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皇帝晚年，以文宗（咸丰奕詝）长且贤，恭亲王奕訢明而敏。一次会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奕訢获禽最多，奕詝未发一矢，道光问之，奕詝以师傅教的话对说：“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道光皇帝听了，以为“此真帝者之言”，遂密定储于奕詝。论者以为可惜，因奕訢在清末有“贤王”之称，才具开展，思想明敏，勤于国事。咸丰清极，不能振拔，短命而死，导致政事终归慈禧独揽。
顺天科场案发，柏葰以宰辅主试，而容应试举人“递条子”舞弊。按例当斩，又按例皇帝有临时恩典权。当时咸丰皇帝持朱笔颇迟疑，说是：“罪无可逭，情有可原。”肃顺在旁对答说：“虽属情有可原，究竟罪无可逭。”上意犹未决，肃顺即夺朱笔代书之。柏葰于是被处斩。
安德海依仗慈禧的宠信，在宫内宫外作威作福，甚至欺负到同治的头上。小同治在宫里用泥巴塑了一个小人，早晚用剑砍泥人的脑袋，一边砍一边喊：“杀小安子。”朝野正直人士对安德海都极为反感，议政王奕訢对他恨之入骨。有一次，安德海在朝房里夸耀自己的翎子精美，一些大臣不敢得罪他，只好连声附和。奕訢看了，实在忍不住自己的厌恶，便冷笑着哼了一声说：“你的翎子再好，怕也护不住后脖子。”从此对他动了杀机。
戊戌变法期间，谭嗣同、杨锐等人很为光绪权力受制约不平，光绪手诏答之，大略谓：“顽固守旧大臣，朕固无如之何。然卿曹宜调处其间，使国可富强，大臣不掣肘，而朕又不上失慈母之意。否则朕位且不保，何有于国？”流言传至慈禧太后耳中。八月初四黎明，光绪给太后请安，太后已由间道入西直门，光绪仓皇返回。慈禧到光绪寝宫，把奏章都卷走，召光绪骂他：“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战栗不发一言，良久，嗫嚅道：“我无此语。”慈禧唾骂：“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于是传太后懿旨说，皇上病得不能理事，太后临朝训政。凡皇上变法兴革，尽反之。
清末殿试，有贡士名叫王国钧，名字含义不错，国钧者，国家和重任也。王国钧在殿试中也名列前茅，而慈禧念了王的姓名说：“好难听。”因为这三个字与“亡国君”相谐，实在太不吉利，王国钧因此被抑置三甲，蹉跎以终。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二月，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国下罪己诏，自责之后，提出：“近十年来，每有一次衅端，必申一番训诫。卧薪尝胆，徒托空言；理财自强，几成习套。事过之后，徇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瞒朝廷如故……”慈禧在诏书中对列强的“宽大”处理表示感激：“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又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张之洞任两江总督时，想建炼铁厂以为制钢轨之用，委托驻英公使薛福成在英订购机器，英方说要先将煤焦及铁砂样品寄英化验，才可视其品质决定设计炼铁用的机器。张之洞说：“中国之大，何处无佳煤佳铁？但照英国所有者购办一份可也。”于是英国梯特赛厂遂依其所用酸法炼铁，设计色麻炉两座运到中国，其时张之洞已改任湖广总督，大冶发现铁矿，有人建议在大冶设厂，张之洞说：“大冶路远，照料不便，若建于汉阳，吾还能看得见铁厂的烟囱也。”于是在龟山建厂，地址狭小而一带水田，斥巨资经营，又于各处征询煤矿，最后得马鞍山煤，灰黄并重，实不适于炼焦，所炼生铁，实不合用，而钢轨更无论矣。
1904年，清政府不得不适应潮流，允诺在国内实行改革。这一年又是慈禧七十大寿，前一年的科举考试主持官员，十分留意“吉庆之兆”。朝廷经考核，派出各省乡试的主考，副主考。头两批放的是云贵两广，八人的名字是：李哲明、刘彭年、张星吉、吴庆坻、达寿、景方昶、钱能训、骆成骧，将其名字连缀起来，就成了“明年吉庆，寿景能成”，大吉大利。慈禧也以七旬万寿的名义，下诏赦免戊戌获罪人员，诏曰：“从前获罪人员，除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外，其余戊戌案内各员，均著免其既往，予以自新。曾经革职者俱著开复原衔，其通饬缉拿，并现在监禁，及交地方管束者，一体开释。”
1904年，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说：“中国正处在一场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清王朝的统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
