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
你——
可以——
倾斜报道，
扭曲我们的观点，
歪曲事实，
把我们都解雇——
但是——
如果——
你——
高高地站在乔治城[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部分。]，
高高地站在乔治城，
高高地站在乔治城，
你——
就——
没错！
艾伦·德鲁里有关华盛顿媒体的小说《荣誉的能力》（Capable of Honor）中有一篇滑稽短文，描述了在一年一度的“烤架俱乐部”过程中，愉快而讽刺地提醒了他们自己应该“高高地站在乔治城”的任务——也就是与政府机关合作，不去捣乱，以一种在首都上流社会能够得到社会认可的方式来报道新闻……要“高高地站在乔治城！”一位记者这样说道，以此来解释他称赞罗伯特·肯尼迪，诽谤尼克松，将史蒂文森神圣化，谴责戈德华特的原因……“最好要小心，”另一位记者提醒一位同事，他最近的写作不符合推进自由主义的纲领，“要不然你就不能高高地站在乔治城了！”
艾伦·德鲁里把华盛顿描绘成一个妥协的和任人唯亲的城市，这种描绘是从1959年他的畅销书《建议与采纳》（Advise and Consent）的出版开始的，同报纸上每天展示的华盛顿很少有相似之处。但正如《纽约时报》对《建议与采纳》所做的评论一样：“它包括的真理足以使华盛顿的一些新闻界人士局促不安。”该书称华盛顿新闻界的成员，主要由自由民主党人构成——德鲁里立场更保守——为了讨好自由派政治家的观点而倾向性地编辑新闻。在他的第三部小说《荣誉的能力》中，德鲁里阐释了偏私这一主题，详细叙述一代年轻记者如何从全国各地来到华盛顿，“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想象，抱着坚定的信心，要诚实地无所畏惧地告诉人们美国的真理，不管有利于谁或者妨碍谁”，但“还没等他们认识到真理，他们很快就开始写新闻了，不是为国家，而是为彼此。他们开始报道和解释新闻事件，不是根据他们大多数人在来华盛顿之前通过教诲所了解的严格、诚实的标准，而是要考虑新闻俱乐部略带刻薄又轻松的俏皮话和他们互相调侃的聚会能否接受。”德鲁里的结论是，就像华盛顿的诱惑力腐蚀了一些政治家一样，它肯定也腐蚀了新闻界的一些人，尽管这一过程中他们很少是有意的和恶意的。
德鲁里在写《建议与采纳》时是《纽约时报》驻华盛顿分社的一员。政治上保守的阿瑟·克罗克喜欢这本书，而有些自由主义的詹姆斯·赖斯顿却不喜欢。赖斯顿认为，德鲁里所描绘的新闻界是不公正的。赖斯顿并没有亲自告诉德鲁里这种看法，而是把它透露给了一本新闻杂志，这使德鲁里有些恼火。对艾伦·德鲁里来说，像他小说里的新闻界人士一样，也想得到他的同事特别是像赖斯顿这样杰出人物的赞赏。他没有从赖斯顿那里得到赞赏，因而感到失望和沮丧。每天早晨赖斯顿都带着微笑和对每个人的问候走进办公室，但对德鲁里却只字不提这部关于华盛顿的小说，要知道这本书正在成为热门畅销书。德鲁里是一个高个子、黑头发的单身汉，有点羞涩和冷漠。在加入《纽约时报》前他曾是华盛顿《夜星报》（Evening Star）的政治记者。他实际上是赖斯顿于1953年成为分社社长后雇用的第一个记者。赖斯顿指派德鲁里采访国会山，特别是参议院，但在随后几年里德鲁里感觉到了这种报道的限制和局限性。对参议院的采访没有为他的创造才能提供什么出路，纽约的编辑们总是想消除他报道中显露出的风格。
虽然卡特利奇和纽约的其他高级编辑号召要更明快地写作，但实际上当他们得到时却经常不想要它；或者说当他们得到时，他们不知道如何把它登上报纸。决定权在编辑手里。是他们最终决定什么是明快的，什么不是明快的，什么东西适合发表。众所周知，由于大多数文字编辑都缺乏幽默感——他们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无法为他们培养幽默感，即便他们有，也被这工作磨没了——如果记者想使自己关于参议院会议的报道有一种明快感，就会在编辑们那里遇到很大困难，即使参议院发生的事情已经证明明快地去描述是有道理的。《纽约时报》对参议院的报道一向都是乏味而拘束的。好像不管卡特利奇怎样宣告，《纽约时报》实际上想要的是参议院和其他官方政府机构的乏味。《纽约时报》对官方的东西充满了敬畏。准确报道政府大量的令人厌倦的活动，要比准确而有意思的论述更容易，更安全。所以，在《纽约时报》上参议院是一个顽石，是一潭统计数字和死水，而不是一个充满生气的人类习惯与幻想、驱动力和野心的集合，不会以某种方式来回应国家的振动。议员们自身，以及华盛顿的行家们，并没有对《纽约时报》的报道感到反感，因为他们是为数不多的可以从字里行间之中填补空白的人；但是一般的读者几乎永远都不会得到一幅完整而具有深度的画面。因此公众在到参议院采访之前对它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很少有什么想法，于是他们经常对它显示出来的活力感到惊奇。但在《纽约时报》上，如果有对参议院内部、情绪、气氛的一两段描述性的话，通常也都被埋在报道的底部，并且安排在内页。读者不得不浏览上千个词才能见到很少几行生动的展示。《纽约时报》关于美国生活的非官方方面——商业、工业、时尚、体育、艺术——的报道却不是这样的，《纽约时报》对于这些事情是能生动表达的、清晰的和批判的。对《纽约时报》人来说，似乎诚实而坦率地写写阿瑟·米勒要比写写韦恩·莫尔斯更容易得多。
当然，如果编辑是对可读性的真正的压制者，像艾伦·德鲁里这样的记者就总要同文字编辑进行更艰难的斗争了。的确，《纽约时报》的一些记者不断地同编辑们斗争，对每一处改动提出挑战，但在华盛顿不像在纽约那样容易做到。纽约的一个在新闻编辑部里夜间工作的记者可以早早看到他的报道的长条校样，可以知道找事的文字编辑的名字，在第一版付印之前可以在新闻编辑部的一个角落里同他争论，可能会说服这个文字编辑在第二版时恢复他的原话。但华盛顿的记者在第二天早晨之前是看不到报纸的。他提出的任何抱怨都为时已晚，而且必须通过正式的渠道，这样就不得不通过赖斯顿。赖斯顿可以拖延一段时间再传达给德赖富斯或卡特利奇，然后再通过丹尼尔或伯恩斯坦透露给国内新闻主任、国内新闻主任助理、国内文字编辑组组长，最后才到文字编辑那里。除非编辑歪曲了事实或报道的意思，否则斥责文字编辑胡乱摆弄记者的散文风格，是不明智的。毕竟《纽约时报》不是作者的殖民地，同文字编辑对抗会扰乱他们的信心和干劲，会最终导致他们放任自流或者害怕进行修改，这最终又会使得不认真的或没有品位的报道出现在《纽约时报》上。文字编辑是纪律的实施者，是奥克斯的信徒。他们捍卫着传统，他们不应遭到削弱。既然“明快的”作品要服从文字编辑对什么是“明快”的定义，记者所能做的，只是在他的报道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后不去读它算了，有些记者就是这样做的；或者他可以不断地同编辑组斗争，有些记者是这样做的；或者他们能做艾伦·德鲁里做的事情，给《纽约时报》它想要的东西，保留精力和才能为外面写作。
