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它们如何运作，不论它们的原因和结果如何，这些机械价值无限，它们都归功于这位具有独创精神的有用天才，不论他走到哪里，人们都将想起他的功绩……游手好闲、懒惰、愚蠢的冷漠、漫不经心的粗枝大叶，处处使得人们束缚起来，步祖先的后尘，没有思想，缺乏研究，也没有雄心。如能摆脱这一切，你一定能积德。从布林德利（Brindley，英国工程师）、瓦特、普里斯特利、哈里森（Harrison，英国钟表师，发明钟的补偿摆）、阿克赖特（Arkwright，英国发明家）这些人的工作中，在他们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上，涌现了源源不断的思想，产生了多么努力的精神、多么巨大的创造力量……对于参观过瓦特蒸汽机的人而言，还有什么样的人生追求是他无法激起的？
——阿瑟·扬（Arthur Young），《英格兰威尔士游记》（Tours in England and Wales ）[1]
从这污秽的阴沟里泛出了人类最伟大的工业溪流，肥沃了整个世界；从这肮脏的下水道中流出了纯正的金子。人性在这里获得了最为充分的发展，也达到了最为野蛮的状态；文明在这儿创造了奇迹，而文明人在这儿却几乎变成了野蛮人。
——1835年托克维尔（A. de Toqueville）论曼彻斯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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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工业革命，也就是说，从英国谈起。乍看之下，工业革命的起点令人捉摸不定。在1830年以前，人们肯定不曾明确无疑地感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至少在英国以外的地区是如此。大约在1840年前后，它的影响可能也不太明显，一直要到我们所论述的这段历史的较晚时期，人们才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影响。文艺作品要到19世纪30年代才开始明显地魂牵梦绕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那是一个除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这一说法来自卡莱尔（Carlyle）］以外，所有的社会束缚都已打破的世界。巴尔扎克（Balzac）的《人间喜剧》（Comédie Humaine ），这部资本主义兴起时期最为杰出的文学代表作，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大约到1840年，官方和非官方关于工业革命社会影响的作品才开始如溪流般涌现出来，在英国，有大量的蓝皮书和调查统计资料，如维勒梅（Villermé）的《工人物质和精神状况之概述》（Tableau de l’état Physique et Moral des Ouviers ），恩格斯（Engels）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在比利时则有迪克珀蒂奥（Ducpetiaux）的作品；从德国到西班牙和美国，到处都有愤世嫉俗的批评家评论。无产阶级这个工业革命的产儿和当时热衷于社会运动的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中的那个幽灵——也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游荡于欧洲大陆。工业革命一词是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本身也是前无古人的一群——在19世纪20年代发明的，可能是从与法国那场政治革命的类比中引申而来。工业革命这个名称反映了它对欧洲大陆影响的相对落后。在英国，在工业革命一词发明之前，工业革命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3]
我们之所以要先研究工业革命，其原因有二：第一，因为工业革命事实上“爆发”（broke out）——我们用一个有待探究的措辞——在巴士底狱被攻陷之前；第二，因为没有工业革命，就无法理解本书所论时期较为突出的历史人事巨变；没有工业革命，也无从理解其节奏不平衡的复杂性。
“工业革命爆发”这一用语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在18世纪80年代的某个时候，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摆脱了束缚它的桎梏，在人类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从此以后，生产力得以持久迅速地发展，并臻于人员、商品和服务皆可无限增长的境地，套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就是从“起飞进入自我成长”。在以往，还没有任何社会能够突破前工业化时期的社会结构、不发达的科学技术，以及由此而来的周期性破坏、饥馑和死亡强加于生产的最高限制。当然，“起飞”并不像地震或陨石这类自然现象，是在突然之间侵袭这个非技术支配的世界。有的史学家因兴趣所致，把工业革命的前史追溯到公元1000年左右，有些甚至更早。早先投入这一领域的人，笨拙得像小鸭子，想一步登天，他们一味在“工业革命”的名字上大做文章，把工业革命的起飞定在13世纪、16世纪、17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从18世纪中叶起，起飞的加速过程已清晰可见，以致一些老资格的历史学家往往把工业革命开始的时间定在1760年。但是，经过深入详细的研究，大多数专家倾向于把18世纪80年代，而不是18世纪60年代作为工业革命的关键时期。就我们所知，只有到那个时期，所有相关的统计数据才都突然快速地、几乎直线式地上升，这才是“起飞”的标志，工业经济仿佛从天而降。
