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1 需要说明的是，我做的北京人访谈，尤其是深入访谈，并未被全部收入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之中。最近几年，我还与其他人合作有《宣武区消失之前》《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大历史·小人物》等围绕北京城和北京人的口述史专著，已分别由北京出版集团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对常人春、常寿春兄弟的口述访谈，也正在编辑之中。
注2 我见到的，如尹钧科先生著《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和相关的几篇论文。但作为国内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却似乎仅此而已。
注3 朴趾源著，朱瑞平点校：《热河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104—106页。
注4 潞河中学在通州区。1867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在通州创立第一所教会学校，始称八境神学院，后改称潞河书院、潞河中学。
注5 在从通州到京城这条古运粮道上，过去有“五闸二坝十三仓”的说法。明朝正统三年(1439年)在京城东便门外修大通桥，从此这里成为北京通向通州的通惠河的起点，大通桥上的大通闸为头闸，庆丰闸为二闸，高碑店闸为三闸，花儿闸为四闸，普济闸为五闸，就到八里桥了。所谓二坝，都在通州，有石坝、土坝两座，详见刘先生下面的正文。
注6 自明朝修通惠河后，粮船不再过闸，漕粮都是由人力搬运到上游停泊的船中，运至上闸。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初十日《实录》：“通州向有游民，专恃漕粮抵通盘坝，负米为生……”刘先生的爷爷从事的就是这个营生。
注7 石坝与土坝通称二坝。旧日凡正兑漕粮(运京)都向石坝交兑，改兑漕粮(贮通)都向土坝交兑，有坐粮厅收米。
注8 基督教在中国的教派当时有十余个之多，所谓4个，可能是指美国在中国的4个基督教会，即美以美会、长老会、公理会和圣公会。也有说是指美国的美以美会、浸信会，加拿大卫理公会，英国公理会的。
注9 潞河医院是美国的教会医院，始建于1878年。
注10 庆王府位于定阜街3号，定阜街东起龙头井街，西至德胜门内大街，呈东西走向。庆王府现被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后勤部占用。关于庆王府，可参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对张寿蓉的访谈。
注11 《野火春风斗古城》是1963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根据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一部反映城市武装斗争的电影。通州鼓楼已于1968年10月被砸毁。
注12 刘子扬先生这里说的是他自己，清代秘密社会是刘先生主要的研究领域之一，曾参与策划编纂公安部组织撰写的《中国秘密社会》一书的全过程。又与张莉合作著有《清廷查办秘密社会案》(全四十册，包括研究与档案整理，线装书局2006年)出版。
注13 通惠河漕粮的最后停运是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注14 1886年，美国传教士富善来通州布道传教，他的夫人富善慕柯·撒拉于1904年，在通州新城南门外西侧，护城河南岸建“安士学道院”，专门向妇女传经讲道。1914年“安士学道院”扩建，改名“女蒙馆”，开始招收女童入学。1923年改为六年制小学，同时开设初等中学教育，招收中学生，另有师范一级。1927年正式定名“富育女子中学”，在河北省教育厅备案。1941年日军侵入通州，学校被迫转移西迁，改称“河北省立通县女子中学”。1946年复校原址，1951年改称“河北省通县女子初级中学”。1960年改称“北京通县第二中学”。刘先生解释说：“男校女校，都是教会办的。有的是美以美会的，有的是长老会的，闹不清楚。听我姥姥说，东边是潞河中学，西边稍往北一点顺着城墙就是富育女中，当时教会学校是对等的，潞河—富育，贝满—育英，崇实—崇慈，崇德—笃志，汇文—慕贞，都是对着的(这10所中学都由美国基督教会设立)。”
注15 道济医院，最初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于1885年创办的妇婴专科医院，1912年更名为道济医院，1952年改名为北京市第六医院至今。
注16 八里桥距京城20余里，是由通州进入北京的咽喉之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法联军于1860年(咸丰十年)攻陷天津大沽，僧格林沁率领蒙古马队、步军从天津撤防到八里桥，以少有的勇敢迎头痛击联军，但仍遭惨败，结果英法联军攻入北京。
注17 这里说法有误，沙窝门指的是广渠门而不是复兴门。老北京人对城门往往用元代的旧称和俗称，将广渠门称为沙窝门就是一例。而复兴门是清亡之后在老城墙上新开辟的通道，所以没有旧称。
注18 跨车胡同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中部，北起太平桥大街，南至辟才胡同。清朝时称为车子胡同，相传是由于胡同中有造车厂而得名。跨车胡同原来的13号是齐白石故居，现在临近辟才胡同的路边。跨车胡同现在是北京最短的胡同，长约40米，只有一个门牌，即齐白石故居。
注19 这里说的小西天位于北京海淀区，积水潭与铁狮子坟之间。此地原为旷地，西北有庙名“小西天”，周围的地方就都泛称为小西天。小西天之庙是一个小庙，现已不存。不知刘先生这里提到的是否就是这个庙。
注20 老虎洞位于海淀区中部，东起娘娘庙，南至果子市、菜库、香厂子，西至西大街，北抵军机处、娘娘庙。因街西口原有两尊石虎而得名。与旧时的燕京大学(今北大)仅隔一条街。自清朝以来，老虎洞街非常繁华，两侧铺面林立，成为北京大学师生经常出入之地。
注21 安东在辽宁省，今称丹东市。位于辽宁省东南鸭绿江与黄海交汇处,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新义州市隔江相望。
注22 参见下篇《“勤行”的手艺——张强口述》中有关西直门外的“坑口”部分。
