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有哪个帝国垮得如此之快。靠英国的财政援助和海上武力，将拿破仑打得一败涂地的强大的奥地利帝国，一八六六年却败于普奥战争。在遭实力劣于自己的德国彻底击溃前夕，奥地利还让外界觉得几乎是所向无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是统治欧洲的第二大帝国（仅次于俄罗斯），辖有出身、民族身份各异的多种族群。多年来，哈布斯堡王朝还主宰德意志邦联（German Federation）。这是由三十六个独立邦国组成的联盟，版图从北边的新教普鲁士延伸到南边的天主教巴伐利亚，且靠共同的文化和语言结合在一块。在这些奉哈布斯堡王朝为共主的邦国中，普鲁士王国的工业化程度最高，野心最大。当普鲁士意图除掉邦联的盟主，在觊觎奥地利位于阿尔卑斯山以南的最后据点的意大利支持下，夺取邦联的领导权时，奥地利即集结效忠于它的跟班（大部分德意志邦国），对普鲁士宣战。
没人认为奥地利会败。专家，例如在转攻经济之前靠写军事评论为生的恩格斯，都预料奥地利会胜。奥地利军队的不禁打，让战场记者瞠目结舌。奥地利人看着他们一度壮盛的军队七月败于柯尼希格雷茨（Königgrätz），八月遭逐出意大利，看着普鲁士政治家俾斯麦和参谋总长老毛奇解散奥地利所领导的德意志邦联，将邦联的大部分邦国并入普鲁士名下，准备围攻维也纳，奥军不得不在多瑙河河岸投降。
一八六六年之败所带来的心理创伤之大，不容一笔带过。“奥地利构想”——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不管是德意志人、意大利人、波兰人、捷克人或匈牙利人，各民族得其所哉，就和在其他任何体制的安排（包括民族国家）下得其所哉一样——就此整个灰飞烟灭。自一七九〇年代法国大革命以来，维也纳一直在对大势所趋的民族国家走向做无望取胜的顽抗。法国大革命把意大利、波兰之类原本遭外来大国（包括奥地利）瓜分、占领的民族，组合为由自己民族当家做主的新国家。为拿破仑战争画下句点的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将这些新民族国家，包括意大利王国和华沙公国，交回给奥地利、普鲁士或俄罗斯统治。此后，维也纳把辖下任何民族脱离其帝国的举动——德意志人投入德国怀抱、意大利人投入意大利怀抱或匈牙利人投入匈牙利怀抱——都视为危及奥地利存亡和统治正当性的叛国行径。
就是这一解体之虞，使一八六六年的战败变得凶险。哈布斯堡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皇帝的威信，大部分来自其控制意大利大港威尼斯和其腹地以及其身为德意志邦联盟主的身份。位于意大利的这个异国据点和勤奋的德意志民族属地，为奥地利的多民族性格提供了保证。如果哈布斯堡王朝能在这里守住，则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能守住。威尼西亚（Venetia）一落入意大利王国之手（一八六六），德意志诸邦一落入普鲁士（一八七一年改名德意志）之手，这位奥地利皇帝即不得不退而倚赖帝国辖下以斯拉夫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为居民主体的诸州（crown lands），而在日益标榜民族主体性的“民族主义时代”，这些州未来绝对会出乱子。
柯尼希格雷茨之役后，奥地利辖下诸民族（德意志人、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波兰人及其他六个民族），更强烈质疑“奥地利构想”。奥地利诗人弗朗？？？？茨·格里尔帕策（Franz Grillparzer）自忖道，“我出生时是德意志人，但现在还是吗？”在国界另一头已出现一个德意志大国时，一小群德意志人还有必要留在多民族的奥地利吗？德奥合并之说——将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大力推动、最终受到唾弃的目标——这时已开始发酵。在中欧东部、其他非德意志的诸民族里，对自我身份的省思同样深刻。奥地利要这些民族放弃独立和民族发展，换取在德裔奥地利人的指导下，合并于某奥地利官员所谓的“民族的平底锅”里。但平底锅在柯尼希格雷茨付之一炬，鉴于奥地利战败和国力衰退，各个小民族开始重新思考未来要走的路。
