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美国这片土地上，人们曾经相信上帝和每个人同在；他不仅给人以怜悯，而且还给人以力量，所以整个国家属于人民。
诺曼·梅勒《夜幕下的大军》，1968年
1963年底，肯尼迪遇刺身亡，林登·约翰逊突然被提拔进入了美国总统办公室。他不仅需要将民心从前任总统那里争取过来，还不能辜负传承了半个多世纪的自由主义。自西奥多·罗斯福以来，在他之前的几乎每个总统都向这个国家提出过某种政策或者承诺过新的开始，例如公平待遇、公平施政、新政、新自由以及1960年肯尼迪所说的新边疆，即“一个充满了未知的机遇与风险的边疆，一个有着未曾实现的希望却又有着威胁的边疆”。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维持的新政策大概都是有限的，尤其是在1963年时本身历史也不长的美国。然而，约翰逊有他自己的计划，这个计划合并、概括了那些伴他成长的所有承诺，不是要缓解全国性贫困，而是要潜在地解决战后繁荣期的个体贫困问题，并且最终将会履行美国的承诺：“伟大的社会”（Great Society）。
不过，由于约翰逊并不是通过竞选当选上的总统，他在一开始就只局限于把肯尼迪未竟的事业付诸实现：通过《民权法》（1964年）。从理论上讲，这个法案将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学校、餐厅、旅馆、体育设施和就业场所全面消除公众歧视。约翰逊不顾南方人对这部法案的反对，还成立了均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来确保非裔美国人、少数群体以及女性的同工同酬。然而，仅凭遇刺的肯尼迪的精神并不足以缓和那些反对立法的人的敌意。从民权法引发的暴力和敌意的大背景来看，民权法在美国走向完全的公民国家主义的路上是颇富争议的一步。面对着来自种族主义者以及共和党的反对，约翰逊向当时在参议院的民主党党鞭、后来担任副总统的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指出，他深知自己必须让民权法成为“一部美国的法案，而不只是一部民主党法案”。即使法案被通过，约翰逊也仍然担心自己没有成功。他对当时的副手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说：“我觉得我们刚刚把南方交给了共和党，这还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1]
民权法也许是将南方交给了共和党，但却没有将其从暴力中解救出来。1964年夏天，在密西西比州，民权活动人士和南方种族隔离主义者之间的暴力冲突愈演愈烈，其催化剂正是民权法没有直接解决的一个问题：投票权的问题。这年6月，密西西比州夏天计划（又称“自由之夏”）启动，试图提高投票选民中非裔美国人的比例。包括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在内的民权群体，为密西西比州的非裔美国人口组织了选民登记活动。此前，在1961年，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就曾做过类似的尝试，但是遭到了反对者的打压，一位当地组织者也遭谋杀。因而，在这样一个能够以如此极端的形式反对黑人选民的州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对于实施宪法第十五修正案（投票权）不再抱有幻想。尽管如此，这场运动还是遭遇了难以想象的公然挑衅。爆炸和殴打事件自不必说，从肯尼迪当选总统到1965年民权法通过期间，有20余名活动家在推进南方民权的过程中遭到谋杀。
然而，白人至上主义者迫害的对象不仅仅是黑人。他们绑架谋杀了三名激进主义分子：迈克尔·施韦特纳、安德鲁·古德曼和詹姆斯·钱尼，其中两名（施韦特纳和古德曼）都是来自纽约的白人学生。这起事件激起公愤，政府最终不得不采取行动。让人沮丧的是，历史似乎又在重演，约翰逊像近一百年前的尤利西斯·格兰特那样，派联邦调查局去往南方。虽然三名激进主义分子的尸体都被找到，但这并没有自动引发一桩谋杀审判。在当时，谋杀（主要）是一种州犯罪，而不是联邦犯罪；到1965年时，即便是谋杀美国总统也算不上联邦犯罪。在这起事件上，密西西比州政府拒绝起诉。因而，联邦政府不得不像之前在迈德加·埃弗斯谋杀案中的做法那样，援引19世纪所谓南方重建时期的立法，也就是1870年执行法案，来起诉那些谋杀嫌疑犯。
如果说在白人对黑人的暴力以及阻止这种暴力的立法限制问题上，19世纪的美国和20世纪的美国之间的相像让人沮丧，也还是有些方面能让人看见希望。20世纪60年代被称为美国的“第二次重建时期”也是不无原因的。联邦调查局负责人埃德加·胡佛和格兰特执政时期的特工处负责人海勒姆·惠特利（Hiram B. Wheatley）一样，有着自己特别关注的事情，因而最初并没有能够把民权放在首位。惠特利沉迷于城市里的移民问题，胡佛则痴迷于农村地区的共产主义问题，两个人对非裔美国人的困境都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同情，不过在打击犯罪的时候也都没有肤色歧视。当然，胡佛也还是授权对马丁·路德·金进行窃听，并且他掌管的反间谍计划（COINTELPRO）也是针对黑人攻击性犯罪群体的，不仅包括伊斯兰民族组织（一个非裔美国人宗教激进主义组织），还包括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南方基督教领袖会。但是在密西西比谋杀案之后，反间谍计划就开始将注意力转向那些包括三K党在内的白人攻击性犯罪组织，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在政界，民权法带来的不良影响汇集在了1964年的总统大选中。新泽西州大西洋城的民主党大会面临着来自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MFDP）的挑战。密西西比州剥夺了非裔美国人的公民选举权，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由此成立，注册了约6万黑人选民，要求在民主党大会上获得该州的席位。由于民权活动家法尼·罗·哈默（Fannie Lou Hamer）详细地描述了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密西西比州成长过程中的恐怖回忆，以及自己想在那里注册投票而遭到警察粗暴对待的经历，媒体报道都站在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一边。尽管如此，一些白人代表还是威胁要离开会场。这种情况之前也发生过，那是在1948年杜鲁门废止武装力量中的种族歧视之后。事实上，怒气冲冲地离开似乎是南方白人的一种传统做法，但却不是1964年约翰逊会纵容的做法。
约翰逊也许害怕自己已经失去了南部各州，但他并不想完全疏远那里的白人选民。他毕竟还是有自己的优先事务：首先“向贫困宣战”，再将其演变成“伟大社会”计划，等竞选后拿到国会去通过——假定他能赢了大选的话。白人对民权法和联邦强行废止南方的种族歧视的对抗，在1964年成为一股潜在的强大政治势力。在初选中，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的表现好得出奇，虽然还不至于好到能对约翰逊的候选资格构成威胁，但已经足以表明华莱士的种族隔离主义信息是有受众的，并且这些受众也不只是在亚拉巴马州。前一年，华莱士当选州长的时候，就已经赢得了全国性的声誉或者说恶名，因为他曾宣布自己代表着“现在的种族隔离，明天的种族隔离，永远的种族隔离”。他自己后来对这种言论也予以否定。这种言论可以说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私利，而不是什么根深蒂固的情结。
不过，在1964年，出于政治私利的要求，民主党需要在党内强硬派种族隔离主义者和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之间实现某种妥协。这种妥协就是承诺1968年的民主党大会将会实现完全的整合，但这样做却有可能两头不讨好。1964年的民主党大会代表了民权运动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开始出现，一边是像马丁·路德·金这样认为应当致力于在未来实现整合的人，另一边则是那些认为推迟在民主党内废止种族歧视有欠妥当的人。因此，1964年之后的时期见证了新激进主义的崛起，即“黑人权力”运动。黑人权力的概念起源于激进民族主义者马尔克姆·X（Malcolm X），他在1965年遭到暗杀身亡，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导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将他提出的概念推广了开来。黑人权力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立场，而是一种完全的文化转变，那些人像卡迈克尔一样越来越认为整合是“不相干的”，他们想要的不是未来会作出改变的承诺，而是“现在就自由”。
1964年，自由也在共和党的议程上：不受联邦政府干涉的自由，以及远离共产主义的自由。他们推举了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参加大选，戈德华特主张的是一个本质上保守主义的议程，这个议程围绕削减“大政府”（Big Government）制定，包括“击退”中国的共产主义力量、在美国国内推行社会福利计划。在选举中，他关于“州权”的保守主义观点在最南部地区（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以及他自己的家乡亚利桑那州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在其他地方则毫无建树。三K党对戈德华特的支持（图63）也许印证了约翰逊对于民权法将南方交给了共和党的担忧，不过总的说来，竞选结果清楚表明，最南部地区与美国其余各州都没有联系，与三K党更没有联系。民主党试图暗示戈德华特本人不合拍，并且不是说和国家不合拍，而是精神失常。针对共和党提出的不怎么激励人心的口号——“你心里知道他是对的”——民主党予以回击，用了句更俏皮的口号，“动动脑子，他是疯子”。当然，戈德华特绝不是疯子。他的政治讯息在1964年时没有引起选民的共鸣，却为未来立下了一个指向标。与最南部地区的种族隔离不同，保守主义在未来还会再度抬头。
