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在京城内实行旗、民分城居住制度。经过顺治五年至六年(1648—1649年)的大规模清理，原来居住在内城的汉人无论 官民都被尽数驱赶到外城(又称南城)居住注2。内城从此成为清朝皇室和八旗王公贵族、官兵的聚居区。形成了清代京城独特的旗、民分居格局。驻于京城的八旗官兵又称“京旗”，是八旗中最精锐的部分，在八旗内也享有高于外省驻防的地位和待遇。他们均根据所在旗分，按照八旗方位居住，其具体方位是：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黄旗居德胜门内，并在北方；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并在东方；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并在西方；正蓝旗居崇文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并在南方。清政府还以皇城(紫禁城)为中线，将八旗划分为左、右两翼：镶黄、正白、镶白和正蓝四旗位于城东，为左翼四旗；正黄、正红、镶红和镶蓝四旗位于城西，为右翼四旗。在各旗防区内又分汛地，汛地内又设堆拨，汛地与堆拨之间设立栅栏，京城的九座城门均由士兵把守值勤，按时启闭，清政府还将明朝时建立在城内的会馆、戏院悉数迁出，严禁在城内开设戏院、赌场，使整个北京内城俨然成为一个巨大的兵营。这样的居住格局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尽管在清中叶以后，八旗禁旅的军事职能逐渐减弱，旗与旗之间的变动也逐渐增多，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对京城实行大规模改建之前，却仍然依稀可辨。
本套丛书中的内城部分分为三卷，一卷《宅门儿·府门儿》是为宗室王公卷，另外两卷则都是为八旗官兵后裔所做的访谈，由于这部分访谈人数多、分量重，只能再分两卷，而如何将这个自成一体的人群划分开来，是一件颇踌躇之事，最后的决定，是将其中关于妇女的口述单独提出，另编成册。究其原因，旗人妇女是我做口述史的最初入手之处，我对这个人群最熟悉，也花费过最多的心力，对于她们与男人的不同，也有着很深切的体会。
按照性别来将旗人后裔的访谈分成两卷，是我做的一个新尝试。这样的划分，使原先只是按居住的不同地域或不同人群所做的分类，呈现出了另一种样貌，具体地说，就是将京城旗人女性独特的气质，鲜明地呈现出来，八旗男人的生活方式和性格特点也因此而被衬托和凸显出来。仅仅是简单的重新分类，就产生了这样的效果，这是连我自己事先也未曾预料到的。
独具特色的京味儿，在八旗男性与女性的后代身上，有不同的体现，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同一个整体的两个不同的侧面，这两个侧面，几百年来同处于八旗制度中，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但以往的研究和论述，却大多只关注了其中男性的一面，这对于了解八旗子弟这个群体，当然是不全面的。
本书以“胡同里的姑奶奶”命名，是想突出这些被访者的两个特征。其一是“胡同里”，特指这些被访者居住的独特地域，即北京内城。在本卷口述中，年龄最大的胡玉明老人说：
您要是找老北京人哪，这楼群里头找不着，一百户里边也没有一户老北京人，全是全国各地的，四面八方的。您要是找老北京人，就是那胡同里头有，还真有。您瞅，由东单说，一直到北新桥，一个胡同一个胡同一个胡同，到现在也算上，什么样儿的家庭都有，高级点儿的、中级点儿的、低级点儿的，都有。都是纯粹的老北京人。不像以前那么多了，还是有。
讲的便是老北京人(主要是旗人后裔)与所居住的胡同密不可分的关系。
其二是“姑奶奶”，老北京人所谓的“姑奶奶”，大多特指旗人妇女，这是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词，却最能表现出旗人妇女特有的气质和风韵。
尽管旗人女性无论在京师内城还是郊区，也无论在京师还是外省的八旗驻防地，或者东北三将军的统治区，都有着显而易见的、不同于汉人和其他族群妇女的典型特征，但作为占据八旗总数之半的京旗甲兵和他们的妻女，仍有着与生活于其他地区的妇女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清朝覆亡之后，虽然所有的八旗旗人都经历了“从富贵与悠然的境地突然堕入贫穷”的巨大转变，但驻守于全国各地的旗人遭遇并不完全一样，具体到京旗，并没有如西安、杭州等处旗营那样遭受战火的屠戮，给他们印象最深的，除了旗饷(也就是“铁杆庄稼”)被裁停之后生计的贫困之外，就是在求学、就业等方面受到的歧视，这导致他们不得不隐姓埋名，改写民族成分，并最终如“水银泻地”般地消失在汉族人的汪洋大海之中。在本书选取的7名满族旗人后裔中，除了从外省驻防城逃来京师的文毓秋老人之外，其余的6名，只有吴效兰女士一人报了满族，其余5名，虽然是最有旗人味儿的“姑奶奶”，却都报了汉族。作为汉军旗人后代的一对姐妹，认为自己本来就是汉族人，蒙古八旗的后代更是理所当然地回归到蒙古人中间。这一现象的意义，不仅仅是为族群认同问题添加某些材料，还尤其在于，它为北京旗人在民国年间的迅速消失，提供了生动的佐证。
然而，即使他们将民族成分改成了汉族，但“姑奶奶”的特点在她们身上却仍清晰可见。这表现在她们由于生长在天子脚下，有见过世面的大气和见识，也表现在她们由于男人长期出征在外而不得不持家主事锤炼出的果断能干和坚忍。当然也有另一方面，在严格按旗划界的京城，她们的社会交往圈和婚姻圈具有相对封闭和狭小的特征，以及由于祖祖辈辈靠“铁杆庄稼”生活造成的贪图享受、讲求排场的毛病。凡此种种，在本书10篇11名妇女的口述中，有着具体的体现。而在这种种特点中尤为突出的还是她们的口才，几乎所有我访谈过的旗人妇女，都有“出口成章”的特点，加上北京话生动、流利的表现力，作为以口述来表现的人群，确实是再合适不过了。
本书中有6篇口述来自《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此次出版添加了诸多注释；还有4篇，采自另一部、也是第一部口述史拙作《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需说明的是，这4篇访谈在体例上，与后来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存在某些不同，最主要的是，当时的访谈没有纳入我的问话，这虽然遗憾，却已很难弥补。至于标题、格式等，我都尽量做了改正，力求与后来的体例统一。访谈者按中有些是原来的，也有些做了补充添加，都一一做了说明。
考虑到这些旗人女性所居住胡同的曲折情况，仅凭口述的说明很难明白，本书在每篇口述中都以手绘图的方式，将她们所住的地点和在京城的位置,以及她们活动的主要范围和街巷名称予以表述，以期达到一目了然的效果，这是本书所做的又一个尝试，因为这些图示将北京旗人女性生活圈子之封闭、狭窄的特点体现无遗，是比用文字和语言都更直观也更生动的表达方式。需特别说明的是,这些手绘图都是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苏柏玉同学所绘,特此致谢!
我曾为我的第一部口述史著作取名为《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受到了书中一位被访者、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市宗教局)原副主任张寿崇先生的批评，说这个名字太悲观、太消极，但刚刚说完此话不久，年近80岁的他就倏然仙逝。这让我更深切地感觉到，满族这个族名还在，但残存在这些老人记忆中的、这个民族在一个已逝时代的生活、文化和观念，都已经随着这些老人的离去而迅速消失，而且将一去不复返，永远无法再回忆、再复制。在这里谨向已故的张寿崇老人和其他逝去的老人们致以深深的敬意，愿他们的在天之灵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