清政府派出的考察团刚出京城，在天津站就被积极排满的吴樾扔了炸弹，当场炸死三人。载泽、徐世昌略受轻伤，绍英伤势较重。吴樾也当场身亡。当时报刊舆论纷纷谴责这种暗杀恐怖活动，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为立宪作预备，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凡稍具爱国心者应郑重其事祝其行，希望政府不畏艰难，奋勇前行。但清廷主张缓行。载泽又接到日本来电，说日本国内将有暴动，也请他缓行。考察大臣中，绍英受伤较重，仍在养伤。有人讥讽绍英，说他借口养伤，其实是不准备去了。绍英听到这些话，愤然说：“如果我死了，而宪法确立，则死而荣生；死我何惜，各国立宪，莫不流血，然后才有和平。”
1912年1月14日，孙中山答复袁世凯说：“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离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袁由此向清廷孤儿寡母逼宫。
1912年2月12日，大清国皇室发布逊位诏书：前因民军起义，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陈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徐树铮做了国务院秘书长，处处秉承段祺瑞的旨意，不把黎元洪总统放在眼里。一次，因公布福建三个厅长的任命书，徐树铮到总统面前盖印，当黎元洪问及三人情况时，徐不耐烦地瞪起眼睛：“总统不必多问，请快点盖章，我的事情很忙。”黎备感难堪，连连叹息：“昔受项城侮辱，今又见侮于段。”
段祺瑞在北京召开善后会议，对张绍曾不能不买账，故派遣亲信张超赴津敦聘张绍曾为“善后会议”代表。张超谒见张绍曾，正值张绍曾与友人对奕，张超略陈来意，呈上段祺瑞的聘书，张绍曾没拆看就放在一边，只顾下棋，没有说话。张超木坐一旁，感觉很窘，见张绍曾始终没加理会，忍不住说：“请总理给我一封回信，我好交代执政。”张绍曾奕完一局，写下四句偈语：“跳下莲台上舞台，舞台是否及莲台？法轮常转原无我，一念念嗔浩劫开。”
吴佩孚公开提出武力统一中国后，各地方军阀为自保，乃大倡省自治和联省自治。1920年7月，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号召“湘人治湘”，后又通电主张“联省自治”。1922年12月，赵恒惕甚至公布省宪法，称“湖南为中华民国自治省”。1921年，四川宣告“四川完全自治”，并赶走在川滇军；同年四月，贵州卢涛亦主张“由省自治进而为联省自治”；同年六月，浙江卢永祥则通电主张“省制宪”，以行自治，再组织联省自治政府。陕西更成立“筹制省宪自治处”。江西省议会遂召开省宪会议。河南省议会乃通过“制定省宪案”。湖南公布“省宪法”后，浙江、广西、四川皆公布。张作霖打败仗退回东北之后也宣布自治。短短三四年内，各地方及其军阀的自治和立宪活动，喧闹一时。
1926年，段祺瑞执政府的卫队旅制造“三一八惨案”后，北京警卫司令部代警卫司令李鸣钟惊慌失措，跑去对卫队旅上校参谋长楚溪春说：“晴波，打死这些学生，叫我怎么办？叫我怎么办？”楚说：“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只好报告段执政吧！”于是两人赶到吉兆胡同段宅见段祺瑞。当时段祺瑞正同吴清源下围棋，见两人进屋，马上声色俱厉，大声说：“李鸣钟，你能维持北京的治安不能？你如不能，我能撤你，我能换你，我能枪毙你！”李在门口立正鞠躬向后退，连声说：“执政，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能维持治安，我能维持治安！”段接着对楚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两人赶紧退出。
北伐胜利后，中国各地又有拥兵自重的地方大员成为新军阀。李宗仁为始作乱者，其后大小军阀俱闻硝烟而动心，蒋介石痛感“军阀习惯成性，除不胜除，余乃为内外夹攻之人”，但他仍说：“如此投机反动军队不灭，国家何能统一？”
韩复榘在山东被称为“韩青天”，因其常坐省府大堂审案。一次，省参议员沙月波雇用了一个名叫小道的听差，年仅十五岁，沙参议让他去省府送信，正值“韩青天”坐堂审问一批盗犯，他一时好奇，站到大堂一边看，执法队竟把他也推上了车。小孩大喊：“我是送信的！”韩听见了问什么事？执法兵说：“报告主席，他说他是送信的。”韩回答说：“送信的也该枪毙！”这个孩子当时吓昏了，如此被糊里糊涂拉出去枪毙。事后，沙参议带着小道的母亲哭到省政府找韩，说执法队误将小道推上汽车枪毙了。韩青天笑笑说：“现在他是小道，如不杀掉他，将来就是大盗！我也不叫沙参议为难，给他娘五百块钱过日子吧。”
1935年，桂系久蛰思起，企图联合广东等方面组成反蒋的统一战线。刘斐和国民党居留广州的元老派就共同劝说推动陈济棠反蒋，刘每次去陈济棠那里谈话，陈手里常端着一支水烟袋，谈着谈着，陈总是说：“为章兄！我一定反蒋！”但陈患得患失，使各方策动他反蒋的人非常不满。白崇禧挖苦说：“我们跪在猪栏门口喂猪，唯一目的是要猪肥嘛！只要猪肥就好了，急也是急不来的呀！”