图63 1964年7月，三K党及其反对者在一次三K党游行活动中发生冲突（沃伦·莱弗勒拍摄）。巴里·戈德华特试图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此次游行便是为了支持他的竞选活动。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3195）。
1964年的大选在其他不少方面也让人难忘，不仅是因为使用了这些标语口号，也是因为放映了颇有争议的民主党宣传片《雏菊》。这部宣传片仅仅官方放映过一次，但后来在各个新闻频道都被播放。由于共和党候选人戈德华特拒绝完全排除未来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民主党制作了这部宣传片作为回应。在60秒的短片中，一个小女孩拈着一朵花的花瓣从一数到十；最后一片花瓣掉落的时候，一个男人的声音开始给爆炸倒计时；镜头聚焦在小孩脸上，她抬头望着天空；镜头聚焦到她的眼睛，她的瞳孔里映出核爆炸的情景。“11月3日去投票给约翰逊总统吧，”洪亮的画外音响起，“留在家中的赌注太高了。”[2]这部宣传片暗示戈德华特一旦当选就会发起核战争，因而遭到批评、并立即被撤下，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人和全世界人民都对核世界末日心存恐惧，而这部宣传片正是挖掘了这种恐惧情绪。事实上，《雏菊》宣传片是一个持久有效的政治武器，从1964年首次亮相以来几度被修改借用，尤其是在1996年的共和党竞选活动中被大肆利用，那时，片中的小孩面临的威胁已经不是核战争，而是毒品了。
尽管这部宣传片一针见血、十分深刻，但约翰逊在1964年总统大选中获得的压倒性胜利并不归功于这部宣传片。约翰逊以超过61%的选票获得决定性胜利，从而终于可以授权实施自己的立法纲领，同时也向民权活动家承诺民主党大会至少在未来将会实现整合——但即便是像马丁·路德·金这样的和平主义者也不愿意等上那么久。大选一结束，约翰逊就决定抓住势头，争取在亚拉巴马州扩大投票权，给华莱士对于亚拉巴马州将永远处于种族隔离统治之中的断言送上迎面一击。1965年，马丁·路德·金组织了一场从塞尔玛市到蒙哥马利市的行走游行示威，让电视镜头又一次有机会捕捉南方执法官员对试图穿过埃德蒙·配特斯大桥的民权活动家施以殴打、投放催泪瓦斯的画面。对于像卡迈克尔这样的黑人活动家而言，这座大桥实在是太长了，而因为不同的民权组织动机的冲突愈演愈烈，原本就如何继续行动达成的共识也打了折扣。
第二年，詹姆斯·梅雷迪思（James Meredith）结束了在密西西比大学的痛苦教育经历之后，发起了一次“反恐惧游行”，鼓励南方的非裔美国人利用刚刚获得的投票权，及时注册参与11月的中期选举，然而只有很少数的民权团体对此感兴趣。尽管如此，梅雷迪思还是勇敢地和两位同伴开始了游行，但还没有走上10英里就被一位白人极端分子开枪打伤（幸好不是致命伤）。这场抗议随之升级，种族平等大会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也开始加入游行，将之变成了一场更激进的“梅雷迪思游行”。这场游行标志着对白人至上主义的消极抵抗开始转向以黑人权利运动为代表的更积极的立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激进民权活动人士放弃了白人自由主义、不再相信联邦政府能有效地保障平等之时，政府却终于做好了准备，至少尝试去信守约翰逊所称的“美国的承诺”。
总统对塞尔玛游行迅速做出了回应。在全国广播讲话中，他谈到美国人坚信并且捍卫“人类的尊严和民主的命运”，同时也将塞尔玛游行事件与独立战争爆发时莱克星顿和康科德地区的游行事件，以及内战结束时阿波马托克斯的游行事件相提并论。他指出，这些事件象征着“人类永无止境地追寻自由”过程中的转折点。约翰逊还呼应马丁·路德·金1963年的演讲，提醒国会“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距离提出平等的承诺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而黑人却没有获得平等”。“塞尔玛发生这样的事，我们没有理由感到自豪，”约翰逊指出，“上百万美国人长期拒绝这些平等权利，我们也没什么理由感到自满。”“但是，”他断言道，“我们有理由怀抱希望。”[3]
从1954年布朗起诉教育委员会案开始，到《投票权法案》（1965年）通过以及宪法第二十四修正案废除对特权的人头税限制，美国完成了一整套的民权改革。但民权问题涉及的从来都不只是南方的非裔美国人。约翰逊揽过大权的时候，美国已经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1953—1969年）厄尔·沃伦的推动下，开始在美国信条的背景下重新解读宪法（这里的美国信条是一个广义上的概念，因为20世纪的美国形势一直在变，美国公民身份的含义也一直在变）。对宪法的重新解读被一些人称为“权利革命”，而这次革命的动力主要源自新政，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继19世纪重建修正案之后联邦政府与人民之间关系的又一次变革，意味着联邦政府已经转向保护个体和团体的权利，并且寻求扩大自由。
这些新权利不仅涉及种族平等和公民权问题，更涉及执法问题。在当时的南方，有许多黑人和白人民权活动家都被捕入狱，因而执法问题至关重要。在解决法律面前不平等的问题上，有四个具体的案例：马普诉俄亥俄州案（1961年）、吉迪恩诉温赖特案（1963年）、埃斯科韦多诉伊利诺伊州案（1964年）以及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1966年）。在法庭看来，在这四个案例中，抓捕行为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公平。马普案确立了起诉必须基于合理的证据，并且证据的获取必须符合第四修正案关于搜查及扣押的限制性规定；吉迪恩没有钱请律师，法院裁决在这种情况下，州政府必须为当事人提供律师帮助；在埃斯科韦多案和米兰达案中，法庭做出了最重大的改变，即确立了审问当事人时必须有律师在场，必须告知嫌疑人其享有的宪法权利，也就是所谓的“米兰达警告”（Miranda warning）。这些案例对于推进民权而言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但对于当时的一些美国人，尤其是非裔美国人来说并没有多少帮助，种族、性别和司法上的歧视既没有自行消亡，也没有得到有力根除。
在美国北部，非裔美国人的境遇也不比塞尔玛地区好上多少，黑人激进主义因此愈演愈烈。1965年夏天，洛杉矶以非裔美国人为主的瓦特地区爆发种族暴乱。国民警卫队再次出动平息暴乱，美国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再次面对撕裂他们国家的暴力景象。《生活》杂志后来将瓦特暴乱称为20世纪60年代的“分界线”，指出这次爆发“撕裂了合法民主社会的结构，定下了对抗与公开反抗的基调，而这正是我们当前状况的典型特征”[4]。
然而，瓦特暴乱作为一条分界线的意义只在于，从这场暴乱开始，对抗和公开反抗不再局限于南方。1965年后，社会骚乱影响到许多北方城市，尤其是纽瓦克、新泽西、底特律和密歇根。从这种意义上而言，人们就美国信条的含义及其与美国公民身份之间的关系所达成的共识已经发生转变。与1964年大选之前相比，人们对民主社会已经普遍不再抱有幻想。对这种现象的解释通常是，当时的美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了东南亚事务中。但如果将20世纪60年代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仅仅以越南战争作为理由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是有误导性的。在那个时期，出现了一个名词“越战综合征”，暗指1975年以后美国人不情愿卷入外国事务，不情愿应对持续存在的共产主义挑战。从历史角度来讲，想要评估那场战争造成的政治、文化和军事影响还为时尚早，但这个名词也同样适用。当然，毋庸置疑，影响是确乎存在的。
越战是肯尼迪给继任者的遗赠中最重要的一个元素，而这又是肯尼迪从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信条中继承而来的——施行遏制政策，致力于援助其他国家，打击在二战中产生、在冷战中壮大的共产主义。与此同时，尽管美国没有像欧洲国家那样在二战期间备受摧残，但武器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核武器的威胁还是让美国感觉到了未来的危险。对此，美国的回应是加强国家安全体制，并在这一过程中加强自己的军工复合体。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美国一方面建立了掌管国家安全的官僚机构，包括国防部、中央情报局（CIA）和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另一方面发展民防组织、培养间谍和反间谍、加大对军事研发的投入。
从防御的角度来看，二战后的美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美国相信共产主义是自己的敌人，用艾森豪威尔的话说，这个敌人是“一个全球范围的意识形态敌人，它性情敏捷、目的冷酷、方法狡猾”，它带来的威胁恐怕“要无限延续”。另一方面，变得和自己最恐惧的敌人太过相像的风险也是一种危险。1961年，艾森豪威尔在告别演说中指出“一支庞大的军队和一个大规模的军事工业相结合，这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尽管这种结合很有必要，却还是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他警告美国政府“警惕军工复合体带来的预料之中或意料之外的不利影响”，“只有警觉而明智的美国公民才能让庞大的工业和军事的国防机构与我们和平的手段和目标恰当配合，以使安全和自由并驾齐驱，同获成功”[5]。