其中，匈牙利人在重新思考未来之路时，想法最为大胆。匈牙利的最大族群马扎尔人是突厥语族，九世纪时与匈奴人一起骑马离开乌拉尔山脉，定居于多瑙河中游平原。身处于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居多的土地上，马扎尔人始终没有安全感。这时，眼见奥地利衰弱，他们开始趁机扩大势力。柯尼希格雷茨之役后，匈牙利的政界领袖出现于维也纳，强烈要求三十六岁的哈布斯堡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皇帝接受一桩浮士德似的交易：只要他承认匈牙利王国的存在，晚至一八四八年仍起事反抗维也纳统治的匈牙利，将会尽释前嫌，倾其庞大人力（匈牙利王国除了有马扎尔人，还有人数较少的克罗地亚人、斯洛伐克人、德意志人、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为哈布斯堡君主国效力。
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生性拘谨审慎，不爱睡他皇宫中的羽毛褥垫，反倒睡在铁制行军床上，每天早上天一亮就起床，前去（短暂）探望跟了他二十年的情妇，然后埋头处理他德语官员呈上来的大量文件。他那漂亮（且可望而不可即）的妻子伊丽莎白，极为同情匈牙利人，而她的这份同情可能和匈牙利人一样，都想摆脱她丈夫的掌控。在伊丽莎白的推动下，弗朗茨·约瑟夫同意匈牙利人的所有政治要求。他的新外长弗里德里希·冯·博伊斯特（Friedrich von Beust），也劝他这么做。博伊斯特是萨克森侨民，对奥地利历史或文化所知甚少。同时兼任奥地利首相的博伊斯特，极力促使皇帝接受匈牙利的所有要求，认为速速解决匈牙利问题，将使其他问题跟着一并解决：一八六七年博伊斯特向匈牙利首相久洛·安德拉希（Gyula Andrássy）使眼色，“你管好你的人，我们会管好我们的人。”
当时人惊讶于哈布斯堡如此积极地讨好匈牙利人，因为匈牙利人虽然声称人数众多，但只占哈布斯堡君主国人口的七分之一，所以对他们的要求尽可以一笑置之。但一八六六年战败后，弗朗茨·约瑟夫想尽快解决问题，且认为同意帝国治理的二元化——两个首都（维也纳与布达佩斯）、两种“国民”（德意志人与匈牙利人）、两个君主（由他兼任奥地利皇帝和匈牙利国王）——可确保君主国的长治久安。
至少从理论上看，从奥地利创造出奥匈帝国，有其道理存在。匈牙利人将不再寻求脱离哈布斯堡君主国，而是将他们的心力用于压制想脱离君主国者。将帝国分割为由德意志人治理的内莱塔尼亚（Cisleithania）和匈牙利人治理的外莱塔尼亚（Transleithania）——两者以蜿蜒流经维也纳与匈牙利肖普朗城（Sopron）之间的浑浊的莱塔河（Leitha River）为界——是把东边的民族问题转包给匈牙利人处理，这在表面上简化了君主国的民族问题，以让德裔奥地利人可在“二元”制度下专心治理西边的民族问题。
但处理问题的手段较温和的德裔奥地利人，因为优柔寡断而比较不会蛮干，但匈牙利人则是强硬、坚决、蛮干到底。一八六七年达成折中方案，创造出奥匈帝国后，匈牙利人大力推动强硬的“马扎尔化”运动。他们的民族平底锅只有一道口味：红灯笼辣椒。德意志人把“国民”标签视为只是让他们得以顺理成章要求内莱塔尼亚的斯拉夫人用德语与哈布斯堡官员打交道，进而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对待他们的许可证；匈牙利人则把他们的“国民”身份，视为可放手消灭外莱塔尼亚其他民族的通行证：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将被禁止上他们的教堂、受他们的学校教育、讲他们的语言、维持他们的文化，借此“剥夺掉这些人的民族身份”。在匈牙利王国境内将弗朗茨·约瑟夫称作“皇帝”，等于犯了叛国罪，最好是称之为“国王”；不然，“君主”、“最高统治者”，也可以。
