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徽宗即位：艺术家为何当皇帝
艺术家皇帝真悲剧
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大家应该都看过，这本书里描写了两个主人公，一个叫郭靖，一个叫杨康，这两个名字是全真派道长丘处机给起的。丘处机为什么给他们起这样的名字呢？就是让他们不要忘记“靖康之耻”。
南宋名将岳飞的《满江红》里有这么两句：“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那么，靖康之耻是怎么回事儿呢？它是指1127年，宋钦宗继位的第二年，也就是靖康二年，北方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大举南下，灭掉了北宋，徽宗、钦宗两位皇帝做了俘虏。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当时，宋钦宗在位满打满算实际上才一年零三个月，他为什么会遭受这种亡国丧家之痛呢？主要责任在他的父亲宋徽宗。
如果您对宋徽宗不了解，不要紧！《水浒传》大家都看过，里面那些梁山好汉是被谁逼上梁山的？在梁山好汉李逵的嘴里，那个把国家弄得奸佞满朝、狼虎满街、坐在天子鸟位上的皇帝老儿，就是这位宋徽宗。
关于宋徽宗的出生，还有一段离奇的传说。据明人《良斋杂说》记载：
李后主亡国，最为可怜，宋徽宗其后身也。宋神宗一日幸秘书省，见江南国主像，人物俨雅，再三叹讶。适后宫有娠者，梦李后主来谒，而生端王。
这段话是说，宋神宗有一次去秘书省，看到南唐后主李煜 的画像。画中人物文采风流，儒雅俊俏，神宗皇帝再三叹讶。这期间后宫的一位嫔妃怀孕，神宗皇帝梦到李后主来参谒。这位嫔妃生下的孩子就是端王，也就是之后的宋徽宗。
所以人们就说，宋徽宗是南唐后主李煜投胎转世，因为李煜的南唐被宋太祖所灭，于是就投胎为宋太祖的子孙，也把宋朝搞亡。徽宗皇帝被金人俘虏后，金人对他就像当年宋太祖对李后主一样。这个故事当然是无法考证的，但它比较符合咱们中国人因果报应、一报还一报的观念。
是不是因果报应我们这里暂且不论，但南唐后主李煜和宋徽宗两人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
第一，这两个人都是艺术天才。李煜是有名的词人，宋徽宗更是位书画大家。宋徽宗不论是瘦金体书法，还是他的花鸟画，都是精工到了极点。
第二，两个人都治国无方，欠缺治国的才能，把好端端的国家治得乱七八糟。但有所不同的是，南唐地窄人稀，特别是在李煜的父亲中主李璟时期，南唐因为同后周打仗，国力已是损失惨重；而宋徽宗接过的可是一个富庶强大的王朝，据现代学者测算，北宋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的80%，是一个很有钱的王朝。
第三，两个人都是“亡国之君”。李煜的南唐亡于北宋，宋徽宗的北宋亡于金。两个人最后的下场都非常凄惨，亡国皇帝令人生出无限同情。当然，李煜更多的是让人觉得可怜，所以才说“李后主亡国，最为可怜”，自己并没有犯什么大错，是祖宗造孽报在他的身上。而宋徽宗是把祖宗留下的一个花花世界、朗朗乾坤给糟蹋掉了，他亡国就是可恨了。
那么，宋徽宗这样一个很有艺术天分，却不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是怎么登上皇位的呢？
阴差阳错帮大忙
宋徽宗能当上皇帝，第一个原因就是他的皇兄哲宗死后无子。
哲宗和徽宗是兄弟俩，北宋的第七和第八代皇帝，他们的父亲是北宋的第六代皇帝宋神宗。神宗一共有十四个儿子，但是从老大到老五，以及老七、老八、老十这八个儿子全都夭折了，只留下六个成年的皇子，哲宗是第六子，徽宗是第十一子。
靖康之耻
哲宗归天，又没有儿子，那么到底由五个弟弟里的哪个来承继大统呢？当时的太后，也就是神宗的皇后向氏，召集百官来商量这事。向氏在徽宗承继大统这件事上，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向太后本人并没有亲生的儿子，哲宗也不是她生的，所以哲宗下面这五个弟弟谁来继统，在她眼里是无所谓的。
向太后隔着帘子问大臣：“大行皇帝归天，没有子嗣，诸位爱卿，你们看谁来继统？”
这个时候，给宋徽宗帮忙的人出现了，他就是宰相章惇。当然，这并不是章惇的本意，可是他的话阴差阳错地帮了宋徽宗大忙。
章惇这个人，年轻的时候跟大文豪苏东坡关系很好。有一次，两个人出去游玩，到了一条水流很急的溪边，溪上有一座独木桥，对面是一座峭壁。章惇就对苏轼说，老苏，咱俩过去在峭壁上题诗怎么样？苏东坡一看太危险了，说我不去。章惇却若无其事地沿着独木桥走到溪流对面，把长袍往腰带上一掖，拽着老藤就荡到峭壁跟前，提起笔来写上“苏轼章惇游此”，就是到此一游的意思。
章惇回来后，苏轼看了他一眼说，你要是掌了权，肯定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会有千百万人头落地。章惇问为什么，苏轼说，你连自己的命都不当回事儿，能拿别人的命当回事儿吗？
果然，章惇做了宰相后，将党同伐异、驱逐异己的手段用到了极致，就连当年一块儿题诗的老朋友苏轼，也没逃过被流放的厄运。
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向太后问众位大臣，哪位皇子能继统。章惇作为宰相，当然应该第一个发言。他张嘴就说：“母以子贵，如果继统的话，应立先帝同母弟简王。”也就是说，应该立跟先帝同一个妈生的第十三子简王。
他这句话一说完，太后的脸色马上就变了。虽然隔着帘子章惇可能看不到，但是他也马上明白这话说得太鲁莽了。果然，太后隔帘就发问：“宰相你说的这叫什么话，什么叫同母弟啊，这六个皇子难道不都是哀家的儿子吗？”这下宰相立马就傻了。
因为哲宗皇帝本身就是庶出，不是向太后亲生，而是朱太妃所生。现在如果再立朱太妃所生的简王，那朱太妃就有两个儿子先后为帝。太后虽然是正位中宫，有这个位份，但是倘若朱太妃的两个儿子都当皇帝了，那太后和朱太妃的关系就不好处了。因此，太后勃然变色，章惇的这个提议也就作废了。
既然立简王不行，章惇于是又提了一个人。他说：“按照长幼之序，当立九子申王。”因为皇子前十位里就剩老九了，所以应该立老九申王。他一说完，满朝文武包括太后都乐了。为什么？因为申王有目疾，是个盲人。甭说中国历史，就是世界历史上，好像也没有盲人做皇帝的。太后心想，你说立申王，他连奏章都看不了，你这不是成心的吗？所以章惇一说，大家一乐就完了，根本就不用讨论。
再往下数，就该十一子端王了。章惇心中暗说，不好不好，实在不好！因为他知道，这个端王整天就知道踢球、赏花、写字、画画，跟名妓勾勾搭搭，这种人怎么可以君天下？别看章惇是个奸臣，但是他确实有识君之才。
果然，太后在帘子后面说：“那这样一来，下边就该端王了吧。”章惇一听，脑子就乱了，也不顾君臣礼仪，大喊一声：“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这一句，可就为他后面的凄惨人生埋下了伏笔。我们想一下，他敢说端王轻佻，那一旦端王当了皇帝，他能有好下场吗？所以，章惇一代权奸，最后凄凄惨惨，被贬死在了外地。
太后听了章惇的这句话很生气，心想，你说立谁就立谁，我提的你就给否了，而且连君臣礼仪都不顾，这还得了？
这时候，同僚们也开始落井下石了。当时的枢密使曾布觊觎宰相的位置已久，他想，先帝在位十年，章惇当了六年宰相，如果再让章惇看中的人做了皇帝，那还能有我当宰相的时候吗？所以，曾布这个时候就跳出来指责章惇，说他“所发议论，令人惊骇，不知居心何在”。
这样的大帽子一扣，给了章惇一个承受不了的罪名，他就没法再说话了。这时，太后发言：“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不同于诸王。”说这个孩子有福寿，而且非常孝顺，不同于其他的皇子。最后太后拍板，就立端王。随即召端王入宫，在大行皇帝灵柩前继位，这就是宋徽宗。
在皇兄早亡、又无子嗣、宰相失言、太后力挺，且群臣相嫉的因缘际会之下，在章惇一句“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的大喝声中，宋徽宗承继大统，当上了皇帝，拉开了北宋王朝最后一场戏的帷幕。
没有天生的昏君
宋徽宗刚继位时，表现得还不错，看不出来是个昏君。
在他继位的头七个月，向太后垂帘听政。关于此事，有人说是徽宗仁孝，既然是太后扶持他当的皇帝，所以就让太后垂帘听政；也有人说是徽宗本来就不想当皇帝，对皇位没有兴趣，他留恋的是书法、绘画，有太后处理国政，他正好可以去从事自己的业余爱好。可是向太后对处理朝政也不感冒，只垂帘了七个月就归政了。又过了三个月，向太后就归天了。