注23 关于京郊的坟墓和看坟的坟户，已有一些专著与文章发表，可见冯其利：《清代王爷坟》(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版)，重点在实地考察清代诸王坟的地点、规制与变迁。另有金启孮：《北京郊区的满族》第三部分“园寝附近的满族”，重点讨论他们先满化后汉化的民族认同(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81—92页)。其他的则以介绍性为主了，此不赘述。
注24 他认为的三个点，一个是外三营，本书后面有专文提到，一个是王公园寝，还有一个是庄头。见《北京郊区的满族》，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页。
注25 戴鑫英先生所述内容与这篇访谈略有出入，可互相参照，不过此篇应该更为准确些。
注26 肃武亲王豪格是清太宗皇太极的长子，顺治帝福临的长兄。他的坟俗称老坟，亦称架松坟，位于今劲松三小的位置上。
注27 富寿是豪格第四子，顺治八年袭爵，改号肃显亲王。温郡王猛峨是他的弟弟。当地人称富寿为大王，猛峨为二王。故有大王坟、二王坟之称，位于老坟西北。
注28 显谨亲王衍璜是第四位肃亲王，他的坟墓称“新坟”，在报觉寺东侧。1965年以前一直是架松小学校址，直到1966年才将学校迁到老坟，新坟的建筑大部分被拆除(见图)。
注29 最后一个肃亲王善耆，1922年病故于青岛，灵柩运回架松村，墓地用显谨亲王阳宅改建。因肃王府在这里栽种果木并建花洞子一处，故称花园。以上参见冯其利：《清代王爷坟》，91—95、99—100、105—106页。
注30 老北京一般说“内九外七皇城四”，指的是城门。“内九”是指北京内城北面的德胜门、安定门，西面的西直门、阜成门，东面的东直门、朝阳门，南面的宣武门、正阳门、崇文门。“外七”是指北京外城北面的西便门、东便门，西面的广安门，东面的广渠门，南面的右安门、永定门、左安门。“皇城四”是指皇城北面的地安门、西面的西安门、东面的东安门和南面的天安门(见图)。
注31 “九门八点一口钟”与“内九外七皇城四”是连在一起说的。过去京城夜间要关城门。关门前都要打“点”，点是一种古代的打击乐器，用铜铸成，类似桃形，呈扁平状，中间隆起，边穿两孔，悬而击之，敲起来声音很响。关城前要敲三遍“点”，第一遍“点”敲过，关上一扇城门，敲第二遍“点”时，另一扇再关上一半，敲第三遍“点”，门关得只留一点儿缝隙。赶城的人从很远处就能听到打点的声音，这时都使足了劲儿奔跑，跑得气喘吁吁，有时跑慢一点就被关在城外进不了城，或关在城内出不了城。在拙著《最后的记忆——十六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就有鄂凌英女士对打点的叙述。九个城门有八个城门关城时都是打“点”，唯独崇文门关城时敲钟。至于原因，因多涉故事传说，而无准确说解，此处不赘。
注32 这里说的运粮河其实不是通惠河，而是萧太后河。
注33 杉树树干砍去枝叶后制成的长而直的杆子。建筑施工时用于搭脚手架。
注34 李先生是我去拜访白四先生之前，在楼里见到的除程先生之外的又一位老人，详见本篇下文“汉人的坟户”一节中的访谈者按。
注35 宪度之即宪容，字度之，肃忠亲王善耆的第十九子。新中国成立后曾在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任教。
注36 程老人之妻70岁，据白四说，她并不是架松村的人，这里说的当然是她听来的传说而已。按清朝的确有“选秀女”与“选宫女”之制，所有旗人之女出生之后都要入册，及岁之后需参加阅选，这是有一整套制度维系的，而不像程女士所说见女子便逮。将程妻的话原文附录于此，是因当地百姓有这种说法，是很有趣的现象。
注37 滴滴涕(DDT)，是有效的杀虫剂。20世纪上半叶曾普遍用来驱灭蚊蝇。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们发现滴滴涕在环境中非常难降解，70年代后逐渐被世界各国明令禁止生产和使用。白先生这里所说的火绳，是用来蘸滴滴涕药水的，当时家庭多将这种饱蘸滴滴涕药水的火绳悬挂于室内以灭蚊蝇。
注38 日本亡国的说法当然不准确，这里指的是日本投降。
注39 全聚德，指的是全聚德烤鸭店。该烤鸭店的创始人确实姓杨，名寿山，字全仁，河北冀州市杨家寨人。十多岁进京谋生，1864年(同治三年)创建全聚德。杨寿山也确如李先生所说有三子，长子名杨庆长，继承父业继续经营全聚德，三子在天津南市开了全聚德分店。
注40 对于架松的包衣和坟户，橘玄雅先生在读过这篇口述之后，有一些重要的补充，兹引录于下：首先如口述中所说，“哈一党，夏一窝”，哈家和夏家都是肃王府里重要的包衣。先代肃亲王的侧福晋里，有不少是他们两家出的。如肃良亲王隆懃的三侧福晋哈佳氏，在宗人府《红名档》里写的就是“镶白旗包衣人，哈二保之女”。再往上，显密亲王丹臻有庶福晋夏佳氏(夏成格之女)，肃恪亲王华丰有侧福晋夏佳氏(三保之女)，她们应该都是王府包衣出身的，但是否是架松的，就不得而知了。至于关家，记录并不算多，有可能属于人口多但是并不太得势的。除去哈家和夏家外，我所了解的主要是佟家和唐家。佟家是架松包衣，其家的姑娘入府里伺候，被肃忠亲王收了房，后来请封了二侧福晋。这位二侧福晋是肃忠亲王一辈人里最后去世的，同时也是最后一位葬在架松坟地的肃王府的人。至于唐家，也是架松的包衣。他们家与肃王府的管事处人事有关。1922年，肃忠亲王家眷大半随灵柩回京，这时期肃王府的“大管事”即由唐家出任。最开始，唐家只是坟上的普通包衣人，因其家里的姑娘被肃忠亲王的长子宪章收了房，而老王爷去世后，长子宪章袭了爵位，宪章之嫡福晋又早已病故，这位唐侧福晋的叔父便成了肃王府的“大管事”。结果，宪章与唐姓人不能服众，家内矛盾很大，以至于1925年时唐家便失了势，其后肃王府的后裔便逐步前往东北，北京肃王府的管事处便仅存虚名了。在日本东洋文库存有肃王府在昭和五年(1930年)时东北的一些财务记录，其中记有两位家臣，以嵩泰居首，傅宽居次，有专门给这两位的工资，并写嵩泰为“第一家臣”，应该即是当时东北肃王府的“大管事”。可惜这两位的姓氏并没有记录。个人推算，嵩泰和傅宽的年纪应该相当大，因为老人说过，傅宽是随着肃忠亲王在庚子护过驾的。肃忠亲王在1912年年初前往东北，数日后家眷便都随往，到肃忠亲王1922年病故于旅顺的10年间，北京的肃王府是一座“空府”。即便如此，依然需要人来打理、看守，于是管事处也随之分为东北和北京两部分。口述中提到的“哈奉迁”，大概是1912—1922年期间肃王府留京的大管事，二管事则是高姓。同时，在东北肃王府还有另外一套管事机构。因为“主子”们都在东北，所以留京的管事官大概都是“等而下之”了。
注41 拜唐阿为满语bɑitɑnggɑ,意为服役者、执事人。
注42 本段内容部分引用了刘小萌《爱新觉罗家族史》第六章“宗族制度”的内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271—273页。
注43 关俊民先生在博客中提到，他的伯父关宗典，是冯其利先生有关肃王坟的资料提供人。