把这一过程称为工业革命，既合乎逻辑，又与业已形成的传统相一致，虽然在保守的历史学家中间——可能是由于在具有煽动性的概念面前有些羞羞答答——曾经有过一种时尚，否认工业革命的存在，而代之以诸如“加速演进”这类陈词滥调。如果发生在18世纪80年代前后那次本质上的、基础性的突然变化不是一场革命，那么，革命这个词就不具常识意义。工业革命的确不是一段有始有终的插曲。要问工业革命“完成”于何时，那毫无意义，因为就其本质而言，从此以后，革命性的变化已成为常态。这一变化仍在继续进行，我们最多只能问，经济上的转变发展到什么时候才足以建立真正的工业化经济；广义地说，什么时候才能够在既有的技术条件下生产它想生产的一切东西，用专业术语来说，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个“成熟的工业经济”。在英国，因而也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可能与本书所述时期几乎完全一致，因为，如果工业革命的“起飞”是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那么，或许可以说它结束于19世纪40年代英国铁路的修建和大规模的重工业建设。但是，革命本身，革命的“起飞时期”，或许能够尽可能精确地确定在从1780—1800年这20年中的某个时候，与法国大革命同时代，而又稍稍早于法国大革命。
不论怎么估计，工业革命无论如何都可能是自农业和城市发明以来，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而且，它由英国发端，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倘若18世纪有一场发动工业革命的竞赛，那么，真正参加赛跑的国家只有一个。在欧洲，从葡萄牙到俄国，每个开明专制国家的工业和商业都有长足的进步，这种进步都是由每个开明王国中那群明智且经济概念并不幼稚的大臣和文职官员所推动的，他们每一个人至少都像当今的统治者那样关心“经济成长”。有一些小国和地区的工业化确实给人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比如萨克森和列日（Liége）的主教辖区，尽管它们的工业实力太小、太具地方性，还不能像英国那样产生世界性的革命影响。不过我们却可清楚地看到，即使在革命发生以前，英国在每人平均的生产量和贸易额方面已经远远地走在它主要的潜在竞争对手之前，即使在总产量和贸易总额上彼此还相差无几。
不论英国领先的原因是什么，它在科技方面并不占优势。在自然科学方面，法国几乎肯定走在英国之前。法国大革命相当大程度地加强了这种优势，至少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是如此。因为，在法国，科学受到革命的鼓励，而在英国，反动派则怀疑科学。甚至在社会科学方面，英国人距离使经济学成为——并且基本保持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显学的优势还远得很呢。不过在此时，工业革命的确使它们置身于毫无疑问的首要地位，18世纪80年代的经济学家不仅喜欢读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著作，而且——或许比较有益——喜欢研究法国重农学派和国民所得会计学派，魁奈（Quesnay）、杜尔哥（Turgot）、尼摩尔公爵（Dupont de Nemours）、拉瓦锡（Lavoisier），或许还能读到一两位意大利人的著作。法国有着比较独到的发明，例如1804年的雅凯（Jacquard）纺织机，这种机器的装置要比任何一种英国设计的机器复杂。法国也制造了较好的船只。日耳曼人拥有像普鲁士矿业学校（Bergakademie）那样的技术培训机构，在英国就没有类似的机构。法国大革命创造了独一无二、给人深刻印象的巴黎综合工科学校（Ecole Polytechnique）。相较之下，英国的教育如同儿戏，尽管它的不足之处多少因要求严格的乡村学校，以及具有严谨、激情和民主气息、信奉加尔文教派（Calvinist）的苏格兰大学所抵消。这些学校把一大批才华出众、勤奋刻苦、追求事业、具有理性精神的年轻人，源源不断地送往南方，这些年轻人包括瓦特、特尔福德（Thomas Telford，英国工程师）、麦克亚当（Loudon McAdam，苏格兰发明家）、穆勒（James Mill）等人。牛津和剑桥是英格兰仅有的两所大学，从学识上看，它们无足轻重，除了那些被排斥在（英国国教）教育体制之外的非国教新教徒们所建立的专科学校之外，这两所大学和公立学校或文法学校一样，毫无生气可言。甚至希望自己儿子能接受良好教育的贵族家庭，也依赖私人教师或苏格兰的大学来完成学业。19世纪早期，教友派信徒兰开斯特（Quaker Lancaster，以及在他之后，他的国教派竞争对手）建立了一种自愿式的大众识字教育，这个教育系统在经历了一番教派争论之后，很偶然地永远承担起英国教育的重责大任，而在此之前，英国并没有任何初等教育体系。社会恐惧阻碍了穷人的教育。