就告别演说而论，这段话也许有些令人费解。但实际上，艾森豪威尔是在劝告美国人既要发展国防力量、又要抵御这种力量。这是完全符合美国传统的。毕竟，早在1796年，乔治·华盛顿就警告美国人不仅要警惕国际事务的威胁，也要提防内部不满的危险。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已经无法继续避免卷入国际事务，而来自内部的不满仍然是个威胁，不管是像共产主义那样反对美国信条的势力，还是那些狂热保护美国信条、想要壮大自我力量的势力，都有可能将美国从内部瓦解。在越战之后，军工复合体的确变成了一种单独存在的邪恶幽灵，但这其实是冷战带来的问题。冷战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人们对于苏联邪恶“无限”的威胁的恐惧，这种恐惧反过来又助长了美国人的信念，认为美国可以，也必须打赢这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没有有形的敌人，这场战争是为了保卫美国的国家身份，这种国家身份植根于战争，也通过战争变得愈发明晰。
当然，冷战并不是美国单边挑起的，有一些危险也绝不是危言耸听。在越南问题上，尽管共产主义是公认的威胁，但很快，美国的军事信誉就成了主要的问题。美国在1950年决定援助法国保持对印度支那半岛的控制，这种决策的背后正是遏制政策，也就是所谓的“多米诺理论”，即美国担心一旦有一个国家“落入”共产主义手里，将会迅速导致亚洲和中东地区的许多国家也落入共产主义手中。即便如此，美国的这项决定也不是完全独立做出的。事实上，美国最初并不确定二战结束后法国保持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是否对美国有利，但英法两国的利益都与法国能否保持自己在全球的地位息息相关，而这又离不开美国的支持。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一下子放松戒备。不过，艾森豪威尔将权力移交给肯尼迪时，美国已经在为南越地区吴庭艳的亲美政府提供资金和“建议”（武装起来的建议），助其抵御北越地区“越共”的侵犯。
对肯尼迪而言，美国在越南的反暴动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他不希望像杜鲁门那样遭到谴责。杜鲁门曾遭到共和党对手的指责，称他让中国在1949年“落入了”共产主义手中。与此同时，肯尼迪又不情愿把美国军事力量投入一场说不清缘由、也看不到尽头的战争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美国在越南行动的成功。1961年秋天，肯尼迪派顾问麦斯威尔·泰勒（Maxwell Taylor）将军赴越南评估局势。泰勒认为，如果没有美国地面部队的帮助，南越是抵挡不住北越的。但肯尼迪对此不能肯定。“军队将会进入，人群将会欢呼，但四天后就没有人会记得了，”肯尼迪对历史学家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说道，“然后就会有人和我们说，得派去更多的军队。这就像是喝酒，酒精的效力逐渐退去之后，你就得再来一杯。”[6]尽管如此，美国还是向越南派出了部队，并且正如肯尼迪所担忧的那样，很快就要再次增援。1961年底，美国派出900名士兵，一年后达到11000名，而到了1968年时，已经派出了50多万。很快，一切显而易见，美国为了遏制南越的共产主义势头而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并且会更高昂。“到了1965年底，”《生活》杂志回忆道，“越南已经打响了一场真正的战争——以及一桩国家审判。”（见图64）
1964年，约翰逊为美国大选奔走活动之时，越战已经在逐步升级。8月，北越军舰在东京湾地区疑似向一艘美国船舰开火，约翰逊断言这是一桩侵犯美国的行为，国会因而通过了《东京湾决议案》。这份决议案虽然不是正式的宣战书，却具有同等的效力，允许采取“一切必要举措”抗击北越。次年3月，美国发起滚雷行动，对北越地区进行了地毯式轰炸，不久，美国海军陆战队抵达南越。一周后，约翰逊在国会面前重提“美国的承诺”。“这是古往今来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往昔的帝国在我们国家面前不值一提。然而，”约翰逊在结尾说道，“我不想成为一位建造帝国、追寻宏图、扩张势力的总统……我想当这样一位总统：帮助终结人们之间的仇恨，促进各种族、各地区、各党派之间的友爱，帮助终结这个地球上兄弟之间的战争。”
图64 1965年4月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指向一幅越南地图（马里恩·特里科斯克于1965年4月26日拍摄）。在前一个月，美国开展了三项军事行动来袭击北越、保卫南越：滚雷行动、火镖行动和弧光行动。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34155）。
“垮掉的一代”
有人说，如果你忘不了20世纪60年代，那么你可能并没有在那个年代生活过——这句嘲弄看似荒谬，却非常精准。美国在越南遭受打击的不仅是军事实力，还有道德律令。从当时的反战游行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民众对越战的看法。1969年，《生活》杂志在总结20世纪60年代时为其贴上了“动荡与变化”的标签，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当时还在进行的越战，也是因为就在前一年，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约翰·肯尼迪的弟弟、当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相继遭到刺杀。这些事件比近五年前约翰·肯尼迪遇刺身亡的事件甚至还要令举国震惊。不过，和其他大多数媒体一样，《生活》杂志在思考美国历史的这个阶段时，对于美国实际上所经历的“巨大力量和改变”的报道还不够翔实。媒体常常大肆宣扬20世纪60年代是个险里逃生的年代，但在如今看来，这个年代多少有些名不副实。
当然，如果没有越战，不管是20世纪60年代的理想主义还是紧随其后的幻灭感都不会如此有影响力。在当时以及后来被认为是激进主义的势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反对势力而存在，但这些反对势力并不是在越战中才产生，而是在越战中、在当时整个西方世界的文化背景下得到了增强。在1964年约翰逊竞选美国总统和1965年越战升级期间，一些乐队的歌曲似乎正是当时反叛（在经济上却又精明）的年轻一代的例证。披头士乐队和滚石乐队在1964年举办了首轮美国巡演，他们的出现在群众里引起了狂热的反响，似乎也为这一代人定下了基调：这代人的情感在音乐和道德的问题上尤其容易爆发。“时代在变。”鲍勃·迪伦（Bob Dylan）在同一年向美国人说，他在歌词中也指出了代沟的存在，而这也成为那个时代的特点。“美国土地上的父母们”被建议不要去批评他们不能“理解”的事情，而他们当中一定有许多人想要将这些唱片和光盘扔到窗外。
越战时期成长起来的那代人后来被称为“垮掉的一代”。在越战初期，那代年轻人，而不是他们的父母，是最为支持战争的群体。他们或是目睹了“最后解决”方案（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方案）的后果，或是参加过朝鲜战争，因此，并不难想象“垮掉的一代”这种说法对他们产生了何种影响。越战刚刚打响的时候，美国人当中只有1/1000的人明确反对战争，因而可以说，最开始对于美国军事介入越南的反对声音并不响亮。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反战运动堪比19世纪的废奴运动：两者最初都是出于道义的边缘运动，随着政治、文化和军事环境发生转变，演变成为群众运动。对于内战中的一代人来说，这种转变是一场开启“自由的新生”的战争。对于越战中的一代人而言，这种转变则是更靠近一个世纪前对自由的承诺，远离了战争。
不过，在1964年，还很少有美国人会质疑自己国家的军事实力和道德权威。事实上，一直到次年的秋天，还有两万美国民众走上纽约街头举行支持战争的游行，而这并不是什么非典型事件——但是考虑到整个美国历史，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于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美国民众最初是高度认同的，在美国史上，除了二战和内战之外，这种认同度是极为罕见的。华盛顿当年总要苦苦挣扎才能招募并且维持大陆军的兵力；美国加入一战的时候，有64%的美国人表达了担忧；对于朝鲜战争，也有62%的美国人感到不安。与之相反，在1964年，有85%的美国人支持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并且直到1969年，仍有65%的美国人继续表示支持。[7]
20世纪60年代早期，城市动乱和摇滚乐似乎都没有让美国人明显偏离信仰。约翰逊也在雄心勃勃地一心想要消除贫困，美国的承诺也似乎就要实现了。即使是那些对美国民权发展是否会有进展持怀疑态度的人，也难以质疑约翰逊对美国的评估，它不仅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这种强大主要来源于美国的武装力量、战争中展现的军事实力以及战争胜利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经济实力。
1964年，二战结束还不到20年，为消除二战造成的经济影响而打响的除贫战争看起来同样有可能取得胜利。约翰逊提出了名为“伟大社会”的社会福利计划，沿用罗斯福新政中对于自由的表达，追求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不平等的自由。这项计划包括了一系列就业、教育、环境保护和公共健康倡议，这些倡议也许起源于过去的改革，但关注的是当下的问题。《经济机会法》（1964年）保障了工作经验积累计划的实施，《高等教育法案》（1965年）加强了教育发展计划，尤其是学龄前儿童启蒙计划的实施，而国家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补助计划则致力于为老年人和穷人提供医疗保险。仿照肯尼迪建立的国际和平队，美国国内也有了类似的为美国服务志愿队（VISTA）。除此之外，约翰逊还提出了一系列环保措施，包括清拆市中心区的贫民区、制定保护乡村河流水道免受污染的法规等。