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开口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介石叹气：“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1938年1月，蒋介石将韩复榘枪毙于武昌，临刑前，韩大呼冤枉：“我丢掉山东该枪毙，刘峙称‘长腿将军’，统率十几万大军，一夜之间失地千里，为何逍遥法外？丢掉上海、南京、武汉，又该枪毙哪个？”蒋听见此话，咬牙切齿：“娘希匹，他是什么东西，也配同刘峙比！”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修改了先前不把国民政府作为交涉对手的方针，提出在蒋介石下台、承认“满洲国”的条件下，日本即与国民政府谈判停战。汪精卫因此要求蒋介石辞职，以争取停战：“我们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则说：“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在说服不了蒋介石的情况下，汪精卫决定与蒋分道扬镳，单独搞“和平救国”。12月18日，汪乘蒋介石不在重庆的时机，以外出演讲为由先到昆明，然后飞往当时作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河内。汪精卫离开时给蒋留下了诀别信，表示他和蒋介石虽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救国。汪精卫在长文的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
汪精卫死后，南京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坚持在最高职务上加个“代”字，他说：“现在汪先生走了，人亡政息，这台戏也该结束了。我来继承汪先生的职位，是来办理收场的，而不是来继续演出的。”此时日本的败局已定，南京政府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45年8月14日深夜，日本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翌日中午，蒋介石即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向全世界作了“以德报怨”的广播讲话，蒋介石说：“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是我们民族传统的至高至贵的德行，中国将对日本帝国的八年侵略战争以德报怨。”
1946年10月，曾琦当面对蒋介石说：“行政院必须改组，吾辈无所谓，吾辈部下就希望分得几部做官吃饭。”
孔祥熙做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为政府敛财，手段无奇不有，但他最欣赏的是滥发纸币。孔对人说：“发行公债真是麻烦，付息、抽签还本，又弄不到几个钱，不如印发钞票，简单得多。”在他的努力下，抗战八年内政府发行纸币103190亿元，为抗战前7300倍。1937年，100元法币可买两头牛，六年后能买一只鸡，十年后的1947年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
20世纪40年代末，国民政府启用翁文灏、何廉等学者专家，一时行政院人才济济，时人有“人才内阁”之称。但这些人才办公就是聊天，无一事可办。一个亲历其境的学者给朋友写信说：“这是中国两个最有脑力的人才，干吗不到一个学校或研究室去？干吗要把他们困在一个完全自私自利的宋子文手下吃闲饭，聊闷天？”经济学家何廉后来回忆时仍难抑悲愤：“翁文灏和我虽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但比起‘圈内集团’来，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够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他说：“我在政府中的那几年完全是白白浪费！”
1949年国共和谈失败，刘斐受托劝说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李自称要牺牲到底，白则以为可以回广西打游击，刘斐认为，他们除了向共产党投诚已别无出路。白崇禧说：“失败就失败，算了！投降起义我不来！”刘斐说：“好吧，士各有志，你既宁愿失败，我也不能勉强。不过我最后要向老朋友进一忠告，你们如果失败了，千万不能再到台湾去呀！”李宗仁总统在桌上一捶说：“哪个王八蛋还到台湾！”白崇禧默不做声。谈话也就在沉默中结束了。
国民党一到台湾即开展“土地改革”，用以解决退台后生机问题。有人说：“因为地主全部都是台湾人，所以国民党可以大慷他人之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