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金堂北画楼东
换骨神方上药通
露气暗连青桂苑
风声偏猎紫兰丛
长筹未必输孙皓
香枣何劳问石崇
忆事怀人兼得句
翠衾归卧绣帘中
李商隐这首《药转》诗，和他集子中不少两字为题的诗一样，虽有题而实无题，诗意也同样扑朔迷离，隐藏在华丽的字面之下。据说朱彝尊解释为上厕所，但其孙“力辩其诬”，不愿这样不登大雅之堂的解释出于其祖。而为李商隐诗集作注的清人冯浩，则猜测为妇女因怀上私生子而堕胎的故事。所谓“换骨神方”，可以理解为堕胎药——李商隐《碧城三首》之三“检与神方教驻景，收将凤纸写相思”中的“神方”也是同样药物。
古人很早就需要避孕
现代人往往有这样的观念：避孕和堕胎在古代被视为罪恶，无论东西方都是如此。虽然大体上可能差不多是如此，但实际上从文明在早期开始，人类就没有停止过对避孕和堕胎手段的探索，因为社会毕竟会有这样的需求——尽管这种需求不会像今天这样大，也不会像今天这样不受非议。
古人确实重视子嗣，但绝不是任何情况下都如此，也有很多时候需要避孕或堕胎。比如缺乏养育孩子的食物或财力、为了保持美貌（像新喀里多尼亚、萨摩亚、爪哇等地的原始居民中，女性因担心乳房失去弹性而堕胎）、为了消除私生子带来的麻烦，等等，都会需要避孕或堕胎。
古代最常用的避孕方法之一是“体外排精法”或“中断性交法”，即男性在射精开始前将阴茎抽出，使精液在女体之外排出。这种方法曾被使用了很长的年代，直到现代仍有人使用。这种方法在西文中称为Onanism，这一词汇来自《圣经》中的故事，见《创始纪》第38章：
犹大对俄南（Onan）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她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遗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俄南所作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
俄南“遗在地”就是体外排精，他不肯将精液射到嫂嫂子宫里为哥哥育种。但他的这次避孕措施被耶和华视为恶行，付出了死的代价，也真可以算是历史上代价最昂贵的避孕措施了。
避孕的巫术
知道体外排精已经相当进步。更早的时候，人们甚至还没有弄明白男性精液与女性怀孕之间的关系。
文化人类学家已经收集了许多早期文明中有关避孕和堕胎的材料，堪称五花八门，匪夷所思。比如古人相信女性只要手执柳枝就可以不怀孕（据说是因为柳树是不会结果实的），希腊人因此相信饮用柳枝或柳叶的汤可以避孕，以致女神Proserpina庙的树林中常有想避孕的女子争着去折柳枝和杨树叶。
许多象征性的巫术被用来避孕，比如将锁具锁上，反复念诵“关住锁时不孕身”的咒语，被认为可以避孕，因为门被用来象征子宫，所以锁住门就可以防止胎儿跑到子宫里去。又如新西兰的毛利人相信，若在女性生产时取一点婴儿胎盘的血，念着咒语投入火中，则这女子此后就不会再怀孕了——这倒有点像如今我们这里的结扎手术。再如加利西亚的山民相信，可以预测并在一定程度上操控女性一生的怀孕次数，方法是在少女月经初潮时觅小鸡初产的蛋，在蛋上钻一个小孔，注入初潮之血数滴，而后将此蛋埋在床底下的土中，过九昼夜后取出，蛋中将涌出黑头的蛆虫，蛆虫的数目即此女一生将生育的子女数目——若将蛆虫全部投入火中烧死，则可终生不育。此外还有在天花板缝隙中藏小刀、赴婚礼路上将手指插入臀下、与新郎面对面时在新郎腰带上打结，等等，都被认为可以达到避孕的目的。
从巫术走向唯物主义
然而仅靠巫术当然不管用。走出巫术，就要寻求更“唯物”的手段来避孕或堕胎。古埃及人很早就有相当正确的避孕观念，他们尝试过许多方法来阻止精液进入子宫，比如在一份纸草书中记载着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避孕药方：将鳄鱼粪和糊状的auyt（到底是何物迄今尚未弄明白）混合，做成条状置入阴道内。这个避孕药方有效与否不得而知。按照现代的知识，鳄鱼粪是碱性的，反而会有利于精子的生存。倒是呈微酸性的象粪，可以有杀死精子的作用——事实上，在公元13世纪以前，象粪一直是中东地区所采用的外用避孕药之一。
古罗马贵族社会淫风炽烈，避孕就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罗马人在文化上大量继承古希腊的遗产，所幸博学的亚里士多德在避孕问题上竟也不是无所作为——他推荐了“橄榄油避孕法”，曾被罗马妇女采用。而另一位著名的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也在他的哲学长诗《物性论》——我记得革命导师曾提到过此人此书——中谈到当时妓女们的避孕措施：
