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那时候不就是大家庭么，那时我也小，粮店到时候给送米送面，我也不知道谁付钱。祖母过日子，早晨不管，一天就吃两顿饭，大锅饭。一屋有一个老妈子，又看孩子又收拾屋子，做饭也是一个老妈子，外边还有扫院子的。
我家里没有店铺，在城外也没有田产，就是有房子，两所大的，我们自己住的一所是大的，大房子有五间北屋，三东三西，南房不够十间也差不多，还单有一个院子，大伯父住的院子，有北房，东边有个大院子，差不多有十间北房。旁边还有一所，那所更大，前边通到后边，那所就租给日本人，进点房租。还有四所小房子，也都是收房租，也不知道够吃饭不够吃饭。
那时候在家上学，家里有老师，我还有个哥哥，就是二伯父的，还有四妹，还有弟弟，四个在家念书。后来一分家就没法上学了，老师也走了。
祖父去世，大家庭就各过各的，谁也不管谁。后来这家就没法过了。得有人拿钱呀，慢慢地也没人拿钱了，我祖父祖母的丧事就差俩月，也花了不少钱哪。干脆卖房吧，就把住房卖了，我们住的大房子卖给慕贞小学注195，那个大院子就当了操场了。
大房卖了，在小房子又住了些日子，小房子又卖了，卖了就分家吧，就在外边租房住。我们解放后才搬到这边来的，这东西厢那时就等于城根儿了，不是便宜吗，正赶上我姨他们也要买房，说一块儿买了吧，他们拿了一部分钱，就买了五间房，那边两间算他们的，这边三间算我们的，房现在还有，我弟弟住着。
我大伯母没生过孩子，从小就喜欢我，由小时候就带着，我一直跟着大伯母，分家以后也就跟她出来了。
我跟着大伯母住东四头条注196，上学也近。伯母一直就一人过，没工作，伯父每月给寄五十块钱来。我在那儿念书，是大伯母给钱，我们娘儿俩再吃饭都够。我说想上贝满注197，那时候家里也有电话，就打电话联系，人家说报名末一天了，我就跑到东四，有个天顺什么顺的照相馆，照了相赶紧报名去，一下子就考上了，就上了贝满中学。那时上学没钱可不行，提搂着口袋交学费去，我记得每次都交三四十块钱，真是大洋钱哪。我还在那儿吃饭，中午就不回来了。那时也不会走，都讲究坐车。我30年代在贝满上了六年，上到高中毕业。
我伯母一直在家，家务事也不少。她不会买东西，买菜什么都得求人买去，不习惯，没买过。你要买回来让她做行，会做饭，大家庭时候也是她炒菜，大铁锅那么老高。过去真有这样的人，她真不会，保姆也不会干活儿，岁数大了，就只能收拾收拾屋子。伯母的老礼儿倒是有，也得分跟谁，跟我就没那些礼儿啦，我怎么着都行。
后来我伯父老了，退休回北京了。伯父不是在东北做北镇县长吗，做了几年。那会儿的老人一人在外头，弄了好些个姨太太也都在外边，可是回来的时候一般都是老人一人回来，那些姨太太在那边就都打发了，该干吗干吗去，到家里也没办法，再说家里也够乱的。可我伯父的那个好像是他内务部的同事吧，湖北人，是他在北京娶完带走的，不是外地的。她生了五个还是几个孩子，他一回来，他这姨太太带着一堆也都来了，我就不跟他们一块儿了，回家去了。我伯母也没办法，就跟他们在一块儿过呗，她还有个妹妹，有时就到妹妹那儿住些日子再回来。她八十多过世，一直跟他们在一块儿。一家子要是一闹这事就好不了，和不了，反正跟姨太太怎么也到不了一块儿，不打架，谁跟谁心里也别扭，面子事。
我父亲不常回来，寄钱不多，我家那时候也够困难。我母亲就供我弟弟一人上学。我弟弟在汇文上学，后来考上航空学校了，上高一时走的。中国支援缅甸一百架飞机，他开飞机支援人家作战去，结果死在加尔各答了，那是多少年啊都忘了，是抗日战争的时候吧。
我父亲后来退休回来，在家没待多少日子又走了。因为我弟弟军训时的领导跟我父亲是老同学，知道他在家待着呢，就让他上那儿帮忙，当翻译。我父亲不是在哈尔滨、满洲里和俄国人待了不少日子么，他就这么着又上南边去了。他一直跟我弟弟通信，我弟弟死的事他都知道，可那时我父亲和我们连信都不通，他也寄不来钱，这边就我和我母亲在家。
别看老人在家，在家不闲着，一人都好几个孩子，自己家里的活儿还做不了呢。我母亲做活儿可好，我大姐二姐结婚的衣裳都是她自己做，那时衣裳也好做，长旗袍不用上袖子。我母亲没事就纳底子，做鞋，我弟弟的鞋费着呢。上学一个月俩月就一双鞋，自己纳的底子厚着呢。我母亲后来一直在家，1956年故去的。我父亲死得晚，他不是又娶了一个吗，后来弄回来了，她是再嫁的。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我病了一阵子，肺结核，吐血，气胸，没办法就上协和医院的肺疗科，在干面胡同。他们给我打了三年的气，每礼拜一次两次，由这肺里插进管子去，让这气压住肺，别再扩张了，让它慢慢长好。咳，三年。那时候也是没办法，工作工作不了，生活也没来源，那时就是我姐姐她公公还活着呢，有时支援我们一点，支援也不够瞧病的，还得吃饭哪，挺困难的，我说多困难也过来了(笑)。
我在家待了好多年，那时候没法找工作去，也不认识人。我有个街坊是日本人，在日本报馆，我说你给我找个工作吧，家里就我跟我母亲，我们娘儿俩，怎么办呢，他还老封建，说女孩子就跟家待着吧，别出去工作，工作没好处，他就不给找。
解放以后1950年我才出来，在天津找了个工作。也是同学介绍的，要不我们家认识谁呀。我母亲不认字，没工作，伯母也不认字。那时一人去天津，什么也不怕，你不去活不了啊，家里没有生活来源，怎么办呢。解放前亲戚还支援点，说你家没人，解放后就不行了。到那儿人家问我学过什么，我说学过会计，学过打字，他们说银行新成立一个办事处，正好没有打字员，你打字去吧。中文打字，在字盘找字，忙的时候黑间白夜的都连着干，打完了还得印，完了装订好了，明早开会就发下去。我就一直打字。
后来就干后勤这些事，乱七八糟什么全干，最后服务员都没有了，退休就完了，新来的小年轻的谁也不干这个，都在业务上了，就剩了我们两人。我又卖饭票管食堂，在传达室还带收发，那男同志出去采购时，我就在家盯门儿，一直干了这么多年，1977年退休的。
1950年定级的时候给我定得挺高的，等于二十级，七十块，一般人都是六十几块，我也不知为什么。我等于两份家，我在天津，我父亲、母亲在北京，都得寄钱，我就自己留四十，给家寄三十。母亲、父亲有病就得回来，多的时候一年回来七次，来回跑都是我的钱。这么些年也够受，别打算做衣服，就穿那点旧衣服。吃饭都是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