注44 1901年善耆随慈禧皇太后回到北京时，肃亲王府已经被八国联军烧毁，只存垣墙。肃亲王不得不在东城北新桥南船板胡同内(今东四十四条西头路北)重新建造王府。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新府原为道光年间大学士兼四川总督宝兴宅，后由荣禄所得，荣禄复卖给(或云赠给)肃王善耆。新府规模不大，仅由几个大的四合院组成。新肃亲王府在日伪时期由日本人占用。1947年被善耆十九子宪容和善耆长子宪章一起出面卖给了法国天主教作为神学院使用。1949年，新肃亲王府被政府没收，一部分被某公司改造后用来制造袜子，一部分成为居民住宅。
注45 肃亲王府位于东城区正义路东侧。顺治年间建，历代袭王俱以此为邸，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沦为日本使馆，只存垣墙。其地现为北京市政府。肃亲王名豪格，清太宗皇太极的长子，太宗崇德元年(1636年)以功晋封肃亲王，是清初开国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因太宗死后，曾和多尔衮争皇位，当多尔衮得势后，备受迫害，顺治五年(1648年)将豪格削爵囚禁，害死于狱中，顺治皇帝亲政后，复肃王爵，追谥“武”。此后，豪格子孙均以显亲王袭封，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恢复肃亲王封号世袭。
注46 董海川，原名董明魁，清朝河北省文安县朱家务村人。八卦掌拳术的创始人和主要传播者，记叙他生平和经历的文章书籍很多，但都莫衷一是。有关董海川生卒年月及诸行状，众说纷纭，难有定论，一说是生于清代嘉庆年间，卒于光绪八年。据说道光三十年(1850年)前后，董海川因触犯刑律(一说是因故犯有命案)，受腐刑，废为宦者，北来京城，供职内朝。后因得罪了首领太监，被告到总管内务府主管民政的肃亲王那里，肃亲王见董海川相貌不凡，器宇轩昂，将他留在自己府中，从此董海川便在肃王府当差。据光绪九年春二月立于万安公墓的董海川墓志铭所载：“后因老乞骸，始得寓外舍。请艺者自通显以至士贾与达官等几及千人，各授一艺。”也就是说，他离开肃王府后还培养了一大批弟子，其中最著名的大弟子，就是关先生这里所说的尹福。
注47 这里出现一个错误，可能是关先生的口误。华丰并不是善耆的父亲，而是他的祖父，所以也应该是川岛芳子的曾祖父。感谢橘玄雅先生为我指出这一点。可参见本篇附录《历代肃亲王世系简介》。又，按一般说法，鹰掌为八卦掌中的第二掌，而不是与八卦掌并列的又一种类。
注48 雍正五年(1727年)，赏还鳌拜一等公爵，加封号为“超武公”，令其子达福承袭。官至散秩大臣，前锋统领(都是二品大员)。达福后来阵亡于和通呼尔哈诺。达福的儿子岱屯袭一等公，也担任过散秩大臣。达福的孙子德成、德胜都承袭骑都尉(由于达福阵亡而获得的爵位)。另外，鳌拜的孙子达礼善曾任副都统。
注49 关先生讲述的他祖先的故事，在正史中未见记载，也就是说，在《清圣祖实录》和《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等官方文献中记载鳌拜获罪后，其后人的情况时，均记鳌拜仅有一子，名那摩佛，亦称“纳穆福”。至于巴哈，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载，有长子塔哈，原任三等侍卫；次子苏尔达，任领侍卫内大臣；三子拜思哈，原任头等侍卫兼佐领；第五子能图，原任三等侍卫；第六子拜音珠，原任郎中；第七子讷尔都，系和硕额驸；第八子瓜尔察，原任领侍卫内大臣兼佐领；第九子郭罗，原系副骁骑校；第十子开保，原任二等侍卫。该书鳌拜条下还有：“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圣祖仁皇帝追念鳌拜巴图鲁功绩，恩赐一等男，以其亲弟巴哈之孙苏赫承袭。”从中可见，在这十子中，第七子讷尔都，应该就是恭悫长公主的夫婿，是鳌拜的侄子而非儿子。此其一。十子中有名有姓有职位的提及了九个，唯第四子迄未提及，难道就是被过继给鳌拜的那个？存疑。此其二。鳌拜的一等公爵在康熙五十二年由巴哈之孙苏赫承袭，但氏族通谱书中列举了巴哈十子后又列举若干孙子甚至曾孙，却无苏赫之名。而他本应该是巴哈孙辈中最应该被提及的一个。此其三。综观这三点，关先生所述可能并非空穴来风，也就是说，他的祖上有可能真的是巴哈那十子中被过继的一子，即第四子，后来承袭一等公爵的，也可能就是这个第四子的孙子。当然这也只是推测而已。《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一，6—7页。又按，橘玄雅为我提供诸多建议和线索，特此致谢。
注50 据北平市社会局印行《北平市工商业概况》“鸡鸭业”：“平市养鸭之户，皆属沿河居民。以沿护城河所养之鸭为最佳。海淀一带次之。乡间所产者，骨大体瘦，品质最劣。当清咸丰年间，鸭户约有三百余家，嗣后逐年减少，现约有一百四十余家，大半分布于崇文门外。原有行会，今改为鸭业同业公会。”1932年(民国廿一年)版，309页。
注51 引自：https://blog.sina.com.cn/s/blog_538fed5d0102v4rt.html
注52 龙潭湖的袁督师庙，是张伯桢(1877—1946)修建的。张伯桢，字子干，号沧海，又号篁溪，广东东莞市篁村胜和村人。康有为“万木草堂”的弟子，曾两度赴日本留学，光绪三十四年回国后，先后捐资在北京左安门广东新义园(即今龙潭湖公园内)建造袁督师(袁崇焕)庙，又在北京广渠门内广东旧义园(即今东城区东花市斜街袁崇焕祠旧址)重修袁督师墓。1919年又在袁督师庙南一里许修建袁督师故居，自建房屋于旁，时人称为“张园”。 张伯桢撰有“佘义士墓志铭”，与康有为的“袁督师庙碑记”一起，都立于龙潭湖公园的袁督师庙之内。佘义士的事迹得以彰显于世，首发轫者就是张伯桢。详见笔者所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外城编第一篇张先生口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549—555页。
注53 戴鑫英，参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编)中戴鑫英的口述，其中称：“我祖母的娘家是瓜尔佳氏，在北京也是大户，她们家是肃亲王家的包衣，包衣出身。肃王府就是豪格那支儿，在北京的坟地在架松。我记事的时候，我祖母家就沦为架松坟的坟少爷，世世代代世袭给肃王家看坟，一直沿袭下来，繁衍成一个大族。架松关家，都知道，在当地势力也挺大。现在架松坟还有他们的人居住，但是大部分都有职业了。坟地有陵产哪，有树木，有田地，有建筑，看坟的都拿钱粮。坟家要生一小孩儿，都要到宗人府报户口去。可是我祖母他们那支儿虽然属于肃王府的包衣，他们家是内务府发俸禄。”(376页)本篇口述中关俊民先生并不认可“坟少爷”的说法。
注54 引自：https://blog.sina.com.cn/s/blog_91c2c0090102v8h0.html