与此同时，随着这些计划的实施，曾经确定的事情也开始变得不确定。也许不可避免地，联邦政府对于社会经济变革的推动也鼓励了，而不是压制了草根阶层的改革冲动。一个改革议程不管是着眼于性别、种族、环境、政治还是外交政策，在自己的领域里都会造成潜在的冲击。但在20世纪60年代，一系列在其他时候也许会相互矛盾，或者至少相互竞争的改革议程，却在所谓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中汇合在了一起。反主流文化运动并不是一个连贯的运动。事实上，这场文化运动的元素间并不连贯，但它不是向美国信条本身，而是向美国信条在实施过程中的不足发起了持久的、多层面的挑战。反主流文化运动也旨在创造一个“伟大社会”，虽然这个伟大社会和约翰逊所构想的不大一样。
在当时，不是所有参与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人都会这么认为，但有些人的确是这样想的。新左派的崛起以及像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这样的组织，带来了一条严肃的政治讯息，这条讯息在美国传统中由来已久，是一种永恒的追问：作为一名美国公民意味着什么？美国代表着什么？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冷战背景下发起一系列民权抗议活动，希望以此挑战它所认为的那个时代的“统治神话”。该组织认为，20世纪60年代“社会生活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就是“乌托邦与希望的衰亡”，并力图建立起所谓的“个人参与的民主”，以“植根于爱、反省、理性和创造力的权力”取代“植根于占有、特权和境况的权力”。简而言之，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传播的情绪十分强烈，足以吸引那些具有高尚情操的人，同时又非常含糊，足以吸引几乎每一个人。“一个新的左派，”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宣称，“必须由更年轻的人组成。”[8]这番言论并不令人吃惊，因为该组织本身就是一个学生组织。但也可以推测，随着这些“更年轻的人”变老，它的影响力会逐渐消退。不过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太多美国人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变老这个选项。
1965年，将近1500名美国士兵在越南阵亡。到了1966年，这个数字攀升到5000多，到了1967年，更是增长到9000。然而，1967年7月的哈里斯民意测验调查显示，72%的美国人仍然支持越战。同年10月，支持率降至58%，但到了圣诞期间又有所回升，约有60%的人支持越战升级。显然，美军在越战中的伤亡数字和民众对越战的谴责之间如果说存在什么因果关系的话，也是一种让人感到困惑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言，1967年正是一个佐证。
1967年正是《时代》杂志将“嬉皮士”运动作为其封面故事的那一年。嬉皮士运动始于在旧金山的金门公园门前举办的“人类大聚会”反主流文化行为艺术表演，随后又在海特区举办了“爱之盛夏”活动。而在其他城市，尤其是波士顿、底特律和纽瓦克，“爱”却供应不足，种族暴动也遭到国民警卫队的镇压（见图65），因而《新闻周刊》将“爱之盛夏”更名为“不满之夏”。同年10月，大学生发起了“停止征兵周”活动，随后，反越战示威者在五角大楼前举行反战游行，作家、新闻记者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非虚构小说《夜幕下的大军》（The Armies of the Night，1968年）正是源于这次游行。然而，这次游行并没有像媒体所报道的那样产生足够的影响。1967年底，根据哈里斯民意测验调查的结果，70%的美国人表示不赞成反战游行。
图65 《1968年华盛顿暴乱发生之后》（沃伦·莱弗勒于1968年4月8日拍摄）。华盛顿国民警卫队于华盛顿街头巡逻。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遇刺后，全国各地爆发了为期5天的种族暴乱。但其实在1968年之前，在许多城市的街头已经正常有武装力量巡逻。尤其是在1967年的“不满之夏”之后，成立了国家民事骚乱专项顾问委员会（克纳委员会）。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19734）。
这场城市动乱让约翰逊感到震惊，为了探明这场发生在市中心的暴动的原因，他组建了一个委员会，任命伊利诺伊州州长奥托·克纳（Otto Kerner）为主席。克纳在次年提交的报告里得出了一些忧心的结论，尤其是美国“正在走向两个分离的、不平等的社会：一个是黑人社会，另一个是白人社会”。“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一直以来渗入美国人生活的很多方面，”报告指出，“现在，它威胁到每一个美国人的未来……如果当前的进程持续下去，将会继续导致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摧毁基本的民主价值。”报告表明，许多暴动的直接原因是非裔美国人“针对美国白人社会的地标性建筑”而非针对美国白人本身的暴力，刺激这种暴力行为的因素包括警察的伎俩、失业、联邦雇佣的“不足”、教育以及社会福利项目。“美国白人永远不会完全明白，同时也是黑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报告总结指出，“正是白人社会与贫民窟有着密切的联系。白人机构创造了贫民窟、维持着贫民窟，同时也在纵容贫民窟。”[9]
对于日益陷入困境的约翰逊而言，这份发人深省的评估报告并没有很好地反映出“伟大社会”项目的成功，越南的军情也已经让他的这一项目打了折扣。1968年，也就是克纳报告提交的这一年，正值美国总统大选，而这一年美军在越南的形势从一开始就很糟糕。越方于1月开始发动春节攻势，北越（越共）部队打入了美国在西贡的使馆驻地，并且将美国部队围困在了老挝附近溪生地区的美国空军基地——对于这些战况，美国民众都可以从大量的媒体报道中知悉。美军伤亡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民意调查显示约翰逊正在失去美国民众的支持。他当然也失去了自己党派的支持。自1912年以来，民主党首次在内部出现了总统竞选人的挑战：明尼苏达州议员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和罗伯特·肯尼迪都宣布参加总统竞选。约翰逊退身而出，让他们二人一决雌雄。3月底，约翰逊宣布“我将不会寻求，也不会接受我的党派再次提名让我担任你们的总统”。没过几天，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马丁·路德·金遭到了暗杀。
图66 歌手艾萨·凯特公开批评越战后，一场反战抗议在白宫门口举行（沃伦·莱弗勒于1968年1月19日拍摄）。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24360）。
然而，不管是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遇刺，还是民主党出现分裂，或是作战前线部队中黑人比例失调（与美国人口构成相比）让持久存在的种族隔阂加剧、恶化，都没能动摇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没能终结美国人对越战的支持。并不是说没有人抗议，但这些抗议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当然也不会都像1967年五角大楼前的那场游行那样规模巨大。当著名歌手艾萨·凯特（Eartha Kitt）鲁莽地，或者说愤怒地在一场白宫午宴上批评当局的外交政策时，她的行为赢得了支持，也遭到了责难（见图66）。女演员简·方达（Jane Fonda）于1972年赴越南河内地区，坐在用作攻击美军飞机的高射炮台上拍摄照片宣扬反战，也遭到了同样的敌意。事实上，在她这么做之前，就已经因为反战立场遭到了不少批评。显然，即使到了最后阶段，许多美国人也不能容忍别人批评美国在越南的行动。然而，越战结束之后，出现的却似乎只有自我批评的声音了。
比起理解美国民众在战争结束后对越战的回应，理解20世纪60年代越战反对声音的缺失可能更为直接。1963—1975年间，总共有230万美国士兵在越南服役，其中有5.8万名（2.5%）士兵阵亡。尽管媒体报道了学生在五角大楼前烧毁自己的征兵证的画面，事实上，美国在越战中调动的兵力规模并没有像在之前的战争中那么大，当然与二战更是没法比。1964—1973年间达到应征年龄的2700万人中，有200万人被征入伍，900万人自愿参军，而仅有150多万人真正参加过战斗。简而言之，越战一代中仅有6%的人参加过越战，因而，当时对于战争的反对并不持久、对于战争的支持相对稳定，也就不足为奇了。
美国人在回顾这个时期的美国史时会发现，1968年似乎不是决定性的一年，而是没能做出决定的一年。而正是这没能做出的决定在后来一直萦绕着“越战一代”，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至今仍然如此。1968年的时候，美国似乎走到了一个转弯口，从自由主义共识转向了右翼政治。当然，这只是事后的总结。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骚动与变化”的十年渐近尾声之时，当时的人们仍然具有一种共识，这种共识是在一种美国国家主义的背景下形成的，而这种美国国家主义的形成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基于美国的军事实力，同时也基于源自独立革命和内战时期并且在二战期间得到最广泛传播的一种观念：不管是在自己国家还是其他国家的街道上战斗，美国人总是为自由而战的。只有当这种自由没能实现的时候，他们才会清醒过来，开始自我怀疑。就20世纪60年代而言，只有当骚动结束，才出现了变化，出现了社会变革与反对越战的声音。
随着约翰逊时代渐近尾声，新共和党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准备就职，全世界的目光没有聚焦在东南亚，而是聚焦在太空。1968年12月，阿波罗8号完成了首次绕月球航行的太空任务，在平安夜从漆黑的太空里用电波向地球发回了一条圣诞讯息——《创世纪》的开篇。对于这个将要步入新的十年、走向新的政治方向的国家而言，这样的讯息再合适不过了。次年夏天，也就是1969年7月20日，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成为登上月球的第一人。然而讽刺的是，到了那个时候，美国的太空计划已经开始趋于缩小规模。事实上，冷战也开始趋于平息。