每一天德鲁里都会采访参议院，如果不算有激情的话，也算是准确地写作，通过分社把他的报道发送到纽约后，德鲁里便迅速离开办公室，去写一部描述参议院、总统、华盛顿的新闻界和社会的小说，表达一种在《纽约时报》上从没有以他的名义发表的见解。在《建议与采纳》完稿送出版社后不久，它被《读者文摘》摘录，后来又是每月书讯俱乐部选择的书。阿瑟·克罗克、拉萨尔·巴克尔和华盛顿《夜星报》的玛丽·麦格罗里为这本书写了赞赏性的推荐，德鲁里在城里到处都得到祝贺和议论——但赖斯顿却不置一词。德鲁里知道赖斯顿对小说几乎没有什么兴趣，主要是读那些对他作为一个记者有用的非虚构著作。“19世纪是小说家的时代，20世纪是记者的时代”，是赖斯顿通常对小说的评价。然而赖斯顿是一个消息灵通的人，德鲁里不相信赖斯顿没有听说过《建议与采纳》。最终，德鲁里无法忍受下去了，终于要求得到赖斯顿的承认。一天他来找赖斯顿的秘书，说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本书，唯独斯科蒂·赖斯顿不知道。
第二天，赖斯顿经过德鲁里的桌旁，说了两句简短的但令人愉快的话，向德鲁里表示了祝贺。他说，他没有想到德鲁里一直在进行这个计划。德鲁里提醒他，自己两年前就提到过这件事，当时他已经开始严肃地写作。赖斯顿回答说：“我没有想到这就是你的意思。”并且说他认为整个事情都挺好，然后笑了起来。赖斯顿说完后，以那种无法模仿的光彩照人的神气走了。
德鲁里注视着他，想起了自己当时对赖斯顿的印象，几年后本质上仍然是一样的：这个卓越的记者和优秀的作家，也是一个高傲的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不会故意冷酷，但却是有强烈竞争心的人，即使在他无可争议地身居高位时。德鲁里承认，他为人很善良，但通常却像是大领主。赖斯顿的自我和竞争精神很强烈，以致他根本不能接受来自一个下级的竞争，特别是当这个下级不仅敢于挑战权威，而且居然取得成功之时。
德鲁里的《建议与采纳》获得了普利策奖，成了名列榜首的畅销书。此后不久，1959年，德鲁里退出了《纽约时报》。他为《纽约时报》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也是他最好的文章，是为社里的内刊《时报闲谈》写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表明，尽管他取得了成功，但编辑和高层管理者却仍然不为所动。他写道：“它使得你卑躬屈膝，”并且说，“我在编辑部门的朋友一如既往地仍然是陈旧的、可爱的、笨拙的、不可忍受的职业刺客。”他说，他的书最令人满意的结果是，他受到了全国新闻俱乐部里的记者同行发出的讲演邀请，他到场时，全体人员起立热烈鼓掌欢迎。后来，女记者俱乐部在斯塔特勒宾馆的年度大会之夜，正当德鲁里站在那里跟内务部长斯图尔特·尤德尔夫妇说话时，赖斯顿和他的妻子萨莉过来了，尤德尔喊了起来：“你的人在这儿呢！”
赖斯顿对德鲁里笑了笑说：“我现在是他的人。”
德鲁里想，所以我们彼此不喜欢，但现在他非常高兴。
德鲁里的华盛顿不是赖斯顿的华盛顿，也不是李普曼、布赫瓦尔德或戈尔·维达尔的华盛顿——但德鲁里虚构世界里的政治家们的脆弱，华盛顿新闻界的党派斗争、自我保护和自我夸大，构成了首都的场景。在纽约，一些《纽约时报》人认为这是非常现实主义的。不是说纽约的编辑们愿意在《纽约时报》上描绘华盛顿的不敢恭维的画面，而是说，对于这个城市，他们有兴趣看到这种比他们自己的感觉更尖锐、更深刻的感觉。通常他们怀疑，他们得不到这种感觉的一个原因是，华盛顿分社过分保护它的消息来源。这种抱怨在有了时报大楼时就有了，但却是在1916年才第一次正式表达出来。当时纽约的一个编辑代表其他编辑的意见，给奥克斯写了一个长长的备忘录，指责克罗克的前任理查德·库拉汉正被伍德罗·威尔逊政府利用，并且定期写政府宣传文章。编辑们于是建议库拉汉每周到纽约来一趟，这样他就可以和编辑们一起吃饭，领悟一下他们的智慧。但奥克斯当时并不把亲威尔逊的政策视为一种缺点，特别是由于不久前《纽约时报》被指责为亲德国，于是拒绝干预库拉汉的事情，这种态度一直奉行到库拉汉去世。后来克罗克从纽约被派到了华盛顿。随着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这就是克罗克本人的问题。在1962年，克罗克的接班人赖斯顿，当了近十年的分社社长，开始感觉到来自纽约的由来已久的压力正在复活，其中许多压力出自一个刚刚被任命管理国内新闻组的主任——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国内新闻主任不仅处理华盛顿送来的报道，也处理《纽约时报》在全国的其他分社——费城和波士顿、芝加哥和底特律、堪萨斯城和休斯顿——送来的报道，南方腹地采访民权运动的报道，西海岸——洛杉矶的格拉德温·希尔和旧金山的劳伦斯·戴维斯——的报道。索尔兹伯里是卡特利奇任命的，得到了克利夫顿·丹尼尔的支持，主持国内的采访工作。索尔兹伯里对如何完成这一目标有非常明确的观念，并不留意他在这一过程中是否得民心。索尔兹伯里不是一个办公室政治家。他说话尖锐又直率。他是一个长着长腿的高个子，有着一个瘦削的猫一样的脸，敏锐的眼睛，留着小八字须，这似乎对他多少是有用的。他具有一种幽默感，但很巧妙，巧妙到了很少被人察觉的程度，这并没有使他烦恼。他首要的兴趣是改进国内组的报道。他想要更多的想象力，他想要他的记者更多地流动并且更有干劲，有更多在飞机上工作的记者，更少等待事件在他们的后院里发生。如果他的地区记者没有按他的愿望去做，他就会从纽约借来心情迫切的年轻记者去侵犯他们的地盘。索尔兹伯里最近作为一个导师和记者在全国做了几十次旅行，他知道哪里有什么新闻，什么新的潮流和反应在改变着美国，他想让他的记者充分报道这些东西，把它们写得漂亮些。为了保证这种写作不被文字编辑排斥，索尔兹伯里就盯着他们，在必要时否决他们的意见，他不关心这些编辑中的煽动家——西奥多·伯恩斯坦是不是有情绪。
