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者按]对蒋氏姐妹之父蒋丰图的一生，杨原在他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中有简要叙述，今转录在此：
蒋丰图，号稚云，8岁时父亲去世，先是随母寄养于叔父家，后母子三人回京定居，靠祖母做针线活及亲友帮助维生。13岁小学毕业，因无力升学，在家专攻国文。1930年北平市卫生局招考办事员，录用后负责文稿工作，后升任科员。以后相继在华北物资物价处理委员会、市教育局等政府部门任秘书、股长。1949年后，先后在市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工作。后因身体原因被劝告退职，后来身体好些时就在明清档案馆、北京师范学院做临时工作。
[蒋亚娴(以下简称亚娴)：我祖父行三，二大爷行二，二大爷没孩子就把我父亲过继给他，所以我父亲等于兼祧两家。]
亚男：原来一过年，我父亲还把牌位请出来，还有老人的照片，我父亲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还有他的二伯父、二伯母都有相片，有牌位。
我父亲留下一包东西，是他写的草稿，我看了，有他写的自传。我父亲说他8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可是我估计，他是腊月生日，他8岁顶多就是6岁。那时候大概是在山东，山东有我姑姑、我父亲，我姑姑比他大4岁，还有我祖母，这娘儿仨就没生活来源了。
我祖父这一辈儿是7个，我祖父行三，五男二女。我父亲有个四叔，我祖父去世后，就到河南我父亲的四叔家去，他那时候在那边好像是个县长。但是那个婶母特别厉害，吃不饱饭。那时候他家还有用人，听说有用人隔着窗户给塞个馒头什么的，就这样。住的时间不长，后来又回山东，可能我父亲的祖父在山东，这是我估计的啊。他还有个七叔，后来就跟着七叔上徐州，说是11岁，都是虚岁啊，就回北京了。
北京有什么人啊？就是我祖母的娘家在北京。他们是旗人。他们家姐妹多，我们汉军旗也随着旗人的称呼，我就记得小时候管祖母叫太太。九姑太太、二姑太太，这都是祖母的姐妹。有的也不是亲的，叔伯的，但是都走得很近。还有一个十一姑太太，这都是我祖母的亲戚。那时候就是靠亲戚接济，然后做点手工活儿什么的，给人家做点衣服，祖母就靠这个。
定：您祖母家的情况您了解得多吗？
亚男：知道点儿，咱们待会儿再说他们家，先说我们这边的。我父亲在北京上小学上到13岁。后来没有力量上学了，就专攻国文，他的国文好，诗词好，所以一直到老吧，还老是写个诗呀填个词的，做这个。他后来呢，就是头几年吧，没有正式工作，那时候也是军阀混战时期，有个亲戚说在某某部队里边，说你跟我去吧，写个字儿什么的，那不是叫书记么，去混了一个月俩月的，连薪水都挣不来，又回来了。后来卫生局招考职员，有人介绍他当书记去，写字儿，他就考上了，这时候起长期就在卫生局，那时候还叫卫生科。后来在教育局，就这两个局工作。
后来卫生局有一个同事的哥哥，要到香河做县长，想找一个秘书，就把我父亲推荐去了，到那儿就赶上殷汝耕香河事变注204，就把他扣下了。香河事变一共扣了俩人，就是我父亲和他那上司，后来县长跑了——噢，上司没扣，把我父亲扣那儿了。我们家没办法呀，就搬到北新桥方家胡同注205，找了3间小东房，特别小，就搬那儿去了。搬到方家胡同是为什么呢？这都是过去迷信啊，说我父亲这命啊就适合住东房，住别的房都不好。(原先)那时候我们在北新桥西大街住，挺好的那个院儿，我到现在对那个房子有印象。那一大院子吧，就一排北房，挺大的房子，这边有两个小西房做厨房，做下房。这3间北房都有后厦，所以关上门儿，就是前边这一大屋子，后边开开门儿也挺宽敞的，结果没办法。
我父亲被扣了4个月，好不容易回来了。回来了还得找卫生局熟人，找个事儿。就这时候，卫生局挂属的粪便事务所成立。这个粪便事务所在哪儿呢？在西四北报子胡同西口。我们就又在受壁胡同注206找了几间房，搬到受壁胡同去了，一直住到1952年我母亲去世，才从那儿搬走。
[亚娴：我父亲和母亲结婚以后生活也还算可以。到我懂事以后，我记得父亲是在卫生局的粪便事务所任所长，管那些粪霸。那阵儿各种厕所，都由粪霸管，都分好了，谁管哪块儿谁管哪块儿。你别上他那个地区去淘粪，你要上他那儿淘粪去他就能跟你打官司，能打你。我父亲就管他们这些粪霸，不让他们惹事儿，欺负人，另外地方分好了就不能随便再占别的地方。还管卫生，粪便那方面的卫生。
定：怎么不把粪霸取缔了，就由着他们为非作歹？
亚娴：那不行啊，就是为了管他们，才成立这个粪便事务所注207。
定：管得了吗?
