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新闻编辑部仅有四个主编助理的位置，又加上索尔兹伯里被留任，所以为了提拔罗森塔尔，其余三个主编助理中必须有一人不得不被调离或退休，被选中的是罗伯特·加斯特。可以预料，他对此事是愤愤不平的。加斯特是弗吉尼亚人，言语虽不多，但自尊心强，身体干瘦，表情冷漠。自从1952年当上主编助理起，他就一直靠南墙坐着，以略带不安的情绪，静观《纽约时报》的动态。1925年，他进报社当文字编辑。这一时期是他和他的一些同代人所说的《纽约时报》的黄金时代。当时，范安达任主编，伯查尔是他的主要助手。报社还有一大批真正献身事业的记者，譬如拉塞尔·欧文，约瑟夫·沙普伦，还有著名的阿尔瓦·约翰斯顿，当然还有奥克斯本人。
十年后，随着弗吉尼亚同乡埃德温·詹姆斯掌管新闻编辑部，加斯特在编辑系统就开始腾达起来。他先是在纽约城市组当排版编辑，之后于1938年做城市组夜间主任，1948年就当上了城市组主任。1951年詹姆斯去世后，卡特利奇接任主编，加斯特开始感觉到不祥之兆。卡特利奇无拘束的举止并不符合加斯特对有魅力的南方人的看法，加斯特对这位主编热衷于密谋的政治风格感到羞耻，也曾被他过去的朋友、哥伦比亚新闻系的同事西奥多·伯恩斯坦发起的牛栏里的小宗派所冒犯。虽然卡特利奇于1952年把加斯特和伯恩斯坦两人都提升为主编助理，但是加斯特很清楚，卡特利奇更器重伯恩斯坦，加斯特被贬低成更次要的角色，仅仅负责主编办公室的零星杂务工作：器材和供应、职员开支账目、人事问题以及与大楼内其他部门的联系等等。在周末，或在卡特利奇出城时，加斯特主管全体人员，要不然他仅仅是卡特利奇的左手。当克利夫顿·丹尼尔回到办公室后，加斯特觉得自己更是同新闻编辑部的气氛格格不入了。
丹尼尔1964年被提升为主编后，索尔兹伯里升任他的首席助理。有一天，丹尼尔要罗伯特·加斯特把他那张靠近主编办公室门前的桌子腾给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他则要搬到远处的靠近牛栏的桌子上。加斯特迫于无奈，冲丹尼尔发了几句牢骚，只得照办了。两年后，当丹尼尔要加斯特把整个新闻编辑部完全让给罗森塔尔时，加斯特骂得更凶了。和丹尼尔不同，加斯特把自己的想法全都说了出来，这是他从来不被他的管理者同事欣赏的原因之一。但是这一次他还是服从了丹尼尔的指示，搬到了卡特利奇综合办公室的一个房间里，接受了“总编辑特别助理”的头衔。他知道，到1967年3月他就要从《纽约时报》退休了。
因此，为了求得新闻编辑部的有条不紊、协调一致，新年伊始，丹尼尔起草了一份长长的管理备忘录，明确了罗森塔尔和索尔兹伯里的不同职责，重申了伯恩斯坦作为牛栏首领主任的地位和伊曼纽尔·弗里德曼在招聘人才、劳动关系、工资管理、在海外工作的《纽约时报》职员的旅行及生活津贴等领域的责任。丹尼尔还表示阿瑟·盖尔布即将接替罗森塔尔任纽约组主任，加斯特将进入卡特利奇的办公室。丹尼尔还补充说：
在结束这份备忘录时，我还应该说，从1955年我进入纽约总部以来，我很高兴与一个优秀的编辑团队一起工作。现在这个队伍正在发生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是不可避免的——符合伟大的《纽约时报》的传统。我相信，这些变化一定能使我们带着更新的生机和活力继续前进。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时报卫士责任的变化，只意味新老交替的变化。
丹尼尔在公告板上还贴上了另一个备忘录，向全体人员告知对盖尔布的任命以及加斯特的离任：
加斯特先生为新闻编辑部忠心耿耿地服务了41年，他将带着新闻编辑全体人员对他职业的敬重和对他个人的爱戴告别大家。
在此后的两个月里，加斯特坐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他的任务是监管《纽约时报》正在扩张的新闻服务。这项业务在1966年增加了47家客户，现在每天用电报向155家国内报纸和88家海外报纸发送报道、专栏文章和特写。但是，新闻服务由下属编辑负责就足够了，这样一来，加斯特发现自己在这项工作上毫无用武之地。
2月底的一天，加斯特来到报社。那是一个星期六，对他来说是一个正常工作日，这一天办公室里通常是非常安静的，仅有少数记者和编辑在忙碌，因为星期天版的很多内容——《时报杂志》、地产版、戏剧版——已经印好并被分送到报刊发售点，同时还因为是周末，纽约市的大多数商务中心和华盛顿的政府机构都已关门。除了一贯在周末也忙忙碌碌的体育部之外，新闻编辑部的情况是几群记者围坐在一起或隔着空桌子交谈，或站在体育部电视机前看比赛，尽量调低声音以防打扰文字编辑。大楼上面的几层大部分都没有人，关了门窗，《纽约时报》社笼罩在一种奇怪的、空荡荡的氛围之中。
当天下午稍晚些时候，加斯特开始清理他的办公桌。这间房在卡特利奇的内套房里，所以没人注意到。他先把一大沓文件和信件塞进牛皮纸夹里，然后写了一份临别留言，分别给新闻服务部的秘书和报社送稿生的领班——1917年就来报社的现已白发苍苍的斯蒂芬·莫兰。加斯特把这些条子放到外面的一个筐子里后，穿上他的灰呢外套，腋下夹着牛皮纸夹，乘电梯下了楼。经过门房时，他冲着那几个在周末总是很显眼的门卫点点头。然后他最后一次推开了时报大楼的旋转门。出来后，加斯特毫无憾意，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
在随后一周里，其他管理者意识到加斯特已经一去不返了，于是卡特利奇、伯恩斯坦、索尔兹伯里，还有其他人便纷纷给他寄去便笺和书信，但加斯特概不回复。庞奇·苏兹贝格办公室打电话邀请他出席一个管理者午餐会，但加斯特猜想那是一个要装出笑容的告别仪式，为的是拍张照片登在《时报闲谈》上，于是就以另有要事为由拒绝了邀请。
当然，庞奇·苏兹贝格肯定意识到了在赶走祖父雇来的人时自己所处的尴尬处境，他也认识到职员的士气低落了。扬克洛维奇公司的报告完成以后，提出的报告结果都是苏兹贝格以前察觉到的，看完报告后，他解释说：“它只是揭我们的疮疤而已。”他还说已开始实施几项计划，希望以此改善人事关系，而且借助于现代技术，或许可以恢复以往的某种精神。
1967年初冬，《纽约时报》的每一位员工都收到一个设计精美的蓝色卡纸袋，里面装有业主的一封信，一份详细列举员工福利和健康计划、设备和服务的小册子，另外还有一份由记者迈耶·伯格写的《纽约时报》简明历史。1959年这位记者去世时，曾激起了也许是整个大楼最后的充满感情和共识的悼念高潮。
伯格在世时，报社的每个人——印刷工、办事员、电话接线员、食堂里的厨师——都认识他，尊敬他。当他60岁突发心脏病去世后，似乎标志着《纽约时报》某种特殊的东西的终结，从而引起了职员的怀旧反应。一位资深记者受命撰写伯格的讣告，却发现它太难写了。很多员工，包括文字编辑，因为牛栏不把这个讣告登在头版而咒骂它。一位女士在一个水杯里插上了一束玫瑰花，把它放在伯格在前排的桌子上，直到鲜花枯萎后都没人拿走它。没有人想把伯格的名字从办公室信箱上抹掉，印刷工保留着伯格的署名铅字，以便备用。
