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1 需要说明的是，我做的北京人访谈，尤其是深入访谈，并未被全部收入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之中。最近几年，我还与其他人合作有《宣武区消失之前》《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大历史·小人物》等围绕北京城和北京人的口述史专著，已分别由北京出版集团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对常人春、常寿春兄弟的口述访谈，也正在编辑之中。
注2 《清世祖实录》卷24，顺治三年(1646年)二月甲申；《八旗通志初集》卷23，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点校本，434页。
注3 清朝对禁旅八旗兵额长期保密，很难稽考。一说顺治年间约有八万人，乾隆年间为十万余人，见嵇璜等辑：《皇朝文献通考》卷179，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注4 《清朝经世文编》卷35。
注5 刘曾复口述收入本套丛书的《生在城南》卷，可参看。
注6 这里说的用黄布包着的东西，指的应是满族祭祖的渥辄库(weceku)，即神主，俗称祖宗板子。满族以西为贵，祖宗板子都是供在西墙，但印先生对此已经没有印象了。
注7 沙板庄位于北京朝阳区西南部。东起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西至东三环南路，北临北京化工设备厂，南抵南磨房路。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北平市图》此处标有沙板街。东端至今之西大望路，西端约至今劲松二区东侧。20世纪50年代聚成村落。70年代末建劲松居民区，沙板庄农田被征用，此处遂被改造为平房住宅区，沙板庄农民也转为非农业户口。
注8 萨克达，即满语的sakda，是老、老者之意，还有另一意为母野猪(据[日]羽田亨编《满和辞典》，1938年国书刊行会)。
注9 八三四一部队，即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共中央警卫团，是负责保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要领导人的一支警卫部队。1951年，公安二师更名为警卫师，第四团更名为第一团。2000年10月，改名为61889部队。
注10 北京叫“福寿堂”的不止一处，据印先生说：“我说的福寿堂，是在金鱼胡同西口内路北，东安市场北门对过。解放后改为总政文工团宿舍。我祖父逝世三周年办脱孝礼，就是在此福寿堂办的事。”
注11 20世纪40年代《369画报》《立言画刊》；40年代后期《147画报》《星期六画报》。
注12 指“文化大革命”时期印先生全家随北京林学院迁到云南，详见下文。
注13 指的是1948年12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北平的围城。
注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辽东半岛的旅顺口却仍被苏联占有，成为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直到1955年才被中国收回。
注15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于1949年10月5日， 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针对具体国家的友好组织。协会总会机关是部级单位，行政编制为80人，党组受中央群直党委的领导。根据工作需要，总会还设立了办公室和宣传部等新的部门。此后随着中苏关系从友好、分歧、恶化、分裂到恢复正常化的全过程，中苏友好协会经过数次调整，最终在苏联解体的历史转变中走完了它的历程。引自张萍：《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结构及其变迁》，参见山西省档案馆档案，档号：C54-1018-26。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
注16 傅华亭(1898—1954)，山东巨野人。原名正舜。曾在冯玉祥部任军需处处长、兵站总监。后任河南省财政厅厅长，陕西省企业公司总经理，天津市财政局、北平市财政局局长，北平唯一面粉厂总经理。1948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9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民建北京市分会第三、四届副主任委员和第五届主任委员，北京市工商联第一、二届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第一届副主任委员。
注17 第二届到第五届北京市人民代表的名单中，确实有印常荣。
注18 1956年4月，上海的“蓝天”“造寸”等27家服装店迁京。《当代北京大事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96页。
注19 1952年3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3月28日，北京市审查和处理一、二、三类工商户的工作已基本结束。6月12日，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华北局报告北京市工商户分类处理情况。全市城郊区工商户为52548户，其中守法户4765户(五类)、基本守法户37696户(四类)、半守法半违法户8601户(三类)、严重违法户1025户(二类)、完全违法户461户(一类)。可知印先生的父亲被划的基本守法户为最大多数。《当代北京大事记》49—51页。
