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社会商品货币经济比较发达，但未能转化成更发达的生产力，也难给政权提供充足的战争资源，已见上一章的分析。另外，在社会政治方面南朝最终被北朝吞并的原因，是皇权与军人势力之间多有抵牾和内斗，占用了本应用于对北战争的资源；且南方的军人势力未能创造一种足以保障自身持续存在、发展的氛围和文化，不同军人集团之间互相倾轧、取代，一直纷纭不休直至灭亡。本章即着重探讨南朝皇权与军人势力的关系问题。
本章的论述重点并非南朝政治史，而是从南北战争的角度来讨论南朝政治的一些特点。南朝历代政权的开创者，或自中下级军人起家，如刘裕、陈霸先；或由驻防北方边境的军事长官倒戈而夺权，如萧道成、萧衍，可以说都是从战争和军人集团中产生。在南北割据对峙中南方势力弱于北方，所以南北战争的形势对于东晋、南朝政权的影响更为明显。从东晋到南朝的历次改朝换代，以及其承平时期的南方政治格局，都受到南北战争的直接影响。和之前东晋的“门阀政治”相比，南朝政治的皇权独尊色彩更重；和同时期的北朝相比，南朝皇权却不够强大和稳定，皇权和军事将领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的局面几乎贯穿了整个南朝政治的始终。所以，本章将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讨论：
（一）军人势力的形成与改朝换代；
（二）皇权与军人势力的关系，包括控制、打击和笼络；
（三）军事将领对皇权的态度，特别是其在皇位过渡中的作用；
（四）皇权—军人势力的发展方向与南朝政治走势。
以往研究者在讨论南朝政治时，多把刘裕、陈霸先等人称为“次等士族”“低等士族”“豪族”等等，[1]本书不采用这种观察角度。因为所谓“次等士族”“豪族”并无严格标准，像宋武帝刘裕出身耕田卖履的贫寒之家，识字数量有限，还曾因交不起社钱被拘捕，恐怕谈不上是“士族”；陈霸先是江浙人，靠在岭南做中级军官（州参军）起家，也与基于乡土势力的“豪族”无关。所以本书不再采用这种观察手段，而是侧重从职业身份上观察，像刘裕、萧道成、陈霸先这种上战场参战，靠积累战功出人头地、跻身社会上层者，都归入“军人势力”。萧衍不完全符合这种特征，因为其在战争素质方面乏善可陈，本书侧重讨论其军事力量的积累过程，即投靠在其麾下的职业军人的构成。[2]
第一节 陈朝的“军人共同体”特征
从东晋到南朝的历次改朝换代，大都与对北战争中形成的特定军人集团有关。如刘裕建宋依赖北府兵，萧道成建齐依赖其驻防淮阴时经营的武装，萧衍建梁则依靠雍州武装，这些都已为治史者所熟知。只有陈霸先在入主建康之前没有与北方作战的经历，但当他除掉王僧辩控制长江下游地区时，曾两度挫败了北齐军队的渡江攻势，才得以建立陈朝。所以对于陈霸先来说，对北方战争不是他组建武装的起点，而是其建立王朝的最后一道考验。且与以往宋、齐、梁相比，陈所受的北方军事压力更大，而军人势力与陈皇室合作，共同对抗北方以维持自身生存的特征更为明显。从这个角度讲，陈朝的“军人共同体”特征尤为明显。
和以往刘裕、萧道成、萧衍崛起所依赖的军事力量相比，陈霸先军事集团的最鲜明特色，就是构成上的“开放性”。
首先，陈霸先重视团结那些割据的地方实力派，以便壮大自身武装。这和当时的军政形势密切相关：在侯景之乱中，梁朝统治解体，各地官员和地方实力派纷纷武装自保，出现了大大小小的众多割据者。陈霸先从岭南带出的军队也是这些割据武装中的一支。江陵梁元帝朝廷的陷落使这种情况更加严重。为了尽量扩大自己的势力，与王僧辩残部、王琳、北齐等敌人作战，陈霸先必须尽可能多地争取支持者和同盟者。所以在他和陈蒨（文帝）两代，主要将领大都是相继招纳而来。比如陈霸先在岭南崛起及北上时，招纳的将帅主要有胡颖、徐度、杜棱、杜僧明、周文育、薛安都、欧阳；陈霸先初平侯景，驻扎京口时，又招纳了在沿江下游颇有地方势力的吴明彻、沈恪二人；在火并王僧辩之后，陈霸先又招纳了原梁元帝及王僧辩旧部侯瑱、徐世谱、周铁虎、程灵洗、韦载，以及割据地方的实力派鲁悉达、荀朗。陈霸先死后，文帝陈蒨继位，他继续对王琳武装作战，进占长江中游地区，并逐渐扫平了江南的各种割据势力，基本统一长江以南。陈蒨原在陈霸先麾下为将时，就与同乡章昭达“结君臣之分”[3]。击败王琳之后，文帝又争取了大量王琳旧部归降，如任忠、周炅和樊毅、樊猛兄弟。另外，陈蒨还逐一平定割据地方的实力派军阀。被他征入朝廷，改授官爵的实力派人物有割据巴山的黄法抃、桂州的淳于量、临川的周敷，这些人也在文帝朝及以后的征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不愿放弃独立的割据者也被陈文帝逐一铲平，如熊昙朗（割据豫章）、周迪（割据临川）、留异（割据东阳）、陈宝应（割据侯官）。
其次，陈霸先、陈蒨还不介意使用来自敌方的降将。除了招抚王僧辩、王琳旧部，在早期投奔陈霸先的将领杜僧明、周文育、欧阳，都是在战斗中被俘并转而忠于陈霸先的。侯瑱在这方面的经历较有代表性：在侯景之乱期间他是益州刺史萧范麾下的将领，后归附梁元帝萧绎成为王僧辩的部属，驻扎在豫章（赣江流域）。王僧辩被陈霸先除掉后，侯瑱遭到当地武装进攻难以立足，有人劝他渡江投靠北齐，但侯瑱“以高祖有大量，必能容己，乃诣阙请罪，高祖复其爵位”[4]。此时陈霸先面临着来自上游的王琳威胁，对于侯瑱倒向自己十分感激。在投诚当年（永定元年，557年），侯瑱就被授予侍中、车骑将军之职。同年底，陈霸先派出抵御王琳的侯安都等军惨败，第二年侯瑱升任司空、“都督西讨诸军事”，受命挂帅抵御王琳。对于降将，一年之内便有如此之大的升迁重用，在其他时代是很少见的。到文帝陈蒨即位之后，侯瑱继续负责指挥对王琳、北齐、北周军作战，陈氏旧将侯安都等反成为其下属。