有个一九〇二年来过奥匈帝国的法国人论道，在这帝国里，样样东西，包括钞票，都是“二元并立”。奥匈帝国的克朗纸钞的正反两面以不同文字印行：奥地利那一面以德文和内莱塔尼亚其他八种语言（波兰语、意大利语、捷克语、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罗马尼亚语、乌克兰语）的文字标出币值；匈牙利那一面，则只以马扎尔语标出币值。这位法国人论道：“真是令人吃惊，因为对匈牙利官方来说，在匈牙利，其他民族连存在都谈不上。”这样的民族傲慢自然只得到敢怒不敢言的顺服。“面对这一内部的民族消灭运动，这里的非匈牙利人只能噤声，一动不动，尽管他们占人口多数！”这位法国人如此说道。[1]
弗朗茨·约瑟夫亟欲为其衰老的帝国找到振奋人心的新使命，不久就开始为一八六七年的大让步懊悔。[2]由于匈牙利的自由党党员把东奥地利境内抗拒马扎尔化的神父、领袖、作家或政治人物全部逮捕入狱，导致折中方案不但未缓和，反倒激化哈布斯堡君主国里的民族对立。自一八六七年宣布“斯拉夫人做不好治理工作，得受统治”之后，匈牙利首相久洛·安德拉希和此后直至一九一八年为止的历任首相，都以铁腕手段贯彻对斯拉夫人的统治。[3]到了一八八〇年代，已有数百万奥匈帝国人民要移民美国，而留下未走的人，则把生路寄托在奥匈帝国境外——斯拉夫人寄望俄罗斯或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人寄望罗马尼亚。
折中方案的初衷乃是为了解决奥地利的问题，结果反倒使一八六六年恶劣的战略处境更为恶化，因为已遭外敌环伺的奥地利，这时多了个难以根除的内敌。到了一九〇〇年，已有哈布斯堡官员把匈牙利称作“内敌”。一九〇五年，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和其侄子暨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已在秘密计划入侵匈牙利，关闭匈国议会，将匈牙利人重新纳入维也纳掌控。
入侵匈牙利不是易事。直至一八六七年为止，奥地利帝国都依照历来军人不驻在本籍的方式，将匈牙利团部署于帝国各地，借此淡化民族情感，防止布达佩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但折中方案赋予匈牙利人自建军队——地方防卫军——的权力。严格来讲，匈牙利的地方防卫军只是和奥地利地方防卫军差不多的国民警卫队，而且匈牙利人仍得向奥匈帝国以德语为指挥语言、德意志文化挂帅的“皇帝与国王”联军，提供数个团的强征入伍兵。但由于弗朗茨·约瑟夫从未明确规定拨予帝国正规军和匈牙利地方防卫军的强征入伍兵比例，于是，一八六七年后的几十年里，匈牙利议会趁机壮大说匈牙利语的地方防卫军兵力，让说德语的军队逐渐萎缩。
奥匈帝国陆军部想把匈牙利地方防卫军的新兵调入帝国正规军，且提出完全合理的理由——每一年从莱塔河以东招募的兵员，不到四成五是匈牙利人——但遭到匈牙利议会不断阻挠。[4]奥匈帝国预算得经奥地利、匈牙利两国议会批准，因此匈牙利人常常削减或否决会壮大或使正规军现代化的军费，因为他们把正规军——受德意志人训练、可能入侵匈牙利、撕毁折中方案的“马木留克人”（Mamelukes，“奴隶兵”）——视为威胁。匈牙利人不以让联军经费断炊为满足，还打算摧毁其士气；布达佩斯的政治人物要求展开一次有计划且持续不断的行动，以“将正规军中的匈牙利裔成员民族化”，也就是使他们脱离德意志指挥体系和德意志文化，使他们讲匈牙利语。[5]
在这一内斗下，奥匈帝国陆军军力大衰。一九〇〇年，联军只拿到四亿三千九百万克朗的经费，只及英国国防支出的三成五，俄国的四成，德国的四成一，法国的四成五。英国把过半资源投注于皇家海军，但其花在陆军六个师的钱，仍比奥匈帝国花在其四十八个师的钱还要多。[6]一个如此看重其大国地位的帝国，军费支出竟少到这种程度，着实令人震惊。