亚娴：能管得了，那阵儿人也不像现在，还都服从管理。我父亲不是他们那种旗人，他受过苦，不是那种公子哥儿似的。我父亲很利落，也挺能干的，脑子特清楚，文笔也好，口才也好，为人也比较爽快热情，所以他交的朋友还是不少。]
亚男：我父亲在粪便事务所一直干到1943年。那时候是敌伪时期了，成立了一个华北物资物价特别委员会。市卫生局的一个领导，可能叫侯毓汶，请我父亲过去做秘书，这样就从粪便事务所离职到那儿去了。但是这个(委员会)到年底，12月，就解散了，就又重新改组了。然后我父亲可能还是通过侯毓汶，又到教育局去了，也是搞文稿工作。他不会别的，就是写的文稿特别好，人家都欢迎他。先头好像是在人事组，最后在教育局，濒临解放前夕吧，他做到局长办公室的秘书，还是局秘书我就闹不清楚了。一直到解放以后他还在那儿。
我父亲后来因为身体不好，从教育局又分配到工农干校注208。工农干校是解放以后新成立的，最初就在西单商场北边点儿，就是西单北大街的大街上，再后来这学校搬到白堆子注209这边来了。他就做个总务处的事务员，他不甘心。后来有一个表兄的儿子，是我父亲的表侄，跟我是同辈儿的，是爱新觉罗家的，那个爱新觉罗是我父亲的祖母。他在北师大工作，听说我父亲文笔好，就把他从工农干校介绍到北师大去了，也还是搞文秘，可能是校长办公室秘书这一类的。
[亚娴：解放以后他算国民党的留用人员，就比较坎坷了。我们有一个亲戚，姓金，是个旗人，我们家认识旗人多啊，就说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要一个秘书，推荐我父亲当秘书去，我父亲也不了解解放后的政策，关系怎么转法也不清楚，嘿，人家就走了，也没转关系，到师范大学才知道关系没转，就找姓金的，也没给办成。]
袁：所以我姥爷和启功他们挺熟，他们算的辈儿，启功管我姥爷得叫叔叔。
定：北师大当年有那么一帮子遗老啊。
袁：对。
亚男：我父亲为什么从北师大下来？一个是他身体不好，老生病，左病右病。一个是赶上“反右”，大鸣大放注210。他是为点儿什么事儿啊？我那四祖父跟他住同院儿，就是原来在河南做县长的那个。
定：就是那个婶特别厉害不给饭吃的那个？
亚男：对对。我母亲去世以后我父亲又结婚，就在小水车儿胡同找的三间东房。他老说我还是住东房好，我这命就得住东房，那个院儿挺好的。正好我那四祖父就住三间西房，在一个院儿里头，这老头也是，按说岁数也不小了吧，那时候人都老，我也闹不清他多大岁数，跟我父亲正好住一个院儿，说要写个什么“法治国家”，要立法。
定：那老头他是干什么的他写这个？
亚男：他不是县长吗。再后来做什么我不太清楚……结果我父亲就帮这老头俩人写了这么一个东西，送哪儿去了不知道，可能就为这个，人家彻底不要他了。他不够退休年龄，人家就动员他离职，那时候离职的正式文件好像都还没出来呢，就给他点儿离职费，这后来就回家了。
定：为什么呢？您父亲什么性格呀？
[亚娴：爱说。爱主持正义。看什么不对他都要发表议论，是这么个人儿。稀里糊涂就把我父亲打发回家了，也没退休金。1958年以后，就是我、我姐姐跟我弟弟我们仨人养活我父亲。我父亲一直到1977年才去世，73岁。]
定：那您母亲他们那一支呢？
亚男：我母亲姓关，他们家是旗人，就是北京的。我姥爷原来在西城区警察署，很多旗人后来都做警察了。
我母亲的母亲早去世了，从我认识姥爷家，就是后姥姥。但是后姥姥人特别好。自己没女儿，自己就俩儿子。可是对三个女儿，都不是她的，都挺好的，你看不出来继母样儿。我们去也都亲热着呢。可是对儿媳妇差点儿(笑)，脾气大。大儿媳妇二儿媳妇，因为我也大了，就是我大舅妈二舅妈，看着在家是受气。
定：人家那不是不好，就是规矩大。
亚男：对，该说就说。也不是打人骂人的。我两个姨都没什么文化，上没上过小学我也没问过，我母亲后来跟我父亲结婚这么多年受熏陶，也能看看报纸了。我两个舅舅，那个大舅好像还上的高职吧。
[亚娴：我母亲1952年就死了，脊椎结核。我们旗人管奶奶叫太太，管父亲叫阿玛，到我们这辈儿就改了，管母亲叫娘了。我母亲脾气暴，但心眼好，很热情，很能吃苦，到解放前夕那一段困难，我母亲老有病，40多岁就死了。我父亲1952年就又跟我继母结婚。]
1936年蒋丰图与其姑父(袁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