太空计划的规模精简是毫无征兆的，但尼克松在就职演讲中却表达了对冷战平息的愿望。“我们不仅在太空开阔了眼界，”尼克松断言道，“而且在地球上亦已打开了新的天地。”但是，尼克松也指出美国“在物质上富甲天下，精神上却一贫如洗；十分精确地登陆月球，却在地球上陷入吵吵嚷嚷的相互纷争之中”[10]。1969年之后，这些纷争并没有被驱散，某些方面事实上甚至还恶化了。不过，和之前的每一任总统一样，尼克松也针对美国的弊病提出了自己的计划，但是他的计划却和之前那些总统提出的截然不同，这一计划被命名为“新联邦主义”。
让国会里一些保守派感到沮丧的是，尼克松的新联邦主义并没有完全废除自由主义的新政。事实上，尼克松就职的这一年刚刚经历了反主流文化的巅峰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组织者称之为“水瓶座盛会”），因而他给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些倡议赋予更具体的形式，也是一种恰当的做法。尼克松建立了一批联邦机构来解决各类问题，例如环境问题（环境保护局）、职业健康和安全问题（职业安全和健康署），同时也通过相应的立法来支持这些机构的工作，例如《清洁空气法》和《濒危物种法》。尼克松没法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所有问题，但他的确通过一些行动来确保地球上的新天地变得更加清洁、绿色。
在财政问题上，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让尼克松颇受限制，而美国在太空、国防和仍未结束的越战上的巨额开支也让他无力调控巨大的通胀压力。针对就业问题及其导致的财务危机，尼克松提出了家庭援助方案，这个社会福利方案本可以保障最低收入水平，却没能在国会通过。针对越南问题，尼克松也提出了名为“越南化”的方案，想要将作战和指导战争的任务逐渐移交给越南共和国陆军（ARVN），以便于美国逐渐从越战中抽身。但这个方案也同样遇到了麻烦：尼克松制定的时段对于越南共和国陆军来说太过短暂，对于日益失去耐心的美国民众来说又太过漫长。此外，一直以来，尼克松本人在解决越战问题上的手段相互矛盾，让人看不到头，这也对他的方案造成了破坏。
尼克松曾经表示，自己就算“爬到河内”也要解决越南问题。在他就职后，就立即向北越地区发起了大量空袭，并且在1970年派兵入侵中立国柬埔寨。这两项行动对于和平进程都无甚作用，却激起了美国民众的反战情绪，造成了可怕的后果。肯特州立大学的四名学生在一场校园反战抗议中遭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杀害，则又让举国上下感到惊骇。而就在此前，美国民众还在为1968年3月16日美军在越南美莱村的大屠杀群情激昂。
在越南一个名叫美莱村的偏僻小村庄，在中尉威廉·凯利（William Calley）的指挥下，第11轻步兵旅的查理连队残忍杀戮了400多名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和老人。这起屠杀似乎向世界，也向美国自身证实：美国已经失去了道德的指南针。如果说在当时以及后来的媒体报道中，美莱村惨案都被呈现为美国介入越南事件的低谷，这都是从作恶的角度而言的。由于媒体的报道及其在美国文化中的后续影响，许多美国民众都会记得凯利中尉的名字，却会忘记甚至是不知道直升机驾驶员休·汤普森（Hugh Thompson）少尉对于这场屠戮的抵制。汤普森少尉目睹了这桩惨案，试图搭救幸存的平民，并且命令自己的士兵向任何妨碍营救平民的美军士兵开火。美莱村惨案中美军士兵内部的僵持其实正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这样的强国既有无限可能行善，也有无限可能作恶。
然而，即便是美莱村大屠杀这样的惨案，也没有像美国国内政局那样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1971年，五角大楼文件被泄密给了媒体，“水门丑闻”导致美国史上首次的总统下台。美国国防部关于美国参与越战初期的五角大楼文件被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泄漏给了《纽约时报》。这起泄密事件让尼克松感到非常恼怒，而他本就因为觉得媒体破坏了美国在越战的谈判而对其怀有敌意，故而在白宫内部成立了名为“水管工”（因为要防泄密）的特别调查小组，闯入埃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的办公室，想要找到（永远不会确切知道是什么的）证据来破坏埃尔斯伯格的信誉。次年，又有企业出资成立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雄心勃勃地想要找到民主党的污点。1972年6月，一伙人闯入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时当场被捕，而其中一人正是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
水门事件一开始看起来有几分可笑，但是在两名《华盛顿邮报》记者的追踪调查下，一个滥用政治权力的复杂真相开始渐渐显露。迫于最高法院的施压，尼克松总统不得不交出美国总统办公室的窃听录音带。他私底下窃听录音被发现这件事本就已经足够糟糕，但录音带里的内容才真正让他名声扫地。然而比起一个人的名声扫地，还有更糟糕的事情：水门事件让一系列的非法窃听、行贿和回扣行为暴露在民众眼前。但造成最大破坏的不是这种犯罪行为本身，而是尼克松对于这种行为的掩盖。民众意识到，他们的总统想要破坏民主进程，想要对此说谎，并且还试图阻挠随后的司法调查。在民众要求弹劾总统的呼声下，尼克松于1974年辞职，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一时代开始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所推行的联邦政府和干涉主义国家，并通过这种方式来定义和保卫美国的承诺。如今，它已经一去不返。由于发生了水门事件，加之1975年美国又从西贡战败撤军，许多美国人失去了对政府、对美国军事优势，甚至是对美国自身的信任。
然而，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不应夸大国民心态的转变、认为其一味接纳右翼思想而排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同时也不能忽视美国仍然存在的国际影响力。五角大楼文件和水门事件虽然占据了头版头条的位置，但与此同时也不要忘记，美国也仍然在探索太空，在寻求与苏联的和解。1969年11月，阿波罗12号的两位宇航员双双踏上月球的表面，1971年，美国宇航员首次驾驶月球车行驶了28千米。次年，美国宇航员再次登上月球表面，但这是美国在20世纪的最后一次了。同年，尼克松和柯西金（Kosygin）就苏美太空合作达成一致，促成了三年后的首个苏美太空探索项目：阿波罗—联盟测试计划。
到了1975年，一切似乎在兜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原地。1957年苏联发射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伴侣号”给美国敲响了警钟，迫使他们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全球影响力以及国内的现实情况。“伴侣号”是冷战的一个标志，而冷战给美国带来了新的思考方式：关于政府、社会、种族、经济、军事和技术。正如林登·约翰逊所说的，美国太空计划是“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的起点”。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曾经有过雄心壮志。肯尼迪的“新边疆”方针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方案都旨在解决美国的国内问题与外交政策问题，并确立美国在冷战的新战场——太空领域的优势地位。事实证明，这些倡议都耗费了高昂的经济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1975年之前的美国史可以视为一个成功者的故事：这个国家首先摆脱了殖民统治，建立起共和政府；接着征服了西部边疆，通过一场残忍的内战保持了统一；在有战火威胁到西方世界自由体制的存在之时，两次应欧洲的请求向其伸出援手；这个国家还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实际支持、策略指导和意识形态的引导。
然而，1975年4月底，北越军队包围了美国使馆的时候，这个国家却不得不混乱地逃离了西贡。虽然美国军队不顾一切地想要让尽可能多的南越盟军登上疏散直升机，甚至是让海上疏散船只甲板上的直升机起飞，以腾出更多空间。但这还不足以疏散所有人。事实上，一直让越战一代人无法释怀的正是那些被他们留在身后、生死未卜的人。
第三个世纪
1975年4月，西贡落入共产主义势力手中时，美国已经开始举行建国200周年庆祝活动，宣布这个国家步入建国以来的第三个世纪。4月初，美国的第二趟“自由列车”从特拉华州的威明顿市出发，开始了一段持续近两年的环美旅程。就在前一年，所谓的“前导列车”已经将自由列车的官方路线试开了一趟，为自由列车的正式旅程做好准备。在建国200周年庆祝活动中，美国自由列车是除电视庆祝节目之外唯一的全国性纪念活动。列车上装载的物品和40年代第一趟自由列车上的大致相同，但多了一些东西，包括马丁·路德·金的布道台和从月球上采集的石头。
40年代的自由列车与70年代的自由列车之间还有另外一个不同之处：前者是政府行为，由一位联邦雇员发起，得到了国家档案馆的协助以及杜鲁门总统的支持；后者则是私人行为，由一位爱好火车的商人小罗斯·罗兰（Ross Rowland）发起，也得到了其他一些人的支持，其中包括为此举办了一场义演的歌手约翰尼·卡什（Johnny Cash）。罗兰本人也许无意借自由列车去证明什么，但实际上，到了20世纪70年代，自由的象征意义和实际含义都在经历着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的转变。1975年底，《哈泼斯杂志》指出，这个国家仍然对总统遇刺事件而举国震惊，仍然因70年代的能源危机而在通货膨胀中挣扎，也仍然为西贡落入共产主义势力手中而感到骇然，这个国家在道德和物质上似乎都已经脱缰，在这个国家中，“新的自我陶醉”只会引起个体的不安与孤立。正因为此，美国的建国200周年庆祝活动非常低调；70年代的自由列车穿过美国大陆之时，途经的风景与40年代也截然不同。这趟列车的目的地是所谓的“保守反革命主义”（conservative counterrevolution），也就是对自由主义的最终拒绝。这种情绪在1980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担任美国总统时达到了顶点。
