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德的建立
1945年，德国一片废墟。德国人被战争拖垮了，他们担忧着不确定的未来，在帝国的断壁残垣中竭力求生。所有人，包括占领国，此时都无法确定德国将面临怎样的未来。在随后的四十年中，出现了两个彼此迥异的德国。西边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发展成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东边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展成了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最为繁荣的国家，直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戈尔巴乔夫执政时，还是苏联最为可靠的支持者和盟友。过去失控的德国发展成为现在这样两个政治和社会经济体系如此不同的国家，着实令人惊讶。
最初，同盟国在计划德国的未来时产生了分歧，无法达成一致。战争期间，同盟国曾在德黑兰（1943年）和雅尔塔（1945年2月）讨论过这一事项，当时与会国一致同意德国应该被划分成几个占领区，而在雅尔塔会议上，与会国又认为除了英国、美国和苏联外，法国也应当拥有自己的占领区。在赔款和战后波兰的西部边界问题上，苏联和西方国家已经有了明显的分歧。1945年7—8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掩盖了这些分歧，美国、英国和苏联在会上通过了对德政策的总策略，即德国必须去纳粹化、去军事化，同时民主化。但三国并未通过具体的、可行的提议，因此，不同占领区仍然无法实施一致的计划。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因其为没有政府的被占领国，此时无法达成任何和约。在等待和约签订期间，为方便管理，波兰的西部边界暂时划定为奥得河（Oder）和尼萨河（Neisse rivers）西段。德国疆土因此西移，东部边疆则划归波兰和苏联。波兰的国土也因此西移，并失去了东部的领地。由四国控制的柏林同盟国管制委员会负责协调不同占领区的政策。赔款则由每个占领区的国家分别制定，而苏联由于损失巨大，可以获得西部占领区的额外赔偿，其中一部分实际上是为了从大部分从事农业的苏联占领区人民手中换得一些粮食。会议最终以《波茨坦会议议定书》作结。法国虽然获得了一个占领区，但没有出席波茨坦会议，后来并没有被这些决定牢牢束缚。然而，由于会议达成的决定大部分相当模糊而笼统，占领国可以对其做出很多种不同的解释。
地图7.1 1945年德国被分为四个占领区
占领区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明显。苏联占领区最先发起了最为激进的变革。为了将德国共产党（KPD）的积极政治活动合法化，苏联在占领区内迅速开始推行政治党派的许可证制度。在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的领导下，在莫斯科受训的德国共产党已经于1945年4月底抵达柏林。他们迅速控制了地方的政治事务，并在驻德苏联军事管理委员会（SMAD）的支持下，拥有了比其本身更强大的影响力。他们起初拒绝了社民党的合作提议，但在1945年秋，形势却变得越来越明晰。德国共产党发现，光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获得大量群众基础的。1945年秋，他们被迫与社民党进行商讨，并于1946年4月合并为所谓的德国统一社会党（Socialist Unity Party,SED）。德国统一社会党最初支持所谓的“通向社会主义的德国之路”，并希望以大众民主的形式团结所有的“反法西斯力量”。到1948年，统一社会党变成了共产主义者主导的斯大林主义的“新类型的党”。在苏联占领区活跃的党派还有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民主联盟在西部的占领区也同样很活跃，它代表了新的基督教党派，试图团结之前支持中央党的天主教徒以及中产阶级和右翼新教徒。同样活跃的还有德国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LDPD）。共产主义者则为后来的两个党派打下了基础，一是德国农民民主党（Peasants’ Party, DBD），二是德国国家民主党（Nationalists,NDPD），两党都努力争取一些可能产生不满的选区的支持，同时分裂选民对保守党派的支持。到1948年，苏联占领区所有的党派都被“协调一致”，并由统一社会党牢牢控制。
同时，苏联占领区也发生着激烈的社会经济变革。土地改革开展得最早，所有大于100公顷的大型农业庄园，以及之前属于纳粹党的庄园均被没收，重新分配给小农、没有土地的劳工以及从东部来的难民，剩下一部分则属于国家。矿业和银行业等大型产业国有化，这也让小型的私营企业苦不堪言，他们被渐渐地淘汰出局。这些措施的合法性来自于方方面面：纳粹和战犯的所有财产均遭没收，其合法性不证自明；广泛流传的一种说法是，正是“垄断资本主义”这一社会经济体制让纳粹主义崛起，因此去纳粹化就必须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造；萨克森还举行了全民公投，大多数人支持某些国有化措施，这些措施后来也在其他地区得以推行。同时，苏联也从自己的占领区抽出了大量的战争赔款。一开始，他们直接将机器和存货运往苏联。后来，由于这一方法效率低下，于是他们直接把苏联占领区的一些公司，比如一些苏德合资公司（SAG），变成苏联所有，并占有了这些公司的利润。至1949年，苏联占领区已经经历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在共产主义的控制下，历史上显赫的容克阶级和大资本家完全失去了他们的物质基础，经济和农业的激进改革也正在进行。而共产主义主导的统一社会党，在驻德苏联军事管理委员会的支持下，主导了占领区的政治。
