄这种游戏方面并非特别成功，尤其是当他决定放松对选举和新闻出版机构实施有力的官方控制之后。另一方面，作为一名为选举制度而奋斗的人，他还保留了公民投票这项武器（这点又像戴高乐将军，只是比戴高乐更加成功）。在1852年的公民投票中，他一鸣惊人地以压倒性多数或者说权威性的票数获胜。尽管那次公民投票受到了相当严密的“监控”，他还是以780万赞成票、24万反对票和200万弃权票的绝对优势取胜，甚至在他垮台前夕的1870年选举中，他仍能保持一种日趋恶化的议会制局面，以740万票对160万票的多数获胜。
这种公众支持是没有经过政治组织的（当然，通过官僚政治施加的压力除外）。拿破仑三世不像现代民众领袖那样，他没有进行“运动”。作为国家元首，他当然也不需要。公众的支持也不是整齐划一的。他本人就很希望得到“进步人士”的支持——雅各宾共和派总是那么高不可攀，他们的选票集中在城市里——同时他也希望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与正统的自由党人相比，他更加重视工人阶级的社会和政治重要性。然而，虽然他有时也得到诸如蒲鲁东之流的无政府主义重要代言人的支持，而且也的确为调停、平息19世纪60年代日益高涨的劳工运动做过认真的努力——他于1864年使罢工合法化——但还是未能打破劳工与左派之间传统契合的密切关系。因此，他实际上依靠的是保守势力，特别是占这个国家2/3的西部农民。鉴于这些理由，他毕竟还是拿破仑，是坚决反对威胁财产的反动政府，是罗马教皇的保护者——这是拿破仑三世出于外交原因竭力想要避免，但由于国内政治原因又无法避免的局面。
但是，从拿破仑三世与法国农民之间的实质关系来看，他的统治似乎更具意义。马克思曾对法国农民做了以下评述：
无论是经由议会还是政治会议，农民都不可能以他们自己的名义加强他们自身的阶级利益。他们不可能代表他们自己，他们必须由别人代表。他们的代表必须同时是他们的主人，是他们的权威，是保护他们免遭其他阶级的损害，并给他们送来雨露和阳光的无限政治力量。操纵权力的人即将自己与他们联系在一起，小农终于在这些人身上找到表达政治影响的方式。[3]
拿破仑三世就是这种权力的执行者。他是第一个与“不能以自己阶级名义获得本阶级利益”的广大群众建立关系的政治人物。20世纪的许多政治家——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以及以最危险形式出现的法西斯主义者——都将再次发掘他所倡导的那种与民众的关系。他们还将发现，还有其他的阶层在这方面与大革命后的法国农民极其相似。
在19世纪50年代，除了瑞士的革命宪法保持不变外，其他欧洲国家都不是在成年男子普选的基础上当政的（瑞士国会议员是由不受财产资格限制的20岁及2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选出，但上议院议员是由州代表选出）。有一点也许是人们应该注意的，即甚至在民主进展顺利的美国，选举投票率也要比法国低得多：1860年美国大选共有470万选民投票，林肯仅以不到其中半数的选票当选总统。一般说来，除了在英国、斯堪的纳维亚诸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和萨伏伊公国之外，议会在其他国家几乎都不具真正的权力或影响力，它们的情形都非常相似，或是通过非常间接的选举产生，或是有点儿类似古老的“等级会议”，或是对选民和候选人的年龄、财产做出或多或少的严格规定。这种选举而成的议会，几乎不可避免地都受到更加保守的上议院的攻击和制约。上议院议员大多数是指派的，或是世袭的，或是由于官职而自然成为上院议员。在英国的2750万总人口中，约有100万人拥有选举权，其选举限制肯定比比利时少，比利时的470万人口中，只有大约6万具有选举资格，但英国既不民主，也不打算实行民主。