索尔兹伯里对华盛顿也有明确的感觉。他曾在那里为合众社工作过，在1955年和1956年也曾在《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工作过，采访国务院。赖斯顿曾建议他留在华盛顿，但索尔兹伯里非常自主，不感兴趣。他认为，赖斯顿和他很快就会不和，所以在完成了他在华盛顿的夏季之行后他回到了纽约，开始执行特殊任务。卡特利奇曾为他提供了教育编辑的职位，索尔兹伯里认为太受限制了。1962年卡特利奇为他提供国内新闻部主任职位时，他接受了。
不久赖斯顿的人就感觉到了索尔兹伯里的出现，并且表示不满。他们不习惯这种书报审查，于是就向赖斯顿抱怨，赖斯顿进行了调解。但索尔兹伯里并不泄气。每隔几天，他会就某个新的政府计划或阴谋不停地给分社发更多的备忘录、打电话、做指示，如果分社没有拿出他认为应该有的报道，他便不满意。这多少意味着，他们没有足够的人进行检查，或者他们全盘接受了他人采访时的回答，或者还应该有比这“更多的东西”。分社的一些成员对索尔兹伯里的怀疑倾向感到惊讶，他们把这归咎于他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待了几年。分社的其他人怨恨索尔兹伯里把他们同《先驱论坛报》《华盛顿邮报》或《华尔街日报》在华盛顿的某些记者进行不利的比较。他们说，他喜欢的《先驱论坛报》上的生动的报道，仅仅意味着一家垂死的报纸为了引人注意而做的最后挣扎。他们惊奇，他居然决定在《纽约时报》上发表1962年4月在政府同钢铁工业对立期间时，肯尼迪总统不文明的评论。赖斯顿的副手华莱士·卡罗尔，在他的报道中写道，肯尼迪总统对钢铁业人士全面提高价格的决定很气愤，对他们颇有微词。但卡罗尔没有直接引用后来在他的报道中出现的肯尼迪的原话（“我的父亲一直对我说，所有商人都是狗娘养的，但我今天才相信这一点！”）；正是索尔兹伯里感觉出这些话出自总统之口，他从他信任的线人那里得到了这个消息。于是索尔兹伯里给卡罗尔打电话，要求他写上一段把这句话包括在内的插入语。卡罗尔表示反对，说他没有听到总统使用这样的语言。索尔兹伯里坚持自己的意见，卡罗尔反驳说：“见鬼去吧，你自己写吧！”
假如赖斯顿此时不是忙于写作他的专栏和管理他的分社，靠威克和巴克尔、马克斯·弗朗克和安东尼·刘易斯这样的年轻人来巩固他的未来的话，假如赖斯顿的时间和兴趣不是放在关注全国、世界以及他自己的家庭——他总是看不够他的三个儿子——的话，赖斯顿就能全力以赴地同纽约的编辑们斗争。然而，赖斯顿有比这更大的抱负。索尔兹伯里的入侵是令人讨厌的，但赖斯顿承认索尔兹伯里是一个优秀的报人，即使他的方式经常是错的，但他的本能却经常是对的。如果事情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赖斯顿总能直接去找业主。实际上德赖富斯最近已经研究了在将来某一天让赖斯顿来纽约当《纽约时报》“编辑主任”的可能性，尽管这个头衔现在还不存在，但根据德赖富斯模糊的说法，它似乎会使赖斯顿拥有比主编更大的权力。然而，赖斯顿表明，他宁愿生活在华盛顿，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想放弃他的专栏。因为专栏既是赖斯顿的兴趣所在，也是他在这个组织里的特殊的权力基础。由于这个专栏，以及他用这个专栏做的事情，赖斯顿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人物，总统们的心腹。如果他离开《纽约时报》的话，其他报社社长只要可能也会雇用他的。如果他放弃了专栏，他就在世界的领袖那里没有什么分量了，很快他在报社的地位就会不如以前了——他会更多地依赖于他在《纽约时报》的头衔，更少地靠自己的名气，这样也就没有什么优势了。
只要他有自己的专栏，有华莱士·卡罗尔这样有用的下属来减轻他的许多行政负担，赖斯顿就乐意对纽约（永垂不朽的阿瑟·克罗克还在幕后小声抱怨，他是分社社长的时候，从来没听过纽约的话）采取一种逆来顺受的态度。赖斯顿现在已接近55岁了，有书要写，有儿子要考虑，没有时间和编辑同事争吵。他已经达到了他的目标，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幸福的人。
苏兹贝格一家自豪地把赖斯顿叫作自己人。更让他自豪的是，1962年12月，在纽约报纸罢工期间，赖斯顿在电视上朗读了他的星期天专栏，同几百万人交流他对《纽约时报》的感情，他痛心于《纽约时报》正在遭到罢工的打击。
阅读《纽约时报》是一项人生事业，就像养育一个家庭——同样非常困难。但是我已经开始习惯它的独特方式，不能打破这种习惯。它是一项社区服务，就像疏通管道一样。
这是一个和平的季节，而不知怎么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和平似乎在《纽约时报》上有着更好的机会。每个人似乎都在向我们呐喊着，给人类六个星期的时间让他们脱离困境。但是《纽约时报》一直在说着在16世纪，人类也面临着困境……
没有了报纸，生活的进程就会被改变。在办公室度过一个长长的、多嘴的一天，对人类感到很厌倦之后，劳累的人不能躲到Y.A.蒂特尔的生平，或者哈罗德·麦克米伦的政治风险中，而必须继续与陌生人交谈，一直到西港。
这对于公众来说就够糟糕了，但对一名记者来说更是如此。我25年间每天早晨都有订阅的《纽约时报》被放在门廊上，而现在外面已经很寒冷、孤独了。此外，如果我不能读到自己写的东西，我怎么会知道自己的所思所想呢？
这次罢工从1962年12月8日开始，持续了114天。它不仅影响了《纽约时报》，而且也影响了《每日新闻》《美国日报》《世界电讯和太阳报》，还影响了纽约的其他三家日报和长岛的两家报纸。后者不是遭到了印刷工会的打击，而是这两家报纸拥有者发出了有产者团结的信号，要么中止，要么减少他们报纸的发行量。这次罢工是在圣诞节之前的广告高峰期进行的，使报社老板们损失了几百万美元，从而把一些报纸削弱到了无法恢复的程度。的确，在这次罢工结束后不久，《镜报》停办了；几年之内，《先驱论坛报》《世界电讯和太阳报》及《美国日报》的合并版在又一次罢工后也消失了。在1962年至1963年的罢工期间，印刷工工会主席伯特伦·A.鲍尔斯曾预言，纽约日报的数量最终会减少到三家，他说对了。只有《纽约时报》和两家通俗小报，即早晨的《新闻报》和晚上的《邮报》，仍在这个城市里存在，而1900年这个城市却有16家日报，1930年也有12家日报。