注20 据百度百科：1969年2月，中国和苏联在中国的东北边界上发生冲突，国际形势骤然紧张，林彪发出战备疏散的“一号命令”。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央提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8月之后大批的中央机关人员被精简疏散，离开北京到各地的“五七”干校。10月17日，各单位又传达林彪发布的“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更加剧了紧张的气氛，导致了更大规模的在京机关团体单位的搬迁撤离。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决定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13所农林地矿油水电等工科院校迁出北京，称为“京校外迁”。北京林学院(即今天的北京林业大学)也包括在内。该校于1969年11月由北京迁往云南省丽江，更名为“丽江林学院”，1972年4月迁到云南省下关，1973年4月又迁到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县，改名为云南林业学院。1973年，搬迁至昆明市安宁县楸木园，同时，云南农业大学林学系并入云南林业学院。在多次的仓促搬迁中，仪器、图书资料、标本、教学文档等损失严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院在多方努力后于1979年返京复校，复名“北京林学院”。并收回部分原有土地，但总面积减少了40.5%，校内科研基地植物园被毁(现为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印先生这里讲述的，就是全家迁往云南的经历。
注21 1948年12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北平围困后，当时的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将南口等地的军队撤回北平城内，宣布倚城野战正式开始。为了便于射击，傅作义下令大举拆毁城墙外面的民居，造成数以万计的百姓流离失所。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这段围城时间不到一个月，却给京城百姓留下深刻印象。
注22 这里说到的叶文甫，即叶龙章，字文甫(1906—1988)，是中国京剧科班喜连成(即后来的富连成)班主叶春善的长子。据他的儿子叶铁森在《京剧永繁荣告慰我家翁——回忆先父叶龙章晚年的几件事》一文中称：“父亲叶龙章，字文甫，是叶氏五兄弟之中的长兄，以下有荫章、盛章、盛兰、盛长。父亲自幼入科学戏，在富字班学老生，因嗓音关系又兼祖父母考虑到长子将来要支撑门户，就培养他去上学，在成达中学高中毕业。之后在东北军队中做文职官员。 1935年我祖父叶春善病重，富社老少教师及萧长华先生和财东沈秀水先生等力推父亲为社长。他临危受命，挑起了这个重担。时年29岁，正当少壮。他为人正直，办事严谨，富有开拓精神，又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他的上任为富社的延续、兴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与印先生这里的讲述类似。文中也提到，叶龙章确实居住在东城甘雨胡同。
注23 《梨园一叶》，叶盛长叙事，陈绍武撰文。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出版。分为“根深叶茂忆科班”“ 梨园世家话一叶”两部分，较详细地叙述了著名京剧科班“富连成”的发展经历；介绍了资深年长的老艺术家萧长年、苏雨卿、唐宗成、宋起山、郭春山、沈文成，学业有成的学生侯喜瑞、于连泉、谭富英、裘盛戎、袁世海、谭元寿等，以及叶氏一家两代人的历史。
注24 叶盛章(1912—1966) 字耀如，是京剧艺术有史以来首创丑行挑班的第一人，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享有“流派”鼻祖之誉的丑角艺术大师。生于北京，叶春善第三子。7岁入朱幼芬之福清社学习净角，三年后该社解散，转入富连成社小四科，初习武生，后改文武丑。1966年8月31日晚上叶氏全家在所住的龙潭湖某居民区遭到街道和戏校造反派的批斗，直至深夜。次日清晨被人发现叶先生的尸体漂浮在护城河中，此后有文章说他是自杀，甚至传说他是跳入龙潭湖而亡的。但其子叶钧发现其父脑后有伤洞，绝非自己投河自尽。叶盛章死因至今是个谜。印先生这里说的就是此事。又按，富连成学生排序是喜、连、富、盛、世、元六韵，盛即四科。
注25 发生在1946年12月24日的驻华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学生沈崇事件，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事件，是当时引发全国规模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的导火索。12月30日北平学生一万多人上街游行示威，拉开了抗暴运动的序幕。对于沈崇其人以及这一事件的真实经过，目前各种材料和报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里一概不予讨论。