这样一来，徽宗在继位十个月后，便要开始自己处理朝政了。宋徽宗继位之初，就发布诏书求贤。他的诏书写得情真意切：“其言可用，朕则有赏；言而失中，朕不加罪。”意思是说，你们给我提意见或指摘朝政，可用的有赏，该做官做官，该赏钱赏钱。即使说得不对，我也不加罪，不会因言获罪。宋徽宗这样一说，几百道条陈就送到皇帝案头了。
我们知道，在古代不是谁都可以给皇帝上奏折、写奏章的，只有一定品级以上或者皇上授予专折奏事权的官员才能写，几百道条陈就够多的了。
宋徽宗一一看过条陈，进贤退不肖，并给遭新党迫害的人一一平反，其中就包括苏东坡。可惜苏东坡在平反召回的路上就去世了，一代文坛巨星就此陨落。
宋徽宗还把遭到章惇迫害的老宰相范纯仁召回朝，准备让他整顿朝政。范纯仁是仁宗朝名相范仲淹的儿子，可惜这位范宰相当时已是七十岁高龄，回来不久也去世了。
徽宗皇帝非常感慨，说好人自己一个没赶上，全都去世了。但是下诏求贤这一点儿，他确实做到了。
另外，在这段时间，宋徽宗特别能够虚心纳谏，听取不同意见。当时的宰相张商英对宋徽宗说，陛下一定要注意节俭，不要奢侈，奢侈就会亡国。宋徽宗听后，夸赞宰相的建议非常好。
有一次宫里整修殿宇，宋徽宗视察工地时就告诉工头，如果宰相从这儿过，你们都藏起来，别让他看见你们在整修宫殿。因为宰相劝我节俭时我同意了，如果让他看见的话，我会很没面子。
连皇帝都这样注意节俭，底下的人应该也是注意节俭的。
撕破皇帝的衣服
有一次，徽宗皇帝在殿中跟一位大臣论事。这个大臣讲得口沫飞溅，慷慨激昂，他也不看点儿，一直讲到太阳落山，暮色四合。
中国古代，皇帝坐朝很辛苦，一般五六点钟就得起来，清朝皇帝四点钟就起床，七八点钟就已经坐朝了。这个大臣一直讲到太阳下山，徽宗皇帝饥肠辘辘，于是说我饿了，得先去吃饭了，有事情明天再说吧，说完起身就要走。
徽宗刚站起来，这个大臣一把就把皇帝的袖子抓住了，说您别走，咱俩还没说完呢，您必须听我把话说完。徽宗挣扎着说，我要吃饭去，你不顾君臣之礼，怎么能抓朕的袖子？两人这么一撕扯，把徽宗的衣服给撕破了。
天子穿一件破衣服成何体统？徽宗急了，说，你有话好好说，把我衣服撕破了，这叫什么事儿啊？可这个大臣很有气节，说，陛下不惜一件衣服，臣何惜粉身碎骨报答陛下？意思就是，陛下你要不在乎这件衣裳，我就不在乎粉身碎骨，你要是不在乎我把你的衣服扯破了，你把我扯了都没关系。
徽宗皇帝听后非常感动，心想居然有这样忠直的大臣，好，那我坐下，你接着说吧。这时，内侍臣走过来，说您看这衣服都破成这样了，我给您换一件吧。徽宗说不要换，就穿这件破衣服，而且这件衣服不许扔，以后我看到这件破衣服，就会想起这位忠直的大臣，我要把它留作纪念。
宋徽宗的这个故事，跟唐太宗和魏征的故事很相似。唐太宗和魏征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一对君臣。魏征给唐太宗提意见的时候，也是这样廷争面折。
一次，魏征又当面跟唐太宗戗起碴儿来了，唐太宗很生气，说，今天先到这儿，说完转身就要走。魏征上去抓住唐太宗的袖子，也是说话没讲完，不让他走。可能唐太宗是马上天子，还是有点儿劲儿的，没被扯破衣服。周围的言官见状忙提醒魏征，说，你要注意人臣之礼。魏征也不像抓宋徽宗袖子的那个大臣那么愣，知道自己有所失态，马上跪了下来。唐太宗对魏征说，你等着瞧，我非宰了你这个乡巴佬儿不可。魏征是瓦岗军出身，参加过农民起义，所以唐太宗骂他是乡巴佬儿。
唐太宗回到后宫还在生气，长孙皇后就问，您跟谁发这么大火啊？太宗说，我跟魏征生气，他竟敢抓我的袖子，我要杀了这个乡巴佬儿。长孙皇后是一代贤后，她听了没说什么，就让人伺候唐太宗更衣、饮茶。很快，长孙皇后带着后宫的嫔妃、女官，着凤冠礼服盛装来参驾。
唐太宗吓了一跳，说，既不上朝，也非祭祖，你穿成这样干什么？长孙皇后说，我特来为陛下道贺。唐太宗问，我何喜之有？她说，魏征就是一喜，您有魏征这样的臣子，怎能不喜？唐太宗说，魏征跟我廷争面折，抓我的袖子，撅我的面子，有什么可喜的？
皇后说，主明臣直，您是明君，大臣才敢直言。您要是隋炀帝那样的昏君，说了就要掉脑袋，那还有谁敢直言呢？有魏征这样的臣子，正因为您是明君。再者说，偏听则暗，兼听则明，作为君主，很难听到不同意见，现在有魏征这样的大臣冒着生命危险给您提意见，这是社稷百姓之福啊！唐太宗一听，不禁感叹皇后的觉悟比自己高，后来跟魏征的感情也越来越融洽了。
宋徽宗被大臣抓住袖子、撕破衣服，却仍能坐下来听取意见，也可以说是明主了。而且，这时候的宋徽宗特别喜欢这种正直的大臣。曾有一个七品的县官，相当于现在的县处级干部，有人听说他贤德，就举荐给了宋徽宗。
宋徽宗亲自面试，通过谈话发现这个人果然很贤德，于是就任命他为殿中侍御史，相当于司局级干部，专管监察和风纪。宋徽宗对他讲，我越级提拔你，就是因为当今无耻的士大夫太多，而你懂得礼义，所以希望你以后多给我提一些好意见。
跟石头结拜
青年时代的宋徽宗还是想有一番作为的，希望通过整顿朝政，恢复他父亲神宗实行的新法，使国家更强盛。但是我们也能看出来，宋徽宗此时的一些所作所为，已经为他后面的遭遇埋下了伏笔。
宋徽宗特别喜欢跟文人交往，因为他本身就是个文人。但他跟文人的交往过于亲密，以至于有一些文人恃宠而骄。
比如，宋朝有一个大书法家叫米芾，宋徽宗非常喜欢他，跟他的关系非常好。宋朝历史上有书法四大家——苏、黄、米、蔡。苏是苏轼，黄是黄庭坚，米就是这位米芾；蔡实际上是徽宗朝的大奸臣蔡京，因为他的名声太臭，所以后人不提蔡京，而说是蔡襄，这个我们在后文会讲到。
米芾这个人，文人性情到了极致，甚至有点儿疯疯癫癫，人称“米癫”“米疯子”。他看见一块怪石，非常喜欢，就会与怪石结拜，认石为兄。
有一次，徽宗召他进宫写字，米芾就在两丈的长卷上笔走龙蛇。徽宗看了非常欣赏，竟把殿中所有的宝物都赏给了米芾。
如果宋徽宗只是一个王爷，或者是一个普通的财主，同朋友意气相投，送他东西本来无可厚非。但宋徽宗是一朝天子，一个文人写了几个字就赏赐这么多宝物，如此一来，那些大臣会怎么想？出生入死的大将会怎么想？中国古代的明君都明白爵禄不能滥施的道理，可宋徽宗倒好，随意就把一殿的宝物都赏赐给了米芾，那米芾当然就更爱给皇上写字了。
还有一次上朝的时候，徽宗让米芾在殿内写字。米芾拿着一个手札，徽宗让他搁在椅子上，米芾竟大模大样地往椅子上一坐，对徽宗说，给我拿个唾壶（痰桶）来。风纪官听了这话很生气，就弹劾米芾，说，他不能这样跟皇上说话，太没大没小了。徽宗却说，对这种俊逸之士，不要用礼法来约束。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徽宗本身也是不守礼法的，米芾这样做不用礼法约束，也就不能再用礼法约束别人了，因为法应该是一样的，不能针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法。米芾给徽宗写完字，徽宗赏赐他900两白银。米芾拿到这900两银子，高兴得发疯，说，知臣莫若君，皇上真了解我，我就是傻，就是疯。
900两白银是什么意思？在宋朝，900就是傻的意思，跟我们今天说的“二百五”一样。明清时候，500两银子是一封，那么250两就是半封（疯），就是傻的意思。
宋徽宗赏赐给米芾900两白银，是故意跟米芾逗着玩儿。但徽宗作为天子，跟大臣这么逗着玩儿，就有失体统，不合适了。宋徽宗跟米芾的交往，容易为人所诟病。
米芾当时的官职，相当于今天的中央美院院长，那时称为博士。他对珍贵的器玩非常感兴趣，比如古代的文房四宝。一次，米芾进宫给徽宗写字，看中了御用的一方名贵的砚台，皇家的东西当然都是极品中的极品。写完字后，他居然跟皇上讲，这方御砚已经被臣污染过了，皇上您不能再用了，就把它赏给我吧。宋徽宗虽然也非常喜欢这些珍贵的器玩，但稍微犹豫了一下后，还是说：那好吧，赏给你了。米芾怕皇上后悔，都顾不得砚台里还有墨汁，抓起来就揣在怀里，弄得满身墨汁，疯疯癫癫地跑了，连谢恩都忘了。
皇帝跟文人交往本来无可厚非，但不能把私人友谊放在跟国事相当的地位，更不能滥行封赏。如果说道不同就不相为谋，凡是跟自己有共同爱好、意气相投的人就重用，凡是爱好不同、字写得难看的就一概不用，那朝政根本无法清明，臣下只会离心离德。
宋徽宗是个艺术家，他有种文人的天性，有时做事全凭自己内心的感觉。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就是不太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也不在乎他人的感受。这种文人当国，有时候是比较可怕的，因为很容易被自己的情绪所左右，感性的东西比较多，理性的思考比较少。
宋徽宗后来弄得中华大地狼虎满街，烽烟四起，满目疮痍，百姓流离失所，最后身死国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他遇到了一个艺术上的“知音”。这个人，可以说是宋朝三百年第一大奸臣，正是他引导着宋徽宗一步步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2.奸相辅政：宰相如此，国焉得不亡
