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所有事物融为一体，一条河从中穿行而过。这条河被世界上最伟大的洪流分割成许多分支，流过古老的岩石。在一些岩石上落下了永恒的雨滴。在岩石下，则铭刻着语言，其中一些词语是属于岩石的。
诺曼·麦克林《大河恋》，1976年
在欧洲，研究美国史的学者都很有可能无数次地被学生、同事、朋友、家人甚至是毫不相识的陌生人评论过，说他们研究的历史不过只有短短几百年而已。在说这些话的时候，那些人还常常带着诡异的笑容，其用意不言自明：研究如此短暂的一段历史一定是很简单的事情。而且，且不论历史的长短，谁需要去专门研究它呢？我们谁会不知道它呢？我们难道不都是彻底地被灌输了美国文化，或者在有些人看来，是被美国文化所感染么？美国文化难道没有通过电视、电影、流行文学和互联网渗透进我们的生活中么？我们难道不是和熟悉自己的国家一样熟悉美国的文化和政治么？甚至我们还可能熟悉美国多过于自己的国家。又或者说，也许在美国主导的媒体和网络传播背后，根本没有什么文化可言。我们生活在地球村，街角的商店是一家7-11（7—ELEVEN）。美国人难道不是和我们穿着一样的衣服、吃着一样的食物、听着一样的音乐、浏览着一样的网站么？美国历史已经深深地镌刻在世界史之中，从东海岸地区的政治图景到南部地区经历过诸多种族问题的社会图景，从达科他州的印第安部落居住地到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边境之地，都刻下了美国的历史。但美国历史又比这些要宏大得多。它在好莱坞的电影中被曲解，在普利茅斯岩上的历史遗迹中被发现，并且还在一系列地点被纪念——首先是在瓦利福奇、斯通斯河和葛底斯堡，之后又遍及全球，在马恩河和贝洛森林、在诺曼底的奥马哈海滩、越南美山。为什么要探索美国呢？它无处不在。
然而，美国又是不存在的。美国在消失。如果我们凝望、注视足够长的时间，它也许会从我们的眼前消失不见。它已经悄悄走开，进入到一个大西洋范式（Atlantic paradigm）之中，也就是“美洲”范式。因为美国在自己的全名里自私地用了“美利坚”（美洲）这个名字，因此对于那些其他美洲国家而言，美国就被当成了一种潜在的威胁。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它们生活在这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阴影之下，而这道阴影也在边境之地将美国和其南方邻国分隔开来。每年都有上百人在试图跨越致命边境、奔赴新世界时死去。如今，这个新世界的阴影已经延伸到了旧世界中。从1945年美国向日本投射原子弹，到如今的“反恐战争”，我们难道不是一直生活在这个超级大国的阴影中么？这个阴影如今穿透世贸中心上空漂浮的碎片，在恐怖袭击暴行之后的报复行动中变得更加阴暗。
有些人担心这个世界上最后的超级大国会继续扩张自己的力量。对于这些人而言，也许还存有一线希望。一些人认为，只要否认美国为自己标榜的名号，就可以反击、否定和削弱美国的文化、军事和政治优势。借助语言的力量，也许可以有力地削弱这个帝国的力量，迫使其承认自己既不是世界的首领，也不是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在1998年所说的那个“不可或缺的国家”。相反，借用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话，可以把它描述为一个“没有凝聚力的帝国”。这是一个阴暗压抑的帝国，人们只能庆幸其帝国和军事野心还没有获得更多的凝聚力。其他一些人认为，这个世界需要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所称的“自由帝国”，需要一个被良知与商业并行驱使、维护全球稳定和安全的新的“巨人”。因此，美国缺乏凝聚力、缺乏强大帝国的动力，对于美国自身以及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些人对美国的国内建设而不是国际影响更感兴趣，他们认为美国仅仅是很多国家中的一个，拥有现代民族国家本身固有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不过，还有一些人并不认为美国是一个民族国家。甚至有一些人认为，美国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
长期以来，民族主义一直被掩埋在一个外部强加的、支配一切的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之下。随着冷战结束、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这一系列国际事件的发生，民族主义重新显现，学界对于民族主义的兴趣也与日俱增，因而，这个现代国家的民族起源又一次受到了学者的检视。不过，没有一种民族范式可以适用于美国。这个移民国家说得好听点是一个多元国家，说得难听点就是一个非国家行为体——一个相互抵触的不同民族的组合体，它被种族、宗教和语言的争执所撕裂，其中只会有文化的混乱，而不会出现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国家，更不要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帝国。