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凌到毌丘俭、文钦，再到诸葛诞，淮南先后三叛，都可以看作是曹氏与司马氏之争的延续，随着曹芳被废和诸葛诞的失败，“曹马之争”已经进入尾声。
但这并不意味着斗争再也没有波澜了，少帝曹髦成为这场斗争的新主角，与前任曹芳不同，曹髦是个精力旺盛、十分活跃的年轻人，他经常把那些有学问的大臣们集中起来，跟他们谈论经典、评价前代得失，这些大臣惊讶地发现，曹髦的学问和见解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曹髦跟他们这些素以饱学著称的人在一起谈论丝毫不怯场。
曹髦经常在太极殿东堂宴请侍中荀、尚书崔赞、袁亮、钟毓、中书令虞松等人，曹髦和他们边吃边聊，有一次他们最后聊到了前代帝王的优劣，曹髦对荀等人说：“夏在位时已呈衰败之象，相在位时被人杀害，只有少康聚集夏的遗老遗少，光复禹的功绩，另外还有高祖皇帝，他拔起于陇亩，驱帅称豪，消灭了秦王和项羽，包举宇内。少康和高祖皇帝才略不同，但都是举世大贤，按照他们的功德，谁该排在前面呢？”
荀等人认为高祖皇帝刘邦更优：“天下的镇国重器是由上天授予王者的，圣贤的美德应该顺应时机，这样才能接受天命去创立基业。具体到承接前代功业方面，创造和因袭在难易程度上是不同的，少康功德虽然美好，但仍然只是中兴之君，可和汉世祖相提并论，但与高祖皇帝还是有些差距。”
荀等人说的汉世祖，指的是汉光武帝刘秀，他开创了一个王朝，之所以把他也称为中兴之君，是因为在汉末三国时期通常认为刘秀开创的后汉只是前汉的延续。但曹髦更推崇少康，对刘邦则不以为然：“自古以来的帝王，论功绩、德业、言论、行为各有优劣短长，所谓创业之君未必都优秀，继任者也未必都低劣。商汤、周武王、高祖皇帝虽然都受命于天，但贤圣也有不同，我认为他们之间还是有一定悬殊的。少康出生于国家灭亡之后，自己的身份已降低为奴隶，只能四处逃难，但最终复兴了大禹的功业，没有极大的德行和极广的仁义怎能建立这样的功勋？”%20%20
曹髦推崇的这位少康是夏朝的第六位国君，他的父亲相被敌人杀死，他成了遗腹子，然而凭借个人的魅力，他后来争取到许多部族的支持，也得到夏人遗民的拥护，最后以弱胜强，战胜了仇敌，重振了夏朝，历史上称为“少康中兴”。%20%20
曹髦认为，与少康相比刘邦真的算不了什么：“汉高祖趁秦朝瓦解之势，倚仗权术和武力成就了功业，但在很多方面都违反了圣人的法度。作为儿子，多次让父亲身处危险之中；作为君主，将贤明的属臣囚禁；作为父亲，不能保护好自己的儿子。汉高祖去世后国家几至灭亡，如果他跟少康互换一下所处的时代和境遇，也许他无法复兴大禹的功业。所以，应该以少康为上而汉高祖为下，各位爱卿还可以再讨论。”%20%20
这场讨论一直持续到次日，荀、袁亮等人认为曹髦所说有道理，确实少康更优秀，但崔赞、钟毓、虞松等人仍坚持汉高祖更胜一筹，曹髦最后进行了总结：“说少康凭借已有的本钱创业而汉高祖白手起家，事实并非如此。各位不知道，在上古三代凭借仁德勋业成事是很难的，而在秦朝末年凭借武力成就功业则相对容易。况且最上等是立德，其次才是立功，汉高祖功劳虽高，但比不上少康的大德。诛杀暴君肯定得动用武力，少康在武功方面一定不如汉高祖吗？我看未必，只是夏代古书散佚，少康的丰功伟绩缺失无载罢了，如果三坟五典都能留传下来，少康的事迹也都有详细的记载，难道还会再有异议吗？”
经这么一说，大家都心服口服。
曹髦却很谦虚，又对大家说：“我的知识面还不够开阔，听到的、看到的还很有限，只是喜欢发发议论罢了，还远没有领悟其中的精髓。”在皇宫里切磋学问还不够，曹髦还跑到太学，与当代的那些大儒们探讨《周易》《尚书》《礼记》，这都是最难懂的古书，曹髦与专家学者们讨论起来却头头是道，学者们都惊呼自己已经远远赶不上皇帝陛下的才学了。
大家的反应可能会有些夸张，一个高中生再有天赋也无法一下子盖过博导，但高中生能掺和到博导们讨论中，就已经不同凡响了。
从曹髦褒少康、贬刘邦的观点里隐约可以看出他的一些政治抱负来，少康所遇到的挫折岂不正是曹魏目前的困境？曹髦也许是想借少康中兴来激励自己。至于刘邦，在曹髦看来有的也只是权术和智谋，德行实在不配盛名，这是不是又在暗讽司马氏父子？
这些露骨的谈论自然会很快报告到司马昭那里，面对这个思想活跃、精力旺盛又天赋极高的年轻人，司马昭困惑了。
还有一次，曹髦与中护军司马望、侍中王沈、散骑常侍裴秀以及钟会等人又在太极殿东堂讲宴，一边吃喝一边议论学问，俨然一个小沙龙。曹髦丝毫没有当傀儡的压抑和紧张，反而很高兴也很随兴，喝得兴起，他把裴秀称为儒林丈人，把王沈称为文籍先生。
曹髦很喜欢司马望，他是司马孚的次子，参加过多次战斗，立有军功，担任了中护军的重要职务，平时比较忙，曹髦又经常想把司马望叫来说话，干脆赐给他一部追锋车及五名虎贲士，一有聚会就让司马望乘追锋车飞驰而来。