陈霸先、陈蒨之所以大量使用降将，是因为当时大小割据军阀很多，局势变化很快，各种力量的分化重组非常迅速。如果不努力收揽人心，特别是争取那些握有武装的割据军阀，就会招致他们的反对甚至投靠北齐等更强大的对手。所以陈政权几乎对一切有武装和战争经验的军事强人开放，向他们提供官爵待遇以及作战的机会（也可以看作义务）。在陈这个“军人共同体”政权中，皇权不能高高凌驾于军事将领，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像合作、共治，与东晋皇权与士族共治的局面有一定相似之处。
在君权独尊的大一统时代，军事将领对于皇帝没有任何独立性，而被敌军俘获生擒是极大的耻辱，被视为对皇帝的背叛。如西汉武帝时李陵出击匈奴兵败而降，全家都被汉廷处死。但在陈朝，被俘将领在两方都不会遇到太苛刻的批评。如557年陈霸先派兵西上阻击王琳，结果陈军大败，主帅薛安都、周文育、徐敬成（徐度之子）、周铁虎、程灵洗都被俘获，“琳引见诸将，与之语，唯铁虎辞气不屈，故琳尽宥文育之徒，独铁虎见害”[5]。周铁虎曾与王琳同在王僧辩麾下任职，两人可能互有抵牾导致其被杀。到次年八月，周文育、侯安都等又寻机从王琳军中逃出，返回建康，“自劾廷尉，即日引见，并宥之。戊寅，诏复文育等本官”[6]，旋即又投入到对王琳等武装的作战中。到陈蒨甚至陈琐朝，这些被俘逃归的将领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到宣帝陈琐在位的570年代，陈军对北齐发动了大规模攻势，将战线推进到淮河以北。当北周灭齐之后，周、陈又在淮北发生大规模战事。太建十年（578年），吴明彻率数万陈军溯泗水北伐，但被周军击败，除了千余名骑兵突围外，吴明彻部属都成为周军俘虏。此时吴明彻已年过七旬，周朝给予他很高的待遇，“有诏释其鸾镳，蠲其衅社。始宏就馆之礼，即受登坛之策。拜持节大将军、怀德郡开国公，邑二千户”。两年后（580年），吴明彻病逝于长安，亦受到极高礼遇。[7]在南方，到后主陈叔宝即位的至德元年（583年），陈朝发诏书高度肯定了吴明彻的功绩，称其“虽志在屈伸（即投降以求机会），而奄中霜露（病逝），埋恨绝域，甚可嗟伤”，追封其为“邵陵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并以其子吴惠觉继承爵位。[8]吴明彻被俘之前已赠封至南平郡开国公、食邑三千五百户。在其兵败之后，这些封爵显然已被撤销，至此部分恢复。
这种将领兵败被俘之后在两方都受到尊重的现象，在南北朝时并不少见。当时南北方都战事频繁，政权对于军人群体给予了更多的理解和尊重。北方比较典型的是西魏名将王思政，549年他率八千士兵守卫颍川城，遭到十余万东魏军队围攻，粮尽城破被俘。东魏权臣、丞相高澄（追谥文襄）对王思政极为尊敬，“齐文襄遣其常侍赵彦深就土山执手申意。引见文襄，辞气慷慨，无挠屈之容。文襄以其忠于所事，礼遇甚厚”[9]。后任命王思政为都官尚书，仪同三司，死后还“赠以本官，加兖州刺史”。其子王康留在西魏、北周境内，“思政陷后，诏以因水城陷，非战之罪，增邑三千五百户，以康袭爵太原公”；王思政长子王元逊亦随其一同被俘，其幼子王景在家乡亦被封为晋阳县侯。“康抗表固让，不许。”[10]可见北齐、北周对王思政的待遇比陈朝对吴明彻还要高。这表现了政权对称职军人的尊重。特别是西魏北周的统治阶层（所谓关陇贵族集团），这种“军人共同体”的色彩更为明显。
陈霸先集团“军人共同体”比较明显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在555年底北齐军徐嗣徽、任约所部渡过长江进攻建康，与陈霸先军进行了激烈战事，两军都粮尽力竭被迫议和。齐军提出的条件是陈霸先需交一名侄子到北齐为人质。陈霸先子侄多已被北周俘获，很不愿意接受这个条件。但“时四方州郡并多未宾，京都虚弱，粮运不继，在朝文武咸愿与齐和亲”，陈霸先亦不能坚持己见，只得宣布送侄子陈昙朗入齐。他对诸将说：“……齐寇若来，诸君须为孤力斗也！”[11]双方由此达成和议，齐军返回江北。次年齐军再次大举渡江进犯，被陈军击败。陈军拒绝释放俘获的齐将萧轨、东方老等，而陈昙朗也被北齐处死。在宣帝陈琐朝，吴明彻部全军覆没之后，陈朝一度面临亡国威胁，为了使举国上下团结振作，陈琐在建康郊外立坛，与朝臣、将领一起对天盟誓，次日，又“分遣大使以盟誓班下四方，上下相警戒也”[12]。这种强调君臣一体、共御国难的仪式也比较少见，亦可看作陈政权“军人共同体”风格的体现。
第二节 宋、陈军人改立皇帝的选择
承平年代皇位继承有一整套基于儒家学说的规范：皇帝的嫡长子是法定继承人（太子），但有些情况下，皇帝也可指定其他皇子继位；先皇死去时如果少帝年龄尚幼，则由几名核心大臣辅政，保障少主长大和亲政。这套规范的早期模板是周武王死后周公辅佐年幼的成王。到西汉时，霍光和王莽都扮演过这种辅佐少主的角色，并引发了不同的结局。但在战争威胁之下的南朝，这种规范的皇位过渡模式经常遭遇挑战。由于战争影响，南朝重臣往往是武人出身的将领，局势和职业风格使得这些武人将领另有一套选择皇帝的标准，他们更倾向于推举年长且有能力的人做皇帝，这一幕曾在南朝多次上演。