注55 莲花池位于北京丰台区六里桥东北的西城、丰台、海淀三区交会处。辽、金时均建都于此，池则为都城重要水源。明清以来是士贾郊游之所，后荒弃。20世纪80年代之前成为养鸭场。
注56 所谓“豪格那个正妃是被多尔衮霸占了”一说，学界尚有不同说法，此处不赘。
注57 纪新先生，即关纪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研究员。该篇口述中所有的“冯先生”，指的都是冯其利。
注58 陇驾庄村是门头沟区唯一的少数民族(满族)村。和硕显密亲王丹臻的坟地坐落于此。新中国成立后改为二六八野战医院。现在还保留一块驮龙碑，在医院住院处一排和二排之间。
注59 永锡(1753—1821)，显密亲王丹臻孙，丹臻第二子、奉国将军成信的第五子。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肃勤亲王蕴著逝世，永锡以丹臻之孙的关系承袭肃亲王爵位，其父成信亦被追封为肃亲王。道光元年(1821年)卒，朝廷予以谥号“恭”，长子敬敏承袭肃亲王爵位。
注60 位于道口的是永锡长子敬敏的坟，敬敏是第七代——和硕肃慎亲王。位于十八里店的是丹臻孙永锡的坟。
注61 南王坟是第六代肃亲王蕴著的坟，其父拜察礼是富寿第五子，在蕴著被袭封为显亲王时，他被追封为显亲王。拜察礼的坟位于北侧，俗称北王坟，坟址位于今左安门中学。
注62 即第九代肃亲王——和硕肃良亲王、华丰第三子隆懃的坟墓，位于十八里店乡陈家村，即关先生这里所说的陈村。
注63 据橘玄雅先生补充：“完颜麟庆公的坟地旧名麟家坟，道光年间由麟庆公亲自选址后形成，在架松肃王府‘老坟’北面偏东。此处坟地1948—1949年被麟庆公后裔出售。”
注64 参见白四口述：“哎，有江家、夏家。也有的人都绝了。到这边新坟呢，马家、白家、王家、前河沿后河沿江家。架松圈里头，东边拉，东门里头，姓夏的，夏庆福，老辈不知道叫什么啊；西门一进门到南里头，姓钱，钱祥慈，九十多死的，刚死，没有二年。道北里头，关家，关家后头，姓曹，曹松庆……你看佟家都不是咱们架松的人，佟××他妈是架松的姑奶奶，是左安门佟家的，他们是做轿子的。外潘家窑是大苇坑，大苇坑都是关家的。”其中提到钱祥慈，就是关先生这里说的钱兴存；外潘家窑大苇坑的关家，指的就是关俊民家。
注65 张子余，系永定门外二郎庙住持，绰号张老道。早年以经营长春堂中药店卖避瘟散起家，后相继办起长春东号等木厂，亿兆百货线店等大商号。致富后，办理道教事业，收容、组织贫苦青少年参玄学道、学经，有所建树。但他是否为满族，尚未见说明。
注66 金受申(1906—1968)，曲艺史家，民间文艺家，民俗学家。原名金文佩，又作金文霈，字泽生，北京人，满族。六岁丧父，十岁丧母，家道衰落，由叔父抚养。他十七岁在北京市立第一中学读书时即为报刊撰稿，以稿酬弥补生活和购书之用。十九岁考入华北大学读书。二十一岁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读，至二十五岁。从民国十五年(1926年)起一直在北京从事教育工作，曾在十多所中学任教，还当过华北大学等高等学校的讲师。他还是名医汪逢春、赵树屏的弟子，兼任过华北国医学院教授。1953年经作家老舍介绍，调入北京市文联工作，直至病逝。20世纪30年代起，以“北京通”(或“北平通”)专栏在《立言画刊》《一四七画报》等报刊上发表介绍北京生活的文章，计有二百多篇，一百多万字，其中有《北平的俗曲》《北平俗曲录》《北平风俗曲》《风俗曲谭》《岔曲萃存》《岔曲笺注》《北平的评书》《瞽人的艺术》等大量有关北京曲艺的文字，所记见闻都来自实地考察，是研究北京历史和曲艺民俗弥足珍贵的史料。新中国成立后出版《北京的传说》(初集、第2集)、《老北京的生活》等著作。
注67 齐如山：《北平的饭庄子》，为金受申著、杨良志编：《口福老北京》的代序一，北京出版社2014年版。
注68 定宜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51—252页。
注69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9页。
注70 这里讲得不够准确。1951年铁道部投资200余亿元(旧币)，为北方交通大学在西直门外购地千亩另建校舍，将学校从李阁老胡同迁址于此，并在当年即投入使用。1952年，北方交通大学校部撤销，改组为独立的铁道学院。1971年更名为北方交通大学。2003年恢复北京交通大学校名。
注71 西直门城楼拆除于1969年5月。
注72 张本是当时一位著名的厨师，参见下文。
注73 白家疃是北京西郊半山区的一个村落，位于海淀区温泉镇。
注74 罐儿后头，可能是指水罐儿胡同，今改名为水章胡同，位于德胜门内大街西侧。
注75 旧时海淀镇有不止一个冰窖，这里说的是位于娘娘庙胡同西北隅的一个。
注76 出生时胎儿裹在肉球里，肉球被划破后才真正出来，民间一般称此种现象为“西瓜胎”。
注77 玄烨：《御制畅春园记》，载《日下旧闻考》卷76。
注78 司文琴口述中提到的三旗，应当就是雍正十年设置的内务府三旗护军营。所谓“坐落陈府村东、水磨前边”就是今天清华大学所在地。水磨之名，至今仍在。
注79 于敏中等纂：《日下旧闻考》卷72，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1214—1215页。并见本书图2所示。
注80 《北京文史资料》(第55辑)，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220页。
注81 銮仪卫，为宫廷服务的机构，掌管帝、后车驾仪仗。
注82 司女士这里说的三个旗，又说三个旗都是一个旗，指的就是清代内务府的上三旗。按清制，八旗分为上三旗和下五旗，上三旗(镶黄、正黄和正白)由皇上统领，上三旗的包衣组成的机构，就是管理皇家事务的内务府，所以内务府只有上三旗而无下五旗人员。内务府与外八旗是互不相干，互不统属的两个系统。司女士说“三旗都是一个旗”，这只有对清代内务府的体制有一定了解的人才能听懂，她的意思就是这三旗是属于同一系统而与外八旗不同的，这很准确。在下文中，司女士不仅对旗分甚至对顺序都说得分毫不差，这是非常少见的。她所讲内三旗与外八旗的隔阂也非常有趣，是在文献中很难见到的。
注83 司女士这里说的，其实是清代八旗挑取马甲的做法。清代八旗男丁年满十六岁(或身高达到标准)即成丁，但成丁必须通过考试，才可挑取马甲，挑取了马甲才可以食粮饷并得到住房，否则便是无粮无差的旗下平民。挑取马甲的考试内容，主要是马步箭三项。司女士的父亲很有可能是通过了这三项考试获取了马甲资格，才可以分到住房。
注84 立水桥地区是北京市昌平、朝阳、海淀三区交界处，离亚运村核心区5公里，距离北五环3公里，现在是地铁13号线与5号线的换乘站。
注85 司女士这里说得很准确，八旗的人指的是外八旗，镶黄正黄正白是内务府三旗，是两个互不统属的系统。
注86 蓝靛厂的蒙古族，是指驻扎于蓝靛厂的外火器营，是京师外三营之一。外火器营八旗中包括有八旗蒙古，司女士指的就是这些蒙古旗人。
注87 七间房是地名，今昌平区南口镇有七间房村，不知是否就是司女士提到的七间房。
