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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德国史》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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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一本书,批评起来比写起来容易多了。将漫漫千年的悠久历史压缩成简短的一卷本,这必将引起专家学者的厉声呵斥,因为他们不能容忍自己的一方天地惨遭篡改、限制、歪曲,甚至忽略。然而,对于如此宏大的话题,一本意欲简明的历史书是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的。它最多只能成为一本富有见地的向导,将读者引向浩瀚的历史发展中去。

事实上,这种局限是由历史编纂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历史不是简单地记述一个广受认可的故事,而是一个将大量的史料和前人的评述进行排列组合的过程。德国简史的编纂尤其如此。筛选增删虽然心痛,却必不可少。读者对事物的看法不一,作者却必须对观点作出选择。而对于不同历史时期所占的篇幅,本书则按照观赏风景时的原则进行编排:离观测者越近的,体积越大,细节越丰富;离地平线越近的,则越模糊,越笼统。因此,越靠近现代,每个章节所包含的时间段就会越短。如此,在观赏风景时,有些特征也会显得更加重要。这就是历史学家非常熟悉的“目的论”(teleology)。这是在历史编纂中存在的一种趋势,即关注与当下直接相关的历史,按照结果评述历史的发展(无论历史的参与者是否意识到自己对历史的“进步”作出了所谓“贡献”),并忽视那些没有产生重大变革的事态变化。对于这种趋势,虽然在近来的历史编纂中已有一定的反思,但从当下的角度出发,仍然有些特定的历史发展显得更为重要。同时,不管如何力求公平、客观,每个作者必有其特殊的兴趣、热情和盲点。有关德国历史,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它恰当的主题范围在哪里?本书中,奥地利史既穿插于不同时期的“德国”史,成为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871年后又与现代德国史密切相关。而奥地利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的地区,虽然它可能最明显。其原因在于,所谓“德国”的边界,几百年来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中。

如此包罗万象的一本书必然十分依赖他人的研究成果,作者须保证在整体连贯一致的叙述中,同时展示现有的史实和史学家们通常相互冲突的观点。本书作者强烈意识到当下史学研究领域的空白和不足,但仍然希望通过呈现一个时间跨度大、题材广泛的德国史框架,来达到两个有益的目的。其一是为后续特定领域的研究提供基础和启发,其二是方便读者定位自己现有的知识和兴趣。本书意欲成为一张地图,为进一步的细节调查指路。

在此,我衷心地向我的同事和朋友致谢,感谢他们阅读了我的手稿,并对部分手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帮助我纠正了一些史实谬误和不恰当的说明。我要特别感谢以下几位朋友,他们为帮助我改进本书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大卫·布莱克本(David Blackbourn)、伊恩·克肖(Ian Kershaw)、蒂莫西·麦克法兰(Timonthy McFarland)、鲁道夫·穆斯(Rudolf Muhs)、哈米什·斯科特(Hamish Scott)、鲍勃·斯克里布纳(Bob Scribner)、吉尔·斯蒂芬森(Jill Stephenson)、马丁·斯维尔斯(Martin Swales)。若本书有任何不足,均应由本人承担。本书还得益于伦敦大学学院基金会的赞助。正是由于基金会的允诺,我才得以查阅图书馆、博物馆及档案馆,获取了合适的插图材料。选择合适的插图几乎和组织文字一样困难,期间也出现了同样多的问题,例如:选择、说明及疏漏等。经过仔细观察,读者可以注意到:我们熟悉的名人及其事物,有关这些的图片都让位给了更加广泛的主题,以及更加久远的历史时期或场景。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丈夫和三个孩子,他们在炎炎夏日中,花了数不清的日子,行走在欧洲的中部,只为了帮助我寻找有关德国历史的点点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