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德国终于与协约国签署了那项姗姗来迟的停战协定。早在10月，德国后院便爆发了舰队哗变，水兵们拒绝服从海军部出海同英军做无谓牺牲的命令——旗帜飘扬地战至最后一弹而光荣沉没。武装水兵们建立了兵工代表委员会，军规的戒律被废除。水兵们撕扯下制服上的领章便匆匆坐上火车奔向全国各地，向民众散布战争结束的消息，并宣传革命就是对过去痛苦的最好回答。仅仅过了几天，德国各大城市便迅速插上苏维埃的红旗，革命委员会纷纷成立，激进的标语也贴满大街，人们此刻无不受到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鼓舞。
这真的就是人们想要的革命吗？是也不是，不是也是：正如它的爆发那样，它算得上一场革命，至少这个民族遭受了许多痛苦最终发出呐喊，只因为他们丧失了对统治者的信心，且肉体上精疲力竭、精神上陷于绝望。它又算不上一场革命，因为没有人为创造一个新德国、一个新社会或一个人类新时代进行过精心的谋划。不过，它也算不上是对过去四年一切痛苦的血腥报复，而更像是一个千疮百孔的混乱国家的领航者们被推翻，人民的理想被动摇，民族的自尊荡然无存。战争不仅摧毁了德国人对未来的幻想，也摧毁了德国人对过去的留恋。帝国总参谋部的元帅们曾经奉劝德皇，他只有像英雄一样战死沙场才可能带来拯救霍亨索伦王朝的机会。不管这是否属实，威廉二世还是怯懦地选择踏上舒适的火车，逃到愿意向他提供避难的中立国荷兰去了。就在抵达荷兰边境时，他所提出的第一个要求不过是要满满一杯英式早茶。那场由他推波助澜的大灾难被毫不留恋地抛在脑后。他撰写的回忆录也因内容空洞而让德国历史永远地淡忘了他。
帝国总参谋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几百万德军从俄国、乌克兰、意大利北部、法国和比利时有序地撤回国内。帝国政府尽管握有大权，但还是失去了对国内的控制。首相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很乐意正式将自己的权柄——那点有名无实的权力交给社民党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他是帝国议会社会民主党主席，是工人联合会委员，也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巴登亲王语重心长地告诉他，国家的命运现在已经由他掌控；艾伯特诚惶诚恐地回敬道，他已经义无反顾地为德意志牺牲掉了两个儿子，必定会竭尽所能地挽救德国。但是，在合法政府尚未按部就班建立的情况下，谁能从乱局中脱颖而出继而执掌德国权柄，现在还未有定论。因此，一场争先恐后地宣布德意志共和国成立的竞赛在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先后发生：德国共产党创始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在霍亨索伦皇宫的阳台上宣布了“社会主义共和国”诞生，而社会民主党领袖菲利普·谢德曼则在议会阳台上宣布“议会民主制政府”成立。李卜克内西是共产党人中的激进派，而谢德曼则是中间派工人阶级的领袖。这两种象征性的举动不仅昭示了德国各政治派别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也使得整个国家陷入内战的边缘。只有协约国占领的德国西部风平浪静——那里的广大中间阶层的百姓更欢迎协约国，因为敌人能建立秩序，而自己人只会带来动荡。
艾伯特马上出面组建临时革命政府“人民委员会”。尽管它的名字的确具有革命气息，但是里面的六位委员都是温和派社会主义者与社会民主党人。因而，国家得以在大选正式举行前有了一个过渡政府，以便国民议会有充分时间设计新的宪法秩序。德军总参谋部已迁到卡塞尔，直接接受兴登堡总参谋长所任命的军需总监——威廉·格勒纳将军（Wilhelm Groener）的指挥，正急切地盼望一个能代表他们的民主政权；而柏林那个“人民委员会”此时也急切地需要一支有效的武装力量以平息那场由左派社民党人的革命组织——斯巴达克派（Spartacus）掀起的内战。因为斯巴达克派已经迅速地改组为德国共产党，同时他们希望将胜利建立在那些革命士兵和他们的枪杆子的基础上，建立在激烈地反对工人联合会的基础上，建立在苏俄援助的基础上，建立在国内整体防务空虚的基础上。
帮助德意志由帝国转变成共和国的要素有四个，并不包括苏维埃。第一，工人联合会领袖们已被艾伯特及其军队盟友收买，因此拒绝一切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二，职员阶层早在战前就和工人联合会结成联盟，建立了“中央劳动委员会”——他们尽一切所能要把革命骚乱演变成争取更高工资、更好工作条件的请愿运动。这样，八小时工作制得以建立，工人委员会得到合法地位，最低工资标准也获得明文确立。不过，这些福利措施在通货膨胀的冲击下马上会变得苍白无力。第三，军队将领们与艾伯特的柏林“人民委员会”达成一项共存共荣的交易。艾伯特答应保障他们的权力，他们反之也承诺力保柏林要员们的安全。这一交易意味着，社会民主党提出的没收大企业、大地产的社会主义施政纲领将不会兑现，尽管工人们提出的要求马上获得了满足。第四，除了柏林艾伯特政权和卡塞尔格勒纳武装，西方协约国拒绝同任何其他政权开展议和。这一点起了关键性作用：协约国的胜利者们急需一个德国政权，可以无条件接受他们操纵下的巴黎和会所指定的一切和平条约。