有人认为，里根的一生在许多方面都体现了美国政治、社会发生的方向性转变。里根大学毕业的那年正值富兰克林·罗斯福首次当选总统（1932年），他职业生涯的轨迹也跟随着美国从新政自由主义向新保守主义的转变，他本人正是远离“大政府”、重回个人主义的新保守主义典范。然而，这种哲学方向上的剧变却仍然是在美国信条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事实上，从很大程度上讲，推动保守主义文化发展的正是对于美国信条可能瓦解的恐惧。新保守主义一方面赞美美国的多种族构成及其隐含的对于自由和公民国家主义的广泛表达，另一方面又担忧对于种族差异的过分强调可能导致20世纪部落主义的形成，从而对美国的国家中心构成威胁。在许多方面，新保守主义都可以追溯到18、19世纪对于自由的局限性以及自由的权利与义务的理解，不过如今这种理解已经不再仅仅被放在盎格鲁—撒克逊的背景下进行。
“政府，”罗纳德·里根在就职典礼那天说道，“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里根援引了托马斯·佩恩的话，指出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是“我们人民”。里根提醒民众，美国是“一个拥有政府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拥有国家的政府”，正是这一点使得美国“在世界各国中独树一帜”。“我们的政府除了人民授予的权力，没有任何别的权力，”里根宣称，“目前，已有迹象表明，政府权力已经超出了被统治者的同意，制止并扭转这种状况的时候到了。”[11]里根并没有像佩恩那样说出“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状态下也不过是一个无可避免的恶魔；在它最坏的状态下，就是一个无法忍受的恶魔”这样的话，但也许当时的许多听众听到的正是这个意思。
然而，1981年毕竟不是1776年。到了20世纪后期，已经有大量与个体相关的权利得到提倡和实施，这也给联邦政府增加了大量职责，而这些职责是联邦政府既不能废除也无法避免的。对反主流文化运动的抵制将一些思想和利益集团松散地聚合在一起，由此形成的新右派涉及思想、社会、政治、宗教和道德等诸多方面。新右派形成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宗教复兴运动，而政治与宗教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也向一直到20世纪后期都与宗教毫无干系的政治文化发出了挑战。保守的反主流文化在某些方面试图大规模重建清教徒村庄，对于那些反对者，则借助一种宗教的狂热予以打压。然而，这个运动从整体上而言从来没有完全成功地拆解过这个国家与生俱来的权利。在70年代，为了捍卫60年代遗留下来的传统，尼克松推行了一系列环境政策。在接下来的数年里，美国政治、法律、生活中的许多其他领域也都推出了类似的政策。越战时代将有关自由的新声音，尤其是来自学生的声音引入到全国的对话中，同时也放大了那些更传统的对话者的声音，尤其是民权活动家和妇女的声音。在越战、反主流文化运动走向衰落，以及水门事件真相曝光的大背景下，60年代的兴奋感渐渐消失，或者说消退，一直在推动这个时代发展，却又被淹没在当时众多声音之中的一些力量终于开始被注意到。
美国的妇女运动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虽然1920年颁布的第十九修正案保障了女性的选举权，二战以来女性的就业率也有所提高，但到60年代时，美国企业和政府部门里很少有女性位居高位。种种迹象也表明，这种情况并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1961年，国会里还有20名女性成员，到了1969年，只剩下11位。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她们生活的重心还是家庭。在60年代早期，很少会有女性自称是女权主义者。在反战运动中，女性通常也是有意识地以女性，而不是例如非裔美国人之类的身份来定位自己，这和上一代女性活动家的做法极为相似，那些人对于奴隶制或者19世纪晚期的种族划分的反对事实上基于这样一种纲领：女性是家庭的道德核心，因而也是国家的道德核心。
1963年，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出版了《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关于女性在社会地位的论辩随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同年，美国通过《同酬法案》，并且建立了均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彻底改变了女性的就业状况以及雇主对待女性雇员的态度。1966年，全国妇女组织（NOW）成立，在弗里丹的领导下，借鉴民权活动家的手段与修辞，呼吁实现美国妇女在所有方面的全面平等。从这种意义上而言，性别与种族在平等问题上常常相辅相成。但在其他问题上，两者也是会有分歧的。
60年代中期，针对市中心区非裔美国人贫困率居高不下的问题，社会学家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写了名为《黑人家庭：需要国家为之采取行动》的报告（The Negro Family: 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也称“莫伊尼汉报告”）。这份报告出版后遭到了很多批评，批评者认为这份报告试图将白人中产阶级的规范强加于黑人家庭，尤其是黑人单亲妈妈之上。在如今的美国社会中，这种辩论仍未平息，许多保守派主张再次强调由夫妻及其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的重要性，这不一定会解决所有的社会弊病，但对于这些核心家庭中的女性却有着很大的影响。和现在一样，当时的辩论偶尔也会跨越肤色和性别的界限，但有时却只是在两者之间的真空地带徒劳地呼喊。事实上，在女性权利的问题上，争议是常态，这一方面是因为单单通过一份宪法修正案并不能维护全面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得到维护的权利本身也正在被割裂开来。
1967年，全国妇女组织在妇女权利领域推动了两方面的重大进展：平等权利修正案（ERA）和堕胎权。前者在20年代就曾被提出过。两个议程的实现似乎都势在必得。国会将平等权利修正案下发给各州，满心期待批准州达到3/4的最低数量，这项修正案就可以被通过。到1973年时，这项修正案已经得到了36个州的批准。国会信心十足地认为这项修正案一定会通过。没想到的是，修正案最终却没能通过，而其原因竟是来自妇女的反对。菲利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领导的草根运动建立了停止平等权利修正案全国委员会，指出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的人都是反家庭的，这一立场也获得了其他一些像“母亲们在前进”这些听起来有些可怕的团体的支持。然而，国会仍然热衷于推动平等权利修正案的通过，甚至于将批准法案的截止时间推迟到了1982年。尽管如此，1977年之后，已经没有哪个州会去碰这个修正案，更不用说批准了。
与之相反，在一桩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最高法院裁决案“罗伊诉韦德”案（1973年）中，堕胎权得到了承认。但这项权利也曾并且继续遭到直接的质疑（见图67）。就在堕胎权得到通过的同一年，生命权利全国委员会也宣告成立。1989年，在“韦伯斯特诉生育健康中心”案中，最高法院判决认可了密苏里的一项法令，禁止任何医疗机构利用政府资金资助堕胎。不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堕胎问题都充满分歧。当然，在许多国家都有支持堕胎和反对堕胎的活动家在针锋相对，但在美国，愿意做堕胎手术的医疗人员遭到谋杀、堕胎诊所遭遇抗议、医患双方都遭到了辱骂。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人至今的态度仍然是援引第一修正案来支持自己的行为，同时却不同意别人这么做。
在有关堕胎权的辩论中，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女性和未出生的胎儿之间的权利该如何取舍，也正因此，堕胎权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都极富争议。1989年，白宫参与了一桩案件的“法庭之友”陈述，试图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最高法院对此予以否决，但同时也规定各州可以限制政府资金资助的诊所中提供堕胎服务。最高法院这种中立的解决方案可能让谁都不满意，但也清楚表明了宗教右派并不能完全为堕胎问题设置议程。事实上，平等权利修正案和堕胎权辩论不仅突显了保守主义反主流文化的影响，也突显了对于这种影响一直以来都存在的反对声音。
图67 1976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纽约举办期间，民众游行支持“主张女性有权选择人工流产”的游说议员，反对主张保护胎儿权利、反对堕胎的总统候选人艾伦·麦克马克（沃伦·莱弗勒于1976年7月14日拍摄）。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9733）。