19世纪60年代群众运动的复苏，使政治不可能脱离民众压力。到本书所述的这个时期末，欧洲只有沙皇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继续维持纯粹的专制制度，而普选权再也不是革命政权的显著特点了。新的德意志帝国便是采用普选制选举其国会议员，但很大程度是出于装饰目的。在这10年间，没有几个政府能逃得过人民参政权的明显扩张，只是程度强弱不等。在此之前，选举只在少数几个国家具有实际意义。这些国家曾为之绞尽脑汁的问题已成了大多数国家的头痛问题——是采用名单比例代表制，还是候选人制；是按“几何图形划分选区”，还是为某一方的利益擅自改划社会和地理选区；上院凌驾下院的审核制度；把权力留给最高行政长官，等等。所幸这些问题在当时还不十分尖锐。英国的第二次改革法案虽将选民人数增加了一倍左右，但仍然不超过人口总数的8%。而在不久前统一的意大利王国，选民仅占人口总数的1%。（根据19世纪70年代中期法、德、美的选举情况判断，这个时期拥有选举权的成年男子实际上只占总人口的20%—25%。）尽管如此，情况还是有了变化。而进一步的变化只能暂被推迟而已。
由于朝代议制政府方向取得不少进展，政治上又有两个问题凸现出来：即中上层社会精英的问题和还未能参与官方政治的贫民问题。用当时英国的术语来说，就是“阶级”和“民众”的问题。在他们之间还有一个中间阶层——小店主、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和拥有地产的农民等——他们已经以财产所有人的身份部分卷入这种业已存在的代议政治。无论是旧式庄园贵族和世袭贵族，还是新生资产阶级，都不具数量上的优势。对于这种优势，贵族阶级并不需要，但资产阶级却很需要。由于两者（至少他们的上层）都拥有财富，并在其社群中拥有使他们成为至少是潜在“名流”的个人权势和影响力，因而他们都是政治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唯独那些贵族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仍顽固反对选举制度：英国坚持上议院制，普鲁士和奥地利国会用臭名远扬的额外代表制方式坚持“阶级选举权”，有的则坚持残存的——但很快便消失的——古老封建阶级制度。此外，他们作为一个阶级，在君主政体中一般仍能获得有系统的政治支持。君主政体毕竟仍是欧洲国家的主要政体形式。
另一方面，由于资产阶级拥有巨大财富，他们已是不可或缺的，他们肩负历史的使命，因而他们以及他们的思想已成为这个时期的“现代”基础。但是，真正使他们变成政府体制中的一股力量的，是他们动员非资产阶级支持的能力。因为非资产阶级拥有人数上的优势，当然也就拥有选票上的优势。如果丧失这一点，如同19世纪60年代末在瑞典所发生的那样，又如同后来在其他地方因真正的群众政治高涨而很快发生的那样，他们就会在选举方面，至少在全国政治中，沦为势单力薄的少数（在地方政治方面，他们还能维持一种较好的局面）。因此，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是继续得到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比较少见）的支持，至少要当这些阶级的霸主。广义上来说，在这个历史时期，他们是成功的。在代议政体中，一般都由自由党（通常为城市工商阶级的政党）掌权或执政，仅偶尔有所中断。在英国，从1846—1874年间一直都是自由党执政；在荷兰，至少1848年以后的20年间是这样；在比利时，1857—1870年间是如此；在丹麦，直到1864年令人震惊的失败之前，也或多或少是如此。在奥地利和法国，从19世纪60年代中叶到19世纪70年代结束，他们一直是各届政府的主要正式的支持者。
然而，自此以后，来自下面的压力越来越大，更民主激进的一翼从他们之中分裂出来。这种激进派是进步的、主张共和的，但此时尚未成为独立的势力。在斯堪的纳维亚，农民团体从自由党退出，变成“左派”，例如1848年的丹麦，19世纪60年代的挪威；或者变成反对城市的压力团体，例如1867年的瑞典。在普鲁士（德国），以西南部非工业区为基地的民主激进派余党，1866年后拒绝跟随资产阶级的国家自由党人（National Liberals）与俾斯麦结盟，他们当中有些人加入了反普鲁士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在意大利，当温和派成了这个新近统一的王国的中流砥柱之际，共和党人仍继续扮演其反对者的角色。在法国，资产阶级长期无法在自己的旗帜甚至在自由党的旗帜下行进，其候选人打着越来越具煽动性的旗号来寻求民众支持。“改革”和“进步”让位给“共和”，“共和”又让位给“激进”，甚至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又让位给“激进的社会主义”。在一次次的变化中，每次都隐藏了一批新一代具有相同本质的蓄着络腮胡、身着礼服外套、能言善辩和夸夸其谈的立法改革者。当他们在选举中战胜左派之后，便迅速地转向温和。唯独在英国，激进派长期属于自由党的一翼。也许这是因为在英国，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并未形成一个阶级，不像其他地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已取得政治独立地位。