现在到了1967年，伯格的署名又出现在这个纸袋里了，印在他1951年写的浓缩体现《纽约时报》历史的一份20页的副刊的封面上：他描述了《纽约时报》在亨利·J.雷蒙德领导下有了良好的开端，具体包括：它对美国内战和特威德集团的报道，它的破产和最终在奥克斯领导下死而复生，它对日俄海战、皮尔里和阿蒙森的探险以及泰坦尼克号海难和林白壮举的独家报道，它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太空时代日益扩大的影响。庞奇·苏兹贝格的附信解释说，发放资料袋的首要目的是教育新员工，但他感到老一辈《纽约时报》人或许也觉得它有意义，这也是使《纽约时报》人真正融入《纽约时报》的一个方法。苏兹贝格还解释说：“事实上，我们过去对此是多少有点漫不经心了。”
在另外一项让员工了解过去的活动中，报社鼓励在《纽约时报》上不定期地刊登已退休《纽约时报》人的文章。不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的名字便重新出现在一篇关于自然的文章上，体育版上还有一篇由退役的职业赛车专家弗兰克·M.布伦克写的文章，还有阿瑟·克罗克写的一篇政论文。克罗克退休后仍在华盛顿分社有一张办公桌。他的继子，《纽约时报》驻伦敦的一个风度翩翩的记者W.格兰杰·布莱尔，被调到纽约担任社里的公关顾问，也充当和员工的联系人。而且苏兹贝格也试图通过给职员加薪，给编辑和管理者以股权和其他福利，更慷慨地共享财富，来提高员工的士气。从1964年到1966年，纽约时报公司的分红使卡特利奇和赖斯顿、伊凡·维特和门罗·格林这样的管理者成了相当富裕的人；一大批级别较低的编辑和管理者每年可得到4.5万至6.5万美元；评论家每年收入2万至3万美元；记者中最高的每周可挣到350至500美元。关键性的编辑和管理者还有机会得到一种新的地位的象征，这种象征满足了苏兹贝格对新发明的想象力：他买了一架小喷气式飞机，在周末他们可以乘坐它去佛罗里达，或去全国各地进行各种公事访问。这架飞机的机号是N1851T（1851是《纽约时报》创办的年份），用黑色涂在飞机的方向舵上。
庞奇·苏兹贝格现在的开销更多了，但他挣的钱也更多了。《先驱论坛报》停办和针对新合并的《世界日报论坛》的罢工从1966年4月24日持续到9月12日，《纽约时报》的日发行量增加了10万份，达到了87.5万多份，广告刊登率增长了8个百分点。1966年纽约时报公司的固定纯收入创了公司纪录——纯利润超过900万美元（每股4.28美元），相比之下1965年的纯利润仅为500万美元（每股2.25美元）。《世界日报论坛》在1967年5月停办，《纽约时报》的日发行量突破90万份大关，广告刊登率又增加9个百分点。门罗·格林对此并不感到特别高兴，自1946年以来就担任广告部主任的年已62岁的格林，已经走到了职业生涯的尽头。苏兹贝格期望有更高的广告率，不大关心广告商的反应或者广告行数暂时的减少，苏兹贝格还想把广告部、生产部和发行部合并起来，统一由47岁的年轻人安德鲁·费希尔负责，费希尔倡导使用电子计算机。只要格林还在，苏兹贝格就不能满意地做到这一点，因为格林习惯自主地管理他的部门。苏兹贝格计划在1967年底宣布格林退休。格林满足于他获得的股权和一大笔退休安置费，愿意不声张地离去。
《纽约时报》薄薄的海外版，最近几年的印刷事务已经从阿姆斯特丹转移到了巴黎，这个版在它18年历史中的大部分时期都亏损——据估计，自阿瑟·海斯·苏兹贝格1949年创办它以来共亏损1000万美元。但纽约的大多数编辑都推测，庞奇·苏兹贝格会继续容忍这些亏损。他们的理由是，他在感情上对这个版负有义务，因为这是他父亲创办的。他们还认为，《纽约时报》的国际版是促销价值的有特权的一项，不同于《纽约时报》已停办的西部版，而是一种能够自我维持的风险投资。
他们对这位年轻业主的认识不足，在1967年春很快就显现了出来——当时他宣布他准备关闭国际版。虽然在悉尼·格鲁森任领导的那年里它有了收益，它的发行量由4万份增加到4.7万份，广告量增长了20%，但它还是每年亏损150万美元。它依然无法赶上在欧洲已有79年历史的、出版势头强劲的巴黎《先驱论坛报》，该报最近与《华盛顿邮报》的合作又使其实力大增。对海外美国人来说，巴黎的《先驱论坛报》比《纽约时报》形式更活泼，可读性更强。所以，因为不能战胜欧洲的《论坛报》，苏兹贝格便决定与之合并。通过这个版与对手的合并，他在新的经营中得到三分之一的红利，这样发行量有望达到7.5万份到10万份。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它要发表詹姆斯·赖斯顿、拉塞尔·巴克尔和《纽约时报》其他专栏作家的文章，还要发表沃尔特·李普曼和阿特·布赫瓦尔德的文章，发表《洛杉矶时报》的报道，《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新闻服务。这个新合并的报纸仍把《论坛报》的名字放在报头的显著位置，并且仍由《论坛报》的一位编辑负责监管。
悉尼·格鲁森留在那里完成了过渡时期，之后便回到《纽约时报》社，作为巡回记者帮助报道中东战争。不到一年他从《纽约时报》辞职，去当长岛报纸《新闻日报》（Newsday）的社长助理。尽管苏兹贝格竭力想挽留格鲁森，并派飞机把他从佛罗里达接到纽约，让他重新考虑去留问题，但当时也确实没有重要的位置可以给格鲁森。虽然苏兹贝格也惋惜失去了他的国际版，但他并没有长时间为之烦恼，而是在纽约本社构思更重要的决定，他希望积累更多的资金，以便随时应付他看到身边可能出现的许多新挑战。
苏兹贝格主要考虑的是，有无可能在纽约创办一份晚报，因为随着《世界日报论坛》停刊后，纽约仅存《纽约邮报》一份晚报了。苏兹贝格有时感到纽约市既需要也应该有第二份晚报，但有时又拿不定主意。尽管他有自己的浪漫倾向和对公众服务的愿望，但他不能不注意到，生命短暂的《世界日报论坛》毕竟使它的老板损失了1700万美元。问题还不单纯是财务上的，而且还涉及这样一个问题：这第二份报纸也许是一个有新名字的、内容复杂的日报，以娱乐性、艺术性、政论文、社会评论为特色，时报公司有了这份报纸会不会影响已有的早报的名声和特点？苏兹贝格、卡特利奇或伯恩斯坦能坚持早报报道的严格性而对晚报就放松这些原则吗？如果新报完全脱离了早报的基调和束缚，如果新编辑要求得到自主权，会不会在报社内重新引出过去的公国问题？最后也将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庞奇·苏兹贝格有无足够的时间奉献给第二份报纸？这种状况类似于50年前阿道夫·奥克斯想买下纽约的一家晚报《晚邮报》时遇到的情形。奥克斯最终放弃了那个念头，认识到买下《晚邮报》后肯定会分散他的精力。但奥克斯这个保守者，经常低估自己的能力和公司的发展：1904年在第四十二街建起了时报塔楼（即现在的联合化工大楼），九年后被迫迁移出来，因为它已无法容纳报纸的规模了。于是他又在第四十三大街建起了《纽约时报》今天的总部，后来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又扩建了它的两侧和配楼。