妻子们也绝对不需要使劲扭动自己；
因为这样女方就阻碍并拒绝自己怀孕，
如果过度狂悦地来对待男人的情欲；
扭动她的腰和臀部，整个胸脯
像大海的浪涛那样起落不停——
她使犁沟偏离了犁头的笔直路径
使种子的喷射错过适当的地方。
娼妓为了自己的目的就惯于这样做，
——为了避免怀孕，避免卧床生育，
同时又可以使性交带给男人更多快乐，
看来这对于我们的妻子绝对无必要。
卢克莱修的上述说法得不到现代性学知识的支持——诗毕竟只是诗啊。
与卢克莱修的诗句相比，罗马医生索拉努斯的一系列办法要实在不少。他建议用羊毛做成栓柱，或再加上某种糊状物，来堵塞子宫口。而当男性射精时，他建议女子屏住呼吸，将身体向后抽退，然后立即起身，弯膝蹲着，设法打个喷嚏。但是这一系列动作当然很难顺利完成，而且颇煞风景，所以他最后还有让女子在性交后彻底冲洗阴道这一招。
古代中国人也同样需要避孕和堕胎
在中国古代，子嗣问题的重要性，无疑是在头等位置，“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千百年来深入人心。但是与此同时，古代中国人还是积累了不少有关避孕和堕胎的知识。比如《山海经·西山经》上有云：
曰嶓冢之山，……其上……有草焉，其叶如蕙，其本如桔梗，黑华而不实，名曰蓇蓉，食之使人无子。
这看来可以算中国最古老的避孕药方了。
到了唐代，许多中国学术流传到日本，得以保存下来，堕胎药也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例如保存于《医心方》中的堕胎药方——《医心方》是日本人丹波康赖依据大量唐代及唐以前的中国医学古籍，于公元984年写成的著名医书，但直到870年之后（公元1854年）才被刊行于世，所以有许多珍贵历史文献保存在此书中，中国人很长时间内还不知道，以为已经失传了。《医心方》卷二十二中有七个堕胎药方，姑举第一方为例：
《产经》云治妊身胎二三月欲去胎方：
大麦面五升，以清酒一斗合煮，令三沸，去滓，分五服。当宿不食服之，其子即糜腹中，令母不疾。千金不易。
还有“千金不易”这样的广告语附在方中，听起来这方子是好得不得了。《医心方》所依据的中医典籍，绝大部分都是在唐代流传的，联系到其中记载的七个堕胎方，前人将李商隐“检与神方教驻景”、“换骨神方上药通”等诗句中的“神方”理解为堕胎药方，至少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了。
也有使用激烈手段强行堕胎的历史记录。比如金废帝完颜亮（海陵王），在历史上以淫乱著称，登上帝位后，自命“才兼文武”、“丰富伟岸”皆为天下第一，对于女人来说，应该是天底下最有魅力的男子，因此宫闱之中，淫乱无度。《金史·海陵诸嬖传》中，通篇都是记载他的淫乱故事——后来《醒世恒言》中著名的、经常被删节的那卷（卷二十三“金海陵纵欲亡身”），其实就是据此改写的。其中有一处提到了堕胎的方法：
女使辟懒，有夫在外，海陵封以县君，欲幸之。恶其有娠，饮以麝香水，躬自揉拉其腹，欲堕其胎，辟懒乞哀欲全性命……海陵不顾，竟堕其胎。
这里说麝香水可以堕胎。这位金朝皇帝亲自“揉拉其腹”来实施堕胎，也可算堕胎史上罕见的事例了。
安全期避孕法和一个两千年的谬误
古代中国人也知道“安全期避孕法”——此法同样是今天仍在使用的避孕方法之一，尽管安全系数很低。比如在元朝人孔齐所撰的笔记《至正直记》中，就记载着这样的避孕法，其“堕胎当谨”条云：
或惧孕育之繁者，夫妇之道亦自有术，盖以日计之也。
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安全期避孕法”。想法是完全对的，但是“安全期”究竟是月经周期中的哪几天，古代中国人却一直没有搞清楚——医学家和房中家都将一个谬误的观念坚持了几乎两千年。
几乎所有传世的中国房中术著作中，都有“求子”、“种子”之类的专门章节。这方面的内容在各种中医书籍（包括那些完全不涉及房中性爱技巧的医书）中也经常可见。多子方术在房中术中地位之重要，可由下面的细节略见一斑：在传世房中术文献最经典、最完备的作品《医心方·房内》（即《医心方》第二十八卷）中，共三十节内容，其篇幅最长的一节就是“求子第二十一”，超出各节平均篇幅的五倍以上。
多子方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关于适宜受孕的日期以及这些日期与胎儿性别的关系。但这恰恰是一个持续两千年的大谬误——对于将子嗣看得极端重要的古代中国人来说，在这一问题上犯这样长久的大谬误，实在是惊人的讽刺。早在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胎产书》中就有：