不过，实际上自由党仍然是有权势的，因为它提出了唯一一套被认为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德国人称之为“曼彻斯特主义”）；也是因为在科学、理性、历史和进步等问题上，无论持何种观点的人，几乎都一致认为它代表了这些事物的力量。从这个意义来说，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政治家和文职人员，无论其意识形态为何，几乎都是自由党人，就像当今的政治家和文职人员都不是自由党人一样。激进派拿不出一套能够取代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在那个时期，要他们和真正的反对党联手反对自由党，即使并非不可能，但至少对他们来说在政治上是不可思议的。激进派和资产阶级都是“左派”的组成部分。
真正的反对党（“右派”）来自那些反抗这种“历史力量”的人（不论他们持什么观点）。在欧洲，很少有人真正希望如1815年后的浪漫反革命分子一样恢复到旧制度时代。他们的目的全在于阻止，或者说仅在于减慢目前这种令人恐惧的进步。我们可从那些主张“运动”和“稳定”、“秩序”和“进步”不可偏废的知识分子身上找到最佳诠释。因此，保守主义的主张往往很容易赢得自由资产阶级中某些派别的赞赏，因为他们已感到进一步发展将会有引狼入室的危险，使革命再度逼近。有些特殊团体的眼前利益与自由党现行政策直接发生冲突（例如农民党和保护主义者）；也有些派别并不是出于反对自由党政策而反对自由党，如比利时的佛兰德斯人，他们憎恨本质上是瓦龙人的（Walloon）资产阶级以及瓦龙人的文化统治。保守党自然得到这部分人的支持。还有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在农村社会中，亦即家庭或地方敌对势力自然会被与他们关系不大的意识形态二分法所同化。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ia Marquez）的小说《百年孤独》（A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中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Aureliano Buendía）上校，在哥伦比亚的穷乡僻壤组织了总共32次自由党起义中的首次暴动，这并不是因为他是自由党人，也不是因为他懂得这个词的含义，而是因为他曾遭到一位当地官员的凌辱，而这位官员恰好也是保守党议员。可能出于逻辑上或历史上的原因，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国肉商大都为保守党人（是否与农业有关？），而杂货商又绝大多数为自由党人（是否与外贸有关？），但其中的原因都未得到证实。然而，需要解释的也许不是这一点，而是为什么这两类无所不在的店主不持同一种观点呢？按常规，无论什么样的观点，他们都应能求得一致才是。
从本质上看，保守主义者依靠的力量是：强调传统、坚持陈旧而且秩序井然的社会以及墨守成规、不求改变且反对新兴事物的人群。因此，在这方面，发挥官方教会和官方组织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凡是自由主义赞成的，都对两者形成威胁；同时两者还能动员十分强大的力量去反对自由主义。还有一点就更不用提了，即组织第五纵队打进资产阶级权力中心，办法就是利用资产阶级妻女遵从孝道、恪守传统美德的特点以及利用牧师控制婴儿的洗礼、结婚典礼和葬礼，教会基本上掌握控制了一大部分教育优势。双方都在激烈争夺这些领域的控制权，事实上，这场争夺战成了许多国家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