现在是1967年了，这样的规模也难以适应《纽约时报》的迅速发展了。报社员工人数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由5307人增长到6354人，库房面积严重不足，无法存放印刷机设备，只好在毗邻的派拉蒙大楼地下室租了块地方，之后又在派拉蒙大楼上面几层租了几处作为编辑室。《纽约时报》的西区分厂，建于1959年，主要用于进行星期日版的副刊印刷——1967年发行量为160万份，平均每期558页，每季重量从4磅到7磅不等——已经如此拥挤，以至于门厅将被拆除，27英尺高的门厅天花板将降低大约12英尺。苏兹贝格领导的《纽约时报》突然变成庞大的、富裕的公司，1966年底有现金达2100万美元，1966至1967年度的经营多样化、规模扩张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苏兹贝格投资50万美元获得了波士顿教学系统公司51%的红利，这家公司专门为学校和企业设计学习资料。苏兹贝格还以不公开的价格买下了设在新泽西州霍索恩的美国微缩胶片公司，以满足2000多家图书馆、大学、公司订购《纽约时报》微缩版的需要。《纽约时报》为弱视者创办了一种大字的文摘周报，还为大中小学生创办了这种文摘版。它准许波士顿的帕克兄弟公司以拼图形式使用《纽约时报》以前的头版新闻，还出售它著名的头版的摹真本作为新颖的礼物。《纽约时报》的图书部，与外界出版社合作，在1963年到1967年间共出版发行50多本书，内容从烹调到通讯都有。《纽约时报》还获得了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著作的连载权，那时她已逃离了苏联。
和阿利卢耶娃夫人的交易是1967年4月达成的，它再次证明了《纽约时报》在既定社会里令人尊敬的地位和它作为社会制度负责任的发言人地位，它还显示了某种有趣的私人关系，这些关系把《纽约时报》的高层人士同政府、媒体、法律和文学圈子里其他有影响的人物联系起来——它几乎是一个小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把阿利卢耶娃夫人安全地带入了西方民主国家。他们似乎彼此都认识，他们一起顺利地工作，心照不宣地遵循他们为斯大林的女儿也为自己服务的规则。
阿利卢耶娃夫人的律师和作品代理人，一度是五角大楼的将军，叫爱德华·S.戈林鲍姆，是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一个铁杆朋友。他曾担任苏兹贝格家族的律师达40年之久，在阿利卢耶娃夫人到达美国的那一天，《纽约时报》在其“新闻人物”中描述戈林鲍姆时不知怎的没有提到这一事实。在阿利卢耶娃夫人逃亡期间给予她安慰的另一个主要人物是前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F.凯南，他是《纽约时报》的朋友，也是戈林鲍姆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邻居。戈林鲍姆不仅安排了阿利卢耶娃夫人新书在《纽约时报》上的连载，而且还安排哈珀和罗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该出版社是他的律师事务所（戈林鲍姆、沃尔夫和恩斯特事务所）的另一个主顾，在上一年的肯尼迪诉威廉·曼彻斯特书案中曾经历过哈珀之战。阿利卢耶娃夫人在哈珀和罗出版社的编辑是埃文·托马斯（著名的社会党人诺曼·托马斯的儿子），也曾是威廉·曼彻斯特的编辑，约翰·F.肯尼迪的编辑，罗伯特·肯尼迪的编辑和西奥多·索伦森的编辑，也是由哈珀和罗出版社出版的由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约翰·奥凯斯、汤姆·威克、C.L.苏兹贝格及《纽约时报》其他人的著作的编辑。
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书在杂志上的刊登权给了《生活》杂志，该杂志社的董事长安德鲁·海斯克尔娶了庞奇·苏兹贝格的姐姐、奥维尔·德赖富斯的遗孀玛丽安。阿利卢耶娃夫人逃跑的内幕是由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为《纽约时报》写的，索尔兹伯里从他的朋友、前大使凯南那里获取了大部分消息。但索尔兹伯里在这篇报道上没有署名，因为他不愿意触及他在苏联的眼线，这段时期他还要经常到苏联旅行，苏联正准备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50周年。阿利卢耶娃夫人的书的译者是普里西拉·约翰逊·麦克米伦，一位低调但人脉广泛的女士，曾在约翰·F.肯尼迪参议员的办公室工作过，曾在海外见过庞奇·苏兹贝格和克利夫顿·丹尼尔，在她作为记者驻苏联期间认识了斯韦特兰娜和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并且在肯尼迪总统遇刺后帮助刺客的遗孀玛丽娜·奥斯瓦尔德为哈珀和罗出版社写了一本书。
在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书出版前几个月，通过阅读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而受到启发，她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该刊的社长曾发表过前大使凯南的文章，它的主编罗伯特·曼宁最近在国务院工作，并且认识政界和新闻界的所有右翼人士。1967年4月在《书籍周刊》（Book Week）上，曼宁为詹姆斯·赖斯顿的《新闻界的大炮》（The Artillery of the Press）写了一篇大为赞颂的评论，一个月后赖斯顿在《纽约时报》头版上为阿利卢耶娃夫人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也写了一篇吹捧性的评论。
当阿利卢耶娃夫人的题为《致一位朋友的20封信》（Twenty Letters to a Friend）一书在1967年秋由哈珀和罗出版社发行后，《纽约时报》星期天版的“书评”主任费朗西斯·布朗想寻找一位合适的评论家，并选中了奥尔加·卡莱尔，一位杰出的俄裔美国人——她是剧作家和短篇小说作家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的孙女，她的父母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朋友。卡莱尔女士的评论是赞扬性的，它被刊登在头版。《纽约时报》的日常版书评家埃利奥特·费里蒙特—史密斯，一个对办公室事务非常熟悉的人——曾赞扬赖斯顿的《新闻界的大炮》是“我们时代的一份重要文献”——深受斯韦特兰娜的书的感动，称它是“罕见之作”。
所以，一切都很顺利，庞奇·苏兹贝格居于这个紧密联系的世界的中心。他用了大约25万美元购买这本回忆录的连载权，帮助宣传阿利卢耶娃夫人的这部畅销书，使《纽约时报》新闻服务的许多主顾都感到高兴，使《纽约时报》在那些曾被索尔兹伯里来自河内的报道，被奥凯斯的社论版上放肆的鸽派立场所冒犯的美国爱国者那里多少恢复了面子。能同时对许多人施加许多许多影响，这是《纽约时报》一个令人惊奇的品质。它是一棵根深蒂固的大树，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来回摆动，通过落下它枯老衰败的叶子来做出调整，在一个世纪里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再度茂盛。