不过，随着争论的继续，越来越多人将美国视作一个由公民国家主义（civic nationalism）凝聚在一起的公民国家。事实上，这不过是旧瓶装新酒，这个新术语实质上正是之前有些人可能更习惯使用的“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虽然这些争论也注意到，美国身份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排他性的白人种族核心基础之上，并将土著人、非白人、女性和非新教信徒都排挤到边缘，但争论的重点还是越来越多地转向了美国身份中具有包容性的公民理想。这种公民理想形成的基础正是《独立宣言》——这个国家的国本、宗旨，它摒弃了旧世界价值观，开启了新世界共和国。
今天，这个新世界共和国已拥有超过3亿人口，其人口和国土面积均位列世界第三，其人口仅次于中国和印度，国土面积仅次于加拿大和俄罗斯。美国的土地面积和海洋面积总计9826675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为9161966平方公里，是欧盟的两倍。美国北部与加拿大接壤，相隔五大湖和圣劳伦斯航道，向南则与墨西哥接壤，相隔墨西哥湾和里奥格兰德河（Rio Grande，墨西哥称此为Rio Bravo，即北布拉沃河）。从地理位置上而言，美国处于一个中间地带。可以说，从民族层面上而言，也是如此。
不过，这里的人们却并不总是能照顾好这片土地。美国的自然资源富饶，其中包括银矿、石油、汽油、煤矿、木材、动物群，但这些资源都在遭受过度开发。到19世纪末，北美野牛已经濒临灭绝。同样，美国在几个世纪的人口和工业增长过程中也砍伐了大量森林。在早期殖民者看来，这片似乎有着取之不尽资源的土地，太快地变成了人造土地或者退化土地。不过，同样是从19世纪开始，人们也开始建立国家公园来保护这片土地。如今，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所担负的职责远不只是土地资源和自然资源的管理；从根本上讲，它的职责是保护传统。这是一个关乎政治和文化的问题，也经常会引发争议。争议的对象既包括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的自然景观，例如，美国最大的国家公园黄石公园或约塞米蒂国家公园，也包括它管辖范围内的战争遗址。在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当政时期，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国际安全问题成为了重中之重，在国家公园管理局或印第安人部落自治区管辖范围内的土地上，石油勘测和采矿业又重新开启。在试图保护这些国家景观的同时，美国又给它们带来了毁灭性的威胁。
在守卫国家成为关键问题之前，美国人民所关注的重点一直是建立国家。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早期历史中，人口和市场主要集中在一条沿着密西西比河自北向南的轴线上。密西西比河从北部的明尼苏达州流向墨西哥湾，其间穿越了美国中部地区。在横跨美洲大陆的铁路建立起来之前，东部移民想要去西部海岸的话，只能沿着俄勒冈小道一路西行，其间还要翻越落基山脉。如今，俄勒冈小道上不再有车马西行，但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广阔土地上，人口仍旧相对稀少。80%以上的美国人居住在城市中，其中80%以上人口母语为英语，10%人口母语是西班牙语。在宗教方面，新教徒虽然仍占大多数，但也仅为51%。在新教徒中，有近80%的白人、近13%的黑人、约4%的亚裔和约15%的西班牙裔，因有时西班牙裔也被归为“白人”，所以整个比例之和超过100%。
不过，种族归类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人口调查上会遇到的特殊问题。它直接涉及美国国家身份问题的核心——美国人意味着什么、这个国家又象征着什么。例如，土著人占美国总人口的不到1%，相当于两百多万。这一群体又被细分为上百个部落单元。一个人是否算“土著”，既取决于这个人的基因遗传，也取决于这个人的文化归属；一些群体强调前者，另一些群体则强调后者。相似的，一个人是否被归类为黑人或者白人，则倾向于根据地理和语言来决定。从白人的视角来看，几乎每一个居住在或来自格兰德河以南地区的人都是西班牙裔；对于这些被混称为西班牙裔的人来说，非裔美国人看起来也和盎格鲁人没什么区别。
