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我父亲是1907年生的。我们家的文化都不浅，读私塾啊。我父亲也是读私塾，但是还读高小，也读公立学校。我父亲，打咱中国有电话，他是第一代电话员，那是考的，他们第一伙都是考，16岁就考电话局了。他是职员，兼在工会里管账。我父亲一进电话局就组建电话南局，是北京的第一个电话局注136，在广渠门附近。北京西单这儿是二局。他到武汉去过，上武汉成立电话局，又上天津成立电话局，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就步入正轨了。解放前我们家有电话，我们家那号是2000号，我父亲在电话局是8000号，你要是打8再加3个零是我父亲接，你要是打2再加3个零就是我们家接。后来一解放，我妈是第一代的街道主任，那时候好几个胡同才用一个电话，我父亲在电话局嘛，就把这电话给了地段当了公用电话了。
我父亲特别爱吹笛子，在全电话局都是特别有名。他跟单二叔(指单士元)他们都是把兄弟，一个笛子一个箫，就让你听着感觉特别舒服。他一吹箫我们家孩子都特老实，淘气的都不淘气就听着。
定：您妈妈是什么地方人？
陈：我妈也是北京人。我姥爷他们家住到现在的蜡库胡同。这儿是纳福胡同吧，这儿一小胡同就是蜡库胡同，现在是山西一个矿务局的驻京办事处。拆了那房子，就盖了一个驻京办事处。就那房子，他们100多年一直住在那儿。他们是个大家，我姥姥是满人，我姥爷不是满人。我姥爷姓赵。反正姥姥家规矩特大，我现在说不上来。我姥姥是大脚，我们家没有裹小脚的，包括我姑姑。裹小脚都是南城裹小脚，北城都不裹小脚。
我姥爷他们家的人都特别聪明，也都是念书的人。我姥爷是哥儿三个，有一个弟弟丢了，好像就是念完书自己找完工作就跟家里失去联系了。
我妈不是1909年生的么，学生运动(指五四运动)不是1919年么，她就十几岁了，那时候是都不让小孩念书，她就上红楼那儿念书去了，我们家离那儿特近。我舅舅淘气，就为了让我妈看着他去，结果我妈学习倒比我舅舅好，我妈从来没掉过前三名，她高小毕业。
我姥爷呢，按现在说就好像是搞移植水稻的。就是帮着南朝鲜的朴先生，朴先生不知道叫什么，他儿子叫朴兴夏，我们(一九)八几年还到南朝鲜找过，也没找着。朴先生在南朝鲜有一个媳妇儿，在丹东还有一媳妇儿。朴先生往南朝鲜大面积种植水稻的时候，他不是得来回跑么，后来把丹东这媳妇儿休了，留了一个小姑娘，叫阿妹，就把这阿妹由我姥姥看着。朴先生看我姥姥这人特别实在，针线活儿做得也好，后来他到南朝鲜，就把我姥姥、姥爷带过去了，他觉得我姥姥、姥爷特别可靠。朴先生他们不是子女特别多嘛，他是一个大家族，挺大的一个大家族，哥们儿挺多的。我姥姥在他们那儿给他们管了3年半不到四年的家。我妈到朝鲜是16岁，就教他们孩子汉语，后来不能老挨那儿待着呀，我妈到了19岁，就该回来了，不回来怕嫁不出去了。所以我舅舅是留日的留学生。要不怎么“三反”的时候也整他呀？
我妈33岁我姥爷死的。我大哥一岁多吧，我姥姥死的，我没见过姥姥。
定：您父亲和您母亲是人家介绍的还是因为是街坊？
附图一：20世纪30、40年代北平市民的婚书
结婚证(婚书)
印花税票
附于婚书后的说明
手写婚帖
陈：别人给介绍的。我妈有婚书，那婚书还挺好的，还有印花税(参见本文附图一)哪，现在保存这样东西的人也挺少的吧？没给您带来。订了婚吧，得给我爷爷守孝，守了3年，完了才嫁过去。我妈结婚的时候呢，我奶奶不让我大妈进家，我妈跪着说：“妈您让我嫂子回来吧，我们姐儿俩没见过面。” 我奶奶为什么对我妈特别好呢，我妈这人从来不多说话，但是都做在礼节上，所以我妈跟谁关系都不错，跟我这几个嫂子的关系也特别不错。