1967年冬天，赫尔伯特·L.马修斯一个人孤凄地坐在十层上走廊边的社论作家的1048房间。还有什么比孤凄更使他难受的呢？因为几年前在古巴他曾使《纽约时报》碰到麻烦，所以现在一个人在象牙塔里赎罪。马修斯既自负又冲动。他已67岁，长得高大、瘦削，只是略显精力不足，但其机敏丝毫不减1922年他刚加入《纽约报社》的时候。这个职业让他1929年在北京观察大获全胜的蒋介石，1936年在亚的斯亚贝巴骑着马与入侵的意军并行；1939年在佩皮尼昂写下了来自西班牙内战的最后一份电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去过意大利、印度和北非，战后去了伦敦；1957年在古巴山区采访了一个当时被大多数人认为已经死掉了的大胡子革命领袖。
由于这些有关卡斯特罗的文章及以后有关古巴的文章，《纽约时报》最终被指责为赤化了这个海岛，新闻编辑部里很多编辑都对马修斯存有戒心。1963年，作为约翰·奥凯斯负责的社论部的成员，马修斯再次访问了古巴并拜访了卡斯特罗，但当他回到纽约提出为新闻编辑部撰稿时，却遭到了拒绝。1966年，他再次代表编辑部重访古巴和卡斯特罗。在那一年，《纽约时报》的其他人是进不去古巴的。马修斯积累了2.5万字的资料，但他撰稿的要求，再次被新闻部拒绝。结果，整整一年，《纽约时报》没发表一篇由本社人员提供的有关古巴的消息。
当读者给《纽约时报》写信询问有关马修斯的近况时，克利夫顿·丹尼尔办公室给他们回信解释说，马修斯已不再为新闻部撰稿，因为严格地说，他已不再是新闻记者，而是社论部的成员，这暗示了社论作者是不为新闻部撰稿的。事实上并非如此，哈里·施瓦茨，默里·罗桑特和其他一些社论作者都经常为新闻部撰稿，而且过去几年里马修斯也是如此。不过现在，他是个敏感人物。现在，在社论版上，或许在星期天版上偶尔也刊登他的署名评论或文章，但是很少，每隔几个月才刊登一次，1966年总共刊登了六次。但作为一个不署名的社论作者，他的作品很多。他撰文评论拉丁美洲事宜（有时批评卡斯特罗），评论中东和越南局势，还有约翰·奥凯斯认为值得评论的其他问题。奥凯斯很器重他的才华，而且也很欣赏他这个人。他从来没忘记40年前在巴黎初识马修斯的情景。当时奥凯斯作为学生采访巴黎分社，第一次见到马修斯走进来，头戴灰色软呢帽，手戴米黄色手套，衣冠楚楚，手拿一根马六甲手杖。
奥凯斯第二次见到马修斯是20年以后，在1949年，当时两人都在十层在查尔斯·默茨手下撰写编辑文章。马修斯当时是报社的宠儿，与《纽约时报》的老板关系非常融洽。伊菲吉妮·苏兹贝格是马修斯独生子的教母。但现在，1967年，他准备离开《纽约时报》，打算写自己的书，并坚信历史会最终宽恕他。即使是现在，他还相信卡斯特罗在革命开始时并不是个共产主义者，而在马修斯社论版最后一篇文章当中——四篇回忆他曾挥洒汗水的四个大陆的署名文章中的最后一篇——他写道：
对美国来说，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古巴革命为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冷漠和忽视的拉丁美洲燃起了生命。当古巴的领袖和他的政府变身共产主义者，并且后来几乎发起一场核战，有些人必须受到谴责。其中就包括我。
新闻对于历史的影响是一个令人痴迷而具有争议的话题，这个话题造成了相当多无意义的讨论。我不会否认，1957年2月17日寒冷的清晨，当我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他的兄弟劳尔、切·格瓦拉等人一同坐在马埃斯特拉山间时，历史女神克利俄用她的魔杖触了我一下——不管她用的到底是什么。由此而来的在《纽约时报》上的宣传赋予卡斯特罗、他的游击队一个全国性的，甚至是世界性的名声，以至于从年代上来看，这个时间点是整个拉丁美洲独立史过程中所有领袖光辉事业的开端。
然而，古巴“已经为革命做好了准备”，正如小亚瑟·施莱辛格为国务院白皮书所写的那样。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应时代而生的人，从长远来看，任何事都阻挡不了他的脚步……
回顾这过去的45年间世界上发生的千变万化，回想那些造就了我们时代历史的男人和女人，是一个能让我们感到一丝自豪、一丝谦逊——以及某种无助的过程。至少，当我们想到有人并不会人云亦云的时候，还是会得到一丝残余的满足。
一位新闻从业者与很多片土地上的伟人走在一起，但是他必须走自己的路——直到尽头。
赫伯特·马修斯这种人，这种充满了理想主义和自我专注的个人主义者，与1967年的《纽约时报》的风格是格格不入的。新任国际新闻主任西摩·托平不允许职员中有超我倾向，克利夫顿·丹尼尔同样如此。托平和丹尼尔都喜欢像他们一样的记者——冷静、可靠、不温不火。托平现在有丹尼尔的授权，可以立即召回不按纽约总部指令行事的记者。他可以调用迅捷的现代通讯工具和飞机，随意在全球差遣他的部下，如同调兵遣将一样，他不需要也不想再忍受那种旧体制，虽然那种体制造就了伦敦的德鲁·米德尔顿、巴黎的哈罗德·卡伦德、雅典的A.C.塞奇威克、罗马的阿诺尔德·科特西和联合国总部的托马斯·J.汉密尔顿这些出色的记者。他也给马修斯这样的巡回记者以更大的活动空间。
在新体制下托平充当控制塔首脑。重要的是，1967年像他那样居统治地位的记者只有从前当记者而今天做主编的丹尼尔、索尔兹伯里和罗森塔尔。毫不奇怪，海外的鉴定是从四十三大街发出来的。海外分社的社长们失去了他们传统的地位，而且到1967年记者让《纽约时报》发表报道更困难了。只有驻越南记者的稿件有优先发表权，世界其他各地的人员均被托平指示过，除非绝对必要，不要每天都发来电讯，应把几天的事件浓缩起来用“包装好的”形式发回来。版面有限，再无足够余地用来刊登每天从15或20个国家首都发来的相对微不足道的政府消息了。甚至莫斯科分社，虽然它的报道过去在托平、丹尼尔或索尔兹伯里任分社社长时被放在《纽约时报》的突出位置，但现在和西贡新闻相比，已不那么重要。而且就《纽约时报》而言，华盛顿已经成了西方世界最重要的首都了。现在哈罗德·威尔逊或戴高乐或阿列克塞·柯西金所想的事情，并不像林登·约翰逊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那样重要。重大报道并不在外国的大都市，而是在美国国内——美国在越南问题和黑人问题上的危机，大学校园里及街道上对当局的挑战。所以，除非一个记者在越南，或在发生周期性袭击事件的中东，或像亨利·坦纳那样在发生学生暴乱的巴黎，或像劳埃德·加里森那样在受饥荒折磨的比夫拉，除非记者周围是死亡、毁灭或某种革命，他就可以回到美国，那里每个人都面对着非常紧张的关系和暴力。