最早体现出南朝政治这一特征的是宋文帝刘义隆的即位。宋开国皇帝刘裕死后，即位的少帝刘义符行为荒唐，导致朝政混乱，刘宋被北魏夺去河南地带即在此时。受刘裕遗命辅政的徐羡之、傅亮、谢晦、檀道济决心更换皇帝。他们废黜并处死了刘义符，迎立刘裕第三子、荆州刺史、宜都王刘义隆到建康即位。主持此次废立的四位辅政大臣中，檀道济是武人出身，一直在刘裕麾下征战。徐羡之、傅亮、谢晦三人并非武将，但都是长期追随刘裕的旧臣：徐羡之是刘裕亲家，多在刘裕出征时主持后方政务；傅亮、谢晦是士族文人，长期在刘裕幕府供职，以才干受提拔至重臣之位，所以他们都深受刘裕果敢风格影响，选择刘义隆为帝的标准是因为他聪颖有才干且较年长（十八岁）。[13]当时曾有人主张以十二岁的刘义恭为帝，遭到徐羡之等人拒绝。[14]显然他们更倾向推选年长的君主。而刘义隆开创“元嘉之治”的表现也证明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为了给刘义隆即位扫清障碍，徐羡之等人不但杀死了少帝刘义符，还处死了排行第二、“轻动无德业”的庐陵王刘义真。[15]这种不计后果的决绝风格也颇有刘裕之风。但这也引起了刘义隆的极大恐惧，所以他稳定政权之后，陆续借机处死了四人。如果四人的做法稍微含蓄谦和一些，比如在拥立刘义隆的同时保持刘义符、刘义真的性命，则刘义隆未必敢对四人进行清洗。但这显然不是刘裕和他的部属们的风格，南朝政治血腥、充满杀气，也正由此开端。
陈朝的“军人共同体”色彩较重，在帝位的传承上也有表现。首先是陈霸先死后将领们拥立文帝陈蒨继位。559年陈霸先病死时身边没有子嗣：其子陈昌在梁元帝朝廷陷落时被俘入周。[16]当时陈朝将领比较看好的是陈霸先的侄子临川王陈蒨，他富有征战经历，曾参加过对王僧辩所部以及北齐渡江军队的战斗。陈霸先死时他正率部在南皖口防范王琳军。当时陈朝重要将帅大都在防御王琳的前线，只有杜棱在建康负责留守事务。杜棱从岭南就在陈霸先麾下作战，在陈朝诸将中资历较老，他派人到南皖秘密迎接陈蒨回建康即位：
三年，高祖（陈霸先）崩，世祖（陈蒨）在南皖。时内无嫡嗣，外有强敌，侯瑱、侯安都、徐度等并在军中，朝廷宿将，唯棱在都，独典禁兵，乃与蔡景历等秘不发丧，奉迎世祖……[17]
另一名重要将领侯安都此时正在班师回建康，他经过南皖时获悉陈霸先死讯，遂陪伴陈蒨一起回到建康，与杜棱等推戴陈蒨即位。陈霸先遗孀章皇后试图迎接亲生的陈昌为帝，所以坚决不同意陈蒨继位。在群臣犹豫之际，还是侯安都从太后处强抢了皇帝玉玺，并将陈蒨推上先皇灵前，象征其已是合法继承人：
还军至南皖，而高祖崩，安都随世祖还朝，仍与群臣定议，翼奉世祖。时世祖谦让弗敢当，太后又以衡阳王故，未肯下令，群臣犹豫不能决。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远，临川王有功天下，须共立之。今日之事，后应者斩。”便按剑上殿，白太后出玺，又手解世祖发，推就丧次。世祖即位，迁司空……[18]
颇有意味的是，在陈蒨为帝时，侯安都指挥击败了王琳军，“勋庸转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渐用骄矜”，对文帝陈蒨逐渐缺乏尊重：
（安都）尝陪乐游禊饮，乃白帝曰：“何如作临川王时？”帝不应。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虽天命，抑亦明公之力。”
宴讫，又启便借供帐水饰，将载妻妾于御堂欢会，世祖虽许其请，甚不怿。明日，安都坐于御坐，宾客居群臣位，称觞上寿。[19]
侯安都向文帝借“御堂”举办家宴甚至坐上皇帝的御座，令人想起东晋元帝即位时引王导登御座之举，及所谓“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而到陈文帝时与皇帝共享御座的则换成了武将。侯安都的这种行为已经突破了君臣关系的底线，且陈蒨也具有掌控朝政的能力，最终侯安都被诛杀。
在陈蒨朝，其次弟陈琐被北周释放返回，在政务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陈蒨死后，继位的太子陈伯宗（废帝）软弱无能，陈琐掌握辅政大权，并受到将领们的拥戴。在废帝陈伯宗即位的第一年（光大元年，567年），忠心者曾两度试图推翻辅政的陈琐，但都未成功。第一次是文臣与沈太后联合，试图以太后敕令使陈琐离开尚书省“还第”，从而将其驱逐出权力中心。这些参与者主要是尚书和中书省中的文臣：
（殷不佞）迁东宫通事舍人。及世祖崩，废帝嗣立，高宗（陈琐）为太傅，录尚书辅政，甚为朝望所归。不佞素以名节自立，又受委东宫，乃与仆射到仲举、中书舍人刘师知、尚书右丞王暹等，谋矫诏出高宗。众人犹豫，未敢先发，不佞乃驰诣相府，面宣敕，令相王还第。及事发，仲举等皆伏诛……[20]
陈琐刚得到敕令时，一度犹豫不敢反击，派人询问领军将军，名将吴明彻，吴坚决支持其留在朝廷。[21]得到吴的支持后，陈琐发起反击，将反对者们逮捕处死。此事成为陈琐废黜陈伯宗自立的直接诱因，而文臣与武将在此事中的不同立场则颇有代表性。