注26 据《当代北京大事记》：1950年9月26日，北京市公安局破获美国间谍武装暴动案，逮捕案犯李安东(意大利人)、山口隆一(日本人)等7人，并缴获军火武器、情报等大批罪证。这些案犯妄图在10月1日炮击天安门检阅台，谋害国家领导人。1951年8月17日，市军管会军法处对7名罪犯进行判决，主犯李安东、山口隆一被判处死刑(34页)。20世纪50年代末，以该案例为素材创作的电影《国庆十点钟》，风靡全国。这7 人是： 意大利人李安东(天津老世昌公司北京代理人)，出生于上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王牌飞行员。日本人山口隆一(台基厂北京法文图书馆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意大利人马迪懦(天主教易县教区主教、罗马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的北京代表)。法国人魏智(台基厂北京法文图书馆经理)。意大利人哲力(教员)。德国人甘斯纳(德国宝世公司北京代理人)。中国人马新清(曾任美军翻译)。这些人被指是为美国政府收集情报的间谍，受到前美国驻华使馆驻北平武官包瑞德的指挥，企图在1950年10月1日国庆大典时，用迫击炮等武器轰击天安门城楼检阅台，谋杀党和国家领导人。警卫森严的天安门广场和周边地带，一万警察，一万武装部队，满广场高度警觉的中国人。孤零零几个外国人，动了在这里谋杀毛泽东的念头，让人无法相信这是真的。这个案子的一个目的是激起反美情绪，那时正值朝鲜战争。另一个目的是打击在中国拥有三百三十万信徒的天主教会，被捕的有梵蒂冈在北京的主要代表、意大利人马迪懦。几乎所有的外国教士都被驱逐。跟他们一道被赶走的还有外国生意人和记者。到1953年，中国基本上没什么非共产党国家的外国人了。
注27 邹德华(1926— )，女高音歌唱家、歌剧演唱家，江苏吴县人。1950年毕业于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同年回国。历任中央歌剧院演员、声乐艺术指导、艺委会副主任。曾在《草原之歌》《望夫石》《茶花女》等歌剧中担任角色。1980年在美国进修期间曾举行独唱音乐会。歌曲代表作有《渔光曲》《飞花歌》《梅娘曲》《塞外村女》等。
注28 王人美(1914—1987)，电影表演艺术家。原名庶熙。原籍湖南浏阳。1931年后主演或参加演出，主演的《渔光曲》于1935年在苏联第一届国际电影节上获荣誉奖。1950年从香港回上海，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相继拍摄《两家春》《青春之歌》等影片。197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名誉理事。1980年，王人美中风，瘫痪在床。1986年12月，再次中风，成为植物人。1987年4月12日，王人美在北京病逝，享年73岁。王人美的丈夫叶浅予 (1907—1995)，确实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他是浙江桐庐人，从事国画教育和以舞蹈、戏剧人物为主的国画创作，是中国漫画和生活速写的奠基人。曾任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中央美院教授。为茅盾小说《子夜》、老舍剧本《茶馆》等书绘制过插图，出版个人画集多种。
注29 王明道(1900—1991)，原名王永盛，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基督教自立教会的代表人物，主张基要派神学，重视《圣经》的教导和基督徒生活，反对自由派神学，斥责教会与世界中的种种罪恶。从1927年起，他自资发行《灵食季刊》共28年，发表很多有影响力的文章。从1933年起，他在北京建立并引领基督会堂共22年。因为反对自由派神学和三自教会，1955年被中国政府逮捕，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1980年被释，但未被平反。1991年在上海因病逝世。
注30 据《当代北京大事记》，1951年3月28日，根据北京市政府决定，市民政局接收美国人经营的迦南孤儿院等几个孤儿院，以及甘雨胡同养老院等16个单位，总计收容儿童2524人，老弱145人(39~40页)。印先生这里提到的，应该就是被民政局接收的美国人经营的甘雨胡同养老院了。
注31 张寿崇(1921—2002)，1955年到东城区人民委员会民政科正式参加工作。1959年东单区和东四区合并为东城区，张寿崇被任命为东城区政协的副秘书长。1981年后任政协副主席，此后在此职位上连任九届委员、四届副秘书长，四届副主席。并担任北京市政协常务委员，直至1998年退休。此外并担任过北京市政协常务委员、北京市民委副主任，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等职。印先生此处所述相当准确。关于他的身世，可参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张寿蓉、张寿崇姐弟的口述。
注32 谭鑫培(1847—1917)，京剧谭派创始人，京剧表演艺术承前启后的一代宗师。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自组“同春班”，十六年(1890年)入升平署“内廷供奉”。十八年(1892年)重组“三庆班”。三十一年(1905年)拍摄中国第一部京剧无声影片《定军山》片断。民国六年(1917年)，大总统黎元洪在北京金鱼胡同那家花园设宴欢迎广西督军陆荣廷。警察总监李达三奉命邀请谭鑫培演堂会戏，谭患病在身，推托未遂，只得抱病演出《洪羊洞》，又因心情不爽，演唱更加凄婉苍凉。演毕回家后，病情加重，于当年5月10日溘然去世，时年70岁。
注33 关于那家花园后来的情况，可见张寿崇之女张瑗的回忆：“1950年4月，空军司令部要购买此宅院产权。经过协商，准备签订契约。4月24日，家中的长辈和父亲到房管交易所正式签立契约，空军司令部以三千五百匹白布(按当日布价，约合26万元人民币)收购。从这一刻起，那家花园换了新主人。”“1952年，中央政务院在园子的西大院部分，建设和平宾馆。东大院在1977年前后被拆除，建成北京市电子计算机中心大楼。剩下的一部分平房院落，被改造成了21个大小不一的院落。”见张瑗：《我的父亲张寿崇》(未公开出版)，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2011年版，21—23页。