也许第一个反抗对海外报道的严格控制并且认识到国内有更戏剧性机会的《纽约时报》人，是36岁的戴维·哈伯斯塔姆。他是个高个子、皮肤黝黑、压力不大但头脑清醒的记者，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在密西西比为一家乡村小报效力，后投奔纳什维尔的《田纳西报》，也曾为《记者》撰稿。赖斯顿曾读过他在这几本杂志上的文章，遂于1960年把他招进《纽约时报》的华盛顿分社。哈伯斯塔姆在华盛顿虽说还满意，但真正的报道才能一直未能显露出来，直到他1961年去刚果报道那里的战争。在那里，他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按自己的想法行事，没有编辑的指示和管制，他工作得最好。哈伯斯塔姆胜过他那一代的其他任何一个《纽约时报》人，更多地继承了马修斯和索尔兹伯里的优良传统——借用索尔兹伯里描述自己的话说，哈伯斯塔姆“胸中有数”。他是一个有干劲且非常投入的记者，不受常规习惯和官方说法的束缚。像马修斯和索尔兹伯里一样，他注定要成为有争议的人物，尤其在他1962年到了越南以后。
哈伯斯塔姆对越南战争的报道丝毫没有表达出南越领袖和他们的美国“顾问”所一再鼓吹的乐观主义。正如哈伯斯塔姆所看到的，这种联合的分遣队既不交朋友，也不感化人民，更不会打赢越南战争。他并非是唯一抱有此看法的记者——还有合众国际社的尼尔·希恩和美联社马尔科姆·布朗，两人后来都加入了《纽约时报》——但哈伯斯塔姆，因他的报道不断发表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上，从而成为了美国国务院和白宫最厌恶的人。那些怀疑哈伯斯塔姆报道的人，开始指责他言过其实，甚至1963年《纽约时报》有些编辑私下担心该报会再次被指控为煽动共产主义情绪。国际组给他拍了电报，言辞强硬地质问他，对此哈伯斯塔姆的答复甚至更尖锐。越南吴庭艳政权被推翻后，瑈夫人在丈夫和小叔子被杀害后声称，“哈伯斯塔姆应被烧死，我愿意提供汽油和火柴”[注：吴庭艳（一译吴廷琰，1901—1963），越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55—1963），在任时政策偏袒天主教，引发了大多数信仰佛教的越南人民的不满，并引爆了佛教徒危机，进而失去美国支持，在1963年南越政变中遇刺身亡。瑈夫人（1924—2011），原名陈丽春，是吴庭艳的五弟吴廷瑈的夫人。由于吴庭艳终身未婚，瑈夫人实际上扮演了越南第一夫人的角色。其丈夫吴廷瑈在1963年南越政变之后被政变军队处决。]。
1964年，哈伯斯塔姆荣获普利策奖，平息了很多职业上的怨恨，但他仍然与国际组的成员们保持个性的差异。他走得太远，太快，他们没机会怀疑他的判断力。哈伯斯塔姆痛恨那些带质问语气的电报，也曾因许诺的升职被莫名其妙地取消而火冒三丈。
他后来被派驻华沙时，他结识并娶了波兰女演员埃尔兹比塔·齐泽夫斯卡，进而使得他与国际组的关系更复杂化：人们担心他会因为害怕被逐出波兰、与妻子分开，就会在共产党政权问题上措辞绵软。哈伯斯塔姆做的截然相反，他写了几篇关于波兰人民经济生活和反犹主义的批评文章，之后在1965年12月，他以“诽谤罪”被驱逐。当时，在纽约总部，事实上几乎无人关心他的遭遇，当他听说有些编辑认为他是因自己的粗鲁而被驱逐时，他心中更是怨恨倍增。
接着他被派往巴黎，在那里他与妻子鸳梦重温。但在巴黎的报道工作令他厌倦，他似乎觉得任何在外国的采访任务都不会具有在美国国内才具有的挑战性。驻外记者魅力四射的时代似乎过去了，至少对他来说是这样。他在巴黎用大部分时间来写小说，偶尔也给纽约的朋友写信，倾诉他在目前体制下遭到的挫折：
我现在越来越多是在为自己，而不是庞奇·苏兹贝格工作，不过如果他对此没意见，我也是。我现在的态度愉快而漠然，越多地看到自己离开《纽约时报》的前景，就越确信从长远来讲，这样做对我来说是好的，确信自己不需要报社提供的安全感，确信自己可以更加游刃有余……
我给阿贝·罗森塔尔写信说我想回到纽约，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与丹尼尔之间的通信进行得很愉快，没有发生什么摩擦）。有关丹尼尔：我认为他是下一代，尤其是《纽约时报》下一代的典型代表，会叫你“先生”的下一代。他认为《纽约时报》是所有职业当中最好的选择——因此为《纽约时报》工作是一个荣耀，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特权，而且与他交谈也是一种荣耀，因为他是《纽约时报》在工作上的化身……
我们和夏洛特·柯蒂斯一同度过了一周。她现在是报社最有威望的员工之一，因为丹尼尔几乎任何事都很看重她的观点，而且基本上只读她的文章（上帝，在选集的中间有一封来自丹尼尔的电报，询问为什么紫色是今年的主打色之类的问题）。夏洛特和我不停地讨论着未来，她不断地告诉我，新闻写作是唯一的写作方式，而我坚持认为，如果你一直采取这种写作方式的话，你将会到达一种不可逆转的地步，你的天赋将会逐渐地趋平，并最终耗尽，以至于当你退休之时，你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我不断地告诉她《纽约时报》并不能够让我写我想写的东西，而对于杂志写作来说，如果我将会为一本杂志工作，我会为自己喜欢的杂志工作，而不是连我自己都不看的《时报杂志》。她建议我去曼谷，我说算了吧。明亮的，艰苦而宽广的……
后来，哈伯斯塔姆回到了纽约，但即使在罗森塔尔手下，他也没有得到随心所欲地写作并在全国到处跑的自由，因此1967年他辞职投靠了《哈泼斯杂志》。这位年轻的普利策奖获得者的辞职令某些编辑感到不安，而且哈伯斯塔姆的离去可能使得回到纽约的其他记者有了更灵活的条件。他们中的一个记者叫J.安东尼·卢卡斯，他和哈伯斯塔姆一起进了哈佛大学，又随他一起去了刚果。他回来后，总部对他小心翼翼，为他安排了与其能力相称的好任务。1967年10月，卢卡斯被派去了解一位来自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18岁姑娘的背景，这个姑娘与一个嬉皮士男友一起在纽约市东部村的一个锅炉房里被杀害了。进行这次采访的想法出自罗森塔尔。罗森塔尔的一位朋友认识被害姑娘的父亲，但写作和报道的方式完全由安东尼·卢卡斯自己把握。
这个姑娘的父母住在格林威治的有30个房间的住宅里。卢卡斯采访了他们，知道他们是在城郊富人区养大他们性格活泼、很有教养的女儿。随后，卢卡斯把注意力转移到格林威治村，并采访了这个姑娘的嬉皮士朋友们。他们说，她生活在一个肮脏的旅馆里，一大群年轻人居住在一起。她给他们提供大麻和迷幻药，自己也靠“吸毒逃避现实”。卢卡斯阐述了对这姑娘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他的报道登在《纽约时报》头版的显著位置上，并在内页还用了一整版。更不寻常的是，这篇报道的版面编排费了很大劲儿：叙述这个姑娘在康涅狄格的父母的部分，以及他们对她的看法和意见的部分使用了正常字体；格林威治村里她的朋友们对她的评价部分使用了斜体字。《纽约时报》过去很少在正常的新闻栏目中对一个报道采用这种巧妙的表达方式，或许全年都不会再有别的特写报道更多地被《纽约时报》读者所谈论了，尤其是那些和女儿一起住在时髦郊区的人。这篇题为《琳达·菲茨帕特里克的两个世界》的文章，获得了普利策奖。