宋朝第一大奸臣
这个宋徽宗艺术上的“知音”、政治上的“导师”、生活上的“良伴”，就是宋朝第一大奸臣蔡京。
蔡京是个非常有本事的人，很早就得中进士，跟他的弟弟蔡卞一起做朝廷的中书舍人，类似于现在的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才能很早就得以显露。另外，前面提到的北宋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蔡就是这位蔡京，只是他的名声太臭了，以致“骨朽人间骂未销”，后人就用蔡襄替代了他，实际上蔡京的书法是非常有名的。
当年蔡京在京城做官的时候，每次进到衙署，都有两个衙役手持白绢团扇给他扇风消暑，嘴里还念念有词：“老爷，看您满头大汗的，我们给您扇扇”，对他特别恭敬。时间一长，蔡京也觉得挺感动，有一天一时兴起，就把这俩衙役手里的白绢团扇要了过来，在上面各题了一首杜甫的诗。
第二天，蔡京再来上班时，一看这俩衙役靴帽鞋袜穿戴一新，从上到下整个换了一身行头，而且是一脸的高兴。蔡京问：“你们怎么回事儿？发财了？”二人回答说：“确实是发财了。我们把您题字的那两把扇子卖了，足足卖了两万钱！”蔡京又问是谁买的，他们说是某位亲王给买走了。那位亲王就是端王，也就是后来的宋徽宗。
端王肯出两万钱买蔡京这两把题了字的扇子，可见蔡京在书法艺术上造诣之深。宋徽宗做了皇帝、蔡京做了宰相之后，君臣谈到这件事，宋徽宗还非常感慨地说，你当年题诗的那两把扇子至今藏于内府，可见宋徽宗对这两把扇子的珍爱。
蔡京中进士，是在宋神宗在位的时候。当时王安石实行变法，蔡京力主新法，非常得王安石的赏识。后来王安石新党失势，司马光旧党当政，蔡京马上见风使舵，五天内就把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除。司马光非常感动，说“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意思是说，假如天下人都像你这样奉法，那我什么干不成啊？哲宗皇帝继位后，比较倾向于新法，用章惇一党行新法，蔡京马上又把旧法废掉了。
十年间，蔡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个人的政治操守由此可见一斑。
雇一美女切葱丝
徽宗皇帝登基之初，进贤退不肖，蔡京也被贬出京，到杭州去做一个虚职官员。
蔡京很不甘心，经常是西望长安泪不干。怎么办呢？他抓住了一个机会。徽宗皇帝喜欢字画古玩、奇珍异宝，在杭州设立供应局，由宦官童贯主持，为他搜罗这些东西。当时蔡京正好贬居杭州，就去拜见童贯，并送上很多金银珠宝贿赂他。宦官更谈不上有什么政治操守了，黑眼珠子盯着白银子，当然非常开心。蔡京又把自己的一些字画交给童贯，童贯当然知道蔡京的书法水平之高，所以就收了他的贿赂。
这两个人臭味相投，很快就沆瀣一气了。童贯就指导蔡京，告诉他皇上喜欢什么内容的字、哪些题材的画。如果皇上喜欢李白的诗，你总给他写杜甫的怎么能行？他们连骗带抢搞到徽宗特别想要的一幅古画，献给徽宗以投其所好。蔡京还通过童贯的牵线搭桥，贿赂徽宗宠信的宦官和道士，让这些人在皇上面前替他说好话。因此，蔡京不久就被召回了京城，半年内连跳三级，官居宰相。
蔡京一当上宰相，大奸大恶的本相就暴露出来了。他排斥忠良，铲除异己，将他们撤职罢官，流放外地，将其家产据为己有。蔡京不仅是一个大奸，而且还是一个大贪，跟乾隆时期的和珅堪有一比，都是累资巨万，生活奢侈。
蔡京爱吃两样东西，一样是鹌鹑羹，另外一样就是蟹黄包子。他吃一顿鹌鹑羹要杀掉三百只鹌鹑，可以说是野生动物的超级杀手。他用蟹黄包子待客，一顿饭仅包子一项就要花掉一千三百贯钱，相当于当时五十户中产阶级一年的生活费总和。
宋朝有一本《鹤林玉露》的笔记小说记载，东京汴梁有一个读书人买了一个小妾，这个小妾原来在蔡府厨房包子组工作，负责给蔡京做包子。有一天，这个书生心血来潮，就跟小妾说，你给我露一手，我也想尝尝太师府的包子是什么味道。小妾说她不会。读书人非常震惊，说，你怎么会不会呢？你原来不是在太师府专门负责包包子的吗？小妾说，太师府厨房包子组有好几十人，当初我只是在那里专门负责切葱丝的。我们可想而知，蔡京多有钱——专门雇一美女切葱丝！
蔡京把中国历史上所有主张节俭的皇帝一概斥为“陋”，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土老帽儿，土得掉渣。中国古代有很多皇帝是非常注重节俭的，比如开创了“文景之治”的汉文帝，有一次他想造一座露台，一算所需经费，相当于一百户人家一年的收入，当即决定不造了。在这位吃顿包子都要花五十户中产阶级一年收入的巨贪眼里，连一座露台都舍不得造的皇帝当然是土老帽儿了。
乱花钱的理论依据
北宋的皇帝应该说是比较崇尚节俭的，因为宋太祖是马上天子。宋朝皇帝奉行厚养士人的传统。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朝代，就是宋朝。在两宋这320年里，武人最郁闷，文人最幸福。
宋朝宰相一年的总收入，大概折合今天的三百万人民币，相当于当时两万四千亩土地的总收入。宋朝养兵养官的钱，占到国家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八十。国家的钱可能都给官员发工资或者养兵了，所以皇帝很节俭。
宋朝的皇帝节俭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知道，历史上的皇帝一般很早就开始给自己修墓，比如秦始皇十三岁登基，当时还是秦王，就开始给自己修坟。康熙也是，八岁继位，继位不久也开始给自己建陵。皇帝不死，皇陵不能完工，因为一旦完工了，这话就不好说了，就是该入住了。你想，秦始皇十三岁登基就开始修坟，到他死还没完工，这规模得有多大，得耗费多少人力物力！
而北宋的规定是，皇帝活着的时候不许修皇陵，皇上晏驾后才开始修坟，而且七个月内必须完工，因此宋朝的皇陵是比较简陋的。北宋的皇陵在今天的河南巩县，我们有机会可以去看看，都比较简陋，跟汉唐那种因山为陵、跨谷连山没法比。
宋徽宗品位比较高大上，爱好艺术、收藏，哪一样都是花钱的事儿，再加上有高品位的宰相辅佐，这品位一下就上去了，花钱如流水一般。
蔡京为什么受皇上宠爱？因为这个奸臣有他的过人之处，能够给皇上的奢侈无度找出理论依据来。蔡京取了四书五经之一的《易经》上的两句话，提出一个理论，叫“丰亨豫大”。这个理论说白了就是太平时节皇上要敢花钱，花钱越多越证明国家实力雄厚，这样才能震慑番邦，所以要敢花，不要小里小气地给国家丢人。
这个理论提出来后，宋徽宗太高兴了，心想，原来我花钱是为了显示国家富强，是为了让番邦惧怕，不是自己图享受。
奢侈之风一发而不可收拾
有了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蔡京就开始唆使皇上大兴土木，而且还要铸九鼎。
我们知道，中国最早是夏禹王铸九鼎，象征九州。九鼎作为国家的象征，在夏商周代代相传，传至秦末不知所终。其实宋朝并没有完成中国的统一，北边有契丹族建立的辽，西北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西夏再往西是回纥诸部，西藏是吐蕃诸部，云南、贵州是大理国。宋朝的疆域，在汉民族建立的中央王朝中其实是最小的，大概只有300万平方公里左右。可是蔡京却唆使宋徽宗铸九鼎，以象征九州一统，并建造明堂以供九鼎。没想到，九鼎铸成后，宋徽宗在给九鼎献辞献酒时，出现了一件让他非常扫兴的事儿。
这九个鼎都是有名称的，中央一个，东南西北各一个，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各一个，其中北方的鼎称宝鼎。徽宗正在献酒的时候，北方的宝鼎突然裂了，里面装的酒浆洒了出来，徽宗当时就呆在那儿了。
蔡京马上跪倒在地，说，皇上您看，北方的鼎裂开就表示辽国必有内乱，我们可以趁机灭掉他们，大宋就要统一天下了。明明很不吉祥的一件事，蔡京却说不是我们大宋这儿要乱，而是辽国要乱。徽宗听蔡京这么一说就乐了，觉得简直再也找不着这么会说话的人了。
有一次皇宫设宴，摆出了几件玉杯玉碗。徽宗觉得挺不好意思，因为先帝那么注重节俭，这些玉器都藏在内府不敢用，现在自己摆出来用，万一被言官弹劾怎么办？这时，蔡京又出来跟皇上说，我当年曾经出使辽国，出席他们国宴的时候，辽国皇帝就是用这样的玉杯玉碗。他们还得意扬扬地问我，你们中原皇帝用得起这个吗？咱要是不用这个，不是让番邦给比下去了吗？
辽国的玉杯玉碗是从哪儿来的呢？应该是五代十国时后晋的旧物，后晋被辽国所灭，宫里的东西可能被辽国皇帝给拿走了。