纽约报纸消失是有多种原因的，雇主的发言人和劳工的发言人有不同的解释。但双方都认为，它是一种决策失误、经营不善、错误估计和互不信任的历史结果。使报社老板苦恼的是报纸生产成本的加大，工人提出了更高的工资要求，电视侵入来争夺广告收入。他们手忙脚乱地进行试验来追赶经济的潮流和变化着的社会，却经常走错了棋，误入迷途。工人害怕新的自动化机器，而老板却将其视为生存下去的工具。尽管新技术论者有模糊的许诺和委婉的说法，但工人们知道，自动化会最终破坏他们的手艺和安全，所以他们提出了被老板们认为是更苛刻的交易。但老板有自己的、营利者的想法，他们不是慈善家。老板们居住在第五大道上，或者在其他时髦的社区住。他们还有周末的别墅。尽管他们拥护平等的事业，但他们却把自己的孩子送进私立学校，躲藏在高高的篱笆墙后，有看门人来守卫。报社老板发表了许多关于言论自由的讲演，但他们对采访罢工谈判的记者却“无可奉告”，并且经常用他们的经营会议来阻碍新闻界。在任何经济危机中，持各种意见的报社老板总是和富人站在一起。
工人就不同了。他们是满手油污、不被注意的人，只有当他们犯了错误，漏了一行字，击错了键盘时，他们的工作才会被注意到。他们生活在小平房或公寓里，周围是少数民族的邻居，他们不关心中国或共同市场，只关心正被蚕食的贫民窟、他们小额的投资和相邻的学校。如果他们关心远方的战争的话，那也是因为他们的儿子会第一批应征参战。他们忠诚的不是报纸，而是工会，在工会里他们也有与老板们相类似的基本的裙带关系。除此之外他们就和老板没有什么共同点了。
在这次持久的罢工中，报社老板们可以寻求并且得到总统和国家的支持，因为政治家们总是急于做那些对老板们有利的事情。但工人只能指望他们的工会。1962年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叫作伯特伦·A.鲍尔斯的坚定的现实主义者身上。鲍尔斯41岁，是纽约印刷工工会的头子。他是一个高个子，有着一张棱角分明的脸盘和渐渐变白的金黄色的头发，并且是一个思想专注、不会闲聊的人。他只上了两年高中就当了印刷工人，在他看来工会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如果雇主公平地对待他们的雇员，不剥削他们，就决不会有工会。但慷慨大方不是雇主们的传统美德，鲍尔斯从自己当印刷工的经验中得知，老板很少自愿地做出让步。印刷工甚至像洗手和撒尿这样的事情，也要在契约中规定下来。事实上，1962年和老板谈判的条款之一就是印刷工愿意放弃一天15分钟的“上厕所时间”，以此换取把他们每周的工作时间从36个小时15分钟减少到35个小时。但老板们想当然地认为，不管在契约上有没有规定，印刷工都会拖延上厕所的时间，并且说每周工作时间的减少会增加生产成本。
鲍尔斯和老板之间还有其他许多不一致的观点。鲍尔斯想为他的印刷工争取更多的钱，多于现在的141美元的工资；他想把不扣工资的病假从一年五天再增加五天；雇主应对工会的资金和福利基金做出更多的贡献；业主应把使用自动装备节省下来的钱拿出一份。鲍尔斯想要的这些东西和其他东西并不总是说得清楚的——他想要老板自己提出来，由工会来决定——他还想要契约中没有说明的东西，这就是身份。他要求的身份严格地说不是一种个人的身份，尽管这是反对他的许多人的要价，而是给他的工会的身份，因为他的工会多年来在老板和其他工会每两年一次的谈判中一直处在后台。其他工会是：1953年发起罢工的照片制版工工会，铸版工工会，新闻工作者工会，投递员工会，电器工、邮件工和大型日报必需的其他工人的工会。印刷工工会一直是和其他工会混在一起的，特别是和纽约报纸联合会混在一起，后者代表记者和文字编辑、职员和送稿生、电梯操作工和清洁女工及自助餐厅厨师，以及和九大行业工会没有密切关系的其他所有人。纽约报纸联合会1951年发起了反对《纽约世界电讯报》的罢工，取得了胜利，因为行业工会支持了它。自那时起联合会在各工会中获得了它以前从未享有的领导地位。每两年，联合会的契约在10月31日终止前，联合会的代表就会和老板们进行协商。他们达成新的协议后，便假定这些协议也会为行业工会所接受，而行业工会的契约基本上是在12月7日终止的。鲍尔斯现在想结束这些假定和程序。
鲍尔斯认为，联合会不能因为它的契约终止日比较早就可以为其他工会来设定标准，他想要所有工会的契约都在同一天终止，也就是说都在联合会的10月31日终止日终止，这样行业工会就能在圣诞节前的广告高峰期之前对付报社老板，因为老板在这个时间最怕罢工。鲍尔斯的工会，是一个多世纪以前建立的，自1883年以来没有号召过罢工，只在1919年发起过一次“自愿休假”，希望获得一周44小时工作制。但这次抗议，是在无视国际印刷业工会的情况下举行的，失败了。在本世纪，更富进攻性的工会取得了重大的收益，而印刷工工会却落后了，靠继续接受一年薪水增加四五块钱，它是永远赶不上其他工会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微不足道的好处，对其他工会来说也许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的基本工资更高一些。
鲍尔斯认为，印刷工还需要的，是对他们自己身份更强烈的意识。一个报纸没有记者和编辑也能生产出来——管理者、办公室和电讯服务能够填补写文章的空白，但一个报纸离开了印刷工却无法生产出来，至少在这个时代还不行。当然，如果自动排字机——像弹钢琴一样对纸带的穿孔条做出反应——被允许扩大使用的话，它们最终会导致印刷工、工会和鲍尔斯本人被消灭。对鲍尔斯来说，而不是对所有报社老板来说，这是一种令人苦恼的想法。
在这次罢工期间，一些冲动恶毒的报社老板开始仇恨鲍尔斯。他们把鲍尔斯看作是对他们在新闻界生存的无情威胁。在纽约的日报中，只有《纽约时报》和《新闻报》继续营利，其他报纸是靠报纸业链条或所有者个人的副业生存的，这些所有者的财富主要来自外部源泉。尽管报社业主联合会向工会保证任何一个正式雇员都不会因自动化而失去工作，但报社老板却想立即开始使用自动化机器把华尔街的所有上市公司和相关的股票走势图排印在金融版上。这些机器会从美联社或合众国际社接收包含这种信息的纸带。但工会出面阻止，坚持要求把使用纸带可能节省下来的一部分钱纳入一项专门基金，用于印刷工的培训，或他们的提前退休金，或其他补偿性的失业福利。老板们表示反对，说其他大城市的报社已经得到工会认可，增加使用了纸带，并没有为印刷工建立专项基金。于是这形成了一种僵局，双方的态度都强硬起来。1962年圣诞节之前的几周，罢工开始了。
