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我2006—2012年间，在清华大学读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它的产生有一定的偶然性，不是完全按照“标准化”的学术模式生产出来的。
2005年，我干了五年“新闻民工”之后，又考研到清华大学历史系读硕士。当初想读先秦史方向，因为我工作的几年里常看《左传》，想写写关于春秋时期贵族婚姻与国际政治的问题。但那年分导师时，恰好先秦史方向没有老师，于是我跟了治隋唐史的张国刚教授读硕士。张老师给了我一个硕士论文题目：中古时期的范阳卢氏家族。这个家族的时间跨度很大，从东汉到唐代都出了不少人才，所以我就从《后汉书》读起，想借机把整个从汉到唐的史书都看下来。
结果硕士读了两年后，我幸运地转成了直接攻读博士学位，这自然要考虑博士论文的选题。张国刚老师问我：要不要把范阳卢氏家族写成博士论文？那时研究中古世家大族的成果已经很多了，崔卢李郑几乎都有人写过，我感觉再写下去，也超越不了前面人的研究水平，所以想换个题目。恰好那时已经读到了《魏书》，感觉整个魏晋南北朝的战争很有意思，特别是南北方之间的战争，背后藏着很多东西，好像还没人系统地写过。于是和张老师说，想写个《南北战争三百年》。张老师说很好，可这题目不像个学位论文啊。于是就改成了《中国4至6世纪南北战争研究》，一直用到博士论文答辩，现在出书，又回到了最早的标题。很多人回忆写博士论文的日子，觉得苦大仇深，我倒觉得挺开心，能有那么几年不操心别的，老老实实读书写东西，实际上是太奢侈了。
按我最初的想法，是把这几百年里的战争史，按照时间顺序原原本本写下来，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排比史料，寻找真相。因为涉及同一场战争，南方和北方的史书往往记载很不一样。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初步进行了一些辨析排比工作，但做得还很不够，疏漏不少。所以我最初的想法就是“跟《资治通鉴》较劲儿”。但这种写法不符合现在“论文”的体例（美国式的学术规范），要有足够多的“论”才行（如果是老欧洲东方学的传统，应该能容许我的最初想法）。于是写成了现在的样子。其实第二编的“战例”部分，基本就是我当初想写的形式。
在刚开始读博士的时候，我还想过做更“野”的题目。那时给张老师核对《中国家庭史》的一些引文，看到了敦煌文书里一个“感梦生子”的判决书，案情是一个寡妇怀孕生了个孩子，被夫家宗族送官控告。寡妇的辩护是：自己做梦梦到了亡夫，这才怀孕有了孩子，而非犯奸偷情。当时的法官也没法判断真相，只好在判决书里乱扯一通，和稀泥了事。当时觉得这个案例很有趣，就想写人类的性犯罪史，尤其是关于“捉奸”的法律，随后就看秦汉法律简牍、唐律疏议、元典章、大清律和刑科题本，还有国外的种种法典判例，有些英美的判例需要花钱下载。后来张老师觉得我跑得有点远了，要求我做个中古史题材的，这样才敲定了南北战争这个题目。
在中国传统的历史学里面，战争史算是个相对生僻的领域，因为东方传统里对战争的翔实记录太少，演义、戏说太多，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真实的层面，难以还原。西方倒一直有客观记录和分析战争的传统，但只能用来研究他们自己的战争史。至少到目前，西方学者还没有研究中国战争史很出色的，因为这需要抠文言文的史料，有时一个字的理解就涉及大问题，让母语非汉语的人搞这个，有点勉为其难。所以我写这题目，问题意识上有些借鉴西方之处，研究方法上也有跟传统史学相承的地方，比如史地方面的考辨，对文献的梳理考证等等，战争和政治的关联很强，而政治史、制度史一直是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要领域。书中有些想法，可能还需要更深入的考察论证，比如最后两章，关于南朝财政与政治文化的一些新端倪，在唐代以后表现得更为突出，可能藏着中国古代为什么没能自己发展到近代化的大命题。这就需要对辽宋金元乃至明清史的专门研究了，以我的学力和精力难以胜任。近年来看到北大历史系张帆先生几篇对蒙元历史的宏观概括，如皇权加强、身份世袭制回归和社会活力减退，这些因素对明朝又有强烈影响。张帆先生这些论述，和我的一些宏观判断有呼应之处，所以窃感到有些幸运。