注34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由中国著名和平人士宋庆龄、郭沫若、彭真、刘宁一等十一人代表中国人民的意志，并根据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国际和平保卫者的热诚建议，于1952年3月联名邀请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和平人士共同发起了这次会议。1952年10月2日—12日，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7个国家的367位代表，还有列席代表和特邀来宾。会期11天，共有112位代表和来宾发言。为了庆祝这次盛会召开，中国邮电部在会议开幕当天发行了一套纪念邮票。
注35 贤良寺位于北京东城区校尉胡同，在明朝时是著名的“十王府”， 清雍正年间是怡亲王允祥(康熙十三子)的王府，允祥死后，遵其遗愿舍宅为寺，寺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建成。允祥死后谥曰贤，并世袭罔替，寺名由雍正皇帝钦赐，依其谥号取名“贤良寺”。雍正十一年(1733年)于贤良寺内设藏经馆，广集经本，校勘编纂《大藏经》。乾隆二十年(1755年)，贤良寺迁建于冰渣胡同(一称冰盏胡同)路北，正门开在冰渣胡同北边。移建后的贤良寺面积减少，但仍规模不小，主要建筑有山门、碑亭、前殿、正殿、经楼、东西配殿、寮房等。正殿前有两座碑亭，正殿面阔五间，为绿琉璃瓦歇山顶，悬木额“贤良寺”。其余建筑均为大式硬山灰筒瓦顶，还有乾隆皇帝御书心经塔碑。因贤良寺距皇宫很近，外省官吏进京述职多居于此，如康有为、沈子培、王病山等维新派人物进京时都居住于此，左宗棠进京也多次在此居住。又按，据印嘉佑先生阅稿之后补充：刚解放未建八宝山公墓之前，很多追悼会都在贤良寺或嘉兴寺召开(嘉兴寺即今厂桥的妇女干校)，“文化大革命”之后才称为“遗体告别”。
注36 四联是理发店的名称。1956年7月，由上海迁京的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4户理发店联合在东城区金鱼胡同开业，店名为“四联理发店”。
注37 天义顺，全名天义顺京酱园，原名叫天义成，是创建于清代咸丰年间的老字号。1930年前后，因经营不善，该店转给了东来顺的财东丁子青，于是将“成”字改为“顺”，遂为京城著名的清真京酱园。天义顺经过丁子青翻修后，门面大为改观，兼经营得法，宣传有方，在同行中颇有影响。这就是八面槽金鱼胡同西口路北的“五味香”酱园，老北京人叫它天义顺。该店以保持特味见长，严格选材，操作精细,品种繁多，经常产的酱菜就有30多种。物美价廉，适合当时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注38 煤渣胡同位于王府井大街东侧，东起东单北大街，西止校尉胡同，南与北帅府胡同相通，北邻金鱼胡同。呈东西走向。胡同内原有美国圣经会、英文北平《时事日报》，东口北侧有基督教青年会旧址。1984年煤渣胡同东口的“中华圣经会旧址”即今北京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被确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注39 青年会，即基督教青年会，旧址在东城区东单北大街3号，是一座红砖砌筑的3层小楼，占地360平方米。1911年，由美国人捐建。原会所已全部拆除。青年会借用东单北大街21号原基督教圣经会旧址办公。
注40 1949年10月25日，北京市军管会查封“中国”“民生”“军友”三家反动的私营广播电台。私营华声广播电台继续播音。1952年6月，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收购华声广播电台，从而结束了本市最后一家私营电台。《当代北京大事记》，20页、51页。
注41 傅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关纪新先生引荐给我的，特此致谢。
注42 引自傅耕野：《随心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
注43 松寿，字鹤龄，满洲正白旗人。以荫生官工部笔帖式，累迁郎中。出为陕西督粮道。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晋山东按察史。明年调江西，晋江宁布政使。二十四年(1898年)擢江西巡抚。越三载移抚江苏，历河南，加尚书衔，所蒞皆称职。二十八年(1902年)召为工部右侍郎……三十三年(1907年)授闽浙总督。居官垂二十年，不务赫赫名，然律己以廉，临下以宽，为时论所美。宣统三年(1911年)秋，鄂、湘、江、浙新军踵变，闽军乘之，将举事，使人要松寿，令缴驻防营军械，斥之，遂决战，初获胜，继乃大挫，愤甚，饮金以殉。事闻，赠太子少保，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谥忠节。(《清史稿》卷469，12787页)
注44 陆钟琦，字申甫，顺天宛平人，本籍浙江萧山。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宣统改元(1909年)，晋布政史，三年(1911年)擢山西巡抚。到官未逾月，而武昌难作。钟琦语次子敬熙曰：“大事不可为矣！省垣倘不测，吾誓死职。汝曹读书明大义，届期毋效妇仁害我！”又曰：“生死之事，父子不相强，任汝曹自为之。但吾孙毋使同尽，以斩宗祀。”敬熙知父意决，入告母，母曰：“汝父殉国，吾惟从之而己。”……迟明变作，新军突入抚署。钟琦出堂皇，仆李庆云从，麾之弗去，且挺身出，先被戕。钟琦叱曰：“尔辈将反邪？”语未竟，遽中枪而殒。光熙奔救，亦被击死。叛军入内室，其妻唐氏抱雏孙起，并遇害。诏褒其忠孝节义萃于一门，予谥文烈。妻唐旌表。(《清史稿》卷469，12789—12790页)
注45 按该卷末之论曰：“武昌变起，各行省大吏惴惴自危，皆罔知所措。其死封疆者，唯松寿、钟琦等数人，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示天下以大节，垂绝纲常，庶几恃以复振焉。”(12790页)傅耕野语当自此来。