或许有人会以为，德国人出于军事、政治考虑应该会反对奥匈军力如此衰退，其实不然。毕竟匈牙利人是他们在维也纳的盟友，自一八六六年就受柏林指导，以力促维也纳采取亲德政策。这是一八六七年后奥地利面临的另一个显著难题：匈牙利人得到二元制安排，大部分得归功于德国的支持。德国首相俾斯麦担心普鲁士打赢一八六六年普奥战争和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后奥法组成“复仇联盟”，于是在一八七〇年加大其对奥地利境内匈牙利人的支持。柏林和布达佩斯同意，哈布斯堡王朝若想推翻一八六六年的裁定，想以“天主教联盟”盟主身份重新进入德意志民族政治圈，决意削弱（新教）俾斯麦对德国辖下天主教地区的掌控，该王朝将反受其害。[7]匈牙利人需要德国支持折中方案（没有德国的支持，维也纳说不定早已动手教训布达佩斯），而俾斯麦给予该支持，是因为奥匈折中方案似乎有一石两鸟之效。它将该帝国一分为二，借此从内部牵制奥地利再起，但又确保奥匈帝国，至少帝国西半部，仍保有其德意志的特性和文化，从而使维也纳仍是德国盟邦。俾斯麦担心一八六六年战败而国力衰弱的奥地利走上反普鲁士路线，或受到奥地利境内捷克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等斯拉夫民族泛斯拉夫激情的伤害而彻底支持布达佩斯，从而创造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二元政治。对奥地利不利，就是对德国有利（短期来说），在柯尼希格雷茨之役后情势紧张的那些年，那是俾斯麦的最高准则。[8]
匈牙利人始终借由反对奥地利来表达其对德国的忠诚：匈牙利人有计划地反对奥匈外交部重拾“旧奥地利”政策（即独立政策），对奥、俄修好之事扯后腿。匈牙利人也竭力阻止奥地利人脱离一八八二年所创立的奥德意三国同盟。意大利人毫不掩饰其对奥地利南蒂罗尔（South Tyrol）、的里雅斯特（Trieste）、达尔马提亚（Dalmatia）的觊觎，但凡是军事预算里含有为奥地利受威胁的土地构筑防御工事或派驻部队的经费，该预算都会遭匈牙利人否决。有位法国官员推断道，奥地利人被二元制困住，被外交部里为德国利益服务而非为奥地利利益服务的“普鲁士-马扎尔小集团”困住，动弹不得。[9]
一度大受吹捧的奥地利陆军，一九〇〇年后渐渐衰败。一八六六年时它是世上最庞大的陆军之一，一九一四年时已落入末段班，只有三十五万五千兵力，野战炮、炮弹、机枪（现代战争的新宠儿）少得可怜。这些令人泄气的数据，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的巴尔干战争期间，取得超乎统计学上的意义。一八六六年遭逐出德意志区域和意大利后，奥匈帝国转而拥抱巴尔干强权（Balkanmacht）这个新角色，冀望借此重振声威。柯尼希格雷茨之役后，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把目光转向南边，打算开辟一条穿越塞尔维亚与马其顿直抵萨洛尼卡（Salonika）与爱琴海的奥地利走廊。重振雄风的奥匈帝国将承继奥斯曼帝国的欧洲诸省，从地中海的新港口发散支配力和势力。为此，维也纳于一八七八年占领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一九〇八年将其吞并，冒着与俄国、塞尔维亚开战的危险强行画出其势力范围。这时，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弗朗茨·约瑟夫一脸惊骇地看着自认比奥地利更名正言顺继承土耳其在欧洲之领土的塞尔维亚，把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人先后赶出曾是奥斯曼帝国的省份，且横亘在通往萨洛尼卡之路上的科索沃、马其顿。外界认为维也纳会大举干预这些战争，以免贝尔格莱德利用土耳其人的溃败大幅扩张其势力；维也纳的确这么做了，但未成功。塞尔维亚人在马其顿恣意搜掠，肆无忌惮地穿过奥地利所治理的新帕扎尔区（Sanjak of Novipazar），以夺取阿尔巴尼亚的斯库塔里（Scutari，阿尔巴尼亚语称斯库台/Shkodër）和都拉佐（Durazzo，阿尔巴尼亚语称都拉斯/Durrës）两港，其狂妄行径令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怒不可遏，于是下令动员五个军，以让塞尔维亚人心生恐惧，自行撤退。结果什么事都没发生：匈牙利议会不肯为这一冒险行动提供资金，而充斥着亲塞尔维亚之斯拉夫人的奥地利议会，以长达一个月的冗长辩论瘫痪议事，也拒绝为此行动的拨款放行。