平等权利修正案和罗伊诉韦德案事件之后，权利辩论涉及的范围开始扩大，其他一些所谓的少数团体也参与进来，攻击各种形式的歧视——不管是通过《美国残疾人法案》，还是通过为保障美国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者（LGBT）群体的平等权利而制定的州立法。不管从法律还是文化上而言，这些权利对于美国来说都仍然是一项挑战，不过，开始于70年代、想要终结性取向歧视的势头是不大会消散或者减弱的（图68）。虽然宗教右派继续责骂同性恋，但从更广阔的公众视角来看，尤其是在80年代艾滋病肆虐之后，民众在平等公民权利的问题上是持一种包容而非排斥态度的。
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通过，废除了自1924年起开始实施的原籍国配额制，1970年之后，美国迎来了移民人群的增长。如果说到了20世纪后期，美国在法律和文化上的包容性已经延展覆盖到当时的边缘人群，那么关于这种包容性文化的内涵的辩论——事实上是争吵——在当时的背景下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80年代的移民人数不到900万，到90年代时已经增长到约1350万，其中很大一部分移民是西班牙裔（主要来自墨西哥）或亚裔（主要来自中国、韩国和越南）。这种情况加剧了保守派的担忧，他们害怕美国文化会遭遇解体，也担心不同的种族和民族团体之间会发生跨文化冲突。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就任总统时，在就职演讲中强调了“美国的理想”中的多样性和统一性，指出美国的理想是“能够从纷繁的多样性中实现最深刻的统一性”。
克林顿在演讲中提到“美国复兴的奇迹”，这无疑是一种精神宣传。克林顿指出，对于这个步入后冷战时代、迈向新世纪的国家而言，这几乎是一场春之祭。美国不再与世界相脱离，而是通过之前几十年的技术发展，重新站在了世界的中心。“这个世界虽然沐浴着自由的阳光，但仍受到旧仇宿怨和新的祸患的威胁。”克林顿指出，“我们在无与伦比的繁荣中长大，继承了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但由于商业失败，工资增长停滞、不平等状况加剧，人民的分歧加深，我们的经济已经被削弱。”[12]
图68 1976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纽约举办期间，发生了一起同性恋权益游行（沃伦·莱弗勒于1976年7月11日拍摄）。美国最高法院在2003年裁决指出，将同性恋行为定为犯罪是不符合宪法的。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9729）。
在克林顿任内，有一些分歧还在继续加深。夹在两届布什政府之间的克林顿政府，看起来就像是保守派反革命中间的一片自由主义绿洲。不过这么想也许并不对，在里根和乔治·布什的任期内，右派想要的没有完全得到，左派害怕的也没有全部发生，而到了90年代，美国却出现了一种与个体自由毫无干系、事实上是截然相反的问题：犯罪问题。
在之前分别由共和党执政和民主党执政的两届政府任期内，美国的监禁率都居世界首位。事实上，克林顿任期届满之时，有560多万美国人处于或曾经处于监禁状态。简而言之，每37个美国成年人当中就有1个人经历过监禁，不过这个比率视种族而不同。截至2001年底，16.6%的非裔美国人在狱中或曾经入狱，西班牙裔的监禁率相对较低（7.7%），白人男性的监禁率则更低（2.6%）。“如果2001年的监禁率一直持续下去，”美国司法部的一份报告总结指出，“那么美国的黑人男性在其一生中有1/3的可能会入狱，西班牙裔男性有1/6的可能会入狱，白人男性则有1/17的可能会入狱”。到了2009年6月，有160万美国人被关押在狱中。[13]
这些数据当然能够帮助解释现代人对于犯罪剧的迷恋，但与此同时，它们也突显了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美国人口广泛趋向于犯罪，并且犯罪以及对于犯罪的恐惧给美国造成了，而且还将继续造成日益增长的影响。这种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冲突与美国身份之间的关系，以及一种从美国建国之初就一直存在的恐惧，害怕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共和实验会特别容易遭到外部和内部力量的攻击，也害怕这些力量有可能会破坏美国。一直到冷战结束，美国人的恐惧其实都可以总结归纳为一类：“美国信条”一直在遭到挑战。这些恐惧的主要来源是英国、“南方”人、共产主义甚至是“大政府”，在美国人看来，这些团体如果说不是真的彼此合作，也是具有一种内在的连贯性的。当然，冷战提供了一种元框架，在这个框架下，这些恐惧可以得到表达，并且也通过对这些恐惧的回应，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国身份。在冷战的背景下，复杂的问题得以简化，美国的主要威胁来自里根所称的“邪恶帝国”苏联。1991年苏联的解体摧毁了这个框架，开启了通往乔治·布什乐观地称为“新世界秩序”的道路，而这条道路也许不可避免地注定是一条混乱之路。
就在布什任期的第一年里，全球混乱最大限度地冲击了美国。2001年9月11日，纽约的世贸大厦和华盛顿的五角大楼遭到恐怖袭击，引发全球骚乱。当然，恐怖主义本质上就是要传播恐惧。然而，世贸中心双子塔的倒塌让这个一直以来都惴惴不安的国家终于找到了恐惧的对象。媒体对于这起袭击的实时播报增加了这起事件给人带来的冲击和恐惧，震惊的世人只能束手无策地看着最初那些疯狂的营救措施，看着双子塔突然倒塌，看着数千条性命转眼之间灰飞烟灭。
“9·11”事件带来的恐惧感是非常明显的。在此之前，美国人当然也经历过国内恐怖活动。1993年，与基地组织有关的恐怖分子也袭击过世贸中心。然而，美国从来没有遇到过像“9·11”这样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布什政府对此的回应是宣布发起“反恐战争”，但这种战争从一开始就冒着落空的风险。恐怖毕竟是一个昙花一现的敌人。布什政府的批判者常常指出，布什自称为“战争总统”，从中赢得了不少好处。他挑起了公民自由权的问题，也为损害那些自由权制造了机会。虽然美国政府将基地组织指为罪魁祸首，但在这场除了恐怖之外其实没有明显敌人的战争中，美国想要自身立于不败之地，在一些人看来是非常冒险的。
“9·11”事件之后，美国成立了国土安全部，通过了《美国爱国者法案》。尽管这些都是针对“9·11”事件采取的行动，但在美国国内外的一些人看来，这些举动都让保守派反革命势力得到巩固，是一种更危险的“新保守派”阴谋的胜利。这种阴谋意图建立起一个美帝国——一个自由的帝国——并且要形成一种可供复制的美国模板，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会欢迎这种模板。布什概述并且颁布袭击“邪恶轴心”、在阿富汗推翻塔利班政权（持久自由行动）、在伊拉克终结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独裁（伊拉克自由行动）并实现“政权更替”的计划时，世界都为之一愣。虽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国都指出了至少是切实存在的敌人，但事实证明，想打败他们也并不容易。
在美国国内方面，“9·11”事件掀起了一股爱国主义的高潮，布什对此当然会加以利用。就和二战结束后一样，美国的国旗到处飘扬。它被插在双子塔的旧址上；被展示在每一个可能的地方，汽车上、窗户上；搜救犬身上裹着它，孩子们身上也穿着它。它成了一种反抗的象征，成了一条让人安心的毛毯。战争当然是想要引起这样的爱国反应，把民众团结在一起，进而增强国家主义。而就在2001年之前，这种国家主义正面临破碎的危险。对于美国来说，这种新的国家主义的高涨来源于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讲，与恐怖分子的冲突终结了这个国家在越战失败问题上一直以来的困扰。恐怖主义这个敌人是否会比共产主义更容易约束和击败还有待观察，奥巴马的民主党政府是否能有尊严地获得和平或者从容地从阿富汗撤兵也还要拭目以待。
不可避免地，“9·11”事件没有能够消除所有的分歧，美国继续挣扎在这些分歧之中，与之苦苦作对。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重创美国，也将美国持续存在的阶级分歧和种族分歧暴露在世人面前，而至少在外人看来，这些分歧在2001年之后可能已经不那么明显了。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2008年的总统竞选中取得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这些分歧的存在，但在更大程度上则应归功于美国人想要解决这些分歧的迫切要求。
奥巴马上任之时，其他国家正在开始怀疑，更确切地说是担忧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美国似乎有时在转向一种内向化的孤立主义，有时又在转向一种想要贯彻全球秩序的强势的救世主冲动；它一方面对自由高谈阔论，一方面却又迟迟不肯关闭关塔那摩湾监狱。奥巴马许诺了一个不同的未来。在这个未来之中，美国不会为了巩固自身安全而让自己的理想妥协；在这个未来之中，美国将会从“百衲而成的传统”中打造出公民国家理想。“这，”他宣称，“就是公民的义务和承诺。这就是我们自信的来源——认识到上帝呼唤我们在前途不明的情况下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就是我们的自由和我们坚守的信条具有的意义。”[14]有些人对奥巴马的这个就职演讲感到失望。他们似乎在期待更多，但那是什么呢？
在某种程度上，奥巴马的当选在很多层面上都是具有——或者说，是许多人都希望其具有——象征意义的。奥巴马的当选不仅意味着在连续两届共和党政府之后，民主党终于重获执政权，也意味着所谓的新保守主义统治明显已经走到了尽头。有些人认为，在乔治·布什任内开始流行起来的新保守主义描述了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属于自由派、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却转向保守派的人士。和其他改变信仰的人一样，这些人对待自己的新信仰相当认真、坚定。新保守主义政府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内一些人表达的反美主义感到失望，对在那之后美国国外表达的反美主义情绪也充满忧虑，其国内外政策都寻求回归“传统”价值，（通过神学保守派）重申宗教是美国世俗信仰的支柱。