不久，湘州刺史华皎起兵反对陈琐。华皎是文帝陈蒨的亲信，故忠于文帝、废帝父子。他联合北周军队试图顺江而下，但江州刺史章昭达、郢州刺史程灵洗都拒绝了华皎的劝降，建康的旧将也都忠于陈琐，吴明彻、淳于量、徐度徐敬成父子受命出兵，击败了华皎和北周联军。此举亦为陈琐正式称帝扫清了道路。按照《陈书》的说法，陈蒨临终前就曾试图仿效吴太伯让位给陈琐。不论这种说法是否是陈琐为帝之后的杜撰，当时的将领们都没有对这次帝位易主表示异议。他们显然更愿意接受年长、有能力的陈琐为帝。陈琐即位之后，也炫耀自己熟稔战阵之事，显然是在向将帅们展示他的才能。太建四年（572年）八月：
诏曰：“国之大事，受赈兴戎……磻溪之传韬诀，谷城之授神符，文叔悬制戎规，孟德颇言兵略。朕既惭暗合，良皆披览。兼昔经督戎，备尝行阵，齐以七步，肃之三鼓，得自胸襟，指掌可述。今并条制，凡十三科，宜即班宣，以为永准……”[22]
第三节 皇权对军事将领的打击与控制
南朝军事将领与皇权的关系一直处在动态之中：当局势混乱时，军事将领们会结成集团拥立自己支持的皇帝；当皇帝（往往是继任的皇帝）能够稳定执掌政权时，又会对势力强大、过于跋扈的军事将领进行诛杀，以维持皇权的独尊。
在宋、齐两代，这种皇权打压军事将领的现象比较突出。刘义隆被谢晦、檀道济等迎立之后不久就借机陆续除掉了四人。为孝武帝刘骏夺位立下战功的名将柳元景、沈庆之，在前废帝刘子业即位不久也被诛杀。明帝刘彧在讨平反对武装之后赐死为其平叛的将领吴喜，斥逐老将张永。到后废帝刘昱朝，杀戮武人的风气更盛。在这种情况下，曾有一大群禁军将领寄希望于除掉刘昱，改立建平王、南徐州刺史刘景素：
自是废帝狂悖日甚，朝野并属心景素……与司马庐江何季穆、录事参军陈郡殷沵、记室参军济阳蔡履、中兵参军略阳垣庆延、左右贺文超等谋之。以参军沈颙、毋丘文子、左暄、州西曹王潭等为爪牙。季穆荐从弟豫之为参军。景素遣豫之、潭、文超等去来京邑，多与金帛，要结才力之士。由是冠军将军黄回、游击将军高道庆、辅国将军曹欣之、前军韩道清、长水校尉郭兰之、羽林监垣祗祖，并皆响附，其余武人失职不得志者，莫不归之。[23]
可见簇拥在刘景素周围的有两批人，一批是南徐州刺史京口军府中的军官，一批是朝廷禁军序列中的黄回、高道庆、曹欣之等军官，追随他们的也都是“武人失职不得志者”。476年刘景素的仓促起兵很快被平定。次年，后废帝又诛杀了另一群被怀疑谋反的禁军军官和朝臣，[24]辅政大臣萧道成也几度险些被刘昱杀害。在这种恐怖气氛中，刘昱遭到了和前废帝刘子业一样的下场—被侍卫刺杀，政权则落到了萧道成手中。
萧道成建齐之后，太子萧赜与萧道成集团中的一些将领不睦。当萧赜即位之后，立即处死了在淮阴时期就追随萧道成的旧将垣崇祖；车骑将军张敬儿曾为萧道成击败刘休范、沈攸之立下战功，也被萧赜借机除掉。到齐明帝萧鸾一朝，因为与北魏战事激烈，内部矛盾相对并不明显。萧鸾平生最担心的是萧道成、萧赜子孙，进行了多次诛戮。到萧鸾晚年病危时，又开始担心异姓将帅会威胁自己的继承人，这激起老将王敬则在会稽起兵，但迅速失败。萧鸾死后，年轻的萧宝卷继位，他对将帅们大开杀戒：旧将曹虎被杀；陈显达自江州刺史起兵，旋即兵败身死；豫州刺史裴叔业在惊恐中投降北魏；旧将崔慧景受命攻击裴叔业，但在进军途中倒戈，围攻建康数日后兵败。另一路讨伐裴叔业的萧懿所部驰援京师，击败崔慧景部。但萧宝卷旋即赐死萧懿，又大肆捕杀其家人。此举引发萧衍在雍州起兵，终结了萧宝卷和齐朝的统治。
在宋、齐两代的政治中，这种以残暴杀戮著称的“少主现象”很值得关注。宋前废帝刘子业、后废帝刘昱、齐东昏侯萧宝卷都是少年即位且血腥残暴，大肆杀戮臣僚，并在短时间内被刺杀或推翻。这也和南朝皇权所处的环境有关：东晋皇权不振，不可能出现残暴的君主；宋齐几位少主又和十六国、北朝那些以残暴著称的君主如赫连勃勃、高洋不太一样：赫连勃勃、高洋的残忍虐杀并没有特定对象，任何朝臣、近侍甚至不相干的百姓都可能遭到屠戮；宋齐三位少帝屠杀的对象则主要指向掌权的大臣，特别是有军事经验的将领。这反映了南朝皇权对军事将领的忌惮，即少帝们本能地意识到武人将领们对自己帝位的威胁，[25]但由于年幼，心智与政治经验尚不完善，所以表现为残忍的和扩大化的屠杀，最终造成其统治解体。这背后的原因，是南朝军事将领与皇权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再反观北方，暴君并无特定的诛杀对象，也是因为皇权已经强大到没有任何潜在对手，所以其暴行也没有特定的目标，更接近心理上的扭曲和宣泄。
除了对潜在威胁的诛杀，南朝君主还在探索运用制度化的调兵、选将等机制实现对军事将领的控制。[26]在“元嘉之治”期间，刘义隆成功实现了对将帅武人的控制。但宋军对北魏历次北伐均无功而返，就与刘义隆对将帅牵制太多有关。《宋书·文帝纪》末，沈约对刘义隆的评价是：
授将遣帅，乖分阃之命，才谢光武，而遥制兵略，至于攻日战时，莫不仰听成旨。虽覆师丧旅，将非韩、白，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27]
除了贻误战机，这种指挥方式还造成前线将帅缺乏主动进攻精神与应变能力。刘义隆总结最后一次北伐（元嘉二十九年，452年）的失策，认为是将帅懦弱畏战：“早知诸将辈如此，恨不以白刃驱之，今者悔何所及！”[28]实则是他自己对前线干预过多所致。