禹问幼频曰：我欲殖人产子，何如而有？幼频答曰：月朔（指月经）已去汁口，三日中从之，有子。其一日男，其二日女也。
认为只有在妇女月经结束后的三五日内才能受孕，是中国古代房中术理论家和医学家普遍、持久而且一致的看法，下面是《医心方》卷二十八所引的一些例：
以妇人月经后三日，夜半之后，鸡鸣之前，嬉戏令女感动，乃往从之，……有子贤良而老寿也。（引素女）
妇人月事断绝洁净三五日而交，有子，则男聪明才智老寿高贵，生女清贤配贵人。（引彭祖）
凡欲求子，候女之月经断后则交接之，一日三日为男，四日五日为女。（引《洞玄子》）
古代房中术理论家和医家的上述坚定看法，恰恰与现代科学的常识相反——因为妇女排卵一般是在月经周期的中段，在这段日子里性交方能受孕。而古人认为宜于受孕怀胎的“月经后三（五）日”，正是现代“安全期避孕法”中认为没有受孕之虞的日子。
虽然上面所说的谬误持久而普遍，但中华民族照样人丁兴旺，多子多孙，那是因为性交毕竟还有别的功能，因此古人也仍会在别的日子里性交，结果倒怀上了孩子。而谁要是严格地“遵医嘱”，平日节制情欲，只为“种子”而性交，那就十九要大失所望了。
明末顾炎武五十九岁尚无子嗣，他晚年纳妾求子而失败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例子：顾炎武此举的“医学顾问”是名医傅山，这位傅先生的《傅青主女科》传世至今，其中同样是月经后三五日而交则有子的传统谬误；顾炎武纳妾是为求子，非宠嬖其女色也，故不难猜想顾老先生平时定然情欲几无，只为“种子”才行性交，结果却是“不一二年而众疾交侵”，孩子却终于未能怀上。最后顾炎武十分后悔，乃立侄为嗣，将妾嫁掉了事。
反对避孕与堕胎的文化传统
关于避孕和堕胎的历史，若谈技术手段，自然主要着眼于如何让避孕与堕胎措施有效；而谈思想观念，则主要就是对避孕与堕胎的反对与谴责了。
古代印度著名的《爱经》（Kama-shastra，又名《欲经》、《性典》等），非常全面地讨论了与性爱有关的各种问题，包括调情、做爱、春药，甚至谈到了降低性欲的药方，但是唯独没有谈到避孕和堕胎。因为此书反映的是古代印度比较正统的信仰，在这种信仰体系中，一个孩子的出生是轮回转世、因果报应的表现，而避孕和堕胎会对轮回转世、因果报应造成致命的干扰，是很难被容忍的，更不用说提倡了。
中国人重子嗣，当然谴责避孕和堕胎更为坚决。古时大街上也会看到关于堕胎药方的广告（比如《妙一斋医学正印种子编》序中所述），但这一定会被“正派”的医生斥为“其术之不仁一至是”。
清代纪昀有不少非正统的观点和思考，他往往借谈神鬼怪异故事来表达，《阅微草堂笔记》中这样的篇什比比皆是。卷九中一则故事，反映在堕胎问题上正统观念与现实情势之间的冲突，最为典型。故事当然也是托诸传闻：
有一医生，“素谨厚”，一夜有老妪持金钏一双，向他买堕胎药，他“大骇，峻拒之”，第二天晚上，老妪又加上两枝珠花，再向他买药，他仍坚决拒绝。过了半年，他梦中被拘到阴曹地府，说有人指控他杀人，见一女子披头散发，脖子上勒着红巾（表明她是自缢而死），哭诉向他买药遭到拒绝的情节。这医生辩解说：药是用来救人的，岂能用来杀人（堕胎）以谋利？你自己通奸事情败露，怎能怪我？但那女子反问他：我派人向你买药时，刚刚怀孕，胎儿尚未成形，如果堕胎，我就可以不死，“是破一无知之血块，而全一待尽之命也”，但你坚决不卖药给我，我只好将孩子生下来，结果孩子被扼死，我也被逼迫自缢而死，“是汝欲全一命，反戕两命矣，罪不归汝，反归谁乎？”听了她的辩词，冥官喟然叹息道：你所说的，是从实际情势考虑；而他（医生）所执的却是“理”！冥官虽然同情女子，最后却只能判医生无罪，他对那女子说：
宋以来，固执一“理”而不揆事势之利害者，独此人也哉？汝且休矣。
这里纪昀的态度是明显的：他反对道学家的“以理杀人”。当年戴震以《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向道学家的“以理杀人”发起正面攻击，纪昀作为他的哲学同盟军，则以《阅微草堂笔记》中的神鬼故事，出偏师以呼应之。
不要误以为只有古代才有道学家，也不要误以为只有古代才会“以理杀人”。其实这个传统是非常强大的。比如就在今天，面对许多青少年的婚前性行为，有些思想极为保守的人士，仍一再反对向青少年介绍避孕方法，并进而反对向青少年进行性教育——他们将此斥为“避孕套教育”。他们说：让青少年掌握了性知识，掌握了避孕方法，发生婚前性行为不就更大胆了吗？而他们主张的所谓“道德教育”，则是要让青少年承受本来可以避免的未婚先孕的严重后果，以此来形成对婚前性行为的恐惧。不惜以青少年身心受害为代价，来维护他们心目中的“理”（亦即礼教之“礼”），这种想法是何等的不文明，与当年戴震、纪昀等人所痛斥的“以理杀人”又有什么两样呢？
原载《百花洲》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