柏林当局、卡塞尔最高统帅部和大企业资本家形成政权铁三角。他们想让士兵回到家里去、让企业重新步入和平年代的生产秩序上去，想进行和平谈判，还想建立一个议会制共和国。当街头革命正在柏林上演时，在1919年1月19日进行的国民议会大选中，中左派政党，即社会民主党、左翼自由派的德意志民主党和旧的天主教中央党以四分之三的优势获得多数。旧的民族自由党在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的领导下更名为“德意志人民党”，德意志保守党更名为“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共产党公开抵制这次大选，并认定这是资产阶级的阴谋；而边缘化的右翼激进民族主义分子也因不满而缺席，引起民众注意。
因为柏林街头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国民议会必须寻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小城魏玛被定为会议举办地，并不因为它同歌德（Geothe）和席勒（Schiller）的历史渊源，而因为这个坐落在图林根的小城较为安宁；并且，这儿的国家剧院足够宽敞，能容纳很多人参加的宴会，不过最关键还是这里能远离共产党的行动。实际上，在制宪会议期间，魏玛已经受到梅克尔将军（Maercker）指挥的德国自由军团（Freikorps ）的警卫——那是众多由退役军人自发组成的雇佣军组织中的一支。
德国人希望魏玛共和能开启民族历史的新篇章。近九成的民众并不热衷于俄国式革命；但是，近八成的民众都愿意迎接这场民主尝试，愿意向胜利者学习经验。一方面，魏玛宪法的制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另一方面，巴黎和会也正热火朝天地开展。尽管德国人努力争取由自己决定命运，但是德国的命运将不由自己决定已经板上钉钉——这直接反映在巴黎和会的谈判桌上。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共产党人在柏林和其他地方的行动被平息下去。德国共产党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则在听命于政府的自由军团的一场扫荡中惨遭杀害，两人从此被神化为烈士。在慕尼黑成立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也在其领导人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遇刺身亡、革命分子扣留的无辜人质遇害后土崩瓦解——这些无辜人士大多数是美术学院的老教授。随后，自由军团和一群甚至佩戴卐字标的上巴伐利亚山区的民团对共产党展开了血腥报复。很多人被押上法庭，被判以重刑乃至死刑。
各路代表们熙熙攘攘地聚集在魏玛市中心张灯结彩的国家剧院里，很清楚自己即将承担的重大使命。他们想要设计一部完美无缺的宪法，不仅要吸收德意志传统里的精华，而且要结合他们中意的西式民主。德意志历史造就了氛围浓厚的官僚体系和行政机构、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以及议会的立法定位。历经战争与革命最终保留下来的联邦主义国家结构尽管仍无法消除普鲁士那个大邦凭借自身固有邦域和比重所造成的各邦力量对比失衡的旧格局，但是中央政府第一次有权向地方诸邦征收直接税，而且这一权力很快通过立法被全面确定下来。工人联合会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理念以及政府近几个月施行的经济政策应以宪法形式加以确立。广大中间阶层的百姓则希望宪法能够保护私有财产。只要能赢到议会多数席位，社会民主党便会努力向更多的社会主义施政纲领敞开大门——因为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让他们认为实现这一切指日可待。
君主制复辟的问题倒没有获得多少人的关注，因为即便是由保守党转变而来的民族党人也很难提出一位像样的候选人。恰恰相反，左翼自由派人士采纳了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以及民族社会党党魁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的建议，设置了一位“皇帝替代人”——总统，并在总统之下设置新的内阁来捍卫宪法。这些政治体制设计并非全有理可依，但却从根本上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共和国颠覆活动设置了一道必须逾越的障碍。同时，这部宪法只看到总统个人权威的优越性而忽视不足，并且幻想这么一个普选产生的政府元首可以永远制止社会主义革命。艾伯特尽管是一位立场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也担任着共和国总统，现在却有一种大难临头的痛苦感，因为君主制崩溃导致的传统纽带解体让他十分难过。他的社会民主党同志从党的利益出发，强烈要求建立普选制。他们认为这一制度可以作为抗衡议会中间阶层多数派话语权的有效武器。