蔡京还跟徽宗说了这样一段话：“陛下素怀俭德，不敢率陈，今既得此佳制，正好奉觞上寿，哪个敢说不宜用呢？”意思是说，陛下素来节俭，我都看不过去了，我做臣子的真是很难受。现在既然得到这些东西，我们正好用一用，把番邦比下去，哪个敢说不宜用啊？但徽宗皇帝还是有所迟疑，毕竟辽国皇帝用玉杯玉碗，大臣们没有看到，言官也没有看到。
蔡京继续劝徽宗说：“事苟当理，何畏人言？”意思是说，只要事情做得对，管别人说什么呢！又说：“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辟”在古汉语中代指天子，比如皇帝讲学的地方，就叫“辟雍”。《周礼》当中提到“惟王不会”，意思是天子的花费不能计算，花多少钱都是应该的，因为天下都是他的嘛。所以，“陛下富有四海，正当玉食万方，区区酒器，何足介怀？”他这话一说完，徽宗说，那就用吧。于是金杯玉盏全上来了，而且越来越豪奢，再也不拿这些当回事儿了。
宋徽宗后来到蔡京、王黼这些巨奸的宅子一看，居然一个比一个穷奢极欲，豪华的程度完全超出他的想象。徽宗心想，我的臣子们都这样，那不得把我这个皇帝比下去了？其实这要是在别的朝代，这俩奸贼就得掉脑袋。我们看嘉庆皇帝杀和珅时罗列了许多罪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字——逾制，说穿了就是嘉庆嫉妒和珅：你居然比我还富，很多东西我都没有，你居然有！
实际上，蔡京、王黼这些大奸臣都是逾制，宋徽宗不但不生气，反而还想跟他们比一比，自己也要这样做。这样，蔡京唆使皇帝大兴土木，完全背离了先帝的节俭之风。
奸臣蔡京的末日
蔡京倚仗皇帝对他的宠信，为所欲为，经常逾制，导致言官多次弹劾。宋徽宗顾及祖制，曾在无奈中四次罢免蔡京。但是每一次罢了之后，宋徽宗都会非常想念他，再找个借口把他召回来。
蔡京到了晚年，眼也花了，牙也掉了，有一次跟他的侄子说，你找个品德比较高、学问比较大的人来府里当家庭教师，好教导一下我的孙辈。于是蔡京的侄子找了一个姓张的新科进士。
第一堂课讲完，张进士就跟蔡京的孙子们说，你们也别学什么琴棋书画、天文历算了，你们学逃跑好了，将来看谁跑得快。蔡京的孙子们听了都非常诧异，问我们干吗要学逃跑呢？张进士说，你们的爷爷作恶多端，早晚必遭报应。等到朝廷明正典刑、满门抄斩的时候，谁跑得快谁可以不死。
这帮孩子一听吓哭了，回去跟蔡京说，我们先生说将来您得明正典刑，让我们学逃跑。蔡京当然很不高兴，就把张进士叫来。俩人吃饭的时候，蔡京感叹道，其实你说得也对，那你能告诉我怎么避免这件事吗？张进士也实在，说这事你是避免不了了，因为你以前作恶太多，只能是现在少作点儿恶，为子孙积点儿福，就当修来世吧。说完后，辞掉蔡府的教席之职而去。
徽宗皇帝退位后，钦宗继位，蔡京果然出事了，被贬出朝廷，一门子孙流放的流放、充军的充军、杀头的杀头。蔡京作恶多端，最后不仅祸及自身，而且还祸及子孙。
蔡京被史书称为北宋最贪渎的权相，他任相期间，巧取豪夺，民怨沸腾。太学生陈东上书，称蔡京、童贯等人为六贼，蔡京更为“六贼之首”。宋钦宗即位后，蔡京被贬广东，病死途中。
长得好看当宰相
蔡京曾经四度被罢相，他被罢之后，徽宗一度用王黼做宰相，为什么用他呢？因为这个小伙子长得非常好看。
宋徽宗儒雅风流，被传说是李后主转世，又是个艺术家，而王黼长得面如敷粉，长身玉立，金发金睛（可能有胡人的血统），又是进士及第，所以徽宗自然非常看重他。
王黼更是一个典型的小人，甚至连蔡京都看不上他。王黼有位姓何的同事，其父在朝中担任宰执一职。在这位同事父亲的举荐下，王黼的官职从“副局级”，直接升到“正部级”。后来王黼傍上了蔡京，知道蔡京跟这位何宰执不是特别对付，就列出了二十条大罪，上奏弹劾自己昔日的恩公。
蔡京鄙视王黼的为人，有一次在朝房跟何宰执聊天，就问他觉得王黼这个人怎么样。何宰执大加赞赏，说这个小伙子如何如何好。蔡京不动声色，把王黼弹劾他的奏章拿给他看。何宰执看完后，大骂“畜生安敢尔”，说，没想到王黼居然阴险到了这种程度！
王黼做了宰相后，跟徽宗在一起，就像哥儿俩，整天嬉笑怒骂，全无君臣之体。他经常唆使徽宗微服出宫，千方百计地引导皇上作恶。圣驾出宫，百官随行，本来有严格制度的。可他们出宫是胡闹，当然不想让别人知道，怎么办呢？翻墙。徽宗翻墙的时候，王黼就在底下当垫脚的。
有一次徽宗翻墙过来了，可能脚没踩着他，徽宗就喊：“司马光司马光，你把背耸上来。”因为王黼是宰相，徽宗拿他比作前朝的贤相司马光。王黼也对着徽宗喊：“神宗皇帝神宗皇帝，您把脚伸下来。”宋神宗和司马光勤于朝政，是明君贤臣治理天下，如果他们知道后辈这对昏君和贼臣拿他们这样取乐，准能气活了。
徽宗皇帝在宫里开了一条买卖街，自己青衣小帽，扮成肉铺掌柜卖肉做买卖。王黼则扮成乞丐，走到肉铺前向皇帝乞讨：“掌柜的，您行行好吧……”就算小孩玩过家家，恐怕也没有扮乞丐的，怎么也得装个将军，可见他们不顾君臣之体到了何种程度。
王黼志大才疏，没有什么本事，但还总想当大官，甚至做了宰相都觉得不过瘾。有一次他去一座寺庙进香，看到里面有一块蔡京题字的碑，最后的落款署着蔡京的官衔：太师、鲁国公、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开府仪同三司等，加起来一大串。中国古代的官衔非常长，有好几十个字，实衔虚衔加在一起，最长的有两百多个字，这叫作结衔。王黼看完后非常羡慕地说，没想到蔡元长有这么多官衔，我什么时候能跟他比肩呢？
元长是蔡京的字。古代的人既有名也有字，但同辈直呼别人的名是很粗俗的表现，跟骂人差不多，只能称呼字，否则就是自己没文化、没修养了。有些古装剧直呼人名是不对的，比如林则徐，名则徐，字少穆，他的长辈比如父母可以称呼他“则徐”，夫人一般只能称呼他“老爷”，若是同僚则称呼“少穆”或“少穆兄”。所以，王黼称呼蔡京为蔡元长。
这时，有好事者给王黼献计：先帝爷立有遗诏，谁能收复幽云十六州可赐王爵。蔡京不就一个鲁国公吗？你要能收复幽云十六州，便可封王了呀！王黼一想，这个主意好，立下这天大功劳的机会就摆在面前了。
原来，此刻女真族建立的金国正在同辽国作战，而且把辽军打得节节败退，有人便提出跟金国联合灭辽，趁机收复幽云十六州。这种想法是很不明智的，当时有很多人反对，可王黼出于私心，力赞此事。
三个宰相一个不如一个
王黼跟徽宗建议说，宋辽两国虽然和好百年，但是累朝以来，辽国都非常轻慢我们。“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咱们就得打弱的和傻的，这样才算是会打仗。如果我们此刻不动手的话，女真必强，中原之地将不复归我所有。
徽宗表示赞同，说这种便宜不能不占，一定要趁机攻打辽国。可是平时宋朝的钱财都花在养官养兵上了，根本没有同辽国开战的军费。王黼说，别着急，这件事我来办。他专门组建了一个经抚房，下令全国按人口捐献，一下就弄来了6200万贯。
徽宗一看，觉得王黼真是个人才，能弄来这么多钱，看来我们大宋帝国是真有钱。这6200万贯是不是全部用于军费不得而知，可能多数是落入王黼的口袋里了。但是这种所谓的捐献无异于杀鸡取卵，老百姓口袋里的最后一个铜板都被榨光了。一时间举国骚动，结果必然是官逼民反，遍地刀兵，烽火频仍，把国家推向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
王黼这个人毫无远略，祸国殃民，北宋最后的灭亡他要负直接责任。
以前宋辽两国使臣往来的时候，宋使带领辽使前往宋都汴梁都是绕道而行，哪里不好走就走哪里，什么路不好记就走什么路，否则一旦被摸清了山川路径，辽人回去画一张地图出来，那岂不是麻烦？在宴请辽使的时候，饮食和食器也很一般，以免辽人认为宋朝富有，觊觎天朝。
但是王黼为了能够封王晋爵，急于要跟金国联合，因此他带领金使专走大路，七天就到了汴京，后来金国铁蹄就是沿着这条大路一路南下，大队骑兵直取国都。他宴请金使的时候，金杯玉盏，山珍海味，女真族刚走出原始社会没多久，一看到宋朝汴京的壮丽、饮食的精美，能不动心吗？于是就有了攻打宋朝的念头，所以说王黼祸国殃民，是亘古未有的一个大奸贼。
后来王黼干了一件特别丢人的事儿，他对徽宗说自己家的柱子上长了株灵芝，请皇上到他的府邸去看看，其实估计也就是雨后冒出来的狗尿苔之类的东西。徽宗到他家后，对灵芝没留下什么印象，却发现他家的后门跟大宦官梁师成的住宅是通着的。宋徽宗并不傻，一看就明白了，难怪王黼总能猜透自己的心思，就是因为他交结内侍。这在任何朝代都是最忌讳的。所以徽宗回去后就下诏，让王黼致仕，也就是让他退休。
王黼退休后，接他班的宰相叫李邦彦，人称“浪子宰相”。听了这个绰号，我们就不难想象这个人怎么样了。
李邦彦有句“名言”，说自己要“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做尽天下官”。他跟皇帝在一起的时候，满口的污言秽语、市井俚语，跟倡优、侏儒杂坐，完全不顾君臣之体。玩得兴起，他甚至当着大臣、嫔妃的面脱光衣服，露出自己一身的刺青。