注88 西三旗是地名，位于今清河小营以北，地铁13号线在此有一站。按西三旗系明代军屯遗存的地名，与前面司女士所说三旗(即内务府上三旗)毫无关系，今多有将其混淆者。参见尹钧科：《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191页。
注89 夏仁虎：《旧京琐记》卷二：“京语有极刻薄者……呼浙绍人曰‘臭豆腐’，讥所嗜也。久则并南人皆呼曰‘豆腐皮’。”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46页。
注90 这里说的年龄是司女士自己算的，显然不对。
注91 《实报》俗名小实报，因其是四开小版。20世纪30年代中叶，不少学人、文士都订阅三种报：天津《大公报》，北京《世界报》，还有就是《实报》。《实报》还附赠半月刊。
注92 在晶体管发明前，人们习惯于将那些不使用电源、电路里只有一个半导体元件的收音机统称为矿石收音机，是所有无线电接收设备中最简单的一种。20世纪50年代为百姓家庭普遍使用。
注93 即今国际关系学院所在地。
注94 尹钧科：《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70页。
注95 加点的字要重读。大爷指大伯(父亲的哥哥)，大爷则指的是爷爷的哥哥。
注96 打横是满族的一种礼节，也叫退步打横，多用于告辞时，主人送出，客人返身退步，两手贴身横行一两步，表示施礼。
注97 地名，位于海淀区圆明园遗址西北，今为上地信息产业开发区。
注98 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乡的苏三四村，位于海淀区西北部。按苏家坨乡的苏家坨村在人民公社时期分为四个生产队，村东的第一、第二两个生产队为一个大队，简称苏一二；村西的第三、第四两个生产队为一个大队，简称苏三四，此称即相沿至今。
注99 如果赵女士的奶奶确实是李莲英的姐姐，那么他们应该是汉人而不是旗人，因为清代太监一般都是汉人。
注100 这里所谓旗人不扎耳朵眼儿之说，不知出处。史称旗人妇女是扎耳朵眼儿的，但汉族妇女是一耳一钳，旗装则是一耳戴三钳，嘉庆朝选秀女时曾因一些秀女效法汉人的一耳一钳，而受到嘉庆帝严饬。参见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1114，17页。
注101 老家儿，北京土语，指长辈、父母。
注102 温朴即榅桲，是一种果品，清人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称：“温朴形如樱桃而坚实，以蜜渍之，既酸且甜，颇能下酒。”
注103 合婚是民间的一种婚俗，婚前男女双方要交换庚帖，以卜八字是否相配，称为“八字合婚”，民间认为只有夫妻双方的八字五行都能和谐，才能使得婚姻美满幸福。
注104 北京旧有“红马上床，家败人亡”之谚，认为姑娘结婚时正当行经是一大忌，极不吉祥。参见王永斌：《杂谈老北京》，333页，但该书所讲不如这篇访谈具体详细。
注105 住对月，满族婚嫁习俗，自结婚之日算起满一个月，新妇要回娘家住一个月或数日，届时女家派车来接，新妇返回时要带一些食品及做的鞋袜等赠送婆家尊长。
注106 勤是赵女士的乳名。
注107 普度寺，也称玛哈噶拉庙，在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多有涉及。最初为清多尔衮时期的摄政王府，位于南池子东侧南宫旧址，南宫在明代时为皇城东苑，明景泰年间，明英宗朱祁镇曾囚禁在此，多尔衮利用了重华宫旧址，摄政王府宏伟壮丽，甚至超过了皇宫。多尔衮被定罪削爵后，该府邸随废。到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康熙皇帝下令将旧睿亲王府改建成玛哈噶拉庙。乾隆四十年(1775年)又重新修葺扩建。1775年，乾隆将该寺赐名“普度寺”。
注108 民国时期呼和浩特曾设立有7所国民小学，有5所位于新城，白女士所上的学校全名为归绥县第二高等小学。
注109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七四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149页。
注110 《北京郊区的满族》，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43页。
注11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注112 哈德门即崇文门，元称文明门，俗称“哈德门”“海岱门”。
注113 八角鼓，既是乐器名，也是曲种名，因演唱者手执八角形的小鼓弹奏演唱而得名，其由来说法不一，相传脱胎于八旗军鼓，开始流行于八旗军中，后来传至北京内城，是鼓书、单弦等曲艺的伴奏乐器，广泛用于满洲宫廷与民间。八角鼓也是一门有说有唱，擅长打趣逗哏的曲种，有许多曲牌，唱词一般七至八字一句，内容以传统故事为主，也有的反映了下层旗人的悲欢离合。清朝末年，八角鼓不但深为普通旗人所喜爱，也引起了王公贵族的浓厚兴趣，有人甚至亲自登台演出。
注114 亦即摔丧盆，满汉都有的一种丧葬礼俗。丧盆为黄泥烧制，形如浅碟，中有一孔。出殡之日棺木上杠时，由死者之子跪于地上，前置砖一块，将丧盆向砖掷去将其击碎。如死者无子，则由本家后辈找一人代替。
注115 按清制，京师八旗马甲的全饷是每月银三两，每年米24斛。
注116 1912年清帝逊位，民国政府与清朝皇室在签订《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等几个优待条件的同时，还签订了一份《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的文件，其中第五条规定：“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宣统政记》卷43，民国二十三年奉天辽海书社印行，叶35上)，所以清朝虽亡，八旗兵丁仍然领取了一段时期的旗饷。但往往不能足数，有些地方已是有名无实。
注117 1924年(民国十三年)11月，冯玉祥命鹿钟麟将清逊帝溥仪驱逐出北京故宫，北京旗人的旗饷从此停止发放。此年正是鼠年，胡女士的记忆是准确的。
注118 尺牍，本指长一尺左右的木简，后来成为书信的代名词并且出现了收录尺牍的专集，被视为人们撰写书信格式的教科书而被大量刊印，如民国年间面世的《万象文书大全》等，就是实用的尺牍教科书。《万象文书大全》分为30类：喜庆、贺寿、慰藉、唁丧、学界、女界家庭、女界亲友、家书、亲戚、通候、馈赠、叙约、荐举、延聘、劝勉、规诫、信贷、还偿、请托、感谢、允诺、辞却、催索、商业、汇兑、装运、押款、保险、讼事、对联。每类之下列举若干范文，几乎涵括了现实生活的所有内容。至今仍具参考价值。胡女士母亲给她买的尺牍很可能就是这一类，她就是从这里学习给父亲写信的。