印刷工的纠察队在《纽约时报》《新闻报》《美国日报》和《世界电讯和太阳报》的办公室前走来走去。纽约未进行罢工的报纸——《邮报》《镜报》《先驱论坛报》的所有者停止了报纸的出版，锁上了他们的门。突然间，纽约几百万人的读报习惯改变了。一些纽约人，他们的常规中断了，开始习惯了没有报纸的生活，再不会成为报纸的订户了。他们开始更多地看电视，或者更详细地读新闻杂志或书籍，并且发现，没有了赫斯特集团每天大量令人目眩的标题，《新闻报》上传闻的匪徒枪击，《纽约时报》上威胁性的国际冲突，纽约似乎成了一个更正常的、平静的地方。另一些纽约人，坚持每天的读报习惯，开始阅读《纽约时报》的西部版，这是由他们在加利福尼亚的朋友给他们寄来的，或者他们购买现在摆放在报摊上的外埠报纸——《费城探询报》（Philadelphia Inquirer）、《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或者他们读《华尔街日报》、《妇女服饰日报》（Women's Wear Daily），或由一些记者（包括《纽约时报》的记者）生产的薄薄的特殊的罢工版。对《纽约时报》的这些人和其他人来说，这次罢工并没有像1953年的罢工那样引起内部冲突和懊悔。过去的那场罢工是一种新出现的令人不安的体验，它在历史上第一次阻止了《纽约时报》的出版，尽管《纽约时报》的大多数人被迫不去越过纠察线，但他们毕竟还有一种放弃和背叛《纽约时报》的感觉。
然而，现在个人的纽带不那么强有力了。《纽约时报》在最近几年似乎成了更少个性的地方，它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也就越来越冷漠了。现在《纽约时报》的老人在看到纠察线时心情是平静的。在1962年至1963年的罢工期间，特别是在早期阶段，《纽约时报》的一些年轻人甚至有了一种冒险和自由的感觉：他们的日常生活现在不是直接围着《纽约时报》转了，他们有更多的时间考虑自己，重新评价他们现在的环境，深思未来。他们可以看到，没有《纽约时报》，生活仍然继续，地球照样转。报纸罢工继续，他们获得了自信心和意识；他们悠闲地游览城市的新地区，他们看到了新的人，想到了新思想，感觉到了不作为《纽约时报》人会是什么情况——没有了政治家给予的特权待遇，没有了新闻机构的免费票券，也不能保证一个重要人物会回电话；没有了对这些重要人物的责任感，没有了在写《纽约时报》的报道时所受到的限制，没有了在处理公共事务或私人问题时的个人限制和谨慎的感觉。在罢工期间他们看到了他们生活的两面：一面是更有特权并且多少保持中立；另一面是更少保证但也许更令人满意。他们权衡这两个世界，他们在等待着。他们得到了失业金和工会的好处，他们也可以在电视台、政府、公关公司或杂志社找份临时的工作，收入经常是和他们在《纽约时报》时挣得一样多，甚至更多。《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菲利普·本杰明，在罢工期间完成了他的第一本小说——《莫负今宵》（Quick Before It Melts），描绘了他作为《纽约时报》记者曾去采访过的南极洲。这部幽默小说于1963年出版，影视版权卖给好莱坞得了五万美元。
几乎所有罢工者，行业工会会员和新闻工作者，都适应了这次漫长的罢工，没有遇到大的资金困难。普通印刷工，靠工会基金和国家失业保险来支撑，收入比他们工作时大约少20美元。如果说罢工使有些人的财力受到伤害的话，那就是报纸的老板，还有那些生意受报纸影响的局外人，如依赖地方广告的商店老板、百老汇演出的制作商、地产的买卖者、投资人、投机商、广告员。这次罢工对首次亮相的艺术家，对刚刚从业的演员，对找工作的速记员，对丢了宠物或钻石的人，对做讲演的人——尽管对电视采访没有把握的政治演说家一般会在电视上谨慎说话——是令人沮丧的。然而，这次罢工对世界经济或政治没有任何严重的影响，它并没有持续到要恢复秘密外交艺术的程度，也没有使试探性的手段无用武之地。想着要了解消息的纽约人——尽管没有《纽约时报》，消息就不会那么详细——那就去阅读其他消息资源，或转向电台和电视范围扩大的报道。虽然缺少了《纽约时报》，使电子新闻界失去了它最大的新闻导向，但媒体令人称道地对这种挑战做出了反应。纽约的NBC第四频道还推出了一系列星期天下午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是《纽约时报》那些没有参加罢工的人，他们在罢工期间仍在发布和评论新闻，这些新闻原本是出现在星期天的《纽约时报》上的，如果没有罢工的话。克利夫顿·丹尼尔是这个节目的明星，他的文雅而有节制的举止使人们想起了英国演员莱斯利·霍华德[注：莱斯利·霍华德（Leslie Howard，1893—1943），英国舞台剧演员和电影演员，他最著名的角色是电影《乱世佳人》中的阿什利·威尔克斯。1943年6月1日，他乘坐飞机从葡萄牙里斯本前往英国布里斯托的途中被纳粹击落，飞机坠海身亡。]。《纽约时报》的所有人都值得称赞地展示了新闻和他们自身——伯恩斯坦和索尔兹伯里，赖斯顿和奥凯斯，博斯利·克劳瑟和夏洛特·柯蒂斯；体育编辑詹姆斯·罗奇，美食编辑克雷格·克莱本，以及其他几十个人。也许只有克莱本在镜头前显得僵硬一些，他在展示自己的烹调手艺时手发抖了，盘子摔碎了，但他把这种神经质的表现归因于他在家庭观众那里太有影响了。当时他正准备倒调味汁，他说“你们拿一个船形肉卤盘，摇一摇，晃一晃……”，结果把自己的盘子晃掉了。
罢工继续到第六周，由于劳动部长甚至肯尼迪总统都不能对调停有所影响，甚至也不能进行严肃的谈判，詹姆斯·赖斯顿便真愤怒了。赖斯顿，连同他的华盛顿分社，全国及海外的分社，纽约总部的管理者和没有参加工会的少数雇员，现在也许比罢工者本人更强烈地感觉到了这次罢工。没有参加罢工者没做多少事情仍在领工资，对此感到很不安。赖斯顿特别意识到这次罢工正在使苏兹贝格夫妇和奥维尔·德赖富斯感到极度痛苦。1963年1月12日，赖斯顿为《纽约时报》的西部版和国际版、它提供新闻服务的外埠72家报纸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攻击伯特伦·鲍尔斯和印刷工工会，主张如果必要的话，报社老板们可以找没有工会的印刷厂印刷纽约的报纸，并通过邮递进行分发。赖斯顿的文章如下：
美国总统不能审查纽约媒体。《权利法案》第一修正案明确禁止美国国会干涉媒体自由，但是伯特·鲍尔斯，纽约印刷工的首领，却不仅可以审查媒体，还可以把它们关闭。
一个可以被一位公民任意封锁言论的媒体，还有什么“自由”可言？……
因此在这座全国最大的城市当中，信息的流通只能被绝对的权力所摆布，而权力的挣扎非常不均衡。因为工会在利用它所有的权力来停止出版，而媒体的所有者没有尽其全力来继续推进出版事业。
这如果是在一个肉类工厂或者钢厂，也许是可以令人接受的，但是报纸并不是猪排或铁栅栏。除非每个人，从杰弗逊，到门肯到杰拉尔德·约翰逊都在对我们开玩笑，否则我们的工作就是印刷新闻，挑起事端，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借用伯特·鲍尔斯善意的允许，但是如果得不到，那么在必要的情况下，就不必得到他的允许。