我写博士论文的这几年里，正逢美国“新清史”热起来，这派搞的也是北方民族的话题，它更强调北方民族对于中原汉地的“独立性”，算是后现代和文化相对主义那一路吧。但这派对我这论文倒没什么影响，因为中古时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些民族，现在早都没了，都同化到汉族里面去了（现在的羌族和当年的羌也没有关系），你不服也没办法。另外，我这论文写的是战争，人在战争里面都是最务实的，看见敌人有什么好用的兵器，做梦也想自己能有，事关生死存亡，就不考虑什么文化的独特性问题了。
所以我想，后现代学术很多论著搞得像胡言乱语，脱离基本常识，可能因为“后现代”这东西本来就是个文化概念，文化是个可以自由发挥的命题，谁都可以论证自己的文化跟别人“不一样”，全球独此一家。但文化可不是人生活的全部内容，还有很多更实打实的、更“唯物”的层面。就像吃汉堡或者面条，这种区别算是“文化”，但人总得吃东西，不吃就饿死，这就不是文化问题了。后现代学术的无聊之处，就是它试图去乱套很多已经超出了文化范畴的东西，用吃什么的问题去代替（或者说掩盖）吃还是不吃的问题，“何不食肉糜”，以为什么东西都可以“解构”，其实是生活常识都没有了，属于富贵病。
我写的是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冲突融合的大历史，自然不想关在屋子里一直翻古书，总想找机会多走走看看。2009年暑假实习，去了内蒙古通辽市的一个草原小镇阿古拉，都是蒙古族老乡，会说汉语的不多，过的半农半牧生活。住了一个月，却没什么感受，感觉跟我老家的华北老乡们状态差不多。2010年春天，去镇江看刘裕当年的京口，沿着刘裕当年行军的道路和时间，从京口（镇江）走到了建康（南京玄武湖），感到的却是沧海桑田，今天的长江已经不是当年的长江，不光“英雄无觅”，连“千古江山”也完全不一样了。
后来，2012年的暑假，毕业论文也写完了，想看看第五章里的那条“吐谷浑道”，就去了甘肃南部的白龙江流域，那里都是深山密林，藏着些以农业为主的藏族小村落。溯白龙江一直往源头走，到了甘川边界上的小镇郎木寺，忽然看到草原、黑帐篷和牦牛群了，一下子感觉走到了游牧和农耕、古代和现代的结合点上。藏族老乡们也给了我全新的认知。中国西部天大地大，自然和人文丰富多彩，历史和现实水乳交融，是和东部地区（内地）完全不同的世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最后的结果就是到新疆工作。真到这里之后，却发现种种条件限制，已经很难继续做中原的历史了……
整理这些旧文时，难免回想起清华读研的生活，绿荫长杨掩映下的红砖小楼，还真有点留恋。我本科在北大，硕士博士在清华，对两个学校有点对比的了解。论生活舒适，吃的、住得舒服，那要数清华。北大环境局促，各种服务水准也都不如清华。清华是工科底子，学生风格都是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千人如出一辙。北大则特产各种奇奇怪怪的人物，有很讨厌的，也有很好玩的，算是把人性自由生长的各种可能性都尝试遍了。有时也想写写两校异同，但枝枝叶叶，总关晴雨，最后还是写不下去。
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是为后记。
补记：
这是一本关于战争的历史，地图必不可少，但制作起来比较麻烦。笔者考虑，应该按照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河形势绘制，才便于体现战争态势。但比较精确的地形图只能依托现代卫星地图改编，而古代的海岸线、河流等和今天有些不同，改绘起来工作量颇大，本书的出版进度也因此拖延了不少。最后我想起以前工作的老搭档王睿兄，他老本行是油画，于是请他用美术方法绘制一幅中古时期山河形势示意图，算是个替代方案。睿兄正在海外做景观设计，得知本书的需求，搁置手中的工作加急绘制了一幅，翻拍发送过来，我在上面加了文字，就成了本书插页中的“南北对峙形势图”。由于这是美术家而非地理学家画的，所以读者对细节不必过于计较，了解一个大致的山河、城邑形势就可以了。
在此向王睿兄致谢！
李硕
2017年夏于乌鲁木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