无计可施的皇帝转而找上华尔街的库恩勒布公司（Kuhn Loeb and Co.），借到两千五百万美元支应军队动员所需资金，结果许多新兵向所属的奥匈帝国团报到时，唱着塞尔维亚国歌，嘴里骂着自己的君主。在奥地利的捷克诸省，后备军人的妻子、母亲卧轨，以阻止火车将他们的丈夫、儿子载往前线。拥有高度发展之文化的捷克人，已成为这个君主国最薄弱的一环。十七世纪时遭撤除的政治特权从未被恢复，加上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两省境内屈居于德意志人之下，捷克人对此怨恨甚深。在二十万塞尔维亚部队迅速占领巴尔干半岛西部时，一万两千名士气荡然的奥地利人渗入波斯尼亚，根本谈不上吓阻效果。维也纳一地的麻烦，使这一行动的效果更打了折扣。在危机最严重的关头，参谋总长被迫（因不够强势积极）辞职，不久，奥匈帝国陆军部长跟进辞职——他被指控拿他打算赏予军事合同的商行的股票做投机买卖。接任者才刚出炉，即发生举国震惊的雷德尔丑闻（Redl Affair）——有消息传出四十七岁的阿尔弗雷德·雷德尔（Alfred Redl）上校，自一九〇五年起一直将德、奥的军事机密卖给俄国人。
奥地利出兵阻止塞尔维亚扩张的行动失败，帝国似乎危如累卵。奥匈帝国参谋部研究塞尔维亚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中的吞并行动，推断塞尔维亚靠着新取得的领土、人力和资源将迅即大增贝尔格莱德的实力，以使塞尔维亚陆军兵力随之增长一倍，由二十万增加为四十万，换言之，将比承平时期哈布斯堡王朝的建制兵力还多。即将离职的参谋总长布拉修斯·舍穆瓦（Blasius Schemua）惨然推断道，奥匈帝国连考虑和俄国、塞尔维亚一战都没资格——“我们的军力不再顶得住这两国”，这肯定是对一九一三年情势最轻描淡写的描述。[10]
一九一四年前夕维也纳一地的激昂言词，让人想起一八五九年和一八六六年哈布斯堡王朝对来自皮埃蒙特（Piedmont）、普鲁士之威胁的痛斥。这时塞尔维亚被说成南斯拉夫的“普鲁士”或“皮埃蒙特”，一个矢志于巴尔干半岛实现其天定命运的新兴地区性强权，一如皮埃蒙特统一意大利、普鲁士统合德意志民族。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的领土野心很大，想把奥匈帝国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斯洛文尼亚、南匈牙利，也就是所有讲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地方，都纳入其版图。雪上加霜的是，奥匈帝国内部人民普遍同情塞尔维亚人。奥匈帝国的斯拉夫人被德意志人、匈牙利人当成二等公民，把塞尔维亚的民族统一视为他们自身民族统一的先声。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怒冲冲说道：“我们君主国得从昏睡中醒来，以强势昂扬之姿前进，不如此，会完蛋。”
到了一九一三年，没有哪个国家比德国更希望一个强势的奥匈帝国。英、法、俄已于一九〇七年达成反德的三国协约，德国人夹在这三国的现代化海陆军之间，只剩奥匈帝国这个真正的盟友。没有奥地利，德国的处境将不堪设想，因此柏林开始规划一场欧洲大战，以击溃塞尔维亚和俄国，扶助维也纳。在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于波茨坦召开的作战会议中，德国皇帝建议以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半岛攻城略地为借口，立即向塞尔维亚、俄罗斯、法国开战。德皇于波茨坦会议前向奥匈帝国武官保证，“德国随时可出剑，包在我们身上。”