实际上，非裔美国人是所有种族分类中最易受时代背景影响的种族。刚从非洲国家来到美国的人可能很自然地会认为自己自动成了非裔美国人，而这也许会遭到美国黑人的抵抗。在美国，黑色和白色不仅是一种对客观基因标记的描述，同样也是对文化、传统、奴隶制的历史的描述。非裔美国人这个身份与祖上为奴之间几乎有一种必然的联系。当然，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不是所有非裔美国人都曾被奴役。历史学家芭芭拉·菲尔茨（Barbara Jeanne Fields）指出，在美国，一个白人女性可能会生出一个黑人小孩，但是至少在美国社会看来，一个黑人女性是不可能生出一个白人小孩的。她由此强调指出，现代有关种族的文化假设本质上就是矛盾的：白人可以创造黑人，但黑人不能创造白人。正如著名非裔美国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在小说中所描述的，黑人想要变成白人，却无法成功。她认为，“白人性”需要黑人的在场。至少从文化概念上讲，要想成为美国人，就需要把一些非美国的事和人置于美国之外。从这个角度看，“白人性”和“黑人性”（或非洲民族主义）是一并起作用的，但是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历史上，这很少会是一个平等的关系。
对于国家和个体而言，获得美国身份显然都是一项充满困难和挑战的尝试，但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妥协也越来越少。这些年以来，“熔炉”（melting pot）这个在美国曾经引人瞩目的理念已经让步于其他一些理念：比如对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强调，以及种族和文化（更多是宗教）上的区隔，而一些人担心这些区隔会影响美国的稳定。就像联邦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给予各州不同程度的自主权一样，美国公民有时候也难以在州身份和社会身份、联邦身份和国家身份之间维持平衡。例如，美国内战（1861—1865年）中，这种平衡就被显著地打破了。其他一些时候，比如在面临外来的冲突和危机时，爱国主义的需求会弱化内部的区隔——虽然从不能让它们消失。这种爱国主义要么是由政府倡导，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要么是由大众推动，比如“9·11”事件之后美国的反应，以及如今正在进行的“反恐战争”。
实际上，战争和美国身份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大多数国家都有暴力的历史，美国也不例外。但是，要想理解诸多关系松散、重度依赖奴隶劳动力的殖民地如何走到一起，以及最后竟以自由和平等之名推翻殖民地政权，则需要全面分析当时各方面的动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殖民者在解决美洲土著部落和英国皇权给殖民地带来的问题时，都是通过冲突来确立新世界的身份。在这里，冲突与新世界身份之间的关系很早就得到了巩固。
在美国还未建立之前，来到这片土地上定居（有些时候仅仅是短暂定居）的主要是欧洲移民、传教士、军队和商人，而驱使他们来到这里的原因正是欧洲的宗教冲突。因此，从最开始，冲突就充斥着整个移民过程，也体现在欧洲外来者对美国土著人的态度中。早期宣传家努力说服欧洲君主和商人，让他们相信“新世界”既能传播宗教也能带来利润——那里有需要皈依的土著人，也有钱可赚。这些说辞将掠夺与宗教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致命的结合体，在这种背景下，冲突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当然，这个国家的军事起点是在最终的殖民冲突中，也就是美国独立战争中被建立起来的。这场战争将国家和公民服务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也将美国国家主义与战争联系在一起。
独立战争结束后，对于这场战争的讲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当时民众的爱国热情，因为这种热情并不总是确切存在的，但不管怎样，当时那些应召参战的民兵的确因创造了军事理想上的一段佳话而流芳百世。这不应该被夸大，但也不应该被低估。在今天的美国，战争退伍军人约占成年人口的10%，从大局看，10%并不是一个压倒性的比例，也很难被称为全民皆兵。不过，退伍军人以及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后果，在美国政治和社会以及国防预算方面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因为相比总人口的投票率来讲（60%），有更高比例的退伍军人参与投票（70%）。
在这一背景之下，毫不意外，美国国家身份的特点就是在战争中打造团结，并强调自由是国家身份的支柱。不过，就算在这个国家诞生之前，这个“新世界”中的自由也有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内涵。如同当时的标语所讲，自由不是免费的。当然，它从来都不是。早期欧洲殖民者的自由侵犯了土著民族业已享有的自由。如同美国独立战争中保皇派所表现的那样，不是所有美国人都追求，或者必然会欢迎免受君主统治的自由。自由是美国实验中具有生命力的原则，但最为大肆宣扬这一原则的人却是奴隶主。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将启蒙运动描述为“人类意识的解放”，启蒙运动在18世纪也许影响了美国革命，但它并没有让作为美国革命者的奴隶们获得解放。