我妈不到二十四结的婚，1933年生的我大哥。我母亲生了11个孩子，我是第11个。
定：你妈妈后来是做什么呀？
陈：就是家庭妇女呀。我们家子女多。我妈那人特别勤快，一到大白菜下来了就做泡菜，做打糕，原来我们家都做打糕吃。在我印象当中我觉得我妈特会做，什么都会。因为我们家是一大家，甭管我姑姑他们家还是我姥姥他们家。
我妈跟我姑姑说话声音都特别轻，就姐儿俩悄悄地说。我妈跟我姑姑说话的时候，比如说：“二姐您上我们家。”从来不这么说，都说：“姐姐您哪天家去呀？”所以我现在跟我大姑子说话也是这样：“姐姐您哪天家去呀，您想吃什么我给您做。”所以我两个大姑子挑不出我毛病来。我们家曾经评过全国的“六好家庭”，1959年到1961年评了3年。
我们家住过的地方挺多的，那时候我们家可能住在水道子注137，就是崇文门外三里河，现在拆了。为什么搬到水道子呢，就是我父亲在电话南局。我大哥在那儿生的。我奶奶可能是死到那儿了。后来住过纳福胡同，景山东街的三眼井注138，三眼井工程，现在成保护区了，我们家就住那儿，就是纳福胡同。生我就在纳福胡同。这间房现在还留着。这我都没说过，我们院北房3间不是还有个耳房么，南房不是二房东么，他瞧见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孩儿，钻到地底下去了，他就刨地三尺，那时候的人都迷信哪，那耳房就没有人租，后来我们家是孩子越来越多了，5个男孩，房东就非得让我妈住那儿去，说是五虎将，镇着这房子，从我们家一进去，这院儿还就是挺安静的。我们对门儿那郑大爷郑二爷那都是老公(即太监)，他们有一妹妹，我们叫郑奶奶，郑奶奶说，我就愿意跟你妈在一块儿，跟你妈在一块儿我心里踏实，不害怕，你们家有五虎将。
那地方拉三轮的多呀，拉排子车的多呀，但是摇煤球什么的，都是供宫里用的。像吉安所，知道吉安所吧？在三眼井那边，就是停灵的地方，宫里什么人死了就到吉安所。现在那条街还特别穷呢。司礼监，就是司礼死人的事儿。其实司礼监胡同特别小，大概不到50米吧。椅子胡同就是一个椅子形儿，这个胡同里没有什么念书的人，平民特别多，都是捡烂纸、拉三轮的。有时候居委会他们就让我给讲胡同的历史去。
我父亲死我妈一个眼泪都没掉，我16岁啊，我姑姑劝她哭一声别这么憋屈着，我妈说我不能哭，我一哭我这精神就崩溃了，这一帮孩子我怎么带啊。
定：您父亲当时什么病？
陈：“困难时期”注139他不是老浮肿吗，浮肿以后就老是肝不好，到1966年9月16号他就肝硬化死了。“文化大革命”刚开始。
我母亲哪，一个是老家庭出来的，再一个我受老的家庭教育比较多，所以我们母女俩跟一般的母女俩不一样，所有的事我都随着我母亲，我从来不跟她说个“不”，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我每天都要跟她聊天儿，天天都聊天儿，天天都没有重样儿的。我为什么知道这么多老北京的事儿呢，就是跟她聊天聊出来的。
我妈的想法比较新，她说哪个媳妇儿她都不跟着，怕他们之间产生矛盾，所以我就一直跟着我妈过，我很少出差去。比如开会到外边去了，我老得找点茬儿不出去。我妈可以到各家去给他们看孩子做饭，但是一有病一感冒，我妈有哮喘病啊，就给我送来。要细说都有很多矛盾，但我觉得都不成为矛盾，我妈是我的我就应该管，只要为我妈干什么都应该，我就这想法。我1996年调整机构因为有病就下来了，下来没两个月我就想自强自立，我就做牛肉卖，其他的时间我就跟我妈聊天儿，我也是有意识的，觉得她年岁大了，我想知道点什么事儿。她想不起来我还问，这事儿怎么回事儿呀，那事儿怎么回事儿呀。我母亲90多岁死的，到现在我转不过来这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