因此，当议会通过法案并随之选举或者罢免政府时，总统制和普选制可以抑制议会的一家独大。雄鹰仍然是德国国徽，不过人们也可以说这只雄鹰现在长了三个脑袋，随时准备相互争斗。表面看来，这部宪法似乎是一部老锁匠的杰作；而实际上，一旦民主的和谐时期结束，这部宪法就会向野蛮人敞开怀抱。
与此同时，作为战胜国的二十七国集团正在巴黎出席和会。不过，其中许多国家之间的利益纠葛尚未厘清，各自正忙着敦促政府与邻邦大打出手。乐观一点说，这些国家领导人只是目光短浅；悲观一点说，他们已经习惯了侵略扩张。作为战败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土耳其、保加利亚统统未受邀请。战胜国也向俄国沙皇发去正式邀请，但是石沉大海。至此，俄国和德国——这两大最重要的欧陆国家引人注目地缺席了。巴黎和会自我标榜为一个开放性论坛，不过，由美、英、法、意、日五国代表组成的最高理事会从来没有达成一项能让各方满意的和平条约。他们总是在细节上喋喋不休，各怀鬼胎又相互猜忌。最明显的便是，美国总统威尔逊主张的理想主义与法国坚持的怀疑主义水火不容。
威尔逊想要建立一个以世界各国民族自决、政治民主和贸易自由、外交坦诚、由国际联盟维护世界和平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他知道要实现这一理想，既不能依靠老牌帝国主义的一意孤行，也不能依靠刚刚诞生的几个民族国家抱团取暖——特别是新生的、弱小的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南斯拉夫。不过，他也不认为美国必须努力建立战后世界新秩序、必须大公无私地奉献自己，不认为美国为了消除世界新秩序中的各种矛盾而必须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
与此相反，法国领导人们只热衷于肢解德国，向德国勒索巨额赔款，从东线构建一个由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组成的“小协约国”来围堵德国，并阻挡布尔什维克洪水向西蔓延。不过，他们也深刻地意识到，如果不能把盎格鲁—撒克逊人也拉进来，那么欧洲体系的平衡早晚会被德国人打破。素以“老虎”的绰号著称的法国总理克列孟梭（Clemenceau）想尽办法践行法国永远遏制德国崛起的目标，尽管他深知若法国的目标得不到英美的支持结果将会是玩火自焚。鉴于战争导致的厌战情绪以及参战各国背负的巨额债务，与会各国不得不抛弃前嫌，把新生的德意志共和国作为合作伙伴拉拢进战后欧洲体系中去。德国被判定为欧洲公敌，甚至连《凡尔赛和约》第231条也明文规定，德国必须承担发动战争的唯一罪责——这个罪责自公布之日起便罄竹难书，这就放出了一条有实现自己之能力的预言。德国负有“战争罪责”这一条款日后不断成为列强外交词典里频繁出现的引语，用来勒索德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而全然不顾这个事实——如果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陷入长期的财政危机，那么世界经济也不可能复苏。高瞻远瞩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向英国代表团指出，这项合约只会播撒下一场战争的种子。
《凡尔赛和约》的大部分条款尽管保住了德国领土的相对完整，却也羞辱了这个国家，因此导致德国人对凡尔赛“最后通牒”的无尽愤恨。按照条约规定，德国七分之一的国土被分割出去：西边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给法国；东边变成波兰的西部国土，波兰因此获得了波罗的海出海口；上西里西亚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大片国土分别割让给波兰和丹麦。德国获准保留10万常备陆军，但海军舰船必须交由英国接管，这其中包括许多商船。大部分实物赔款将优先支付给遭受战火破坏的法国和比利时。德皇尽管暂时平安无事地待在荷兰，却也面临被作为战犯处理的命运。
在本质上，1919年巴黎和会与1815年维也纳会议完全不同。现在的这个欧洲体系建立在永远排除那两个大国——德国和俄国的基础上，而且这个体系还暗暗助长两国联手颠覆体系自身的想法。俄国人出于对资本主义列强合伙攻击自己的惧怕，必然强烈渴望寻找一个难兄难弟；而波兰这个在俄德两国原有领土上重建的国家必将成为俄德靠近的导火索。从地缘政治角度审视，巴黎和会上的人们没曾料想，战后的德国要比以前更难对付，因为此后的近30年里，法国第一次面临东线缺少强有力的盟友来牵制德国崛起的尴尬处境；而英国则专注于维系自己的帝国，虽然现在看起来更加庞大，却也比任何时候都经不起折腾。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场所谓的和平不过是“美式乌托邦同欧式怀疑论之间一场暂时的妥协”。因为德国地处欧洲中枢，如果只是被拆散而不是被灭国，必定后患无穷。从远处观察，到1919年夏，德国在里里外外已经明文受到遥遥无期地限制。不过，从近处观察，人们很容易发现这场欧洲大戏才刚刚过去第一幕而已。大幕在不久之后将再次拉起，无人知晓下一幕的剧情会是怎样。然而，德国政治左右两翼激进的边缘团体和亡命徒们却已被魏玛共和国诞生的阵痛所惊醒。一旦冒出颠覆这个政权的机会，他们必定会推波助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