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独立宣言》（1776）宣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实际上，这些如此冗长的“真理”只对那些要么是白人男性精英，要么是接近或有潜力成为这些人的群体有效。即使对于白人男性精英而言，这些真理也只是部分得以实现。当英国激进民主主义者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说服美国人相信他们的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时，虽然美国人已经完全做好准备接纳他的话，但他们还是将这个信息置于共和主义意识形态的背景下解读，在发扬平等和自由的同时，仍在捍卫着奴隶制。借助市场和传播网络的发展，各个殖民地至少可以在概念上建立起一个政治和文化的团结体。而实现这一概念则是另一回事。对于一些人来讲，只有当所有人都获得自由时，这个国家的理想才能最终实现。对于另一些人来讲，这个国家的未来只有当一些人终生为奴时，才是安全的。19世纪中叶，当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在内战中奋力维持国家统一时，有一项真理对他是不言自明的。“我们都宣称为自由而战，”林肯评论道，“但我们虽然使用了同一个词，表达的意思却是不同的。”
美国内战之后，奴隶制最终被废除，但是种族和民族区隔仍旧存在。尤其是当美国人为了完成自己的“昭昭天命”、自己在地球上的霸权向西部延伸时，美国身份也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修正和提炼。19世纪末，美国通过美西战争的形式尝试涉水国际事务。在这一时期，盎格鲁—撒克逊人在美国的持续主导地位本就遭到一些挑战，而种族、移民、犯罪和城市问题更是让情况恶化。这时候，参加过美国内战的一代已经掌控了政治权力。他们年轻时的经历使他们颇具智识，但却并不一定会让他们或者这个国家对新世纪——所谓的“美国的世纪”——的到来做好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美国在经济，也许还包括文化层面占据了全球性统治地位，“美国的世纪”才真正开始。
不过，“美国的世纪”却笼罩在冷战的阴影中，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又被越南战争所主导。在这一历程中，美国国家的理念产生了微妙的变化。美国的国家故事原先讲述的是以种族为核心的公民国家，现在则开始强调被排斥者为挑战这种排斥所做出的努力。人们开始重新关注美国的文化多样性，因此，美国一直以来对于公民理想的现实的自满情绪变得更加复杂。同时，它还强调了美国建国者在起草《独立宣言》建立的包容性前提。正如林肯所说，通过这一前提，所有美国人，无论祖先来自哪里，都可以宣称这个国家“就像写下《独立宣言》的那些人身上的血肉一样”。同样，在这一背景下，大西洋世界范式不仅可以平息国际世界的恐惧，还可以强调这种公民理想的力量。它突显出这个国家的边境不仅容易让移民进入，也容易让国际影响力——如果不说是国际势力的话——渗透进来，并且这个国家在对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国家主义、区域主义、战争、身份、人种、宗教、性别和种族的理解上多么易变。
当然，直至今日，如何让这种公民理想与现实相符或者甚至只是相近，仍然是美国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对于这个地理、人口和文化都错综复杂的国家而言，这个问题尤其棘手。美国研究普遍对于美国如何输出自己的民主理想、如何将之强加于美国以外的地区这一问题更感兴趣，但有时却低估了这个国家自身在历史中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经历了怎样的挣扎。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如果说这个新世界的“巨人”总是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矛盾的位置上，一边在海外“传授民主”，一边在海外“强求解放”，那么，美国自己的历史——不管是在19世纪60年代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则提醒我们，美国在国内也经常被迫展开相似的过程。与其说这是一种矛盾，不如说这是一种模式，一种在公民与种族、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间保持平衡的困难行为。在一个似乎想要为他人实现自己仍在奋力争取的目标的国家里，这种行为算不上多么陌生。它所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选择、所达成的妥协是所有国家都必须思考的问题；在如今这样一个世界中，传播几乎实现瞬时性，所有边界都可以被打破，移民问题、宗教偏执和种族区隔带来的挑战继续威胁着现代民族国家的稳定，这些问题越发需要得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