这种新信仰到底有多新，还有待争议。早在1920年，英国作者G.K.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就将美国描述为“一个具有教会精神的国家”，而这种宗教（或者说宗教信仰）与爱国主义（或者说国家信仰）的融合在美国建国之时就已然存在。当时，约翰·温斯罗普在其布道中向20世纪福音派的殖民者祖先们保证，他们的国度将会是一座“山巅之城”。就美国国家主义而言，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这种观念从一开始就被当成理所当然。一直到了20世纪后期，即使奥巴马指出上帝为美国安排的天命也许并不像前总统们所相信的那么确凿，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相信上帝。
不过，在一个很重要的层面上，奥巴马当选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裔美国人总统，似乎也代表了至少有一部分的美国天命得以实现，代表着自这座山巅之城建立以来就一直对其造成损害的种族问题得以解决。在这个问题上，开国元勋们一直闪烁其词，从一开始就无法让这个国家实现其1776年制定的宗旨，也引发了后来的很多问题。到了19世纪中期，奴隶制和种族问题让共和实验几乎从内部遭到破灭。奥巴马就职典礼的现场以林肯纪念雕像为背景，并且手按林肯当年宣誓时所用的《圣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这些都清楚表明奥巴马想要让人们想起那位在1863年签署《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总统。许多美国人在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都会回想起过去，虽然不至于想到内战时期，但是会想起1963年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前台阶上的演讲，想起他唤起的人们对“这个国家将会奋起，实现其立国信条的真谛”的信念。奥巴马的当选似乎证实，美国终于做到了这一点。
当然，仅凭林肯的形象并不能支撑或者完全满足奥巴马当选后面临的那些期待。奥巴马当选之时，正值国际银行陷入困境。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不仅遭遇了国内财政问题，也在外交政策上遭到了挑战，而这些问题都不是轻易就能解决的。现今对于美国的讨论常常倾向于使用两个词语：全球化和霸权（有时也称全球霸权），说的好像这两个词语是什么新鲜事物一样，好像经济大萧条影响的只是美国，而不是代表着一场全球经济危机。就美国自身而言，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当然会引起人们对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回忆，就像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驻军也会让人们想起越战一样。历史似乎正在重演，并且是一场日益扩大的全球范围内的重演。
全球化让全球人口都容易受市场力量的摆布，也让恐怖主义容易受军事力量的影响，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成为许多专栏和博文的话题。美国的人口仅占全世界的4.6%，却消耗了约33%的世界资源。在这种巨大的消费之下，美国在经济、军事，并且也可以说在政治实力上都无人可以匹敌。但是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开始清楚认识到，美国的实力一旦缺少目的，就是没有意义的，并且这种目的不能像布什所做的那样仅仅由美国自己来定义和捍卫。奥巴马寻求实现更大程度的国际合作与和解，但这当然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有人质疑美国的国家理想和国家身份是否能够经受得住全球化带来的外部压力和多元文化造成的内部压力。对此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这个在一些人看来根本不是个国家的国家，这个常常被描述为“共和实验”的国家，从建国之初就非常团结。这项实验还远未结束。事实上，鉴于美国现在的历史还相当短暂，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注释：
[1]Johnson, quoted in Robert Dallek, Lyndon B. Johnson: Portrait of a President(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70.
[2]The commercial can be viewed via the Lyndon Baines Johnson Library and Museum, available at: https://www.lbjlib.utexas.edu/johnson/media/daisyspot/(September 1, 2010).
[3]Lyndon B. Johnson, “Special Message to Congress: The American Promise, ”March 15, 1965, available at: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26805＆st=＆st1= (September 3, 2010).
[4]‘A Divided Decade: The“60s, ”Life, Vol. 26 (December 26, 1969): 8-9.
[5]Dwight D. Eisenhower, “Farewell Radio and Television Addres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January 17, 1961, available at: https://www.presidency.ucsb .edu/ws/index.php?pid=12086＆st=＆st1= (September 3, 2010).
[6]Kennedy, quoted in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Robert Kennedy and His Times(1978. Reprint.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2002) 705
[7]The reaction to the Revolutionary War and World War I are discussed in previous chapters. Figures for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Vietnam are taken from Rhodri Jeffreys-Jones, Peace Now! American Society and the Ending of the Vietnam War, New E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4-15.
[8]Tom Hayden et al., “The Port Huron Statement, ”(1962), available at: https://www2.iath.virginia.edu/sixties/HTML docs/Resources/Primary/Manifestos/SDS Port Huron.html (September 4, 2010).
[9]Report of the 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 (1968), available at: https://www.eisenhowerfoundation.org/docs/kerner.pdf (September 4, 2010).
[10]Richard M. Nixon,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1969, available at: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941 (September 4, 2010).
[11]Ronald Reagan,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1981, available at: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43130 (September 5, 2010).
[12]William J. Clinton,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1993, available at: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46366 (September 5, 2020).
[13]Thomas P. Bonczar, “Prevalence of Imprisonment in the U.S. Populations, 1974-2001”(NCJ-197976); Bureau of Justice, available at: https://bjs.ojp.usdoj.gov/index.cfm?ty=pbdetail＆iid=2200 (September 5, 2010).
[14]Barack Obama,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2009, available at: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44 (September 5,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