但一如以往，奥地利人无法指望匈牙利人相助。一九一三年维也纳竭力要求匈牙利投票赞成扩编海陆军、扩建通往俄国的战略性铁路、增建野战炮兵连，但匈牙利人再度拒绝。凡是有利于联军的事，或就新建铁路来说，凡是可能让奥地利经济受惠，而非让匈牙利经济受惠的新铁路，匈牙利人都不会投票赞成。
虽然匈牙利固执己见——或可能因为这样——但到一九一四年时柏林已准备好豁出去大干一场。法、俄两国排定的强军计划，要到一九一六年后才会完成。德国的强军计划则已快完成。奥匈帝国于一九〇五和一九一一年两次摩洛哥危机期间都不愿参战，此刻德国得想办法逼它代德国出手。巴尔干半岛无疑就是理想地点。奥地利的报界哀叹奥国于巴尔干战争期间的无能，正是德国所乐见。一九一四年六月中期，《奥地利评论报》（Österreichische Rundschau）把塞尔维亚的扩张说成是“第二场柯尼希格雷茨之役”，忧心忡忡地指出：“一八六六年，我们被赶出德意志邦联和意大利；这一次我们被赶出巴尔干半岛。”[11]
这一趋势必须止住，而当两星期后萨拉热窝响起致命的枪响，杀害哈布斯堡王储和其妻子时，德国领袖心中窃喜。他们觉得哈布斯堡王储遇害和一名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刺客被捕，必然会使胆怯的奥地利人不得不开战。
[1]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rmée de Terre，Vincennes（SHAT），EMA，7N 1128，Autriche，June 2，1902，2ème Bureau，“Magyarisme et pangermanisme.”
[2] A.J.P.Taylor，The Habsburg Monarchy 1809-1918（London：Penguin，1948），140.
[3] A.J.P.Taylor，The Habsburg Monarchy 1809-1918（London：Penguin，1948），142.
[4] SHAT，AAT，7N 1129，Vienna，March 29，1905，“La langue de commandement dans les troupes hongroises.”
[5] SHAT，AAT，7N 1129，Vienna，Feb. 8，1905，“La politique hongroise et l’Armée.”
[6] Norman Stone，World War One：A Short History（New York：Basic Books，2009），50.
[7] James Stone，The War Scare of 1875（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2010），184-185.
[8] Taylor，Habsburg Monarchy，140-141.
[9] SHAT，AAT，EMA，7N 1128，Vienna，April 22，1902，“L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ustro-Hongrois”；Taylor，Habsburg Monarchy，137.
[10] David G. Herrmann，The Arming of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178.
[11] Österreichische Rundschau，June 15，1914，Politicus，“Imperialism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