卢卡斯荣获的普利策奖，是《纽约时报》获得的第35次普利策奖，这是在1950年迈耶·伯格荣获普利策奖以来第一次由纽约城市组人员获得的此奖。伯格获得普利策奖靠的是他的一篇关于新泽西州坎登的一个退伍老兵的报道，这个老兵发疯后枪杀13个人。卢卡斯的获此奖尤其令罗森塔尔和盖尔布满意，因为从1963年起他们就希望纽约城市组人员能获此奖，基于对犹太纳粹麦坎德利斯·菲利普斯的报道，和那篇有关皇后区38名公民漠视一位尖叫着的女孩被谋杀的文章，他们觉得城市组之前就有获得该奖的资质。
当了主编助理，罗森塔尔已经从纽约城市组晋升了一步，但他和盖尔布继续保持个人间的亲密友情，配合得很好，上班时或下班后随时讨论一些关于报道观点和新闻方法的问题。自从文化组最近与纽约组再次联合，并且都归纽约主任负责以来，按照罗森塔尔的观点，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任何事情是盖尔布的记者们办不到的。他们能挖出任何人的内幕，包括百老汇的演员、布朗克斯的政客或鲍厄里街头的浪子。他们只需要事先和一个人明确他们的任务，这个人就是阿瑟·盖尔布。盖尔布作为编辑可以说是成绩突出，按照新闻编辑部的预言，如果盖尔布和罗森塔尔一如既往地进行下去，不发生内讧，几年之内他们将控制整个新闻部。到目前为止，作为纽约组主任，盖尔布显示了优秀的决断能力，罗森塔尔也和其他三位主编助理配合默契，包括索尔兹伯里。为了避免冲突，索尔兹伯里和罗森塔尔做了这样的分工：索尔兹伯里负责承担丹尼尔的特别任务，帮助伊曼纽尔·弗里德曼招贤纳士，协助编辑一些特刊和增刊；罗森塔尔负责总部及驻外人员的更常规的日常事务。当丹尼尔外出时，罗森塔尔在下午4点钟的新闻会议上代行主编的职责。索尔兹伯里对此无成见：索尔兹伯里对新闻办公室里谁坐在什么位置并不在乎，只要没有人限制他的独立性就行。
然而，有一天，当罗森塔尔在丹尼尔的认可甚至鼓励下来牛栏观看西奥多·伯恩斯坦及其下属编辑们傍晚从事头版排版工作时，伯恩斯坦真有点紧张。伯恩斯坦极力保护这项特权，他不想让罗森塔尔——其管理潜力是他几年前就领教过了——像一个明星学生审视老师那样看他工作。当伯恩斯坦就此询问丹尼尔时，丹尼尔向他保证说政策没有任何变化——罗森塔尔只是看一看，牛栏继续为主编选择哪些文章应放在头版。于是，伯恩斯坦心情平静下来，而且在1967年他对总的情况还是满意的。对于索尔兹伯里、罗森塔尔、丹尼尔和卡特利奇也可以这样说。最近几个月的紧张状况，人事上的变动，《纽约时报》高级人员充满心酸的离开，已经渐渐从这个组织的舞台上和意识中消失了。只是在华盛顿还存在诸多的道德和协作问题，汤姆·威克的问题，他是一个难对付的分社同纽约闹独立性的象征性人物。支持威克的人是令人敬畏的赖斯顿，在背后当后台的是一个前年就白发苍苍的虽已退休却没有闲着的人物，阿瑟·克罗克。
克罗克已年届80，但辞锋犀利，不减当年，不放过任何在纽约发表他的编辑意见的机会。1967年11月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辞职后，谣言四起，说麦克纳马拉是被诡计多端的总统扫地出门的，克罗克在分社狡黠地笑着说：“是的，在大组织里做事就是这样。”
詹姆斯·赖斯顿从未完全着迷于克罗克的机智，他发现无法消除华盛顿分社对纽约编辑顽固的愤世嫉俗态度，尽管他和克罗克同样关心纽约通过遥控来管理华盛顿分社的不懈企图。然而，此时的赖斯顿宁愿对这场斗争超脱一点，停下来静观其变。在过去两年里，他对新闻业特别是《纽约时报》的方向做了大量思考，他到大学的新闻系和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过多次演讲，后一系列形成了他的著作《新闻界的大炮》的基础，该书于1967年由哈珀和罗出版社出版。赖斯顿经常感到《纽约时报》内部失和是相当正常的事——像很多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的机构一样，《纽约时报》正在经历一段自我解析、实验的时期，以便确定过去的技术是否适合于未来。尽管赖斯顿个人想保护这个分社，但他还是力求在实践和哲学方面考虑华盛顿和纽约的问题，试图提高《纽约时报》内部这场斗争的意义，并使之与一些更宏观、更具有历史普遍性的而非宫廷阴谋的东西联系起来。
他认为，问题部分在于，世界变化的速度超过了人类能改变自身的速度，政府和新闻界的领袖还以过去一度管用但现在已经过时的理论和假想为指南。《纽约时报》纽约总部的编辑们和世界各地的编辑们，对于60年代哪些新闻是重要的、应该如何来表现的问题，可能处于一种迷惘或重新评价的状态。在电视时代，报纸是应该刊登更少的硬新闻和更多的解释呢，还是恰恰相反？是应该使现代记者自由度更大、编辑自由度更小，还是恰恰相反？赖斯顿在他认为略带异端色彩的时刻，怀疑世界是不是成了太复杂和太严肃的地方，而让报人无法报道。整整两代，美国一直是全球领袖，在这期间，美国在大学、基础设施、大企业和其他中心组织了大规模的智库——这种力量包括了大批非常想了解国际和国内形势的人。但赖斯顿也认为，并且在他的讲演中也说，他们没有和其他美国人分享很多他们知道的东西。可以肯定，一些人做出了这样的分享，这些人是赖斯顿所谓的一个新的公仆阶级中的先锋人物。这个集团在大学基础生活、通讯媒体和政府的“三角区”之中的运作。他们是流动的作家、教育者、政府官员——麦乔治·邦迪和小阿瑟·施莱辛格、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和西奥多·索伦森，理查德·古德温和道格拉斯·凯特。但这些只是许多人中的几个，赖斯顿也感到有这样一些人偶尔为《时报杂志》撰稿是不够的。他认为，他们对当前发展状况的分析应该登在日报上，或许应刊登在社论版后面的专版上。
这种观点在纽约被认为是值得称赞的，被认为是《纽约时报》可以将其纳入未来规划中的东西，如果能找到版面的话。但是这个建议并没有提出更紧迫的大胆报道的问题，纽约想要大胆的报道，但认为从华盛顿分社无法得到。纽约的编辑们感到，《纽约时报》不需要短评家或更多的专栏作家，但它的确需要那些不玩世不恭，但会更深刻、更清晰地调查政府行为的记者。这些记者不应侵犯国家安全，但他们应知道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差异。西奥多·伯恩斯坦过去经常说，在战争或临战条件下，国家安全问题便产生，此时出版界应该遵循什么路线是不容置疑的。编辑们掌握的信息或专业知识不允许他们指责一个会危及国家安全的官方决定。但伯恩斯坦认为，国家利益问题就不同了：它们可以是政治问题，而且一个人对什么是国家利益的理解可能像另一个人的理解一样。伯恩斯坦说，新闻界应该记住，总统本人在不同的场合起不同的作用；有时他是宪法规定的最高统帅，有时他是国家的政治领袖。伯恩斯坦还说，新闻界必须区分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然后才能妥当行动。它不应被外界的看法所左右，包括总统本人的看法。
原则上讲，赖斯顿同意这种观点。不过，正是在这些原则的应用上出现了差异，情感和自我开始起作用，每个编辑一生的体验造就了多种多样的版面。虽然纽约总部发生了很多变化，但赖斯顿仍把它视为受传统限制的。它庞大而拙笨，它对新闻的态度是陈旧的。牛栏反映了伯恩斯坦原教旨主义者的价值观，他们是一班靠第二次大战期间形成的编辑部混乱和价值判断起家的或受其影响的编辑人员。这些人习惯于对发生的事件本身而不是对发生的过程做出反应，尤其是戏剧性的事件。编辑们经常把原因视为推测性的，因此没有足够的硬新闻放在头版或者在报社受到最优先待遇。