大臣们忍俊不禁，皇帝拿着棍子追着打他，这位堂堂的宰相居然爬到树上躲起来。皇上不会爬树，笑着让太监传旨说，行了行了，你可以下来了。李邦彦却学着女人的声音娇滴滴地说：“黄莺偷眼觑，不敢下枝来。”然后才翻身下来。
这时，皇后正巧打此经过，看到这一幕后哀叹道：“宰相如此，国焉得不亡？”
这就是宋朝的文臣，三个宰相一个不如一个，所以朝政一塌糊涂。那宋朝的武将又是怎样的呢？
3.宦官掌兵：宋军没有战斗力
太监“烧冷灶”
宋徽宗重用的三个宰相，一个比一个荒奢无道，他们怂恿徽宗不务正业，导致朝政混乱、民不聊生。这样的人主政，领兵的人就更不怎么样了。
实际上，宋朝宰相的权力已经不大了，因为朝廷专门设立枢密使（大概相当于今天的总参谋部）主管军队事务。但是宋朝为了防止武将作乱，实行军政军令分开的制度，指挥军队的人无权调动军队，能够调动军队的人又不能指挥军队。枢密院可以调动军队，一般由文官担任。
在宋徽宗一朝，长期主管枢密院的人便是宦官童贯。宦官是刑余之人，六根不全，往往一心只求富贵，而且对正常人有一种刻骨仇恨，这种人一旦掌权，天下必乱。
徽宗登基时，童贯已经45岁了。如果没有宋徽宗，童贯这辈子可能就老死宫中了。但是，在徽宗皇帝派他到杭州搜罗古玩字画的期间，他碰到了蔡京。两个人一拍即合，童贯开始极力提携蔡京。童贯手下的小马仔们很不理解，说，蔡京已被贬出朝廷，咱巴结谁不好，何必巴结这么个倒霉蛋？
童贯说，你们这话就说错了，咱们去巴结当朝宰相，巴结得上吗？人家会理咱们吗？再者说，宰相一年的官俸那么高，就算巴结得上，那得送多少钱人家才会看在眼里？不如咱们看中一个人，然后把他扶上相位，如此岂不一本万利？
童贯“烧冷灶”的眼光和功夫堪称一流，蔡京回京以后，连跳三级，果然当上了宰相。蔡京自然投桃报李，推荐童贯当上了节度使，监军西北，相当于今天的大军区司令员。
当时宋朝要收复西北的河湟之地，正跟羌族部落在甘肃、青海一带打仗。童贯奉旨监军，有了立功的机会。大军宰杀牛羊祭旗后，就浩浩荡荡地出征了。
童贯率部出发不久，东京汴梁皇宫突然失火，大臣和道士们都说不吉利，不能妄动刀兵，于是皇帝命人飞马传旨到前线，通知童贯仗不许打了。童贯看完皇帝送来的手诏，若无其事，叠巴叠巴往靴筒里一塞，仍旧下令出兵。
宋军出兵，大获全胜。军中大将们特别高兴，回来召开庆功宴，因为打了大胜仗，天子必有封赏。此时，童贯把天子的手诏拿出来，给大将们看。众位大将一看，吓得稀里哗啦跪了一地。自古军令如山，又何况是圣旨，违诏是何等的大罪，打胜了，可以不受责罚，但万一战败了，这一帮人全得掉脑袋！大将们想想都觉得后怕，就问童贯，您违诏出兵就不害怕？怎么不告诉我们呢？
童贯说，我不害怕，仗打赢了，功劳是你们的；打输了，我一个人面君，掉我一个人的脑袋。如此一来，这帮将士自然就对童贯感恩戴德，成了童贯的死党。
宋朝最能打仗的军队都在西北，因为西北产马，宋朝的骑兵基本上都在西北方。童贯手握重兵，又打了胜仗，更是骄横不可一世。
此外，他对皇帝身边的嫔妃、大臣、道士等这些受宠信的人很大方，出手特别豪爽，所以不断有人为童贯说好话，于是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了。随着西北战事的平息，童贯慢慢感觉很失落，很郁闷，因为没事情干了。
静极思动，童贯想来一番大动作，于是在1111年，宋徽宗派他出使辽国。
马植献计
辽国一看宋朝派了个宦官出使，就很轻慢，这让童贯非常郁闷。但是，童贯在路上也看出，由于辽国的天祚帝耶律延禧朝政不修，导致辽国官僚腐败，各种社会矛盾激化。
每一个王朝的末代皇帝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辽国的末代皇帝就是这位天祚帝耶律延禧，他跟宋徽宗俩人是“一文一武”，宋徽宗是职业书法家、职业画家，而耶律延禧则是职业猎手，但他们都不是职业皇帝。耶律延禧整天打猎，今天猎于南山，明天猎于夹金山，根本不理朝政。大臣要上奏章，都找不着皇上在哪儿，不知道他又到哪座山上打猎去了。
童贯在返回宋朝的途中，行至卢沟（今天北京的卢沟桥附近），遇见一个叫马植的辽国汉人前来拜访他。北京曾为辽、金、元、明、清五朝古都，除了明朝是汉族当政，辽、金、元、清都是少数民族当政。如果我们生活在《杨家将》或《岳飞传》所讲述的北京，我们就不是宋朝人，而是辽国人和金国人，而且还是辽、金首都的公民。
马植一家是燕云大族，世代在辽国做官。到马植这一辈做到了光禄勋，相当于辽国皇家食堂总经理。马植也看到了辽国的腐败，认为辽国必亡，加之他又是汉人，因而希望辽国灭亡后，宋朝能将幽云地区收回去，因此特意前来拜访童贯。
幽云十六州大概就是今天的北京、天津和河北、山西北部一带。后晋时期，儿皇帝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了辽国。北京基本位于华北大平原的最北方，北边的延庆、怀柔都是山区，有天然的屏障作用。
辽得到这块地方后，中原王朝天险尽失，长城的阻挡功能也没有了。这片区域农耕发达，少数民族武力又强盛，在接触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后，经济、文化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辽统治者自己都说“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意思是我们各方面的条件，跟你们中原王朝也差不多了，我们也知书达理，文治天下。
979年，北宋第二个皇帝宋太宗在刚刚消灭了五代十国的最后一个政权北汉后，就亲统十万大军，前来攻打辽国。高梁河一战，就是在今天北京的紫竹院公园附近，数万宋军被辽国名将、南院大王耶律休哥的九千铁骑打得几乎全军覆没。太宗皇帝身中三箭，可能战马全都死光了，坐着驴车一路逃回了南方，最后死于箭伤复发。
后来宋朝几次努力，也都失败了。宋朝历代皇帝都对幽云十六州在辽国手里耿耿于怀，却又苦于没有能力夺回来。现在辽国东北方向兴起了强大的女真族，因此马植就向童贯建议，可以派人跟女真联络，一起夹攻辽国，趁机收复幽云失地。童贯听后非常高兴，就跟马植相约，有机会把他引见给天子。
女真族原来是在辽国的统治之下，1114年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统一了女真的各部落，率众向辽国的契丹统治者宣战。在取得了两次大捷后，完颜阿骨打于1115年称帝建国，国号大金。完颜阿骨打就是金太祖 。
金太祖一代人杰，雄才伟略，崛起于东北白山黑水之间，起兵后势如破竹，打得辽国节节败退。
这时马植逃到宋朝境内，在童贯的引见下见到了宋徽宗。马植劝宋徽宗趁着辽国衰弱，赶紧出兵，跟金夹攻辽，愿“陛下念旧民遭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
这句话一说出来，宋徽宗非常高兴，因为马植一下子把他捧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解救黎民，光复疆土，完成祖宗未竟的事业。
因为宋金中间隔着辽国，宋徽宗就派使者渡过渤海，跟金国签订了“海上之盟”，约定双方联合夹攻辽国，灭辽后，宋朝收回幽云十六州，将原来每年给辽的岁币——银绢各二十五万转奉给金国。
金当然非常愿意，他们连幽云十六州在哪儿都不知道，因为本来也不是他们的地盘，还给宋朝也没有什么损失。而且一年还能白得银绢各二十五万，白花花的银子，亮闪闪的彩绢，再加上能得到中原大国的相助，宋朝富庶广大，光军队就有一百多万人，多好的一件事儿。
辽国有五个国都，分别为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西京云中府（今山西大同）、南京析津府（今北京）。根据盟约，金军负责攻打幽云十六州以外的三个都城，即上京、中京和东京，宋军负责攻打西京和南京。
宋军只会练一张嘴
开战以后，金军势如破竹，很快就把那三座都城攻下了，最后连西京也被金军占领了。金军打到燕山就停了下来，因为按照约定，析津府应该由宋军攻打。于是宋军出兵了，指挥官就是童贯。
童贯指挥十五万宋军攻打辽国的南京，这时候，辽国的末代皇帝天祚帝耶律延禧已经逃得不知去向了，金军撒下天罗地网要逮他。留守南京的辽军已经是惊弓之鸟，但一看宋军来打就火了，心想，打不过金军我们认了，可我们好歹也是马背上长大的，连你们都敢欺负我们？于是辽军出动了一万人，把十五万宋军打得几乎全军覆没。
宋军大败亏输，刀枪甲帐堆积如山，退出去几百里。要不是辽不愿意跟宋撕破脸，没有再追下去，宋军可能就真的全军覆没了。