我知道这个观点并不会被所有的出版商所认同，但是记者也是这个行业的一份子，而且如果我们无法得到光荣的和平，我们就要默认新闻就像是肥皂一样可有可无的商品，那么我们将会被当作肥皂小贩一样被对待，并且活该如此。
这篇专栏文章被《纽约时报》封杀了。它没有发表在《纽约时报》的西部或国际版上，而且《纽约时报》还给接受新闻服务的外埠报纸发了一个删除通知。这个决定最终是奥维尔·德赖富斯决定的。当德赖富斯看到赖斯顿的专栏文章时，谈判桌上似乎有了模糊的希望，但这种虚幻的迹象很快消失了。德赖富斯没有把握住任何机会。赖斯顿是失望的，但在这个场合他无力影响德赖富斯。德赖富斯仍然是赖斯顿非常亲密的朋友和赞赏者，但除此之外德赖富斯还是报社业主。他不愿意有意冒犯伯特伦·鲍尔斯，因为这可能引起劳工和经理之间更多的不和。
然而，罢工仍在继续。十周后，在罢工仍在进行时，赖斯顿未发表的专栏文章出现在《新共和》上了，并且有了一个应答者默里·肯普顿。肯普顿尽管称赞赖斯顿的精神，批评《纽约时报》查禁赖斯顿文章的决定，但他并不同意赖斯顿文章的基本论点。肯普顿写道：“我们从中看到了我们经常在杜勒斯国务卿的演讲中看到的、使赖斯顿感到不舒服的恶棍和圣人。”肯普顿认为，赖斯顿的愤慨，主要不是由印刷工人反对报纸的罢工，而是由印刷工反对《纽约时报》的罢工激起的。“他不代表激进也不代表保守的观点，他代表的是《纽约时报》。”肯普顿写道。肯普顿希望赖斯顿讲钢铁厂和肉类加工厂这样的地方的罢工态度不要过于傲慢。“如果一次肉类加工厂的罢工使两万人丢掉了工作，”肯普顿写道，“就存在着值得公众关注的个人利益。”肯普顿的结论是，进行罢工的印刷工，想要证明自己作为工会会员的自豪，而不是作为手艺人的自豪——“对他们来说，他们有一种社会欠他们的债的观念，就像赖斯顿和我本人关于记者对社会的贡献的观念一样是膨胀起来的。”
这次罢工持续到整个冬天，德赖富斯看起来很沮丧而且疲劳。虽然德赖富斯刚刚50岁，并且看起来身体健康，但他年轻时就有风湿性心脏病，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征兵体检时发现的。现在作为报社老板，他在极力争取得到一个公正的安抚性的解决方案。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当谈判似乎要在激烈的相互指责中破裂时，德赖富斯说服主要谈判代表继续谈下去，抑制一下他们的敌意。大多数敌意针对的是德赖富斯自己的同事和顾问、《纽约时报》总经理艾默里·H.布拉德福德。布拉德福德在这次罢工之前被报社业主联合会指定为联合会对工会的首席发言人。报社业主们意识到了布拉德福德的专横，但他们敬佩他的独立性和信心。他们相信他们找对了布拉德福德这个难对付的使者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反对工会的野心。他们没有预料到工会人士对布拉德福德的反应。如果说有谁在与工会领导会谈过程中，完全无法表现得像“普通人”一样，那就是艾默里·H.布拉德福德。其他管理者都多少可以这样做。当布拉德福德和工会人士在一起时，就像是一个贵族学校的校长和贫民窟的孩子混在了一起。布拉德福德的笑，使人想起了爱丁堡公爵在非洲殖民地旅行时经常对土著酋长的笑：头微微低下，以皇室的眼神看着远方，目中无人。在工会的圈子里，不管布拉德福德做些或说些什么，似乎都是错的——他高塔一般的身材是错的，他瘦削、金黄色头发、新英格兰人的英俊是错的，他的烟斗和他的暗色双排扣的外交官服装也是错的。他在谈判桌上面对的是伯特伦·鲍尔斯，这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优势。鲍尔斯是个固执的出身于低层的美国爱尔兰人，曾在波士顿居民区接触而对轻松潇洒的哈佛大学学生没有好印象。当然，布拉德福德是耶鲁大学毕业的，但这对鲍尔斯来说没有什么不同。布拉德福德稍微显示出一点高傲的迹象，都会使鲍尔斯生硬起来。随着罢工的持续，布拉德福德受到来自报纸所有者、商业界、纽约和华盛顿的政治家与和平人士的很大压力。布拉德福德的举止越来越冷漠和傲慢。不仅鲍尔斯和其他工会人士感觉到了这一点，而且曾几次主持调解罢工会议的纽约市长罗伯特·F.瓦格纳，公正的罢工调解人西奥多·W.基尔，《纽约邮报》社长多萝西·希夫都感觉到了这一点。罢工进行到第三个月，希夫女士开始烦恼起来，她退出了报社业主联合会，恢复了她的报纸出版。她觉得，纽约人至少应该有一份可阅读的地方报纸，而解决罢工问题似乎没有多大希望。虽然开了几十次会议，其中一些会议甚至通宵达旦，但双方的让步却很少，只有更多的恶毒攻讦。使伯特伦·鲍尔斯特别恼怒的是，肯尼迪总统在一次电视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对他进行了人身攻击。肯尼迪在宣读一篇有利于报社老板们的声明时，指责鲍尔斯坚持没有理由的要求，迫切要求这种争论交给第三方来解决。肯尼迪总统说：“显然，在这次纽约报纸罢工中，国际印刷业工会的地方组织和它的主席伯特伦·鲍尔斯，就任何人所能理解的立场而言，是企图强加一种解决方案，把纽约的几家报纸关掉，使几千人丢掉工作。”
如果是艾默里·布拉德福德说这番话，鲍尔斯是不会被激怒的，但这些话出自总统之口，对鲍尔斯来说却大失所望。因为总统是波士顿的爱尔兰人，是一个受尊敬的人物，在1960年的竞选中鲍尔斯曾为他摇旗呐喊。鲍尔斯没有把他同他过去接触的波士顿其他哈佛男孩联系起来。现在不仅是鲍尔斯，工会也同样对肯尼迪的批评感到愤慨、不安和惊奇。
肯尼迪发表声明两天后，总统的一个朋友、华盛顿的一个报社老板来找鲍尔斯。这个人就是菲利普·L.格雷厄姆，《华盛顿邮报》和《新闻周刊》（News Week）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格雷厄姆听说《时代》周刊准备为鲍尔斯安排封面报道，他也在考虑同样的事情，于是邀请鲍尔斯去纽约他下榻的宾馆进行私下会晤，两个人谈了六个小时。鲍尔斯感觉到和格雷厄姆在一起挺舒服，这位华盛顿的报纸老板不会瞧不起鲍尔斯只受到了十年正规教育。鲍尔斯在社交时是镇静的，口才很好，他在罢工期间获得了很大自信，习惯了在每天电视摄像机镜头的灯光下、同时在成群人的包围中表达他的观点。在罢工期间他和重要的和平使者去了几次高级餐厅，他开始更多地懂得了成功的意义。他看到了21俱乐部的领班如何欢迎著名的英俊的罢工调解人西奥多·基尔，他熟悉了市政厅的内部，市长在格拉西曼森的住所，在那里出出进进的人。鲍尔斯还更近地观察了报纸老板是如何生活的——他们在冬天如何两次度假，到佛罗里达、拿骚或百慕大——有一次甚至是在报纸罢工期间。高层的全国劳工领袖也过着好生活。在高层，劳工同经理已经没有大的不同。他们已经获得了权力，被邀请出席同样的政治宴会，在讲台上紧挨着坐在一起，所以你很难区别他们。很快，至少年轻的劳工领袖，会像老板一样，去找同样的裁缝，由同样性感的女修指甲师来给他们修指甲，或许也会和老板们有同样的邪念。