《纽约时报》可以为食谱和社交晚会安排准备可观的版面，它也拿出40%的平日报版登载贸易和金融信息，其代价是不把一些版面明智地用于开发赖斯顿认为是精神事务的东西——世界的思维，而不仅仅是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因为正是前者孕育了反抗、革命和战争。赖斯顿在一次讲演中说，整个美国新闻界，不仅仅是《纽约时报》，预先打算把对观念的冲突的报道减少到最低程度，而去刊登那些街头打斗的报道，而且没有把后者与前者联系起来。记者们追踪报道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像消防队员一样，火灭了就走了。越战爆发后，各报派出数百名记者赴越报道，每天的头版都充斥着他们的报道，还挤掉来自世界其他各地的新闻报道，但在这场大灾难之前却没有派出足够的记者前往这些正在煽动动乱的地区，那时的报道才会唤醒防范性的政治行为。赖斯顿认为，有关古巴巴蒂斯塔政府垮台的报道登上了头版头条，但是前政权下的社会不公平和不稳定却在新闻当中没有得到充分展示。不过，对这些新闻界弱点的确切的解决方法，即使对赖斯顿来说，也不是完全清楚的。
对于任何认真听过赖斯顿讲演的人来说，这似乎是很明显的。当演讲清晰地被写出来并提出最重要的问题时，听众并没有得到最重要的答案。在有些情形下好像不会有任何答案，肯定没有一个使赖斯顿完全接受并与他对美国政府的国内外最高利益的责任感保持一致的答案。这就是詹姆斯·赖斯顿的进退两难之处。他承认理想主义，但最终受到华盛顿现实的影响，如他认真去评论的政治家一样。他可以坚持认为，并且在一次讲演中也的确说过，让美国公众知情甚至比以前更有必要，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增强，总统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力，这样就需要一个不是更顺从的新闻界，而是更具批评性的和更少民族主义色彩的新闻界。但是，赖斯顿本人在华盛顿的长期工作并没有体现出这种精神，因为他经常觉得有必要向公众隐瞒某些有争议的真相，这些真相会损及60年代在华盛顿尚存的有关新闻诚实的幻想。他不仅仅鼓励《纽约时报》限制报道猪湾事件，而且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不让公众知道美国在巴基斯坦军事基地的U-2侦察机多次飞至苏联上空，直到有一架飞机被击落后，《纽约时报》才不得不报道了这一消息。赖斯顿肯定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因为保护美国情报机构行动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他认为，中央情报局对保障民主是必要的，不过这需要更详细地来说明。既然这个世界并非理想的，赖斯顿和《纽约时报》就经常会充当白宫谎言的帮凶。赖斯顿承认，情况是很复杂的，而且无疑不会被围攻系主任办公室的理想主义学生所接受。但既然不管是华盛顿、莫斯科还是北京，都不由圣人治理，所以必须进行道德调解。公众有知情权——但知情权有限度。在1962年第二次古巴危机当中，赖斯顿在一次演讲当中说道，过早地发布信息，暴露美国军舰和部队拦截向哈瓦那运送导弹的苏联军舰的行动，将会轻易地干预一场日后被认为是对美国权力和外交能力盛大、成功的演练。
然而，在越南问题上，华盛顿新闻界对肯尼迪总统的决定了解得太晚了。肯尼迪总统决定，加强美国在越南军事上的“存在”，从几百多名“顾问”增加到1.5万多名军人。这是美军数量升级的第一大步。这一决定得到了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的支持，遭到了副国务卿乔治·W.鲍尔的反对。如果新闻界及时了解到这次会议的情况，并且发表了关于它的报道，赖斯顿猜想所有重要新闻都会突出三个要点：把美军人员增加到1.5万人的决定；总统顾问们有关军事升级的争论；按照赖斯顿的看法，还有他们都意识到这次行动会导致美国向越战投入的兵力达30万人。随之而来的无疑会有国会的争议和全国范围的辩论，可能导致这个决定被推翻，从而挽救数万人的生命，节省数十亿美元。相反，新闻界于1961年天真地报道，肯尼迪当局正计划向南越“适度”增加美国顾问性的帮助。回顾政府的行为，对赖斯顿来说像是故意欺骗。他也相信，此后的军事升级几乎是偷偷地进行的，但他给外交关系委员会讲课时没有多纠缠这个问题。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如果他知道了肯尼迪会议上的全部真相会做什么。人们只能根据他著作和行为中显示的哲学，假想他会保守这个秘密。
比起《纽约时报》的任何编辑，赖斯顿对白宫决定的可怕的微妙性更敏感。他希望弱化使全国警觉起来的声音，并为总统免去任何不必要的个人困扰。他认为，新闻界刊登1964年夏天林登·约翰逊总统在得克萨斯高速公路上一边超速行驶、一边用纸杯喝啤酒的所谓“愚蠢的”报道，对约翰逊来说是不公平的。赖斯顿还记得：他当时坐在约翰逊总统的办公室里，一位助手拿来一份报道此事的杂志，说总统读完之后非常烦恼。总统转向赖斯顿，可怜巴巴地说，他的一个大抱负是“团结全国”，但他怀疑能否做到，因为新闻界有些敌对因素，决心把他描述成“不负责任的乡巴佬”。赖斯顿想表示异议，但约翰逊不想被打断，大声质问，对于一个能使全国团结起来的南方人总统，这个国家是不是“离故乡阿波马托克斯[注：阿波马托克斯（Appomattox），位于美国弗吉尼亚，1865年4月，邦联军领袖罗伯特·李将军在此投降，宣告了美国内战的结束。]太远了”。赖斯顿承认新闻界确有麻烦，但否认新闻界对南方人反感，并且说就算不出新问题，南方的现实问题也够多了。约翰逊没有被说服。长期以来，他一直感到东部自由主义的新闻机构不能完全客观地对待他这样的人。然后，他告诉赖斯顿，在1964年民主党全国会议召开之前，他真正需要决定的问题不是罗伯特·F.肯尼迪是否有可能成为他的竞选伙伴，而是他在认为自己没有机会使全国团结起来的情况下，是否应该同意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赖斯顿当天离开白宫时，既沮丧又震惊。
