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老祁家哥儿仨，我大爷、二大爷，我父亲最小。我就不知道我大爷那会儿干吗，哥儿仨之中长子掌权，由我大爷过日子。他没儿没女，也没营生，一辈子身不能肩担手不能提篮，我奶奶死后留下点钱，他老说坐吃山空，就靠卖家产，卖一点吃一点，吃了十几年。我妈常说：“那会儿你奶奶留下的一点钱都让你大爷给放了秃尾巴鹰了。”秃尾巴鹰就是放了债一去不复返，让人给坑了。我大爷得的是喘病，才40来岁就死了，死时满口的牙都没掉，头发一根白的都没有。
我二大爷比他强点，是个小排长什么的，那会儿照的相身上还带着刀么，后来是做小买卖。他有3个姑娘。我到今儿记着呢。他俩好像都比我父亲强，挺精的。
我们那时管奶奶叫太太，我奶奶的娘家是黄带子注11，那时候打官司，都不跪着。我奶奶60岁就死了，为什么呢？那会儿的旗人就老把着自己的孩子，没出过门似的，四九城恨不能都不能出。我父亲那会儿当步营，头一次是开往廊坊。按说是挺近的，一听儿子走了，我奶奶就急得要命，她就东家去，西家去，告诉人家说我这小儿子要走了，上哪儿哪儿。晚上回来她就紧痰，就死了，刚刚六十，你说！就为这事儿！我父亲也就刚到那儿，那工夫人家就告诉他，说你母亲死了，他就折回来了。
我妈嫁过来时是大家庭，妯娌仨都在一块儿，就属我妈小。她怀着我哥哥要生还没生，我奶奶就死了。我奶奶是在北池子死的。后来又搬到西城的鱼雁胡同注12(参见本篇附图)，我就是在西城生的。我母亲不同意搬西城，她说穷西北城，干点什么都不发展，东城那边守着东安市场，抓挠点生意都好抓挠。到西城什么也别打算做了，穷。可是就她小，她也做不了主。我大妈乐意搬西城，她娘家在西城。买的这西城的房是我大爷的钱，一个院儿，那时还在一起住，大娘和大爷当家。5间北房，最小的和最大的住3间，两边耳房是我二大爷住。那时候比较生活好一点的家家都有葡萄架，还有十几盆石榴，一边八盆两溜，我记得我家比我婆家强，摆设都挺好的，还有冰箱、条案、八仙桌，每天还要窖冰。一边一个立柜，还有柜塞子，搁着钟啊，都是花梨、紫檀的。后来分家才把这些卖了。我大妈的屋比我们屋更好点，都是榆木擦漆的注13，红的，亮着呢。我妈这屋就黑了吧唧的，搁着大躺箱，可能装东西了。自从鱼雁胡同的房卖了，就把家具也都卖了。没地儿搁了。
住西城那房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单吃了，有老太太活着能够团着，老儿子得益。没有奶奶，没人过日子了，哥儿兄弟就不成了，没多少日子，三一三十一，就分家另过了。哥儿仨谁也不管谁，我妈也吃了不少委屈。我们就搬到对门那院去了，还是鱼雁胡同，我大爷跟我们隔着一堵墙，挨着。都是老街坊，住人家的房。一直住了几年，后来又搬到冰窖胡同，在南小街，也是西城，又住了十几年，我和我姐姐都是在那儿结的婚。
我父亲结婚时三十了。那会儿男的结婚都得二十七八，女的十九、二十。一般农村的早。到城里就都是二十七八。我父亲因为是步营，挣的钱也少。我妈说就是他那会儿“勺道”注14，就是不严肃的意思，岁数大了还像小孩似的，爱跟孩子一起玩，没个大人气，没正形儿，又搭上没能耐，就没人愿意把姑娘给他。
我父亲就是步营，他上哪儿吃俸银、俸米去？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听说把外国人也打得够呛，咱们北京旗人都练武，哪个都讲武术。大爷、二大爷都会，别看干活懒，这都不懒。我父亲考步营，也是凭拉弓考的。我大爷他们都养活鸟儿，没事儿就拿着鸟笼子，去茶馆喝茶去。见天儿得花十几个子儿，挺爱议论各种事儿的，买鸟儿也不少钱呢。我妈说是有人出主意什么也不让这伙人干，就养着这伙人，实际是害了这伙人。我大爷、二大爷都念了十几年的书，到我父亲他又傻，小时候又出(天)花，有细白麻子，就不供他上学了。
后来步营就没啦，散了，那时好像是有了我了吧。我父亲好喝酒，走到南河沿注15，把脚崴了，我妈说从那儿他忌了酒。
玉河(今正义路)旧影
步营散了，我父亲就做小买卖为生。做买卖也不容易，过去都讲究俸银、俸米关着，皇上养着，到没地儿拿钱去的时候，喊也喊不出来，比如卖糖葫芦，叫不出这糖葫芦的名儿来，顶好的也就在墙旮旯没人的地方喊一声，一有了人又不喊了，嫌寒碜，也不容易，哪儿像现在的年轻人，多能喊啊，捯饬注16得多漂亮，都能喊出来。
那会儿找工作特困难，穷人太多，找不着工作，找工作的都是南方人，我们管他们叫“豆皮子”注17。他们来到咱们这儿，就特鬼，特机灵，咱们吃不了的苦人家吃得了。从他们来了，买东西都拿着秤，差一点都不要，咱们北方人、旗人穷大方，没有跟人家争过，给多少就是多少。
我父亲先做买卖，后来我姨给他找了个工作，在政委会当茶役，提个茶倒个水的，我父亲就说：“别瞧我做买卖，但是我是掌柜的，我给人拿东西，这侍候人的事我还真不行。”那会儿当茶役的都得给职员打手巾把儿，他不懂得，就把手巾拧成团递给人家，有那好的职员就说：“老祁，看你这样儿，你也没外头工作过，我教你怎么递，你得把手巾抖搂开了，这么递。”我父亲几次回家都说：“我不干了，干这侍候人的事我觉得特难受，我还是做我那买卖吧。”我妈就说：“如今孩子们都大了，再做小买卖人家都瞧不起你，儿子还怎么娶媳妇儿呀，你就做着去吧。”做了几年，日本在北京8年，胜利又是4年，我哥哥就说别干了，在家吧。我们房后头打出去一间，开一个小铺，我父亲说待着也是待着，正好挨着扶轮学校注18，卖点小孩吃的东西，卖点烟卷，就不出去了，就那样维持生活。我哥哥那会儿也工作了，孩子们也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