注46 赵尔丰(1845—1911)，汉军正蓝旗人。是近代史上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他在兄弟四人中行三，二哥是《清史稿》的编纂者赵尔巽。1908年2月清廷命赵尔巽为四川总督，赵尔丰为驻藏大臣，但仍兼任边务大臣。1911年4月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清廷命赵尔丰接任四川总督，8月2日到任。当时四川正掀起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赵尔丰奉朝廷之命予以镇压，造成“成都血案”。血案发生后，各地革命军闻起义，被看作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成都召开四川官绅代表大会，宣布脱离北京政府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但是局势并不稳定，12月军队哗变，军政部长尹昌衡平定叛乱，被推为都督。赵尔丰以总督的名义张贴布告以安定军心，却被怀疑兵变是由他所指使。1911年12月22日凌晨，尹昌衡指挥所部擒获赵尔丰，并在成都皇城坝召开公审大会公审赵尔丰，当众尽斥其罪，并令部下将赵尔丰当场杀害。以往赵尔丰一直是以反面形象出现的，但近年来开始有不同意见，其争议首先是对他在任驻藏大臣期间功过的评价，其次是对他在四川保路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的评价。
注47 《清史稿》卷469将松寿、陆钟琦、赵尔丰和端方等都列入一卷，都属辛亥革命时“殉难”者，但在该卷最后，又将所谓“关内本”和“关外一次本”中有关赵尔丰的部分作为附录，内容也确实较详，这大概就是傅先生表示不满的原因。按傅先生是学历史出身，显然熟读过《清史稿》和其他相关史料，所述松寿事，与史书所记大致不差。
注48 傅先生的父亲曾写《随扈西巡记》，讲随慈禧到西安的经历，其前言中有一句称：“迨至秋七月联军入京，孝钦皇太后及德宗后妃等仓皇出走，不侫闻信单骑赶至京西之贯市村，于是随扈西行抵长安”。(见傅耕野《随心集》，60页)这里提到的西贯市，在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曾被一再提起，尤见《城郊编》最后一篇“京北回族第一村”。
注49 酒缸，即旧日北京人常说的“大酒缸”，实际上就是小酒馆，当时京城这些酒馆都在地里埋上几口贮酒的大缸，露在地面的部分约与桌齐，缸上盖有一圆形或方形的木盖，用来代替桌子，周围摆上几个方凳以招徕顾客。当年大酒缸遍布京城闹市，是男人常去的饮酒消遣之所。
注50 小翠花，即于连泉(1900—1967)，京剧花旦演员，被称为四大名旦之外的旦行名宿。
注51 在京剧《艳阳楼》中，主角为高登，花逢春是配角，两个角色都是武生。
注52 汪逢春是当时北京的四大名医之一，擅长医治时令病及胃肠病，对于湿温病亦多有阐发。著作主要有《中医病理学》《泊庐医案》等。《老北京旅行指南》记其寓西河沿中间路南(363页)。
注53 傅耕野先生的父亲名傅谦豫，1868年(清同治七年)生，1945年卒。清朝时曾任户部郎中兼充神机营差务。1904年(光绪三十年)奉命驻法国公使参赞，兼西班牙代办公使。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奉使厦门，接待美国舰队访华。1911年中华民国后，历任外交、内务等部佥事科长。晚年在京诗文自娱。参见傅耕野《随心集》“自白”，1~2页。
注54 指光绪二十六年即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事。
注55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0月美国海军少将额坚利和石乐达率一支由“路易斯安娜”号旗舰和少艘万吨级军舰组成的美国舰队，载官兵一万多人横跨太平洋经日本、菲律宾到中国厦门访问。这是晚清中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美海军的“第一次和平接触”。美国海军舰队官兵在厦门居住了6天，根据1908年12月4日《申报》的报道，清政府从最初的40万银圆接待费上升到100万银圆，最后达到了136万银圆，其中很多账目不明，令人可笑的是，单单是啤酒一项，清政府就花费了14万银圆。傅耕野先生这里也明确指出，他父亲被派去这样的肥差，明显是让他父亲从中大捞一把的，参见《东南早报》2011年6月20日。今厦门南普陀寺后山仍有记录此次美国舰队访华的石刻题记。
注56 瓦岔胡同位于北京东城区东北部，东起东直门南小街，西至新太仓胡同。清朝时属正白旗，乾隆时大菊胡同供应官府、庙堂所用之瓦，便叫作瓦礤胡同。清宣统时又改为瓦岔胡同。1965年整顿地名，比照附近的小菊胡同，改名大菊胡同。“文化大革命”时一度改称红日路十七条。
注57 那桐(1856—1925)，字琴轩，叶赫那拉氏，满洲镶黄旗人，清末光绪、宣统年间先后充任户部尚书、外务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等，在清末政坛上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史称：“清光绪初，满部员之最负时望者为荣禄、端方、那桐，皆于部中最有权，当时所谓红人也。”京城百姓称其为“那中堂”。那中堂的府第即“那家花园”始建于清光绪朝，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金鱼胡同1号，是老北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宅门，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有对他的孙辈张寿崇、张寿蓉的访谈，186—196页。