在萧衍攻灭萧宝卷，建梁称帝之后，充分吸收了宋、齐两代将领（也包括他自己）坐大篡权的教训，有意识地削夺军事将领，特别是那些随同他起兵的武人的权力。萧衍有能力和信心驾驭这些将领，所以他并未采取诛杀策略，只是不让这些人久居边境州镇，改为让他们在建康担任显赫，但无直接兵权的官职，且在不同官职之间频繁调动，使其无法培植私人力量。比如曾随萧衍起兵的将领王茂，在梁朝最初五六年还在地方州镇及前线任职，后调入建康任尚书右仆射、侍中等职务。他感觉作为武人受到冷落，心中颇为不满：
时天下无事，高祖方信仗文雅，茂心颇怏怏，侍宴醉后，每见言色，高祖常宥而不之责也。[29]
另一名元从功臣曹景宗，也对离开军队之后的承平生活颇为厌倦：
（曹景宗）性躁动，不能沈默，出行常欲褰车帷幔，左右辄谏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谓所亲曰：“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肉，甜如甘露浆。觉耳后风生，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遭此邑邑，使人无气！”[30]
其实梁朝中前期与北魏的战事并不少，完全有这些旧将施展的空间。但萧衍为了便于驾驭，都是命令子侄诸王担任北伐统帅。这些宗王多懦弱且无军事经验，造成梁朝的北伐频频失利。比如505—506年，临川王萧宏指挥的北伐，以及524年豫章王萧综指挥的北伐。前次以萧宏弃师逃命引发惨败，后次则因萧综投降北魏而不了了之。不过，旧将赋闲也确实保障了梁朝数十年的稳定。
总之，皇帝对将领失去控制会导致军人政变，如果控制太严密则会削弱军队战斗力，无法取得对北方战争的胜利。这是南朝的政治结构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
第四节 皇权、将领对士族文化的追求
东晋末年刘裕主导的北伐是南方政权军事成就的最高峰。在此后百余年的南北对峙中，南朝在军事上逐渐转入被动，随着疆域缩小，国力也随之削弱，最终被隋统一。这个历史大趋势背后的原因，除了当时南方开发程度尚低、人口与经济总量不如北方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南方缺乏尚武的社会氛围。虽然每个朝代都由军人集团开创，但军事将领们（包括以征战起家的皇帝）进入社会上层之后，迅速被士族阶层崇尚雅致情趣与文学艺术的生活方式同化，难以保持勇武精神，整个社会也呈现重文轻武的趋向，最终造成南朝的积弱与灭亡。
南朝皇室对文化品味的追求
宋开国皇帝刘裕本是戎马一生的军人，自幼未曾求学，文化程度很低。他的书法极差，谋士刘穆之只能建议他多写大字，“一字径尺，无嫌”。结果刘裕“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31]。与刘裕一起起兵的北府将领刘毅在这方面也有表现。刘裕攻灭卢循之后，刘毅曾在庆功宴上作诗炫耀其有文化：
初，裕征卢循，凯归，帝大宴于西池，有诏赋诗。毅诗云：“六国多雄士，正始出风流。”自知武功不竞，故示文雅有余也。[32]
刘毅因战功不如刘裕，只得自命在“风流”方面胜出。这种社会氛围也使得刘裕急需表现出文化修养，但他引经据典时难免出现张冠李戴的错误，招致不讲情面的僚属指摘：
高祖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言论，人皆依违之，不敢难也。（郑）鲜之难必切至，未尝宽假，要须高祖辞穷理屈，然后置之。高祖或有时惭恧，变色动容……[33]
到宋文帝刘义隆一代人，文化素质已经有了较大提高。元嘉七年北伐失败，刘义隆曾作诗抒发其悲愤之情：“抚剑怀感激，志气若云浮”[34]。刘义隆诸子—孝武帝刘骏、明帝刘彧等也很注意塑造自己有文化的形象。刘骏自命书法高超，当时书法名家王僧虔担心引起皇帝嫉恨，“常用拙笔书”，得以明哲保身。[35]刘骏还有诗《戏马台梨花赞》传世，[36]戏马台在淮北的彭城，他称帝后并未到过彭城，所以应是元嘉末年以皇子身份驻防彭城时的作品。刘彧在称帝之前也颇有文史、经学著述，[37]他还自以为擅长围棋，群下投其所好，恭维他棋艺为第三品。[38]
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虽然出身将门，但也颇有文化，本纪称其“博涉经史，善属文，工草隶书，弈棋第二品”[39]。在驻防淮阴时，他担心北魏的攻势和宋明帝的猜忌，曾作《塞客吟》以喻志。[40]齐武帝萧赜也颇有文采，当时北魏使臣李彪数次出使南齐，萧赜与李彪多有诗作唱和，这也是向北朝显示其文化素养。[41]南齐宗室竟陵王萧子良喜欢招揽文士，他身边的所谓“竟陵八友”囊括了当时的著名文人沈约、王融、谢朓、范云、任昉等人，梁朝开国皇帝萧衍亦在其中。[42]梁武帝诸子也多有以文学经史著称者。昭明太子萧统延揽门客编辑《文选》，成为后世文学楷模。[43]继萧统为太子的萧纲（简文帝）在这方面同样出色，他“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44]，本纪及《隋书·经籍志》载其文士经义著作多种。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中，南朝上层重文轻武之风达到顶点。《颜氏家训》对当时社会风貌有生动刻画：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歕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45]