童贯大军惨败，回去没法跟皇上交代，于是搜罗残兵败将，又从国内调兵，想再次攻打辽国。辽怕遭到宋金的两线夹攻，就派使臣去见童贯，说咱们别打了，反正你也打不过我们，我们上回已经给足你们面子了。女真原来是我们的臣子，他们现在叛乱，叛乱搁在哪国都是应该镇压的，搁在你们宋朝能不镇压吗？你们怎么能援助叛匪呢？所以最好咱们一块儿打金，要不然你就中立，不要再干这种助纣为虐的事了。
童贯不听，把辽国使臣轰了出去。辽国使臣就站在院子里哭，因为他知道，辽是经不住两线夹攻的，一旦遭到夹攻必亡。辽使边哭边指着童贯的帐篷高声叫喊：“宋辽两国，百年和好，盟约誓书，字字俱在，尔能欺国，不能欺天。”你童贯顶多能欺国，却不能欺天，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当天夜里，七千辽军趁夜劫营，宋军又退出三百里，又给人家留下一堆刀枪甲帐。据史籍记载：“宋军奔走于崖涧，自相践踏，死者数万人。”一听说辽国的军队来了，宋军掉头就跑，留给辽军士兵的永远是后脊梁，光自相践踏就踩死了好几万人。
这样一来，童贯又失败了，最后没辙了，只能去央告金国人。他说，本来我们想自己打下幽云十六州，但是我们皇上有好生之德，不忍杀伤性命，所以就麻烦你们给打一下吧。
于是金军出兵了，在攻打辽都南京的时候，辽军都没抵抗就开城投降了。打下来后，宋朝想把幽云十六州要回来。金国说，给钱吧，加上军粮，总共一百万，宋朝同意，成交。金人把城郭、房屋留下，金帛、百姓尽数载回。
所以宋朝收回的只是一座座空城，人口、财物尽被金人掳走。更可怕的是，这么一来，金国人就看明白了，原来所谓的中原大国就只会练一张嘴罢了，第一次十五万宋军被一万人打得落花流水，第二次被七千人追得落荒而逃，可见宋军的战斗力之低下。
御敌无方，扰民有术
宋徽宗即位时，北宋正处于经济高度发展、国家富庶繁荣的鼎盛时期。北宋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的80%。而北宋每年用来养兵养官的费用，高达国家收入的70%以上，那童贯指挥的军队，战斗力又为什么会如此低下呢？
童贯是宋军的最高统帅，每一次出兵打仗的时候，都是先从朝廷领军费。可他领到军费就搁自己家了，然后在进军途中，再让沿路的州县给他补齐。这样一来，老百姓能不恨童贯吗？补齐的这些钱，童贯也不会真的用来给士兵发饷，可能还有一部分又进自己腰包了。
俗话说“皇帝不差饥饿兵”，连士兵的给养都供应不上，就甭说什么打仗了。如此一来，士兵就开始抢老百姓的粮食，整个是“御敌无方，扰民有术”。这样的军队，百姓怎么会支持，又怎么能有战斗力呢？后来岳飞的军队有战斗力，因为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宁肯冻死，不能拆老百姓的房；宁肯饿死，不能抢老百姓的粮。而童贯的部队则是不饿也去抢，还得把老百姓轰出去，自己住好房子，所以他们根本得不到百姓的拥护。
童贯因为赎回幽云十六州“有功”，被封为广阳郡王。他要装修王府，宴请工头吃饭，就是一顿普通的早点。史书上没有记载上的是什么菜，只说上第一道菜用的是银盘银碗，上第二道菜用的是金盘金碗，上第三道菜就是玉盘玉碗了，而且还一边一个美女伺候着。
工头吃完饭告辞后，童贯的家人追上来说，请留步，我们王爷说了，刚才你用过的所有食器和伺候你的那俩美女都送给你了。这个人把这些餐具一卖，立刻富甲一方，成为当地首富。
童贯拿这些东西就跟我们拿个纸杯似的，说不要就不要了，可见他家里有多少财富，他指挥的军队又怎么能不失败？
踢球出身的高太尉
童贯身为主管军政的枢密使，竟然敢明目张胆地贪污军费，克扣军饷，他就不怕被查出来治罪吗？按照北宋时期的制度，三衙是直接指挥军队的，长官一般都是武将，那么当时三衙的统帅是谁呢？他比起童贯如何呢？
这个人大家都非常熟悉，《水浒传》里也提到过，就是高俅。高俅是个奸臣，这点不用多说，《水浒传》里把他写得又奸又坏。可这么坏的一个人，在宋朝的“六贼”里还排不上号，可见宋徽宗一朝的坏人有多少吧。
高俅是怎么被皇上看中的呢？是因为他踢得一脚好球。宋徽宗做端王的时候，与驸马王晋卿关系很好。王晋卿也不是什么好人，一个浪荡公子，跟端王臭味相投。宋徽宗做端王时的种种浪荡行径，有些就是王晋卿诱惑他干的。王晋卿作为神宗皇帝的驸马，娶了公主不算，还一房一房地娶小妾。神宗皇帝也能容他，要搁在明清皇帝手里，早就掉脑袋了。
有一次端王想篦头，没带篦刀，就借用王晋卿的。端王发现王晋卿的篦刀款式、做工都非常精美，就说这东西太好了，能不能送给我？王晋卿说，我正好新做了一副，一会儿派人给你送去。王晋卿派谁送的呢？就是高俅。
高俅到了端王府，刚好碰上端王在蹴鞠。鞠就是古代的足球，玩法跟咱们今天踢毽子差不多，花样非常多，得用技巧，不是那种体力冲撞的游戏。王爷在踢球，当然不能上去打扰，于是高俅就站在边上看，只要端王一踢到精彩的地方，他就连连叫好。
端王一看，这个人是个行家呀，要不怎么知道在哪儿叫好呢？于是就问高俅，你也会蹴鞠吗？高俅回答略知一二。端王说，那你踢给我看看。高俅说，不敢献丑。端王说，没事没事，你就踢吧。
高俅这一踢，端王就看傻了，这个人不但会，而且踢得非常棒，简直就是巨星级人物。端王马上派人给王晋卿传话，说这人我要了，篦刀和送篦刀的人我都留下了。此外，高俅这个人长得比较帅，是个美貌小生，这点也很得端王喜好。
高俅做官
后来端王登基为天子，高俅就做上了节度使，后来官至太尉，是武将的最高一级。看着高俅做了高官，早年跟宋徽宗一起玩的那帮人很不服气，说，我们都是从龙的人，他凭什么就能当这么大的官？徽宗皇帝居然说，封你们做官？你们长了那么好使的一双脚吗？
高俅就是靠踢得一脚好球而受到皇帝的恩宠，而且二十余年遍历三衙，掌握着宋朝军队的直接指挥权。
军队为什么没有战斗力
中国在唐朝以前，严格意义上讲，没有职业军人。士兵就是农民，农民当兵打仗是尽义务。特别是在汉朝、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士兵连军装武器都得自备。
我们看《木兰辞》，花木兰替父出军，先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因为那时没有职业军人，什么都得自备。唐朝以后，中国才开始实行正规的募兵制，才开始有职业军人，老百姓可以通过当兵挣工资养家糊口。
宋朝虽然也实行募兵制，但宋太祖认为，募兵的目的是为了给老百姓一口饭吃，好让他们不造反，而不是为了抵御外虏。宋朝哪里闹了灾荒，皇上就派人去那里募兵，所以有句话叫“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那时老百姓当兵的目的是吃上饱饭，并不是为国尽忠。
因此，宋朝军队人数虽众，但是缺乏战斗力，临阵多败，逃兵很多。因为长官克扣军饷，当了兵还是吃不饱饭。逃跑后被抓的士兵怎么处置呢？逮回来后在脸上刺字，叫作“黥面”，这是古代对犯人和逃兵的一种刑法。
北宋名将狄青从小兵做起，最后官居枢密副使，他的脸上就有当兵时被刺的字。皇上后来给他一种药，让他把字洗掉。狄青不肯，说，这样可以激励将士，让他们明白脸上刺字的人也能当枢密副使。但是，真正靠一刀一枪在战场上拼功名的武将，最高也只能到这个位置了，岳飞后来也是枢密副使。枢密使是文官把持的，一般真正的大将是当不上的。
高俅本是市井无赖出身，他不光脚好使，脑子也好使。他招兵专招那种有一技之长的人，要么会踢球，要么会做手艺活，实在没有什么一技之长，能卖力气扛大包也行。他跟这些士兵说，你们可以不训练，可以不当差，但是要把你们的一技之长发挥出来，会做鞋的做鞋，会制陶的制陶。
高俅把士兵制作的东西卖出去，钱就归自己了。于是整个宋军的军营，八十万禁军就变成了高氏公司的打工仔，而且还不用高太尉支付工资，养兵的钱是国家拨付的。童贯、高俅家用的服务员也全是士兵，有三千多人，他们给枢密使和高太尉从事私人服务，扫厕所、当警卫、采买东西，就干这些事情。
宋朝重文轻武，武将的地位很低，所以一般都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水浒传》里，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大家会想，堂堂八十万禁军的教头，为什么会被高俅迫害？其实，林冲并不是八十万禁军的武术总教练。八十万禁军有多少个教头？五千多个。林冲只是五千多个教头中的一个。后面不是还提到一个洪教头吗？柴进庄上不也养了好多教头吗？
宋朝武将，都指挥使职位是最高的，也才是正五品。都指挥使下面是指挥使，然后是都虞候、虞候、都教头、教头。教头是从八品下，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连排级干部。
在高氏公司里边，想要凭着自己的才能得到晋升是不可能的。要想晋升，只能靠行贿。所有的官爵都明码标价，指挥使一个价，虞候另一个价。买官的钱花出去了，就要想办法挣回来，从谁身上挣呢？自然是从当兵的身上挣。这些军官，无一例外地会三招生财之道：