注58 傅耕野先生的两个族兄，即傅芸子和傅惜华兄弟。傅芸子(1902—1948)，满族，北京人，原名宝坤，字韫之，别号餐英、竹醉生，戏曲理论家傅惜华之兄。自幼酷爱国学，博识旧京名物掌故，早年在“燕京华文学校”图书馆任职，又为《京报》记者，曾主编《北京画报》和《国剧画报》，并与梅兰芳、余叔岩、齐如山等发起成立“北平国剧学会”，作品散见于天津《国闻周报》《益世报》和在北京出版的日文汉学杂志《文字同盟》等。1932年傅芸子赴日任京都帝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讲师，主讲中国语言文学，在此期间，考察日本皇家宝库正仓院，遍访公私各家藏书，撰就代表作《正仓院考古记》和《白川集》，并为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会员。20世纪40年代初回国执教北京大学文学院，同时任职北京图书馆。抗战胜利后协助溥心畬主编北平《新生报》副刊《故都文物》，又与其弟傅惜华合作主编《华北日报》副刊《俗文学》，主要著作还有《旧京闲话》《春明鳞爪录》《餐英庐随笔》《清代名人故宅考》等。其弟傅惜华(1907—1970)，字宝泉，因其书斋名碧蕖馆，别号碧蕖馆主。满族。北京人。由于其兄傅芸子的影响，他走上了文学的研治道路，且专注于俗文学。这也许与当时特别彰显小说、戏曲的社会功用有关。1926年所作的《跳加官考》和《戏曲汇考》，成为了他从事俗文学研究的奠基之作。他的最大贡献是收藏保存了大量的俗文学文献。而且不仅收藏，还注意整理编目，利用自己丰富的藏书和所见资料，编写了大量的文献著作，他编写的《北京传统曲艺总录》尽收元明清以来至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地区流行的各种传统曲艺作品，并注明版本、藏处等，今无有超其上者。他编写的《元代杂剧全目》《明代杂剧全目》《明代传奇全目》《清代杂剧全目》《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与杜颖陶合编)是学习、研究戏曲的专家学者必用的文献著作。整理的《白蛇传集》《水浒戏曲集》是今天剧本研究必据的本子。这些丰富的俗文学文献整理成果，奠定了其学术史上无可动摇的地位。曾和梅兰芳、余叔岩、齐如山、张伯驹、清逸居士等名家组建“北平国剧学会”、创办“国剧传习所”。
注59 荣庆(1859—1917)，其实是蒙古正黄旗人。与袁世凯、庆亲王奕劻和荣禄等关系都非同一般。曾管京师大学堂的事务，后担任过国史馆总裁。
注60 锦什坊街位于西城，即今阜成门内大街一带。清朝时正红旗满洲都统署在此。按：赵元芳在民国年间曾任东南银行襄理，解放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参事，而不是如傅先生说为国务院参事。因积毕生巨资集藏明代、清初铜活字版古籍而成为著名藏书家。
注61 那彦图(1867—1938)，蒙古赛音诺颜部人。祖先策凌因为帮助朝廷平定厄鲁特叛乱有功，被封为札萨克亲王(即喀尔喀亲王、超勇王)，“世袭罔替”。那彦图父亲叫达尔玛，是怡亲王载垣的女婿。那彦图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袭第七代喀尔喀亲王，又称“那王”，其岳父为庆亲王奕劻。由此可知那彦图家族与清朝皇室之间通过缔结婚姻网络所缔结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傅耕野说他的大母亲是那彦图的姑姑，那应该就是达尔玛的姐妹了，说她姓博尔济吉特氏，也是对的。北京的那王府位于北城的宝钞胡同内国祥胡同甲2号。那彦图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重要人物，简述如下：为了辖制外蒙的势力，慈禧重用那彦图，使他与岳父庆亲王奕劻权倾一时，历任清廷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八旗都统、上驷院大臣等。1898年6月补授阅兵大臣。1911年辛亥革命后，曾以“蒙古王公联合会”的名义，代表内外蒙古全体蒙古王公向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呈递一封信函，其主旨是“保存君主”，反对共和，阻挠清帝退位。清帝退位后，历任国会议员及1917年临时参议院副议长，拥袁的共和党、进步党理事。国民党当政后，曾应邀参加1932年洛阳国难会议，被列为百灵庙蒙政会委员。
注62 端方(1861—1911)，托忒克氏，号匋斋，满洲正白旗人。曾任直隶霸昌道、陕西按察使、河南布政使、湖北巡抚、摄湖广总督、摄两江总督、闽浙总督等职。1911年任粤汉、川汉铁路督办大臣时，正逢四川保路运动兴起，由湖北率新军前去镇压，在资州(今资中)被响应武昌起义的部下所杀。端方在任期间大力兴学，资送出洋学生甚多。著有《端忠敏公奏稿》《匋斋去金录》等。光绪初曾与那桐等一道被说成是在部中最有权的红人，参见《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最要紧的是门第”篇访谈者按中有关那桐的部分，186~196页。
注63 北京女一中，即北京161中学的前身，创建于1913 年，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该校地址不在北海前门，而是在北长街南口路西。
注64 据《清史稿》卷469《端方传》：“端方性通侻，不拘小节。笃嗜金石书画，尤好客……”(12786页)
注65 据《清史稿》卷469，端方是托忒克氏，而非陶佳氏，但以“托”音转为姓陶也说得过去。
注66 这里的胜利指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傅耕野先生这篇口述只要提到“胜利”都是指此，不另述。
注67 这里说的“财神对儿”，其实就是华北民间所谓的“四大门”，即对四种灵异动物即狐狸(“胡门”)、黄鼠狼(“黄门”)、刺猬(“白门”)和蛇(“常门”)的总称，在华北地区广泛流传着关于它们的民俗信仰。对“四大门”的专门研究，可参见李慰祖著、周星补编的《四大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注68 朝阳大学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法科大学。创办于1913年9月，设法、商二科，称民国大学，1916年改名为朝阳大学，校址在东直门内海运仓。是我国法学摇篮之一。享有盛誉，世称“南有东吴，北有朝阳”，1949年改建为中国政法大学，1950年2月，中央决定将中国政法大学和华北大学合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为人大初建时设立的八大系科之一。