有讽刺意味的是，萧纲为太子时，还曾编著《马槊谱》，当时以“谱”品鉴琴棋书画之风颇盛，萧纲却是品鉴骑兵武器马槊。此书正文已经亡佚，但序文残章保存在《太平御览》之中，萧纲用富有节律的骈体文咏唱：
至如春亭落景，秋皋晚净，青霜旦尽，密雨初晴。纤骊沃若，天马半汉。盼金精而转态，交流汗血；爱连乾而息影，不畏衣春。镂衢与白刃争晖，翠毦与红尘俱动。足使武夫愤气，观者冲冠。巴童留玩，不待轻舟之楫；越女踟蹰，无假如皋之箭。[46]
在江南花柳明媚的场景中，在巴童越女的围观下，骑兵操练马槊的场面更像是一场雅致从容的游戏。元嘉二十五年（448年），侯景八百骑兵渡过长江，围攻建康，便是另一番景象：“及侯景之乱，（士大夫）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47]在侯景军队围攻台城期间，萧纲甚至还写作了一篇《围城赋》。[48]被侯景俘获囚禁时，萧纲“又为《连珠》二首，文甚凄怆”[49]。而其子萧大器在被侯景杀害前还在讲《老子》，[50]可谓历史的嘲讽。在江陵立朝的梁元帝萧绎也“著述辞章，多行于世”，在西魏军队展开对江陵的攻势时，萧绎还在江陵“龙光殿述《老子》义”[51]。
陈朝的前三代皇帝陈霸先、陈蒨、陈琐都是壮年登基，前半生多有征战，无暇顾及文艺。但陈蒨在教育诸子时已经比较强调文化修养。当时文士陆缮受命教授太子陈伯宗及其兄弟优雅的谈吐举止：
缮仪表端丽，进退闲雅，世祖使太子诸王咸取则焉。其趋步蹑履，皆令习缮规矩。[52]
而陈伯宗果然文弱无为，迅速被叔父陈琐取代。到后主陈叔宝一代，又以爱好文艺著称，而南朝历史也至此终结。[53]
南朝军事将领对文化品味的追求
晋末、南朝的将领多从行伍出身，文化水平不高，他们最热衷的娱乐是赌博。刘裕、刘毅诸将虽然努力做出有文化的姿态，但在武人群聚的场合，赌博仍是最主要的消遣，且诸人举止颇粗野：
刘毅当镇江陵，高祖会于江宁，朝士毕集。毅素好摴蒱，于是会戏。高祖与毅敛局，各得其半，积钱隐人，毅呼高祖并之。先掷得雉，高祖甚不说，良久乃答之。四坐倾瞩，既掷，五子尽黑，毅意色大恶，谓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与人！”[54]
宋明帝初年平定所谓“四方反叛”之后，明帝亲自到新亭迎接凯旋诸将，“劳接诸军主，樗蒲官赌”[55]，即朝廷出资供诸将大赌。天监六年（507年），梁军挫败北魏对钟离的进攻，被解救的徐州刺史昌义之设局，邀请援军主帅韦叡、曹景宗赌钱，“因设钱二十万官赌之”[56]。可见武将的品味都颇庸俗。但当他们位至公侯之后，则往往力图摆脱鲁莽武夫的形象，融入士族的交往圈子。这种情况在刘宋末、南齐时最为明显，且往往发生在“第二代”武人身上。比如刘宋名将沈庆之之子沈文季，到南齐初就颇为忌讳其武人出身，“文季风采稜岸，善于进止。司徒褚渊当世贵望，颇以门户裁之，文季不为之屈”，在太子萧赜的宴会上，褚渊声称“沈文季当今将略，足委以边事”，结果“文季讳称将门，因是发怒”[57]，二人发生口角。刘宋另一位将领张兴世之子张欣泰也颇忌讳提及其军人家世：
（欣泰）年十余，诣吏部尚书褚渊，渊问之曰：“张郎弓马多少？”欣泰答曰：“性怯畏马，无力牵弓。”渊甚异之。
到南齐萧赜（世祖）朝，张欣泰任直阁将军，负责禁军宿卫，但他努力显示自己的文化修养，终于得以调任文职：
欣泰通涉雅俗，交结多是名素。下直辄游园池，著鹿皮冠，衲衣锡杖，挟素琴。有以启世祖者，世祖曰：“将家儿何敢作此举止！”后从车驾出新林，敕欣泰甲仗廉察，欣泰停仗，于松树下饮酒赋诗。制局监吕文度过见，启世祖。世祖大怒，遣出外，数日，意稍释，召还，谓之曰：“卿不乐为武职驱使，当处卿以清贯。”除正员郎。……[58]
另一位追随萧道成崛起的武人张敬儿也努力学习适应上层社会的举止规范。“敬儿武将，不习朝仪，闻当内迁，乃于密室中屏人学揖让答对，空中俯仰，如此竟日，妾侍窃窥笑焉。”“敬儿始不识书，晚既为方伯，乃习学读《孝经》、《论语》。”[59]他的女儿也嫁入高门谢氏（谢灵运之曾孙）。[60]到梁、陈时，高级将领的这种身份落差相对缓和，因为梁武帝能较好地处理武人和宗室、文臣的关系，关键职位都由宗室担任，武人能升迁到最高层的机会较少。陈朝则是因为外部军事压力较大，武人将领一直得势，且无暇过度重视文饰。但作为整体的社会氛围，重文轻武的风气在南朝一直盛行。这造成的结果就是军事将领的技能、职业难以家传。每一轮帝位更迭都产生新兴的军人集团，但将领们地位上升之后，其子孙都不愿继续从事战争生涯，下一轮帝位更迭伴随着新的军人集团出现。这个过程循环不止，而南朝从未形成一个稳定、持续的“军事贵族集团”。北方的西魏、北周、隋政权，则正是因为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武人群体“关陇集团”[61]，才得以攻占北齐，再由隋王朝灭陈统一中国，由此开始新一轮的文武阶层大循环。
余论 文武分途与“南朝化”命题