像赖斯顿那样，在权力的边缘生活20多年，不可能不与总统在某个方面保持一致性，不受总统的状况所影响，不被总统的怀疑所困扰。尽管赖斯顿经常离开华盛顿，去全国游历，还往返于欧洲与美国，但华盛顿的事态仍是他关注的中心。如果赖斯顿对苏兹贝格一家不是有那么大的分量的话，可能他几年前就会被赶出华盛顿，调到另一个城市或首都了，就像其他分社的社长最近因为苏兹贝格一家认为他们太巴结或太熟悉华盛顿的场景和领袖而被轮换一样。但是，《纽约时报》传统上是把华盛顿分社和设在其他城市的分社相区别的。华盛顿分社是《纽约时报》的主要大使馆，其社长是苏兹贝格派驻白宫的大使。自奥克斯时代以来，这个统治家族一直想让华盛顿分社的人员与首都的政要人物保持一种亲密友好的关系，这是纽约的编辑们和华盛顿产生矛盾的核心。奥克斯与他的独立口号相反，可能想使华盛顿分社社长与政府领袖成为亲密伙伴。奥克斯没有靠触犯权贵、进行改革的十字军东征和支持无产者反抗有产者而使报纸获得大量赢利。奥克斯拒绝谴责克罗克的前任乌拉罕，尽管纽约的编辑们指责乌拉罕是威尔逊总统的崇拜者。尽管克罗克不怎么崇拜罗斯福，但碰巧奥克斯和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私下里与克罗克一样讨厌这位总统，而总统对《纽约时报》也有同样感觉。《纽约时报》的社论版不时地对每一届政府提出批评，但来自华盛顿的报道却总是对体制很小心，而且正是这种报道，这种微妙的影射和强调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尽管约翰·奥凯斯的社论谴责林登·约翰逊的政策，尽管像索尔兹伯里这样的纽约编辑要求更尖锐的报道，而奥克斯的继承者，却使用这两种方式，通过像詹姆斯·赖斯顿这样的信使保持他们与当局的传统联系。虽然分社现在失去了它的自主权，虽然赖斯顿不再是分社社长，但他仍然是苏兹贝格与首都之间的主要联系人，纽约的编辑谁也无权调动他，或改动他写的一个字。这个家族相信，赖斯顿的文章一定会令奥克斯满意，就像现在令他们感到满意一样。赖斯顿心中永远充满了希望，多年前就吸引伊菲吉妮·苏兹贝格注意他的观点。现在，是她的儿子在高层的学徒期，她保持某种程度的沉默。老苏兹贝格令人遗憾地不能行动了，但赖斯顿却继续用儒雅而热情的方式对《纽约时报》和政府做出反应，像奥克斯那样，绝不会忘记他对两者最终相似的义务，没有因这两者似乎走了弯路而过分痛苦。这是一个在《纽约时报》、在全国到处都充满异议和变化的时代，如同纽约的编辑执拗地盯住政府一样，赖斯顿也将在周末在弗吉尼亚的费里兰写些热情高涨的专栏文章，刊登在奥凯斯有鸽派色彩的社论版上，尽管该版装饰着一只鹰。《纽约时报》发表一系列出自华盛顿的文章，揭露了尽管政府官员发表演说痛斥国际军备竞赛，而政府向全世界出售的武器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可是赖斯顿却企图提醒读者：苏联人也在出售武器，而且美国出售武器是为了防止中东的油井遭受那些用苏联武器装备起来的阿拉伯人的侵略，因此它符合美国“最高利益”。当美国政府的一个鸽派向新闻界泄露美国即将扩大对北越的轰炸的消息时，赖斯顿被这些行为弄得忐忑不安，他这样写道：“虽然公开讨论扩大轰炸这两个城市（河内和海防）的人口密集区是聪明还是愚蠢，是非常公正的，但公开揭露对军事行动计划的时间却是不妥当的。”
有时赖斯顿认为新闻界的影响被夸大了，有时似乎又不这么认为。不能否认，赫伯特·马修斯影响了卡斯特罗的一生，哈伯斯塔姆在南越、索尔兹伯里在北越掀起过轩然大波。电视上播放阿拉巴马的州警在塞尔马打击争取自由的黑人示威者的镜头，骤然激怒了数百万美国人，几千名同情者在随后几天内涌进塞尔马，来支持这些示威者，呼吁制定新法律，暂时性地引起美国整个国家的关注和内疚。这种关注与内疚后来随着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拉普·布朗及其他黑人和白种族主义者成了突出的新闻，就逐渐消失了。赖斯顿本人在其一生中，偶尔也通过他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鼓励或反对政治决策。在《时代周刊》关于他的一个封面报道中，说他不时地向政府官员灌输自己的观点，在确信这种观点将得到讨论后，他就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有关这种正被考虑的观点的文章，但不会暗示他本人就是这种观点的发起者。这种事在华盛顿不足为奇。众所周知，在那里一些记者为他们拥护的参议员写讲稿，并充当他们在政策方面的非正式顾问。在那里许多新闻机构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赖斯顿刚刚崛起时，已经根深蒂固了，以致不可能在新闻界的角色与政府的角色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在首都，新闻记者大约有1400人，比国会议员还多。专栏作家能几十年长盛不衰，而政客们却像走马灯一般换来换去。政客们都有一个可以理解的愿望，就是与新闻界合作，奉迎记者，有可能的话就蓄意迷惑那些最重要的或最关键的记者——但是新闻界与政界密切合作的一个结果就是，他们经常都去保护彼此的利益，而不是保护他们口头上标榜的公众利益。
赖斯顿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种情况：他认为，也许总统的权力太大，需要新闻界来平衡一下；但他又认为，这种批评可能会太过分了，如约翰逊总统的“丑闻”所证明的，在全国煽动起不满情绪，帮助了敌人。李普曼论证说，所谓分化的舆论会对敌人有好处，是一种错误的逻辑，而赖斯顿却认为：有些事情需要从两方面来说，既要看到批评的危险，又要看到批评的必要性。正如默里·肯普顿有一次曾经形容的，赖斯顿这个人与其说是个左派或右派人物，不如说他是《纽约时报》人。
现在是1967年，赖斯顿发觉自己和纽约的同事陷入了一场关于新闻报道优先性与传统性的争论。赖斯顿主张应该有更多的报道自由，但纽约想加强控制。纽约总部对新闻的定义往往与赖斯顿和威克所下的定义正相反。赖斯顿认为世界应以华盛顿为中心，而卡特利奇和丹尼尔以及牛栏编辑认为华盛顿应与纽约及世界保持并列关系。争论双方取得的一致的看法是，现代报纸不能静止不变，有争议的是合适的途径问题。赖斯顿认为，新闻界的新角色存在于提供有思想的解释。《纽约时报》和其他报纸已经开始更多地注重于新闻分析，写一些近似于新闻报道、对有争议的事实和陈述做出解释，并且同其他权威发言人的观点相平衡的文章。特纳·卡特利奇很早就提倡写新闻分析文章，认识到需要更新奥克斯对客观性的定义。但他后来又被他所谓的对这种创意的偶尔滥用所困扰，或许较赖斯顿更甚。卡特利奇不想让新闻分析来反映记者的观点，因为记者的观点只应出现在社论和评论家的专栏中。因此，纽约总部发给各分社的备忘录提醒记者注意其观点，这些备忘录使一些记者对卡特利奇以前关于更明快的写作的告诫是否真诚产生了怀疑。
在华盛顿分社，汤姆·威克在公告板上钉上了一段卡特利奇的话，其中指出，保持《纽约时报》传统的公正性的责任“有赖于编辑，也有赖于记者”。一个华盛顿记者说，这是谨慎的卡特利奇为了激化记者与编辑之间由来已久的对抗，以使每个人都失去平衡而采用的一种聪明的策略。但赖斯顿认为，卡特利奇没有个人动机，宁愿相信《纽约时报》的内部分歧实际上不是个性的反映，而是在真正的原则上的分歧。
整个1967年，赖斯顿一直这样来看待纽约的编辑。但在1968年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突然使他不再这么认为了。此时赖斯顿才明白，纽约已经找到可以替代威克并接管华盛顿分社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