注69 李健生(1908—1990)，女，著名社会活动家。章伯钧夫人。1949年后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委、民盟中央妇女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注70 即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注71 天堂河农场成立于1960年，位于北京大兴县(今大兴区)天宫院以北，有五个分场。刚成立时的目的是接纳北京市区及县城城镇一些闲散无业人员，归属北京民政部门。“文化大革命”期间改属公安局十三处管理，总场设管教科，各分场设管教人员。
注72 上万村位于今北京房山区青龙镇。
注73 朱家溍(1914—2003)，字季黄，浙江萧山人，从小在北京长大。其父朱翼庵，名文钧，1902年作为中国第一批公费留学生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经济系，毕业归国后出任财政部盐务署署长。由于家学渊源，所以对中国的古籍碑帖有较多的了解，早在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即被聘为专门委员。书香门第的朱家除了四壁图书外，也陆续收藏了很多各类文物。中国有一份在收藏界很出名的杂志叫《收藏家》，该刊自创刊号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在连载《介祉堂藏书画器物录》《欧斋藏帖目录》和《六唐人斋藏书录》。
注74 金启孮(1918—2004)，爱新觉罗氏，名启孮，字麓漴，为清乾隆帝第五子荣纯亲王永琪七世孙。五世祖母为清代著名女词人顾太清，父金光平(恒煦)为女真文和满文的著名学者。金启孮为著名女真文、满学、清史和蒙古史专家。曾任辽宁省民族研究所所长、教授、《满族研究》杂志主编。
注75 满族文化协进会是1945至1948年间由满族知名人士发起组织的一个群众团体。据金启孮先生追忆，抗战胜利以后，溥儒为受南京政府邀请出席“国大”的满族代表，回到北平之后即联络满族同胞成立一个群众团体，由于参加者多是文化界人士，溥儒本人也是以画家知名，所以定会名为“满族文化协进会”。由溥儒任理事长，下设理事和监事若干人。除提出要求平等待遇满族之外，还想阐扬满族文化，但均未果。由于傅耕野先生的族兄傅芸子也是该会的主要发起人，所以傅耕野先生与金启孮先生在这个协会的活动中相识。当时满族代表在“国大”提出的满族对祖国的两大贡献也很有意思，这两大贡献，一是修《四库全书》，二是辛亥“让国”。参见金启孮《北京城区的满族》十三“群众团体和请愿运动”，辽宁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129—131页。
注76 原载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满族》，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427—429页。
注77 内务府是清代负责管理皇家事务的机构，由七司三院组成，三院即上驷院、奉宸苑和武备院。
注78 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1171《内务府·官制》“上驷院”。
注79 夏锡五一生授徒六人，皆有成就，其传人有吴定寰、郭宪和、周玉宗、冯诩、王振邦、章太仪等。
注80 绥远位于今天的呼和浩特新城区，清代在此设立八旗驻防，由绥远城将军统驭。又，成都也是清代设八旗驻防将军之处。
注81 金鱼胡同北是西堂子胡同，又北为甘雨胡同，又北为椿树胡同，再北就是灯市口了。
注82 烧锅：指酿酒的作坊。
注83 马占山(1885—1950)，著名抗日爱国将领。1885年11月 30日生于吉林怀德县，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被世人称作“抗日英雄” 。1931年九一八事变，马占山在齐齐哈尔就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率领爱国官兵抵抗日本侵略军，江桥抗战打响了抗日第一枪。
注84 灯市口大街在昔时为内城繁盛处所。《天咫偶闻》：灯市在明代为极盛之地。《燕都游览志》：灯市在东华门王府街东，崇文门街西，亘二里许，南北两廛，凡珠宝玉器，以达日用微物，无不悉具。衢中列肆，(其石)置数行，相望俱高楼，楼设氍毹帘幕，为宴饮地。一楼日货赁值有数百缗者。夜则燃灯于上，望如星衢。市正月初八日起，至十八日始罢。陈宗蕃：《燕都丛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198页。
注85 大酒缸：老北京把一种档次较低的酒馆叫大酒缸，参见前注。
注86 孙家坑在东城隆福寺东廊下(今人民市场东巷)东。据当地老居民传说这个坑是当年修建隆福寺时取土的洼坑。其附近有孙某居住，遂名孙家坑。其坑早已填平，改为民居，但胡同名仍存，直到20世纪60年代，始改连丰胡同。
注87 陈宗蕃《燕都丛考》：文华殿后为文渊阁，循阁西北为上驷院，西向。其南为御马厩。(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44页)
注88 据吴老说，他们曾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过上驷院的档案，这便是“绰班处”选绰班的由来。但据我请张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满文专家)查阅，却称只有“绰班”而无“绰班处”，因吴老已逝，再无对证，这里只能存疑。
注89 三两银子，相当于八旗一个马甲的收入。