第一招是虚报人数。部队明明是四千人，却从朝廷领七千人的军饷，那三千空额就揣进自己兜里了。宋朝的军队，一出兵就说有多少万人马，听着挺唬人，其实都是纸面上的数字，是用来领军饷的数字。号称出兵七千，实际上可能就四千，再逃跑两千，最后剩下的就两千人了。
第二招就是喝兵血。从朝廷领来的军饷，除了进到军官腰包的，剩下四千人的军饷会实额发给士兵吗？不会，还要按一定比例往下克扣。
第三招就是前面说到的，让士兵给统帅进行无偿的劳役，在统帅家里从事各种服务。
这样的军队能否有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
那么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会是什么样子呢？
宋军的士兵，骑马人坠马，射箭箭坠地。骑兵上了战马，只能抱着马脖子，马一叫，手一松，整个人就掉下来了。射箭先不说射得中射不中，士兵连弓都拉不开，还没射到箭靶跟前，箭就掉下来了。宋军平时不操练，净给太尉做手艺活卖钱了，这样的人马遇上金、辽如狼似虎般的军队，不打败仗还有天理吗？
这些昏君佞臣醉生梦死，在一片歌舞升平中自我感觉良好，原来质朴节俭的宋帝国，在这些奸相、奸将、奸宦的引导下，一步步地走向奢华，以致走向灭亡。
4.风流天子：宋徽宗的荒唐事儿
给石头封侯
宋徽宗在蔡京、童贯、王黼等一帮奸臣的包围下，走上了奢华无度的道路。后世的记载中，关于宋徽宗奢华无度的故事有很多，史不绝书。
宋徽宗有收集奇石异木的爱好，他的这一爱好引发了一场举国骚动的举动，就是运送花石纲。我们知道，《水浒传》里有“智取生辰纲”的故事，这个“纲”指什么？宋朝将大宗运输的货物称为“纲”。徽宗时期，将十艘船编为一组，将外地的各种奇石名木大宗运往京师，称为“花石纲”。
刚开始时，运送花石纲的举动还没有弄到搅得天下不安的程度，只是从东南地区运石到京师。宋徽宗非常欣赏这些珍奇石木，只要看中哪块石头，就会赏赐给运送石头的人高官厚禄。皇上的这一举动，化成了一道无声的命令。于是，一场祸国殃民的大规模运送花石纲的举动，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
史书上记载，有人在太湖发现一块巨石，长宽高均两丈有余，需要造大船将它从太湖流域运到东京汴梁。巨石抵京后，由于城门的高度有限，石头进不了城，最后竟拆城门将石头运了进来。后来，又有人在太湖发现了一块更大的石头，这块大石头运进京时，仅运费就花了八千贯，相当于两百多户中产人家一年的生活费。
石头被运来后，徽宗看了非常高兴，给这块石头亲笔题名，并钦赐玉带。还有一次，有人在今天上海附近发现了一棵古松树，如九曲盘龙一般，树形非常奇特。古树盘根错节、枝繁叶茂，如果运输就要连同土块、假山一起连根刨起，体积很大，无法走运河，只能走海运。结果运输船只在海上遇到风暴，全部沉没了，损失难以计算。
主持花石纲运送事宜的，正是六贼之一的朱勔。他为了运送一块巨石，现造了两艘大船。石头运抵京城后，徽宗皇帝看了非常喜欢，赏赐参与运输的劳工每人一只金碗，加封朱勔节度使衔。而这块石头竟被徽宗封为盘固侯。
古代的位阶次序，王之下是公、侯、伯、子、男。当初周武王分封子弟功臣，功劳最大的姜子牙的后代才被封为齐国侯爵，而宋徽宗一高兴，竟把一块石头封为了侯爵。
这样滥施封赏，那些在战场上一刀一枪舍命保江山的将士心里会怎么想？难道我们在皇帝眼中还不如一块石头？
官逼民反
运送花石纲前前后后持续了二十多年，这对中国南方的人民来说，是一种掠夺，是一场真正的灾难。
二十多年间，被运到东京汴梁的石头总计有十多万块。其中，最贵一块石头的运费花了三十万贯，相当于一万户中产阶级家庭一年的收入。而在运输这些石头的过程中，死了多少人，沉了多少船，拆了多少桥，扒了多少城门，是无法统计的。
贪官佞臣们利用皇帝的这一喜好，勒索百姓，大肆征敛。不管是高山深谷还是激流险滩，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只要谁家的一石一木尚堪玩味，谁家就要遭殃。这些衙役如狼似虎，冲将进来，黄封条往上面一贴，就成了皇室的御用之物，还要主人仔细看管，来取时如有半点儿损坏，就是大不敬之罪。
大不敬的罪过，在古代可以处以凌迟，就是一刀刀地剐死，而这些只是为了一石一木。主人如果不给官吏一点儿好处，官吏就会在搬运时故意碰掉一角，然后诬陷是主人弄坏的，无中生有地扣上大不敬的罪名。另外，这些运石的官吏还会以房屋墙垣阻碍运输为由，强迫百姓拆墙扒房，丝毫不顾百姓死活。
官府无限度的压榨引发了百姓的反抗。在花石纲闹得最严重的东南地区，爆发了方腊起义。
据记载，方腊起义从者二百万，起义军逮住宋朝的官员，剖腹挖心，熬人油点天灯，那种刑法的残酷程度超出我们的想象。中国人向来不为已甚，一般不会把事情做得太绝，起义军会这样，足见花石纲给百姓造成的痛苦有多大，老百姓对这件事情的痛恨有多深。
所以，就连官修史书也不得不承认，方腊造反事出有因，实在是官逼民反。
耗费民力建艮岳
宋徽宗搜罗如此多的珍奇石木，是为了在京都建一座园林，叫作艮岳。
艮是八卦中的一卦，方位东北，艮岳就建在皇宫的东北方向。徽宗为什么要在皇宫东北方向建园林呢？原来，徽宗皇帝继位后，一直膝下无子，有个茅山道士告诉他，这都是因为皇宫东北方向地势低洼，若把地势垫高，则子孙繁盛。
于是，徽宗命人把东北方向垫高。不久，王皇后怀孕生子，就是太子赵桓，也即后来的宋钦宗。此后，其他嫔妃开始比赛似的给他生孩子，一共生了三十多个皇子、三十多个公主。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宋徽宗应该是儿子比较多的了。这样一来，徽宗就更加宠信道士，而且相信皇宫东北方向好，要在此修建艮岳。
宋徽宗治国无方，但是他的艺术品位还是相当高的。就连贬低宋徽宗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座艮岳可谓集中国古典园林之大成。
艮岳纯粹是皇上玩的地方，它不像圆明园、颐和园之类的建筑，还有皇帝上朝办公的宫殿，而是完全仿效白墙黑瓦的江南风格，其间还有高阳酒肆，甚至有一条买卖街。进了大门，一条笔直的御道，两边全是那些耗费重金运来的太湖石。艮岳的主峰完全由太湖石堆成，高一百五十米，遍栽奇花名木。值得一提的是，山上存了两样东西，一样是雄黄，另一样是炉甘石。雄黄的作用是避蛇鼠蚊虫；炉甘石的妙处则在于下雨时，石头遇水会冒烟，云蒸霞蔚，恍如仙境。
与这人间仙境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汴城十里之外的人间地狱，是国家的满目疮痍、百姓的饿殍满路，是北方宋江、南方方腊官逼民反的农民起义。可宋徽宗根本看不到这些，他能看到的，只有繁华遍地的汴梁城，甚至只有他的皇宫、他的艮岳。
我们这位艺术家皇帝，就这样无忧无虑地徜徉在这仙境般的园林中，恣情激荡着他的艺术灵感，想到的也只有笔下的丹青和心中的诗作。
艮岳里除了奇石名木之外，还养了许多珍禽异兽。据说，光梅花鹿就养了几千头，还有仙鹤、锦鸡及各种水鸟，其他动物也是一应俱全，整个一座皇家野生动物园。白天还好说，可是每到夜里，就传出一片鸟叫兽号的声音。你想，堂堂一座京城，弄这么个野生动物园，天天晚上都得听动物叫，这不快成畜生聚居之地了吗？京城百姓都觉得这无异于荆棘铜驼，是亡国之音、不祥之兆。
宋钦宗继位以后，金人围攻东京汴梁，百姓没有粮食吃，皇帝只得下令开放艮岳，园中的动物可随便杀来充饥。要知道，古代的老百姓是很难吃到肉的，只有当官的才吃得上，老百姓只能吃五谷杂粮。这下倒好，开了荤了，梅花鹿、仙鹤等各种难得的珍禽异兽被百姓分食一空。而那些太湖石则被用来堵城门，砸金兵，充当礌石了。这些曾经斥巨资运来的石头，最后就这么白白糟蹋了，整座园林也被毁掉了。
北宋灭亡以后，金朝的第四代皇帝海陵王完颜亮，把都城从遥远的上京（今黑龙江阿城）迁到了北京。迁都后，他下令将艮岳的太湖石拆下，运往北京堆砌自己的园林，就是今天北海公园的琼华岛。一个西域胡商承包了拆运的工程，据说当时拆出来的雄黄竟有十多万斤。这个商人因此发了大财，富可敌国。
我们今天去北海公园的琼华岛，在白塔北坡靠近五龙亭的方向，仍然可以看到很多精美的太湖石，小巧精致，非常可爱。而且一到下雨天，还有石头往外冒烟，的确恍如仙境。这些石头就是八九百年前宋宫的旧物，可以说，每一块石头都不知道是牺牲了多少条性命、带着多少百姓的血汗来到这个地方的。
道士特别受宠
除了搜奇石、建艮岳，宋徽宗还有一个劣迹，就是举国崇道。宋徽宗崇奉道教，而且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形成于东汉时期，是中国传统道家思想与神仙方术结合形成的一种宗教。
中国古代自汉唐以来，佛儒道三教逐渐合一。从严格意义上说，儒家算不上是宗教，而是一种思想。佛儒道三家的区别在于：
