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1956年的时候就条件稍微好一点儿啦，就搬到东四九条，比陟山门就改善了。到1958年刘少奇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当时就是一个我爸，一个单老，还一个欧阳道达，他们比我爸级别高一点儿，就给这三家这个院，欧阳是后院西边的北房，单老是后院东边的北房，我们家就前院北房这一片。咱们故宫的机构不是也经过几次变迁么，来回地变动，那段故宫归国务院，这个房1958年归国管局，从1958年搬到这儿来，一直到现在。
哎哟，我爸爸一直受挫折。我爸爸说话直，你看我什么样我爸爸就什么样。我像我爸。什么跟外界的人际关系，后果，不懂！1956年反右之前吧，参加九三学社，开神仙会注105，我爸提了一大堆意见，后来没划成右派，就把这些言论当成中右言论，说有情绪什么的，我爸还庆幸呢。
宗：神仙会是让随便说，往往说了以后就抓辫子。我那时候也有右倾思想，就是没有弄成右派。
碧：“文化大革命”我爸爸说要说他是学术权威，他够不上，他又不是当权派，就有几张大字报，没给打倒。就是到干校去劳动改造了。
宗：对。“文化大革命”没斗，说这些都是名牌。可能上边也有这精神。故宫啊周总理说不许开放，关起门来。
碧：我妈正相反，我妈有心计，我妈可沉得住气，是我们一家之主，里里外外都是我妈，跟周围都靠我妈维持，非常小心谨慎，我爸说话我妈老说他：“又得罪人吧，又得罪人吧。”我说话我妈都千嘱咐万嘱咐，“文化大革命”我妈担心我爸爸啊，那些照片全让我妈给烧了。
1969年1月我们家我爸先去了江西五七干校注106，接着我哥哥全家、我陆续去了东北、河南的“五七干校”，弟妹们下乡的下乡，下厂的下厂，我们家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我妈可有准主意了，固守北京的家，哪儿也不去。“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们全家人又都聚集到北京这个家了。我妈我爸这辈子啊，真不容易，也真不简单！
1971年我爸在干校觉得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太苦了，那时候也看不到前景，就申请退休了。
宗：“文化大革命”上五七干校也太苦了。我父亲一生气，就不去了。对他们赌气了。
碧：退休回来，我爸爸在故宫干了这么多年，在北京干了这么多年，不许回北京，户口也不许转回北京。我大姐当时在朝阳(辽宁省朝阳市)支左注107，就把他的户口落到朝阳去，落到我大姐那儿了，我还专门去过一趟给我爸办关系。我哥哥在空军，后来把我爸爸的户口作为随军家属给转到空军，又转到街道办事处。上(20)世纪80年代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是胡启立，我和我爱人贾尊胜给胡启立写信，胡启立还真给回信了，责成当时的延永生馆长，让我爸爸回到一史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算不错。都是靠我们儿女啊，我爸爸一点儿这本事也没有。我们要是不活动，我爸爸就惨了，就一直归到街道没人管了。我爸就管做学问，对这些事不过问，爱在哪儿在哪儿，什么职称不职称的，一概不操心，连自己挣多少工资都不知道。
我爸爸1998年去世。就这么受苦受累，最后无疾而终，93岁。没住过一次医院，连一次小手术都没动过，不像现在人这么娇气。我爸爸就一点养生之道，不馋。你多好吃的东西也就七八分饱，在吃上从不挑剔。
宗：我曾经跟我的子女都说过，我说我跟我弟弟，都不如我父亲，因为他自力更生啊，我们都不如他努力。
碧：我爸爸最后老是知足，就觉得从农村里出来的一个穷孩子，在北京扎了根，那么一大家子20多口人，到最后四世同堂，觉得也挺自豪的。
1991年五一节张德泽夫妇与子女在景山公园内合影
(前排左起：长子张宗尧、张德泽、夫人孟淑玉、长女；后排左起：三女张碧君、二子、二女、幼子、幼女。张碧君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