苏联占领区的去纳粹化较为激进，相比较而言，不管是在结构改革还是人员调整上，西部占领区的去纳粹化都带有烦冗的官僚风格，效率较为低下，也造成了意外的结果。早期的惩罚性“集体过错”（collective guilt）政策很快发展为歧视性政策，虽然其根本目标究竟是让德国没有纳粹，还是让纳粹分子不再用纳粹主义来污染德国，这个问题永远也无法厘清。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去纳粹化的方法应该是惩罚纳粹分子，还是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他们将德国人分成五类，从“主犯”一直细分到“无罪者”，并以冗长的审问和答案作为判定基准，这个方法最终成为充斥着官僚主义的噩梦。德国人试着寻找借口，掩盖自己的过去，而非真诚大胆地面对自己与第三帝国狼狈为奸的程度。尽管人们有很多抱怨，说“大鱼”被放跑了，“小鱼苗”却遭受了不公平的惩罚，但总体来说， 除了主要的战犯，前纳粹党员大多还是渐渐融入了西德的生活。这些要犯一部分在纽伦堡审判中接受了裁决（同盟国联合审判），另一些人则更晚一些才受到惩处。虽然人们普遍对政治十分冷漠，而十分关心生存问题，但战后时期的主要政治党派还是在这一时期创立或重建了。社民党迅速改革，在库尔特·舒马彻（Kurt Schumacher）的领导下，强烈反对共产主义者的活动。之前的中央党成员与新教徒一起加入了基督教民主联盟。这个党派在苏联和西部占领区都很常见，它还有个在巴伐利亚的姐妹党，叫做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简称基社盟，Christian Social Union, CSU）。一些自由党派在不同地区创立，最后合并为全国的德国自由民主党（Free Democratic Party, FDP）。另外，还有很多小的党派，代表特定的地区、议题或选区（比如从失去的东部边疆来的难民）。当时主要的政治斗争发生在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之间，后者在最初的时候较为强大。
虽然西部占领区没有采取任何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措施，但实际上，同盟国阻止了社会主义的提议，坚持让西德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同盟国还试图拆分一些资本集中较为严重的领域，给卡特尔集团施压。法国在抽取战争赔款的时候是最不留情的一个。早在1946年4月之前，英国就意识到该往自己的工业占领区内进口食品，以免面临饥荒的威胁。美国也很快赞同了英国的观点，认为应当重建，而非毁灭德国的经济。这不仅包括了本地人的粮食和住宅问题，还有大量从东部边疆涌入的难民和被流放者，他们有的是在战争行将结束的几个月里从红军那里逃过来的，或是在西德境内拖延许久，直到被战后的同盟国管理机构强行接收来的。许多难民历经艰辛，在长途跋涉后（老人、小孩和病弱的人可能无法幸存）来到德国的西部，希望能在这里安居、生存下来。这些难民的到来，造成了人口过多、物资短缺的局面，使本就艰难的战后环境变得更加恶劣。对于很多德国人来说，强加的“民主”，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样，和国家战败、政治羞辱以及社会经济的混乱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甚至比1918年后的情况还要糟糕。而这次的民主制之所以后来能够更成功，和本书讨论的以下条件息息相关。
不管谁该为冷战负责，将德国分成两半都不是苏联单方面的主意。无论斯大林对欧洲其他国家的态度如何，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甚至1952年以前，对德国问题的态度看起来是一直相当开放的。反而是西方政策的变化引发了1949年两个德国共和国的成立。从一开始，同盟国就对如何处置战后的德国产生了分歧，这些分歧不仅存在于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也存在于每个西方政府之间。一开始的政策制定十分混乱，旨在使德国去工业化的严苛的“摩根索计划”虽然废弃，但仍对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067号指令”（JCS1067）产生了影响。此后，1946—1947年，西方国家对德国占领区的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从惩罚变成了重建。1947年6月宣布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正是为了战后欧洲的重建而实施的，它不仅代表了这一变化，也将这一变化记录了下来。“马歇尔计划”展望了欧洲经济和政治的重建，决定实施“开放”政策，寻找市场，并用“杜鲁门主义”来阻止共产主义的发展，并遏制苏联可能在欧洲实行的扩张主义政策，这些都对美国的新的国际角色十分有利。美国算准了非市场经济体制的苏占区会拒绝这一提议，因此“马歇尔计划”代表着西德进一步与苏占区划清了界限。在逐渐形成的冷战格局中，美国将西德划入了更广泛的西欧经济和政治组织的阵营中。
1947年1月，英国和美国占领区合并，称为“二联占领区”，后来发展出了类似政府的组织，即经济事务委员会。苏占区随即建立了德国经济事务委员会，这也是个政府的前身。法国在许多事务上一直维持着较为独立的阵线，但最后也加入了英美阵营。西德若要接受经济援助，就要先进行货币改革，因为当时的西德黑市猖獗，香烟和巧克力成了有效的货币，人们以货易货，用货物交换劳动，旧的帝国马克几乎不值钱了。1948年6月的货币改革引入了德国马克，这一举措还是算准了苏联不可能接受改革的事实。于是，苏占区引入了自己的货币，并以此次事件为借口，切断了所有通往柏林的水路和陆路，以防止西方同盟国企图进入位于苏占区中心的柏林。西部同盟国则抵抗封锁，并于1948年秋冬至1949年春用飞机来运送必要的物资。突然间，这个普鲁士民族主义和纳粹军事主义的前堡垒成了西方民主和自由的象征，西方同盟国不顾一切地保护它。空运象征着西方同盟国对西德的政策有了戏剧性的转变，西德不再是卑鄙的纳粹战败国，而成了冷战期间抵抗“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民主同盟国。1948年夏，西方同盟国开始商议为德国西部的这个新国家创立新宪法。不同邦（Länder）的代表（有分离主义倾向的巴伐利亚人除外）集会通过了新宪法。1949年5月，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倒台四年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成立了。不管它背后还有怎样的问题，在战后的世界格局中，西德必将成为西方政治和经济同盟的盟友。1949年10月，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短短几个月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在苏占区正式成立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同盟国的直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