儒家修性，就是修身养性，讲求舍身取义、杀身成仁。孔夫子说“不知生焉知死”，意思是，你别问我人死之后的事，别跟我谈那些鬼鬼神神的事，我不管那些，我只管人活着的时候品性怎么样。
道家修命，就是要延年益寿，修炼成仙，白日飞升。道家说，人死不了，人可以修炼成仙。人到底能不能成仙，反正我们也看不见，所以无从知晓。
佛教进入中国后，提倡一种终极的人文关怀。佛家思想说，人死后，就会转世投胎，追问人的来世会怎么样。
圣人以神道设教，中国古代的皇帝对各路宗教一般都是要支持的。事实上，道教的思想往往跟皇帝的想法是最契合的，因为皇帝最关心的无外乎两件事：第一，我坐的这把椅子别被别人抢走，所以谁也不能造反；第二，这把椅子坐稳后，我怎么能活得长久一点儿，最好永远活下去。道教认为，人可以修炼成仙，长生不老。这样一来，皇帝自然就非常喜欢道教。
我们前面提过，有个道士建议宋徽宗把皇宫东北垫高，就会子孙繁茂，结果真的应验了。这样一来，徽宗就更加宠信道士了，于是广招有道行的道士。
相传，有个叫王老志的道士，一见徽宗的面，就递给徽宗一个大信封，说，我别的不说，您先看看这个。徽宗把信封打开一看，里边是他早年写给妃子的情诗，据说内容很下流。徽宗一下被震晕了，心想这个道士怎么会知道这些，觉得确实有神通，就重用王老志，当时人称老王先生。
老王先生失宠后，又有一个叫王仔昔的道士受到徽宗的宠信，人称小王先生。据说，王仔昔没见到皇帝的爱妃，只是在宫中作法，就把这位妃子的眼病治好了，因此更得徽宗宠信。
但是，这两个道士受重视的程度都比不上一个叫林灵素的妖道。这个妖道蒙骗君主，祸害国家，应该说，北宋之亡与他有很大关系。
江湖骗子林灵素
林灵素年轻时，苏东坡曾给他看过相，说他将来必然大富大贵。
可是，林灵素一直没有富贵的机会，于是就去赌钱，结果输得一塌糊涂。债主上门讨债，他还不起债，为了让债主解气，自折其面，就是自己把自己给毁容了。所以，林灵素的形象是一半脸像骷髅，一半脸润色如常人。我们可以想一下，这样一副尊容，给人的感觉就不像一般人，因此被举荐给了宋徽宗。
林灵素觐见徽宗，一见面就故弄玄虚地说，太奇怪了，我当年在天上伺候玉皇大帝的时候，见过陛下。徽宗听罢，也跟着装神弄鬼，说，是啊，朕也瞅你眼熟，朕还记得你当年骑着一头青牛，你的牛哪儿去了？
我们知道，道家的祖师爷是老子，传说老子骑青牛过函谷，所以人们又把道士叫牛鼻子道士。
林灵素大言不惭地回答：“寄牧外国，不久即来。”意思是说，我把它放到外国养着去了，不久就会来。没过多长时间，高丽国进贡青牛，满朝文武大惊失色，认为这个林灵素真是天上的仙人下凡。
林灵素行骗得逞，胆子更大了。他对徽宗说，陛下，您知道您的前身是谁吗？您是玉帝的儿子，神霄宫玉清王，目睹中原被金狄之教（佛教）毒害，玉帝派您下凡，拯救苦难的中原人民。我是玉皇大帝跟前一个叫左慧的仙人，是跟着您下凡的。
林灵素还在朝堂上大放厥词，他一指蔡京，说这位是左元仙伯，一指王黼，说这位是文华吏，当年都伺候过玉帝。当时宋徽宗最宠爱的刘贵妃，被林灵素说成是九华玉真安妃，是天上的仙女下凡。就连童贯、梁师成两个大宦官，也被说成是天上的神仙。昏君佞臣们一听，心想太好了，怪不得我们相处得这么融洽，原来我们在天上就是一家。
徽宗皇帝认为林灵素真是仙人，有通天彻地之能，于是钦赐林灵素道职，还经常让林灵素开法会讲法。林灵素在东京汴梁开法会，宣称来的听众每人赏三百文钱，这下汴梁城真可谓是万人空巷了，百姓都弄块青布，把脑袋一包，冒充道士去听他讲法了。林灵素每次开法会的花费，都合今天的百万人民币之巨。
那么，林灵素真的懂什么道法吗？事实上，林灵素也未必懂道法，他讲的都是一些市井俚语，皇帝听惯了之乎者也，乍一听这些市井糙话，觉得比较新鲜。而且，据说林灵素说话比较幽默，讲东西深入浅出，能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连皇帝本人也不顾君体，跟着忘形大笑。这样一来，林灵素的威望就越来越高了。
据说，林灵素麾下有弟子两万人，他出行与宰相、太子争路，人称“道家两府”。在宋朝，“两府”指的是东府、西府，东府是宰相，西府是枢密使。林灵素的地位能与宰相、枢密使相提并论，可见他的势力之大。所以，很多奸邪小人都来贿赂林灵素，以求官职。
宋徽宗崇信道教，觉得仅仅修道观、塑神像还不够，他又跟道箓司说，朕本来是玉皇大帝的儿子，是因为看到中原生灵涂炭才下凡的，朕这样高尚的行为是不是应该表彰一下？于是，道箓司册封宋徽宗为教主道君皇帝。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大臣们见皇帝崇奉道教，纷纷投其所好，上朝不穿朝服，而穿道袍。于是每到朝会时，但见大庆殿前，人人黄冠羽扇，满廷乌烟瘴气，其情其状煞是可笑。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不少帝王慕佛崇道，梁武帝就曾三次舍身同泰寺。梁朝的大臣一上朝，发现皇上不见了，一问才知道皇上出家了，众臣只好捐钱给寺庙，把皇上赎回来。这样一来，同泰寺是修得金碧辉煌了，可是被不断搜刮的百姓最后只能造反了。
可见，皇帝慕佛崇道，会给社稷百姓带来灾难。
皇帝逛妓院
宋徽宗贪图享乐，光在自己的豪华宫殿里修道炼丹、吟诗作画还觉得不够，又开始打起美色的主意来。
徽宗皇帝一朝，宫里有宫女近万人。我们讲，唐玄宗那会儿“后宫粉黛三千人”，但跟宋徽宗比都不算什么了。徽宗有这么多嫔妃，还觉得不过瘾，说宫里的佳丽都看腻了。
这时，奸贼高俅给宋徽宗出主意，说，咱们上街逛逛去，听说东京汴梁城有一个名妓，叫李师师，艳名远播，陛下您愿不愿意去看看？宋徽宗当然是欣然前往。高俅引着宋徽宗来会李师师，李师师见高俅贵为太尉，对这位陌生的客人都如此恭敬，就知道这个人的身份不一般，于是使出浑身解数，曲意逢迎。宋徽宗非常高兴，在李师师处一直待到天亮，才依依不舍地回宫。
李师师的父亲是开染房的，她三岁的时候，被寄养在佛寺里，因为当时称呼佛家弟子为师，所以得名师师。李师师长大后，父亲因罪获刑，她孤苦无依，被一个姓李的经营风月场所的女人收养，成了娼妓。
那时候的名妓，光长得漂亮还不行，还要有一点儿艺术修养。李师师从小耳濡目染，琴棋书画样样在行，色艺双绝。遇上这位艺术家皇帝，俩人就成了艺术上的知音。
皇帝逛妓院，这事不管怎么说都是有悖礼法的，是不光彩的事。宋徽宗虽然还想再会李师师，但是碍于礼法，不方便去。于是，奸贼王黼给徽宗出主意，说，您何不挖一条地道，直接通到李师师的家？
徽宗听了很高兴，赶紧命人挖了一条地道，从皇宫大内直通李师师家。从那以后，徽宗经常趁着夜色，着青衣小帽，带着几个太监，到李师师那儿去。其间，还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儿。
为名妓争风吃醋
李师师认识宋徽宗之前，有不少相好的，其中就包括著名的词人周邦彦。一天，趁着宋徽宗生病的时候，周邦彦来探望李师师。不料，他进门刚一落座，就听说宋徽宗不顾病体，也来到李师师家了。周邦彦着了慌，心想皇上来了，我跑也来不及，君臣相见更不合适，只好赶紧躲到了床底下。
这时，宋徽宗就进门了。皇帝在李师师这里享用过美酒佳肴，欣赏过佳人歌舞，见天色已晚，就说朕要起驾回宫了。李师师劝宋徽宗说，夜已三更，马滑霜浓，陛下龙体要紧，就别走了。宋徽宗那天大概确实有事，最后还是走了。
宋徽宗走后，周邦彦从床底下爬出来，擦着冷汗感叹，好险好险。我们想，周邦彦是文人性情，性格也有几分轻佻，再加上目睹徽宗与李师师的亲密举动，有点儿吃醋，于是他就填了一首词，把刚才在床底下的目睹耳闻写了进去。词里有这么几句：“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后来，宋徽宗又来会李师师，问她近来有没有新曲子唱来听听。我们知道，词就是那个时候的流行歌曲，谱上曲就能唱。李师师就把周邦彦填的那首词唱出来了。她一唱完，宋徽宗脸就变了，心想，这不都是当时李师师跟朕说的话吗？于是问，这首词的作者是谁？李师师自知失言，但又不敢隐瞒，只好说是周邦彦写的。
这样一来，可就给周邦彦惹祸了。徽宗皇帝听完愠怒，抖衣拂袖，站起来就回宫了。没过几天，徽宗皇帝就对左右的人说，找找周邦彦的碴儿，看看他写的词里有没有淫词艳曲。左右的人心想，这太容易了，随便找一首就是。
为什么这么说呢？婉约派词人一般写的就是两大永恒主题——生命与爱情，在当时就经常为人诟病，被指为淫词艳曲。宋徽宗拿过左右呈上的“证据”一看，斥道，就这样的人还配做官？于是将周邦彦贬出了京城。
实际上，徽宗皇帝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比周邦彦也强不到哪儿去。为了一个名妓，皇帝竟与臣下争风吃醋，这不能不说是荒唐至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