注119 民国时期在北京各处兴办了一批新式小学，仅在蓝靛厂外火器营就有8所，是在八旗旧有的八处官学基础上改立的，地址均在蓝靛厂西门外，依次称为外火器营第一初等小学堂、外火器营第二初等小学堂……余类推。按当时学制，小学六年，分初等、高等二种，初小四年，结业后入高小，为二年。外火器营也有一所高等小学堂，设于1931年，应该就是胡女士所说的“母校”，而初小应当就是“分校”了。详见张宗平、吕永和译：《清末北京志资料》第15章第2节，燕山出版社1994年版，193—194页。
注120 挑活，即北京挑花，俗称“十字挑花”，是以十字形的针法，依据布料的经、纬纹路，绣成各种图案。构图严谨，用色浑厚。北京海淀一带的妇女，素以擅长挑花知名，而尤以蓝靛厂的满族妇女为最。1920年就有外国教会在这里开设燕京工厂从事挑补绣花生产，产品直销国外。北京旗人白友义曾在蓝靛厂设挑补花绣花厂，所创制的北京细工挑花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被誉为“京西工”。除雇用固定工人外，还组织妇女领活计回家生产，按期交活，胡女士所做的“挑活”就是这类。1949年后北京市从事这一行业的妇女，最多时曾达20余万人。(参见沙之源、富丽等主编《北京的少数民族》，燕山出版社1988年版，143页)
注121 这里说的是始建于1906年8月的农事试验场，是中国第一个部属科学研究机构。位于北京西郊今北京动物园所在地，占地一千余亩。内设农林、蚕桑、动物、畜物等科学以及气象观测所。主要工作内容为土壤化学分析，肥料分析与化验，谷类与饲料化验，农作物栽培试验，病虫害的调查与防治，气象观测与天气预报等。
注122 活泛，北京土语，即灵活、机变之意。
注123 横是，北京土语，即“也许是”之意。
注124 指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始国家发给居民的副食补贴。按规定，每人每月补助人民币7.5元，食牛羊肉的民族为9元。满族因习惯食猪肉，所以与汉族的标准一样，蒙古族则为9元。该项补贴已于1998年取消。
注125 这里指的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识别工作重新开启，在全国兴起的一场恢复、更改民族成分的浪潮。1981年11月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国家民委联合发出《关于恢复或改正民族成分的处理原则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据[81]民政字第601号的颁布，更使这个浪潮达到沸点。据当时官方报道，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国要求恢复、更改民族成分的人数已达500万之多，并有260万人得到了恢复和更改，其中从汉族改报满族的，所占比例尤高。针对这种情况，国家民委和公安部于1989年11月15日联合发出《关于暂停更改民族成分工作的通知》，1990年国家民委又发出《关于中国公民确定民族成分的规定》(民委政)字[1990]217号通知，对公民确定民族成分问题做出若干条规定，其中第二条为“个人的民族成分，只能依据父或母的民族成分确定。”第六条：“原来已确定为某一少数民族成分的，不得随意变更为其他民族成分。”第七条：“凡依照本规定申请变更民族成分的，需经本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居住地区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调查核实，报经县级以上民族工作部门审批后，方可到户籍管理部门办理手续。”更改民族成分的浪潮方告终止。胡女士这里指的就是此事，唯时间不尽准确。
注126 据现在规定，居民年满18岁就不得再更改民族成分，18岁以下的，可以根据父母的民族选择民族成分。又按北京市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公室规定，凡少数民族学生，高校可降低10分录取。中等学校招生考试办公室规定，高中可降低6分录取，这便成为很多家长将子女改成少数民族的原因。
注127 八旗兵饷分两种，一种是银，一种是米，详见前注。月食三两饷银的是甲兵，也称马甲，食一两五钱粮的则是步甲或养育兵。
注128 旧时当铺有两种，一种是领了当帖的正式当铺，一种是未奉官的小押当。小押当由于没有官府开具的“当帖”，正式当铺的当票是有信用的，小押当最近似于借高利贷、放阎王账的人，在当时也不算规矩生意。正式当铺不敢收的东西，小押当利钱重，敢收。由于小押当本钱少，当利重，常把三分半、四分利押在它那里的东西，再转送大当铺中当出去，它利用别人的东西，当铺的本钱，从中倒手之间，稳赚一笔干利，这在当时就叫作“转当局”。参见邓云乡：《红楼识小录》“死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所以如果略贵重些的物件，胡女士的母亲都会自己直接到海淀的当铺去当，为的就是免受这种非正式的转当局盘剥。
注129 北京地区供奉碧霞元君的庙宇主要有五顶，位于蓝靛厂的这座是西顶。旧址为明正德朝创建的嘉祥观，明朝曾几次重修。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再次重葺，五十一年(1712年)改名广仁宫。庙坐北朝南，有山门、前殿、工字殿、后殿及藏经楼，殿宇多为硬山调大脊式，绿琉璃瓦顶，黄琉璃瓦剪边，富丽堂皇，壮丽恢宏。西顶以庙会而闻名。相传农历四月十八为碧霞元君诞辰，西顶庙在每年旧历四月初一至十八，办有庙会。自明代起，北京人即有赴西顶进土的风俗。清代每届庙会朝廷还特派大臣拈香，为各顶所无。清朝光绪初年西顶庙毁于火灾，光绪二十年(1894年)光绪皇帝重修行宫。西顶至民国时仍基本保存完整，但已甚为衰败。1949年后庙址曾被疗养院和福利工厂占用。改革开放后原本偏远的蓝靛厂也逐渐成为房地产开发商关注的焦点。世纪金源购物中心落户蓝靛厂以后，曾规划在这里修建一个地下停车场，西顶面临被拆，后因海淀区人大代表和有关人士的呼吁而幸得修复保全。
注130 合婚是满汉都有的议婚习俗，按旧俗，男女需“命相”相合才能成婚，所以在结婚以前，要由男女两家与媒人请占卜者根据男女二人的“八字”推算其是否“犯相”“相克”以及对双方父母是否有碍，以定吉凶。如吉即可成婚，不吉即作罢或经破凶化吉之后再成婚。
注131 订婚习俗，也为满汉兼有，议婚双方若经“相看”“合婚”之后均无异议，男方长辈就要宴请亲友或携少量定礼送至女家。如女家收纳并对来人以礼款待，就表示允婚。
注132 关慧英插话：“我妈也是十九结婚的。我家还剩一张我妈19岁结婚的照片，我真拿它当宝贝。‘文革’时照片都烧了，就这张我搁到米坛子里，上面是米，底下就是这张照片，包好了，折了，后来我妹妹都给对上了。”