在报纸罢工期间，所有这一切不是突然对鲍尔斯发生的。在1961年他成为印刷工工会主席之前，他当了八年的副主席。他同一个中学教师的婚姻也有助于磨平他高低不平的棱角，增强他的自我意识。但他在1962年至1963年罢工期间的体验是新的、戏剧性的。他现在才理解了媒体作为一种权力工具的重要性。所以，当他接到菲利普·格雷厄姆的电话，请他去格雷厄姆在卡莱尔宾馆的套间会谈时，鲍尔斯立刻就去了，并且知道地点。它在麦迪逊大道和第七十六大街交叉口，是在报纸上经常提到的地方，因为它是哈里·杜鲁门一直待的地方，肯尼迪也经常光顾。
格雷厄姆对鲍尔斯的坦率和信念有深刻印象。在他们讨论结束后，格雷厄姆给在棕榈滩的肯尼迪总统打电话，鲍尔斯也在房间里。格雷厄姆向总统称赞了鲍尔斯，谴责了纽约的报纸老板们。当肯尼迪知道鲍尔斯在场后，他要求格雷厄姆稍后再通电话，格雷厄姆照办了。在下一次通话时，格雷厄姆表达了想成为纽约报社业主联合会和工会之间的中介人的兴趣，肯尼迪赞成这个想法。但当纽约报社老板们得知此事后，拒不同意。他们说，如果格雷厄姆介入纽约的谈判，他们就退出谈判。
在《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的相对平静中，西奥多·伯恩斯坦决定，在这次罢工最终解决后，《纽约时报》应该努力向它的读者解释这次罢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日复一日地在谈判桌的背后都发生了什么。伯恩斯坦找了《纽约时报》劳工专家A.H.拉斯金做这件事，拿出了草稿。这是一个不一般的任务。它意味着拉斯金不仅要分析工会及其领袖的顽固要求，而且还要把它同报社业主联合会——包括它的发言人、《纽约时报》的艾默里·布拉德福德——毫不妥协的做法摆平。在《纽约时报》的历史上，这似乎是前所未有的。“前所未有”是伯恩斯坦一直在报道中禁用的词，因为他认为没有任何事从未发生过；但如果拉斯金写了一篇文章来批评《纽约时报》的副总裁，而且如果发表了的话，那确实将是前所未有的。
当拉斯金开始他的研究时，他一点儿也不惊奇地发现，报纸管理者像任何地方的大商人一样，当碰到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消息时，同样会迅速躲开记者。拉斯金给办公室打电话找布拉德福德没找到，给他的秘书留下了口信，但他未回电话。如果布拉德福德在他14层的办公室，没有到别的地方去谈判的话，这只能说他这个管理者锁上了自己的门，不愿意见人，包括在《纽约时报》工作的记者，这真令人惊奇。
当拉斯金的报道于1963年4月1日，也就是雇员终于停止罢工回去工作后的一天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后，布拉德福德被它弄得心烦意乱。拉斯金写道，114天的罢工已经结束了，鲍尔斯在他的三个关键问题上取得了突破。鲍尔斯得到保证每周工作35小时（作为回报，取消了印刷工每天15分钟的上厕所时间）；在和报社老板的契约问题上他得到了和其他工会共同的契约终止日，但不是像他所希望的，在圣诞节前的广告高峰期之前，而是在复活节前的广告高峰之前，这也是不错的；鲍尔斯还设法把自动装备的使用限制在老板想要的三分之一以内，并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分析节省下来多少钱，有多少应给工会。薪水增加了，在两年期内人均周薪12.63美元，大概比没有罢工前多2.5美元。
在拉斯金的文章里，纽约市长瓦格纳和调解人基尔被称赞为可接受的解决方案的推动者，但鲍尔斯和布拉德福德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未被看作是英雄。拉斯金借被采访者之口说鲍尔斯“诚实、公正、民主——同时难以对付”，“冷漠、有野心，分不清轻重缓急”，但又承认鲍尔斯是“最有能力的和看得最远的”制版技术工会领袖。艾默里·布拉德福德被说成是有敏锐的头脑和表达能力，但拉斯金还报道，布拉德福德把“这样一种冷冰冰的蔑视态度带进了会议室，以致调解人经常觉得应当要求宾馆把房间调热”。拉斯金还把布拉德福德叫作“冷漠的”人，是在操作“短导火线”，并且曾说过市长解决罢工的方法是“愚蠢的”，他感到“不舒服，讨厌整个程序”。这篇报道引用瓦格纳市长的话说，经理的力量和劳工的力量由于同样的不称职而导致这场罢工，并且说“这是对双方的互相惩罚”。
拉斯金写完了报道后，交给伯恩斯坦审阅，然后给卡特利奇审阅。卡特利奇阅完后，立即给德赖富斯打电话，问他要不要看一看。德赖富斯说，等到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后，他会读的。卡特利奇让他在发表之前先审阅一下。所以，德赖富斯把这篇报道带到了中央公园，在那里他可以一个人在湖边来读它。卡特利奇在办公室里仍然不确定德赖富斯会做出什么反应，这篇文章会不会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尽管德赖富斯最近扼杀了赖斯顿的专栏文章，但德赖富斯总的表现是值得称赞的，允许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肯定会被大多数报社老板枪毙掉的报道。尽管反对吸烟的社论曾使《纽约时报》在香烟广告上损失了几千美元，但德赖富斯却没有否决这些文章的发表。《纽约时报》的电视批评家杰克·古尔德在大肆张扬的电视智力竞赛丑闻期间，写了一栏文章告诉读者，报人“没有资格披上洁白无瑕的美德的外衣”，德赖富斯也没有反对。古尔德曾写道，一种常见的罪恶是“免费旅游”，也就是说，由一个商业公司支付记者所有的旅行和生活费用，因为这个记者正采访同公司有直接利益的事件，如在加勒比海开一家新的宾馆，或者在欧洲或墨西哥拍摄的一部电影。古尔德还提到了报社的“圣诞节战利品”的传统，私人公司在圣诞节时会给新闻界送大量的礼品。尽管古尔德没有挑出来哪一家报纸进行批评，但《纽约时报》总是被列在送礼单上的。的确，在圣诞节的那一周《纽约时报》的接待室里堆积着新到来的漂亮包裹，有成盒的酒、成篮的水果、银制餐具、照相机以及其他来自纽约各个推销员和商人联络感情的代金券。