司马望似乎对曹髦也很有好感，二人很能谈得来，但司马望脑子还算清醒，知道跟曹髦过分接近很危险，这时陈泰由西线战场调回洛阳担任朝廷尚书右仆射，司马望主动要求出任征西将军，负责西线战场的指挥（都督雍、凉诸军事）。
又有一次，曹髦到辟雍与群臣赋诗，曹髦出题让大家赛诗，看谁写得又好又快，侍中和逌、尚书陈骞写得有点慢，没在规定时间里写完。事后，负责纪律的官员上奏，称他们对天子不敬，建议将二人免职，曹髦在奏折上批复道：“我爱好诗赋，目的是从中知得失，没有其他东西，所以要原谅和逌和陈骞。从今往后群臣都应当玩习古义、修明经典，这才符合我的想法。”
看着这个年轻人，司马昭越来越后悔，真不该立他为帝。有一次参加完朝会，司马师悄悄地问钟会：“你觉得当今皇帝上如何？”钟会并没有多想，脱口而出说：“当上皇上论文采可比陈思王，论武功可追武皇帝！”在那个时代，人们普遍认为陈思王曹植的文采和武皇帝曹操的武功是两座无法逾越的高峰，眼前这位少年天子如果兼而有之，那将多么可怕啊？
司马昭心情烦闷，只想骂娘，但说出来的却是：“如果像你说的这样，真是社稷之福哇！”
权臣与傀儡之间也可以较好地相处，至少也能处成曹操和汉献帝那样，但司马昭不是曹操，曹髦也做不了汉献帝。
与父亲和哥哥的行事风格都不同，司马昭做事更喜欢直截了当，甘露三年（258）5月，司马昭授意心腹大臣上奏，要求给司马昭晋封公爵，曹髦无奈，只得封司马昭为晋公，参照当年曹操封魏公时的做法，用八个郡作为司马昭的食邑，同时拜其为相国，加九锡。
对司马昭的步步紧逼曹髦既反感又无奈，又忍了两年，到甘露五年（260），曹髦实在没法再忍了，就找来几个“心腹”商议对策，包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等，都是一些经常在一块谈论学问的人，曹髦觉得跟他们能“谈得来”。
把这几个人秘密地召集在一起，曹髦说的第一句话是：“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这句话大概在曹髦心里已憋了很久，所以一说出来就足以振聋发聩，并在后世成了千古名言。说完这句话，曹髦又接着对大家说：“他迟早要把我废掉，我不能坐以待毙，我想与众卿讨伐他！”这几个文人估计都吓傻了。
王经劝道：“当年鲁昭公不能忍受季氏专权，讨伐失败而出走，最终丢掉了国家，被天下人耻笑。如今大权在司马昭之手已经掌握了很久，朝廷之内以及四方之臣都为他效命，这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而宫中宿卫空缺，兵力弱小，陛下凭借什么讨伐他？您要这样做，不是想除去疾病却反而让病害得更厉害吗？祸患难测，愿陛下好好想想。”
曹髦已无法再忍，他猛然从怀里掏出一块玉版摔到地上，怒吼道：“我意已定，即使一死又有何惧，何况也不一定会死！”曹髦不仅要干，而且还要先禀报太后，看来确实是气糊涂了。还没等他去找太后，却发现王沈和王业已经溜了，曹髦知道他们大概是向司马昭告密去了。
曹髦豁出去了，带着身边的几百个人连喊带叫地冲了出去，这些人大概是一些宦官、随从甚至宫女，领头的有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能一下子拉出来几百人，说明曹髦还真不是吃素的。这时下起了雨，更让此举增添了悲壮的气氛。
司马昭即使已得到了王沈和王业的报告，也来不及专门去部署了，首先与曹髦一行照面的是司马昭的弟弟司马伷，他任屯骑校尉，并不统领禁军，大概有什么事刚好路过东止车门，无意撞上“天子造反”，司马伷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曹髦一顿呵斥，居然把司马伷以及带着的人都训跑了。
曹髦率领队伍继续前行，他们的目标大概是司马昭的相国府，走到南阙下，遇到贾充带着人前来阻挡，司马望外任后中护军一职由贾充担任，他有守卫京城的职责。曹髦当然认得贾充，对此人大概最无好感，也不搭理，挥着剑就往前冲，见谁砍谁。
众人不知如何是好，纷纷后退，贾充把一个叫成济的头目叫过来，对他说：“司马氏如果失败了，还有你等吗？何不出击？”成济立即指挥手下往上冲，曹髦厉声喝道：“把武器放下！”虽是快死的人了，但仍是天子，一句话，有人居然就把武器扔到了地上。成济急了，向前猛刺，曹髦应声而倒，当场殒命。太傅司马孚闻讯赶来，见曹髦已倒在血泊之中，司马孚跑过去大哭。司马昭听到消息也吃了一惊，手里正拿着的东西都掉到了地上，他脱口而出说：“天下人该怎么议论我？”
司马昭赶紧召集众位大臣商议，大家面面相觑，朝廷尚书右仆射陈泰建议：“只能斩贾充，以谢天下。”司马昭沉吟半晌，下不了决心。最后司马昭上报郭太后，把所有罪责都推到成济身上，郭太后同意，将成济斩首，夷三族。
为做好善后工作，郭太后还颁发了一份诏书，历数曹髦的罪状，捏造了曹髦用弩射自己、买通左右给自己下毒等骇人听闻的情节，算是为曹髦被弑降降温。
之后，以亲王的礼制把曹髦安葬在洛阳西北的瀍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