通过北魏政权的中原化和对南战争历程可见，北方民族统治者必须借助汉地的统治手段与文化传统，方能实现中国的全面统一。但南北统一并不代表南方政治文化因素的消亡。从更长时段看，南朝的士族政治文化在唐代逐渐兴盛，造成了文官与武官之间的壁垒，并对之后的中国历史造成深远影响。
自魏晋开始，士族社会带来了精致书面文化的繁荣，骈体文和格律诗便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其他士大夫文化的代表，如围棋、文人画、书法等，也得到了充分发展。在南朝社会（包括深受南朝士风影响的北齐），这些文化形式高度发达，成为文人组成的官僚机器的象征和“准入门槛”。这造成了文官体系与军人阶层泾渭分明、难以整合的现象，并使得整个社会缺乏尚武精神与对外扩张的动力。周隋关陇集团并未受到这种文化风气影响，军事实力较强，所以最终北周灭齐，隋灭陈实现统一。
从唐初到玄宗朝，随着关陇集团的解体，源自南朝和北齐的文化风尚又完全占领了唐的官僚机器，陈寅恪、唐长孺等学者总结的唐代社会“南朝化”趋势，部分也因此而发。这又造成了文臣和武将的职业隔膜，以及文人和武人身份的对立。安史之乱便是这种对立的爆发。此后的唐代官僚机器也一直无力驾驭武人阶层，从而导致藩镇长期割据和五代十国军人称帝。到宋代时，文官机器几乎获得了独尊地位，军人阶层处于被压制的从属地位，这保证了中原地区的政治稳定，但也使得政权缺乏对外扩张性，长期积弱。
自唐以来官僚机器的文人化、文学化，除了导致中原政权缺乏扩张性，也使得中原朝廷与北方游牧族的隔阂加深，因为北方游牧族人比中原武人的文化程度更低。中原文人出身的宰相等高官，显然和游牧族首领缺乏相互欣赏。唐代突厥、回纥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集权政治，但其国家机器的发育程度一直不高，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同时期的唐政权已经过度文人化，北方民族难以效仿。这可能也是唐代突厥、回纥等北族对入主汉地缺乏兴趣的原因之一。所以十六国、北朝那种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再也没有重现。当然，吐蕃帝国有比较完备的官僚机器和文化，但它萌生于青藏高原的南部农业区，和中原文明少有传承关系。
简言之，唐以来官僚机器的文官化、文学化，导致了政权的内敛，以及汉文化与游牧族隔阂的加深，而这种趋势在两晋和南朝已经出现了。从唐中期的安史之乱开始，汉人王朝已经彻底丧失了对外扩张的动力和实力，基本只能维持长城边界（甚至连长城都无法保有）。能够统治长城内外的，都是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如元、清。从这个脉络看，南北朝社会与政治的关键问题—国家机器内部的文武问题、民族关系上的南北问题—跨越唐、五代至宋、辽、金乃至明、清时期一直存在，成为前现代中国政治、社会最重大的问题。
[1] 如田余庆先生认为刘裕是“次等士族”，祝总斌先生则认为是“低等士族”。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264页；祝总斌：《刘裕门第考》，《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2] 郑敬高先生用“将门”来称呼南朝的军人阶层，他认为将门多由旧族士门或者豪强演化而来，但已经比较重视其职业上的特性，见郑敬高：《南朝的将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6期。本书不采用“将门”的称谓，因为南朝将领世袭的并不多，且部分“第二代”将领摆脱武人身份、塑造有文化形象的冲动很强烈，所以谈不上有家风的传承（参见后文）。本书所用“军人势力”的概括，更多从职业角度看待军队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及技能传承，与家族不一定相关。
[3] 《陈书·章昭达传》，第182页。
[4] 《陈书·侯瑱传》，第155页。
[5] 《陈书》卷十《周铁虎传》，第170页。
[6] 《陈书·高祖纪下》，第37页。
[7] 庾信：《庾子山集注》，倪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71页。
[8] 《陈书》卷九《吴明彻传》，第164页。
[9] 《周书·王思政传》，第297页。
[10] 《北史》卷六十二《王思政传》，第2209页。
[11] 《陈书》卷十四《南康愍王昙朗传》，第210页。
[12] 《陈书·宣帝纪》，第93页。
[13]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羡之等以宜都王义隆素有令望，又多符瑞，乃称皇太后令……以宜都王辰承大统”（第3767页）。
[14] 《宋书》卷四十三《徐羡之传》：“侍中程道惠劝立第五皇弟义恭，羡之不许。”（第1332页）
[15] 《宋书》卷六十一《庐陵孝献王义真传》，第1635页。
[16] 当时北周也试图送陈昌回南方，但长江中游是梁元帝萧绎旧部王琳控制区，无法通行，陈昌只能暂留在北周控制的安陆。