所幸的是，进行工业革命并不需要太多高深的学问。[1] 工业革命的技术发明极为平常，其技术要求绝不会超出在工厂学得丰富操作经验的聪明工匠，或者说，绝不会超过木匠、磨坊制作匠和锁匠的创造能力：如飞梭、珍妮纺纱机、走锭精纺机。即使从科技上看来最为复杂的机器，如1784年瓦特发明的旋转式蒸汽机，其所需的物理水平也不会超过此前大半个世纪已经达到的程度——蒸汽机的完善理论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由法国人卡诺（Carnot）加以发展——并且可以在以往几代人实际使用蒸汽机（主要在煤矿）的基础上制造出来。假如条件适当，工业革命的技术革新（可能化学工业除外），实际上是水到渠成。但这并不表示早期企业家通常对科学不感兴趣，只一味寻求实际利益。[4]
在当时，这种适当的条件在英国是显而易见的。在英国，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审判并处死了国王，个人利益和经济发展变成了政府政策的最高目的，这些都已是一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出于实际的目的，英国已经找到了解决土地问题的革命性办法，这是独一无二的。相当一部分具有商业头脑的地主几乎已经取得了对土地的垄断地位，这些土地由农场主人雇用无地或小土地持有者来耕作，农村大量古老的集体经济残余，仍需借由《圈地法案》（Enclosure Acts，1760—1830）和私人交易加以扫除。但是，我们几乎不能再以法国农民、德国农民或俄国农民那种意义上的农民来形容“英国农民”了。市场已经支配着农场，制造业早已渗透到非封建性的农村。农业已经做好了在工业化时代实现它的三个基本功能的准备：（一）增加生产，提高生产率，以便养活迅速增长的非农业人口；（二）为城市和工业提供大量不断增长的剩余劳动力；（三）提供一个累积资本的机制，把资本用于经济活动中较为现代的部门。（另外还有两个功能在英国可能不太重要，那就是在农业人口中——通常占总人口的大部分——创造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以及提供出口盈余，以有助于保证主要商品的进口。）大量的社会管理资本已经被创造出来，它们是为使整个经济平稳前行所必须投入的昂贵的基础设施，尤其在船运、港口设施，以及道路和水路的改进方面更加明显。政治已经适应利润的需要。商人的特殊需求可能会遭到其他既得利益团体的抵制，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土地利益团体将在1795—1846年间竖立最后一道障碍，以阻止企业家前进。但是，从整体上看，金钱万能已深入人心，企业家要想在社会的统治阶层中争得一席之地，其所必备的前提，就是要有足够的金钱。
毫无疑问，商人正处在发达致富的过程中，因为对大多数欧洲国家来说，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是一个繁荣的时期，是一个经济自由发展的时期，是伏尔泰（Voltaire）《老实人》中的潘格罗斯（Dr.Pangloss）幸福乐观主义的真实背景。人们很可能认为，这种受到轻微通货膨胀推动的经济发展，迟早会把某些国家推过区分前工业化经济与工业化经济的分水岭。但是，问题并没那么简单。事实上，18世纪大部分的工业发展并没有立即，或者说并没有在不远的将来导致工业革命，即导致一个机械化“工厂制度”的产生。这个制度反过来生产大量的产品并使成本迅速降低，它不再依赖于现有的需求，而是创造了自己的市场。[2] 例如建筑贸易，以及在英格兰中部和约克郡（Yorkshire）无数生产家用金属制品——钉子、铁锅、刀具、剪刀等等——的小规模行业，在这一时期显得蓬勃发展，但是，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总是现存的市场。在1850年，它们所生产的商品远多于1750年，但生产方式本质上还是旧式的。当时经济所需要的并不是随便哪一种类型的发展，它所需要的是一种创造了曼彻斯特而不是伯明翰的特殊发展。
此外，初始的工业革命是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在这个条件下，经济发展是从无数个私人企业家和投资者纷繁复杂的决断中出现的，每一个决策都根据那个时代的第一条圣训，即贱买贵卖。他们是怎么发现最大的利润来自有组织的工业革命，而不是他们更为熟悉（在以前也是更有利可图）的经营活动？他们是怎么知道当时尚无人知晓的秘密：工业革命将创造一种空前的力量，加速扩大他们的市场？倘若工业社会主要的社会基础已经打好，就如18世纪晚期的英国几乎肯定已经形成的那样，它们仍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需要存在一个已经为制造商提供了特殊报偿的行业，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通过简便廉价的革新，迅速扩大他的产量；第二，需要有一个基本上为某个生产国所垄断的世界市场。[3]
上述考虑在某些方面适用于本书所述时期的所有国家。例如，在所有这些国家，工业成长的前导都是大众消费品——主要（但不是绝对）是纺织品[6] ——的制造商，因为这类商品的巨大市场已经存在，商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扩大生产的可能性。但是，在别的方面，上述考虑只能适用于英国。因为早期企业家面对的问题最为艰难。一旦英国开始实行工业化，其他国家就可以开始享受由原发性工业革命所推动的经济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好处。此外，英国的成功证明了工业化的成就，其他国家可以模仿英国的技术，引进英国的工业和资本。萨克森的纺织工业，由于自己无法创造发明，有时它就在英国技工的指导下照搬英国人的发明。像科克里尔（Cockerill）这类对欧洲大陆感兴趣的英国人，在比利时和德国各地自己设立工厂。1789—1848年，英国的专家、蒸汽机、纺织机和投资，像潮水一般涌入欧洲和美国。