注133 关于旗民不通婚的问题，胡女士的说法与清代文献的记载相符。据清道光二年(1822年)《户部则例》：“旗人之女不准与民人为妻。若民人之女与旗人联姻者，该族长佐领详查呈报，一体给予恩赏银两。如有谎报冒领，查出从重治罪”(卷一，道光二年刊本，27页)，该项规定亦可见于《清宣宗实录》和光绪《大清会典事例》之中。这一规定到同治朝以后开始放宽，据同治十三年(1874年)《户部则例》：“在京旗人之女，不准嫁与民人为妻”(卷一，29页)，比此前多了“在京”二字，但具体到蓝靛厂外火器营，由于属京旗，不准嫁与民人的规定还是不变的。详见拙著《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342—344页。
注134 “老营房”指的是圆明园护军营的镶蓝旗营房，位于颐和园南的长河西畔，所谓“老营房”是与后置的外火器营营房的设置年代相比较而言。胡女士这里说“先盖的老营房，后盖的火器营。老营房是健锐营的”，在营房建立的时间上是对的，但老营房并不是健锐营的营房。胡女士提到老营房也就是圆明园护军营的营房要好过火器营的营房，是很有意思的。
注135 关慧英插话：“她说的这些东西我都见过，过去硬木八仙，硬木条案我家全有。1945年我母亲死时穿的那花盆鞋有一拃高，我妈的花盆鞋，有高底的，圆底的，还有齐头的。”
注136 夸栏，系满语kūwaran，在这里指圈、圈子。
注137 家生子儿。清代旗人家内的奴婢，成分颇为复杂。有的是早年跟随主人进关的“陈人”的后代，也有的是用“红契”(经过官衙注册加盖印章的卖身契约)买得的奴仆。他们不仅自己终生为奴，而且按清廷的规定，家生奴婢，世世子孙皆当永远服役，子女也不得赎身，称为“家生子儿”。
注138 关慧英插话：“我家也有看坟的，坟地在现在的亚运村，就是安定门外，一个人五棵树，坟地正好到我六哥那儿，我六哥要死了就有五棵树，都种好了那树，老远看去啊特别好。”
注139 北京旧俗，某人病故停在床上，就请阴阳先生来批“殃榜”，上写故者生卒年月，何时入殓，何日出殡等。
注140 赵书，满族，亦系蓝靛厂外火器营旗人后裔，现为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撰有《外火器营满族乡镇杂忆》(载《文史资料选编》第42辑，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等文章。
注141 20世纪50年代初曾将所有民办私立的各种办学形式全部取消。参见拙著《中国知青史——初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5页。
注142 蓝靛厂清真寺也是一座古寺，见1987年由中央民族学院叶哈亚·林松：《重修京西蓝靛厂碑记》：“蓝靛厂古寺始创于明代万历年间，清嘉庆中暴雨成灾，殿宇坍塌，有丁、马、张、杨、李五姓教民倡捐募化，于壬申年修复，道光庚寅、光绪乙酉，民国戊辰暨丁丑诸年，邨中乡老或献房，或捐地，或资助，又迭。经修缮扩充，既有实物做证，更有碑文可稽。”(转引自佟洵：《伊斯兰教与北京清真寺文化》第四部分“北京清真寺碑文”，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452页)
注143 山东回族的农业经济，据有关专家研究，是从明代常遇春在山东建立军屯开始的。常遇春部下较多回族，从此，济宁、泰安、德州、聊城、惠民等地，形成了许多回族营，即回族农业村落。现今的五营、六营、大营、小营、前营、后营、刘家营、马家营等都是当时军屯的军盘(参见杨珍《历史上的山东回族经济》，载《回族研究》1998年第3期)。从中可窥见金家祖上的由来。但该文称“为安排‘达子兵’(即长期过着军屯生活的回民)的家眷，在德州卫(今平原)专设了回民村——达官营，以供农耕”则值得商榷，参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外城编”满恒亮口述中有关“达官营”的注释。
注144 蓝靛厂镇的德源成米面油盐店开业于清末光绪年间，自制的酱菜和干黄酱在北京西郊一带非常有名。上篇附录《我这一辈子(我的幼年时代)》初稿之八“‘外火’的商业区”中对这家店铺也有叙述。
注145 金女士将该村称为“馒村”。按该村今称门头村，馒头村是明代的称呼。村中居住有满、回、苗等族，是京郊一个著名的少数民族村落。
注146 西贯市位于北京昌平区阳坊镇，历史上就是回民村，村民多为李姓。据民国时夏仁虎《旧京琐记》记：“贯市李者以标局起家，固素丰，颇驰名于北方。两宫过，迎而进食，甚具备。命其子侄随扈以西，各予五品官。殆亦等于滹沱麦饭矣。”(卷七“时变”，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82页)标局即镖局，清朝时北京号称有八大镖局，其中西贯市就占了两个，即东光裕和西光裕。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8月14日京城陷落，慈禧太后挟光绪帝仓皇出逃，所到第一站就是西贯市，这就是上述夏仁虎所记之事由来。关于这段历史，西贯市村民中流传着诸多版本，金女士所讲只是其中一种。详见下面“京北回族第一村”中专门对西贯市村民所做的访谈。
注147 这话不知是什么意思，我完全是按音记下来的。《三字经》里有“周辙东，王纲堕，逞干戈，尚游说”之句，讲的是周室衰微后诸侯并起互争雄长的那段历史，金女士之父很可能引用这段话来形容儿子反抗老子之事，所以应该是“逞干戈，尚游说”而不是“尚游父”。
注148 “粮食过关”指的是1960—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因政府将“以农业为基础和尽快争取粮食过关”作为当时的奋斗目标和行动口号，所以人们将这一时期简称为“粮食过关”。
注149 金女士的父亲这里引用的，是《史记·淮阴侯列传》中韩信的故事：“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注150 金女士这里所述属实。1957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本市在店员和手工业社员中不再划右派分子，金女士之父因此而逃过一劫。参见《当代北京大事记》111页。
注151 “三自一包”，三自即自留地、自由市场和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这是20世纪60年代初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经济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政策，主要精神是放宽国家对经济的统制。
注152 压腰钱，一说就是长辈送给晚辈的压岁钱。
注153 清朝巡抚是从二品。
注154 板井，村名，位于西郊四季青乡东部。
注155 一贯道起源于明清时期，属于五教合一的多神教。
注156 蓝靛厂有清真寺，见上文。但金女士这里指的不是清真寺，而是位于蓝靛厂的道观广仁宫，亦即西顶碧霞元君庙。