[17] 《陈书》卷十二《杜棱传》，第192页。
[18] 《陈书·侯安都传》，第145页。
[19] 《陈书·侯安都传》，第147页。
[20] 《陈书》卷三十二《孝行传·殷不佞》，第425页。亦见卷十六《刘师知传》。
[21] 《陈书·吴明彻传》。
[22] 《陈书·宣帝纪》，第81页。
[23] 《宋书》卷七十二《建平王景素传》，1862页。
[24] 《宋书》卷九《后废帝纪》：“四月甲戌，豫州刺史阮佃夫、步兵校尉申伯宗、朱幼谋废立，佃夫、幼下狱死，伯宗伏诛……六月甲戌，诛司徒左长史沈勃、散骑常侍杜幼文、游击将军孙超之、长水校尉杜叔文，大赦天下。”（第187页）
[25] 亦有先帝教导的成分。比如萧鸾对萧宝卷的训导：“高宗临崩，属以后事，以隆昌为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后！’故委任群小，诛诸宰臣，无不如意。”隆昌即被萧鸾废黜的萧昭业。见《南齐书》卷七《东昏侯纪》，第102页。
[26] 自刘裕以来，皇权控制将帅的另一个方式是重用宗室兄弟、子侄等。但同室亦可操戈，君王家族内部的互相杀戮有时甚至烈于外人。宋文帝诸子孙之间的杀戮，以及萧鸾对宗室诸王的屠杀都是例证。这说明宗室并不能代替异姓将领。
[27] 《宋书·文帝纪》，第103页。
[28] 《宋书》卷五十三《张永传》，第1512页。
[29] 《梁书》卷九《王茂传》，第176页。
[30] 《梁书》卷九《曹景宗传》，第181页。
[31] 《宋书》卷四十二《刘穆之传》，第1305页。参见王永平：《论宋武帝刘裕之文化素养及其文化倾向》，《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
[32] 《晋书·刘毅传》，第2210页。
[33] 《宋书》卷六十四《郑鲜之传》，第1696页。
[34] 《宋书·索虏传》，第2334页。
[35] 《南齐书》卷三十三《王僧虔传》，第592页。
[36] 《艺文类聚》卷八十六《果部上·梨》：“宋孝武帝梨花赞曰：沃瘠异壤，舒惨殊时，惟气在春，具物含滋，嘉树之生，于彼山基，开荣布采，不离尘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74页）另见《太平御览》卷九百六十九《果部上·梨》，第4297页。
[37] 《宋书·明帝纪》：“好读书，爱文义，在藩时，撰《江左以来文章志》，又续卫瓘所注《论语》二卷，行于世。”（第170页）
[38] 《南齐书》卷五十三《良政传·虞愿》：“帝好围棋，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议共欺为第三品。与第一品王抗围棋，依品赌戏，抗每饶借之，曰：‘皇帝飞棋，臣抗不能断。’帝终不觉，以为信然，好之愈笃。”（第916页）
[39] 《南齐书·高帝纪下》，第38页。
[40] 《南齐书》卷二十八《苏侃传》，第528页。
[41] 《魏书》卷六十二《李彪传》，第1390页。
[42] 《梁书》卷一《武帝纪》，第2页。另参见卷十三《沈约传》。
[43] 《梁书·昭明太子传》。
[44] 《梁书》卷四《简文帝纪》，第109页。
[45] 《颜氏家训·涉务第十一》，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57—158页。
[46] 《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四，第1627—1628页。
[47] 《颜氏家训·涉务第十一》，第157页。
[48] 《梁书》卷三十八《朱异传》，第539页。
[49] 《梁书·简文帝纪》，第108页。
[50] 《梁书》卷八《哀太子萧大器传》，第172页。
[51] 《梁书·元帝纪》，第134页。
[52] 《陈书》卷二十三《陆缮传》，第303页。
[53] 《隋书》卷十三《音乐志上》：“及后主嗣位，耽荒于酒，视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声乐，遣宫女习北方箫鼓，谓之《代北》，酒酣则奏之。又于清乐中造《黄鹂留》及《玉树后庭花》《金钗两臂垂》等曲，与幸臣等制其歌词，绮艳相高，极于轻薄。男女唱和，其音甚哀。”（第309页）另，《乐府诗集》卷八十七载陈后主作《独酌谣》四首，亦极纤丽。
[54] 《宋书·郑鲜之传》，第1696页。此事亦见《晋书·刘毅传》。
[55] 《南齐书》卷二十七《李安民传》，第505页。
[56] 《梁书·韦叡传》，第225页。
[57] 以上见《南齐书·沈文季传》，第776页。
[58] 《南齐书·张欣泰传》，第881页。
[59] 《南齐书·张敬儿传》，第473页。
[60] 《南齐书》卷三十六《谢超宗传》：“谢超宗，陈郡阳夏人也。祖灵运……超宗娶张敬儿女为子妇”（第636页）。
[61] 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77页。当代学者对于“关陇集团”的形成与北周的崛起已有较多研究，所以本书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