英国本身享受不到这种好处。但另一方面，英国拥有足够强大的经济和敢作敢为的政府，可以从它的竞争者手中夺取市场。1793—1815年的战争，实际上是英法长达一个世纪决斗的最后决定性阶段，从某种程度上说，除了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外，这场战争把所有的竞争对手从非欧洲人的世界中排挤了出去。而且，英国还拥有一个令人羡慕、适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首开工业革命的行业，以及允许其与棉纺织业和殖民扩张相联结的经济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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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所有其他国家的棉纺织业一样，英国的棉纺织业最初是作为海外贸易的副产品而发展起来的，海外贸易带来了纺织原料（倒不如说是其中的一种原料，因为早期产品是“粗斜纹布”，一种棉麻混纺布），以及印度棉纺织品，也就是“白布”，欧洲的制造商试图用他们自己仿造的产品来抢占印度棉纺织品的市场。虽然他们后来能成功地仿制比精纺织物更具竞争力的廉价粗糙产品，但是，他们起先并不是很成功。幸运的是，在毛纺织业中根深蒂固、势力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能够采取相应措施，经常确保对印度白布实行进口限制［尽可能地从印度出口白布，完全是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追求的商业利益］，于是为本国的棉纺织业提供了一个机会。棉花和棉纺织品的价钱要比毛纺织品便宜，遂使得它们在国内为自己挣得一个虽然有限却很有用的市场。不过，棉纺织业迅速扩张的主要机会还是在海外。
殖民贸易造就了棉纺织业，而且继续使它得到繁荣。18世纪时，棉纺织业在一些主要的殖民地贸易港口，在布里斯托尔、格拉斯哥，尤其是利物浦这个巨大的奴隶贸易中心发展起来。这种非人道但却迅速扩大的商业，它的每一个阶段都推动了棉纺织业的发展。实际上，在本书所关心的整个时期里，奴隶制度与棉纺织业并肩成长。非洲的奴隶至少有一部分是用印度的棉纺织品购买来的，但是，一旦印度棉纺织品的供应因发生在印度和印度附近的战乱而中断，兰开夏郡便乘虚而入。在西印度群岛上，采用奴隶劳动的种植园为英国棉纺织业提供了大量原料，种植园主人反过来又大量购买曼彻斯特的纺织品。到“起飞”前不久，兰开夏的棉纺织品已大量地倾销到互相结合在一起的非洲和美洲市场，[7] 兰开夏欠奴隶制度的债后来要借由支持奴隶制度去偿还，因为在18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南部的奴隶制种植园由于兰开夏棉纺织厂贪得无厌、飞速膨胀的胃口，而得以维持和扩大，它们为兰开夏的棉纺织厂提供了大量的原棉。
就这样，棉纺织业像一架滑翔机，在它所依赖的殖民地贸易推动下起飞了。殖民贸易不仅展示了广阔的前景，而且还指望获得迅速、无法估量的发展，它鼓励企业家采用革命性的技术以满足它的发展需要。从1750年到1769年，英国棉纺织品的出口增长了10倍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手里握着最多棉纺织品进入这个市场的人来说，其回报是无比丰厚的，很值得冒险大胆地进行技术革新。但是，海外市场，尤其是海外市场中贫穷落后的“低开发地区”，不仅经常性地急遽扩大，而且通常是没有明显限制地不断扩大。毫无疑问，其中任何一个地区以工业时代的标准来衡量都是微小的，看上去是孤立的，而不同的“先进经济”之间的竞争更使得每一个部分愈加显得渺小。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假如有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有充分的时间设法取得对所有市场，或者说几乎是所有市场的垄断地位，那么，其前景确实无限广阔。这恰恰就是英国的棉纺织业在英国政府大胆支持下取得成功之所在。从销售方面看，除了18世纪80年代的头几年外，工业革命可以说是出口市场对国内市场的胜利：1814年，英国生产的棉布出口和内销之比约为4∶3；到1850年，已加大为13∶8。[8] 英国货物出口的主要市场，长期以来是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市场，因此，在不断扩大的出口市场中，必然也是半殖民地、殖民地市场的巨大胜利。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由于战争和封锁，欧洲市场基本上已告断绝，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就是在战争过后，欧洲市场仍继续维护自己的利益。1820年，欧洲大陆再次打开大门，解除对英国货物的进口限制，从英国进口了1.28亿码棉布；美国以外的美洲地区、非洲及亚洲，则进口了8 000万码英国货。但是到了1840年，欧洲进口数量为2亿码，而“低开发地区”的进口量却高达5.29亿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