注157 色俩目：意为“和平”“平安”“安宁”。伊斯兰教徒相互祝安和问候的用语。
注158 俩一俩海：这是清真言的头一句，即al-Kalimahal-Tayibah的音译，汉译为“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真主使者”。
注159 出散(Sadaka)：即施舍。指伊斯兰教徒以自己财物的一部分自愿捐助贫穷和有需要的穆斯林。
注160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68，叶9下。
注161 周家楣等纂：《光绪顺天府志》卷8《兵制》。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244页。
注162 吴女士这里所说的八旗顺序有误。八旗分为上三旗和下五旗，上三旗是由皇帝亲统的旗分，为正黄、镶黄和正白，下五旗是由亲王、贝勒分统的旗分，依次为镶白、正红、镶红、正蓝和镶蓝。
注163 “顶子”是区别清朝官员品级的重要标志。四品官的顶子是青金石的，俗称暗蓝顶。
注164 吴女士这里提到的祖父与父亲不同姓，其实是旗人取名的特殊习俗，即以名为姓。旗人所属的氏族，满语称hala(哈拉)，亦称老姓，但通常不带在名字中，叫作“称名不举姓”，譬如某人的哈拉是钮祜禄氏，名常连，则人们都称他为“常连”，而不是“钮祜禄·常连”。辛亥革命后旗人纷纷改汉姓，常连的后人有些就会以常为姓，而不再姓钮祜禄，如果常连的儿子名常寿生的话，他的儿子又以名为姓，就姓寿，所以有一代一姓之说。吴女士家的情况就是如此。
注165 典史，为清朝地方州、县的属官，未入流。有的县不设县丞、主簿，典史也可兼行县丞、主簿事。
注166 阎锡山(1883—1960)，字百川、伯川，号龙池，汉族，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同盟会员，组织与领导了太原辛亥起义。民国时期历任山西省都督、省长、山西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长等职。从辛亥革命开始统治山西达38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前夕去中国台湾，1960年病逝于台北。
注167 吴女士之女插话：“我的继奶奶对父亲并不好，所以她那几个孩子都大学毕业，只有我父亲上的是财贸专科。我小时唱‘小白菜’，我母亲就不让唱。”
注168 停战，指1945年8月日本投降。
注169 妇女联谊会：1945年7月15日，以李德全为首的重庆各界100多名妇女联合发表宣言，成立了“中国妇女联谊会”，参加的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妇女300多人。联谊会共有理事26人，理事长为李德全，刘清扬、倪斐君、张启凡分别任正副秘书长。抗战胜利后，这个团体的骨干分子分赴各地，先后建立了北平、上海、南京、重庆、香港5个分会。
注170 杨钟健，古地质和古人类学家，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人。20世纪20年代曾任中国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所长，西四兵马司9号即该所所址。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1953年辞编译局局长，专任该院所直属的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1957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1979年病逝于北京。夫人名王国桢，1930年为北师大历史系学生时与杨钟健结婚。
注171 指清朝特有的选秀女制度。选秀女的目的，是为皇室子弟挑选配偶，其具体做法：“顺治年间定，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官员、另户军士、闲散壮丁秀女，每三年一次，由户部行文八旗二十四都统、直隶各省八旗驻防及外任官员，将应阅女子年岁，由参领、佐领、骁骑校、领催及族长，逐一具结呈报都统，汇咨户部，户部奏准日期，行文到旗，各具请册，委参领、佐领、骁骑校、领催、族长及本人父母或亲伯叔父母兄弟之妻，送至神武门，依次序列，候户部交内监引阅，有记名者，再行选阅，不记名者，听本家自行聘嫁，如有事故不及与选者，下次补行送阅。”(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14，叶11上—12下)秀女只限于在八旗中拣选而不涉及汉人。由于最初所有的八旗女子必须经过选取秀女之后才可嫁人，所以清代旗人中有未出嫁的女儿不磕头之俗。
注172 宋会强先生与下面周桂芳口述中提到的李富强先生一样，都曾是我丈夫的学生，所以都称我为师娘。宋先生本人就是福缘门村人，而且从他父亲起就是这村的老住户。这里也对他们二位表示感谢。
注173 赵珩先生有一篇文章：《圆明园被焚烧劫掠之后》，也关注到圆明园被烧之后的问题。文中提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在整理清宫太监信修明所著《清宫琐记》手稿时，发现里边有一些关于圆明园的记录。其中提到当时负责圆明园废墟看管的总管太监名叫殷福寿，粗通文字，面貌滑稽，但却忠于职守，对园中守护看管尚能尽责。又提到：“庚子之前，圆明园的守卫其实形同虚设，加上四周垣墙多有颓败之处，根本无法阻挡各色人等入内。当时除了守军、太监等监守自盗外，还有大量盗匪、不良游民和附近百姓来此挖掘哄抢，就连建筑周围的荒土都不放过。专有来此盗掘的，被称为‘筛土贼’，并有谚语曰‘筛土，筛土，一辈子不受苦’。能从荒土中发掘园中文物者也或有之……据宣统时清宫档案记载，每天装运出园的石材木料就有二三十车之多，更有甚者是在园中开办炭厂，将不值得运走的木料和树木烧成木炭出售。民国以后徐世昌、王怀庆等人都曾大规模地运走园中石材，移作它用。”又称：“自庚子以后的大规模破坏又持续了二十余年，但凡园中的地砖、屋瓦、墙砖乃至于椽材木料甚至金属附件，只要是可以利用之物，皆荡然无存。周边百姓的建材原料都能就地取之，俯拾皆是。1940年日本占领时期，圆明园内被大量开垦，农民平山填湖，种植水稻。”“我想，在永远铭记外国侵略者带给我们的历史伤痛之时，圆明园被焚烧后这近百年的持续性毁灭，也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可惜赵文篇幅太短。但可作为本篇口述的背景和参照来看。(载赵珩：《旧时风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278—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