德赖富斯会意地一笑，提醒古尔德他的这篇报道将是“打开了一罐飞虫”，但德赖富斯似乎高兴发表它，并且马上在新闻编辑的公告板上贴上一项通知，要求从此以后《纽约时报》的人都要退回所有的礼品包，这个政策显然没有使古尔德在报社里更得民心。
现在读了拉斯金的文章后，奥维尔·德赖富斯把它退回卡特利奇的办公室。德赖富斯轻轻地吐了口气，皱起了眉头，但他还是告诉卡特利奇发表它。德赖富斯预料不到它会使他的同事布拉德福德做出什么反应，但德赖富斯觉得别无选择，只能发表它。拉斯金有准确判断能力的名声是不成问题的，所以这篇文章送进了四层的排版室，那里的印刷工饶有兴趣地读了它。当艾默里·布拉德福德看到它时，勃然大怒。他强烈要求德赖富斯重新考虑，但这位业主说他不能这样做。所以，在4月1日，这篇报道发表了，占了《纽约时报》整整两版。很快它在全国得到了喝彩——在《纽约客》上A.J.利布林的一篇文章中——它被誉为新闻独立性的范例。肯尼迪总统后来在同《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的一个人谈话时议论了它，说如果他是德赖富斯的话，他或许不会发表它。
这是德赖富斯作为《纽约时报》业主做出的最后决定之一。此后不久他离开办公室去波多黎各进行短期休假。旅途中他非常疲劳，看起来也是如此。但他在波多黎各的休假因生病而中断，住进了圣胡安附近的医院。后来有关人士用飞机把他送回了纽约，下飞机后又从机场直接送进了哥伦比亚长老会医疗中心的哈克尼斯·帕维里昂医院。5月25日他在这家医院里因心脏病不治而去世，享年50岁。
奥维尔·德赖富斯去世后，全国和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发来了唁电，其中有肯尼迪总统和U.桑特，迪安·腊斯克和阿德莱·史蒂文森，法国的让·莫内，墨西哥的阿道夫·洛佩斯·马特奥斯，尼日利亚的加加·瓦祖库，几十个国会议员、州长、报社社长，几百个朋友。两千多个哀悼者参加了他在第五大道上的以马内利会堂举行的追悼会。詹姆斯·赖斯顿写的悼词是这样开始的：
将奥维尔·德赖富斯的去世归因于心力衰竭，这显然不是理由。奥维尔·德赖富斯的心脏从没有使他倒下，也没有辜负其他任何人——不信问问《纽约时报》的记者。它像恒星一样是稳定的——不信问问这群朋友中的任何一个。它像潮汐一样是忠实的——不信问问他可爱的妻子和家庭。不管医生说什么，他们都不能把他的离去归因于他的心脏。
赖斯顿接着详细叙述了德赖富斯作为报社业主的品质，他在压力下做出健全决策的能力。例如，1960年的选举之夜在新闻编辑部，德赖富斯第一个“感觉到我们公开发表拥护肯尼迪的意见太早了，坚持要我们重新考虑”。赖斯顿继续说：“到了1961年，当我们处在要不要报道对古巴不成熟的入侵的关键时刻，他谦恭的发问和智慧的判断制止了我们。”
这最后一点似乎对聚集在会堂的纽约编辑们带有最轻微的刺激，因为他们曾计划充分报道猪湾入侵事件，但德赖富斯同意赖斯顿的观点，命令降低这篇报道的调子。
除了苏兹贝格和德赖富斯的家庭、政治权贵们之外，在会堂聚集的还有大多数高层管理者和编辑——马克尔和克罗克，卡特利奇和奥凯斯，丹尼尔和索尔兹伯里，以及过去几十年的许多编辑：前社论版主任查尔斯·默茨，曾在范安达、伯查尔和詹姆斯手下工作过的主编助理尼尔·麦克尼尔，奥克斯亲自录用的已退休的城市版主任戴维·H.约瑟夫。艾默里·布拉德福德也出席了葬礼，但没有坐在前排管理者中间，而坐在了几排之后。对这些事情有眼力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立即预言了布拉德福德即将辞职。
德赖富斯被葬在离阿道夫·奥克斯和奥克斯夫人的陵墓不远的墓里，在一个园丘上，向西可以俯瞰着韦斯特切斯特县的萨米尔河。此后几周新闻编辑部里进行了热烈的猜测：谁会是下一任业主？阿瑟·海斯·苏兹贝格72岁了，因为心脏状况不佳而被限制在轮椅上，不能重掌指挥权，即使是短暂地。他唯一的儿子阿瑟·奥克斯·庞奇·苏兹贝格37岁，几乎没有什么管理经验。由于德赖富斯在罢工前看起来身体健康，苏兹贝格夫妇以为德赖富斯在20世纪70年代都会是报社的首席执行官，所以没有培养一个接班人的迫切感。
现在《纽约时报》处在麻烦的状况，没有有经验的家族成员来接班，能像德赖富斯接苏兹贝格的班，或苏兹贝格接奥克斯的班一样。选择另一个女婿来接替德赖富斯也是不可能的。理查德·N.科恩，是苏兹贝格的三个女儿中最小的女儿朱迪思·苏兹贝格·科恩博士的第二任丈夫，是一个成功的保险商。尽管他进了《纽约时报》的董事会，但他对把新闻工作当职业却没有什么兴趣。另一个女婿本·黑尔·戈尔登，是苏兹贝格的二女儿鲁思的丈夫，有办报的经验——他是《查塔努加时报》的社长，但他们的婚姻状况正在恶化，很可能会离婚。然而，戈尔登夫人本人，在纽约的新闻编辑部里被提到是一种可能人选。她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女人，文笔漂亮，并且有《查塔努加时报》的管理背景。人们还谈到了约翰·奥凯斯成为社长，或者社长的责任被两个人分担——家族的一员可以充当《纽约时报》经营方面的监管人，而新闻方面可掌握在一个同家族有密切个人联系的编辑手里。一个明显的人选会是詹姆斯·赖斯顿，他是伊菲吉妮特别中意的人。
伊菲吉妮现在71岁了，但她仍像以前那样敏捷。她在董事会里很活跃。在董事会里除了苏兹贝格家族之外，还有像布拉德福德这样的非家族成员，世界银行的前行长尤金·R.布莱克，卡尔·范安达的儿子保罗·范安达。但董事中，伊菲吉妮无疑是最有影响的，特别是在她的丈夫现在健康状况不佳时。她控制着大约三分之二《纽约时报》股份投票权。在她死后，她父亲的财产会在家族里分解，但她现在还非常活跃，虽然《纽约时报》的正式声明仍然是以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名义做出的，但要靠伊菲吉妮·苏兹贝格坚定的手来帮助他写下每一句话。
6月20日，德赖富斯去世三周多后，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办公室发表一项声明宣布，他的儿子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将成为《纽约时报》的业主。新业主37岁，是该报社有史以来的最年轻的首席执行长官。他的外祖父阿道夫·奥克斯在1896年8月接管《纽约时报》时，48岁的生日已经过去5个月了。
“现在真正可以说，”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声称，“《纽约时报》是一个家族企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