注90 北京政变：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迎战奉军。10月23日，冯玉祥率部返回北京，包围了总统府，迫使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的职务，监禁总统曹锟，宣布成立“国民军”。政变后，冯玉祥授意摄政内阁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废除帝号，将清室迁出紫禁城，将溥仪驱逐出宫。
注91 鹿钟麟(1884—1966)，西北军著名将领，国民党二级上将。自北洋新军学兵营与冯玉祥相识后，随冯戎马生活近四十年，成为冯的主要助手。在“北京政变”中率部先行入城，仅三天就控制了北京全城，接着带领军警等20余人直入清室，将皇帝溥仪驱逐出宫。这里吴老说夏老他们出宫是鹿钟麟“接风”，倒不如说是“辞行”更合适些。
注92 即北京东城北小街宝玉胡同。
注93 吴老这里提到的，是从宫廷上驷院传下来的另一支，他们的师承关系，据说是德寿田→桂祝峰→文佩亭，文佩亭的下一代，就是孙寿山与夏锡五，所以二人同是宫廷正骨的第三代传人。刘寿山，名泉，北京市人，生于1901年，卒于1980年。自幼随舅父学习针灸，19岁拜文佩亭先生为义父,得此真传。注重武术健身，在继承文老正骨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临证体会，对骨伤科颇有心得。后于北京东城、朝阳区一带开业行医。1959年受聘于北京中医学院，任东直门医院骨科副主任、主任。《简明中医伤科学》《刘寿山正骨经验》是其临证经验的很好总结。东直门医院推拿疼痛科的技术便传承自中医骨科大师刘寿山开创的“宫廷理筋术”这一学术流派。萨仁山，字金寿，原名沙尼尔·扎拉芬，鄂伦春族，北京市人。早年肄业于民国大学(建立于1913年，为朝阳大学前身)，先从王鹏云学习内科，后师事清上驷院正骨科于月如达13年。1936年在京行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朝阳门联合诊所所长，北京公共卫生局第一、第二门诊部正骨科中医师，北京中医医院骨科副主任等。
注94 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闻名遐迩的北京四大名医，为施今墨、汪逢春、萧龙友、孔伯华。这四位医家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对近百年来中医界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注95 赵炳南(1899—1984)，中医皮外科专家。原名赵德明，回族，经名伊德雷斯，祖籍山东德州。1912年13岁时开始在北京德善医室从师于名医丁德恩，学习中医皮肤疮疡外科，尽得其传。1920年自设医馆开始行医，悬壶于北京西交民巷。1953年被聘为北京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和平医院等单位的中医顾问。1956年北京市第一所中医医院——北京中医医院成立，他离开苦心经营多年的医馆参加医院工作。曾任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名誉院长，兼北京中医研究所所长。1957年北京中医医院首任五名科主任，其中外科即赵炳南，骨科则是萨仁山。
注96 刘道信(1872—1968)，字义臣，山东邹平人。刘氏祖传正骨，自明朝开始，即袭传少林武技和正骨医术，传至刘道信已有数代。他自幼随父刘兑峰，叔刘仙峰日习武技，夜学正骨。1908年于北京“会友镖局”供职，后受聘于瑞蚨祥绸缎庄守护西交民巷库房，兼疗跌打损伤及教授武术。1940年经北平市卫生局批准，在西城和平门内翠花街正式悬壶行医，专治跌打损伤。1941年受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孔伯华先生邀请，应聘为“北平国医学院”讲授正骨课程，1947年被卫生局聘为正骨科考试委员。1956年被聘为中国中医研究院筹备处特聘医师，1960年调到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骨科工作。1961年被聘为中华医学会顾问。
注97 宏庙正骨的创始人为陈启老先生(1878—1958)。陈氏，河北省新城县人，自幼习武，天资聪颖，为人敦厚。少时从事“顶上功夫”，即理发业，颇懂正骨之术，后于北京西城区宏庙胡同创建正骨诊所，为人接骨疗伤。20世纪50年代宏庙正骨诊所与附近的个体中医诊所合并，成立丰盛联合诊所。1960年随着西城区丰盛人民公社医院(丰盛医院前身)的建立，以宏庙正骨诊所为主体成立了医院的中医骨科，陈老的弟子董万鑫为主任，董万鑫主任于1977年调至西城区中医院(现护国寺中医医院)担任副院长。
注98 北京中医学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成立较早的行业学会之一。1950年5月30日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宣告成立。北京中医学会吸收广大中医参加，成为群众性的学术组织。自开始筹备至1950年12月20 日止，会员由225人增加到517人，到1951年5月底止，增加到861人。在预防、针灸、科研、出版和中西医结合各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北京中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学会经过多次易名，凝聚吸引了一大批中医药界的专家学者和科技工作者。学会在册会员由建会时的500多人已经发展到今天的4360多人，团体会员单位81个，专科专业委员会25个。
注99 1952年年底，由于中医工作的发展，北京中医学会感到中医本身有责任组织一个中医医疗机构来研究提高中医学术和解决广大群众的治疗问题。首先开办的是针灸门诊部。1953年增设内科门诊部，合并成为北京中医学会门诊部。后来又增了正骨科、外科等，逐步发展壮大，建立中医医院。中医门诊部的建立为市立中医医院的建立以及后来的中医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到1955年，北京中医学会门诊部每日门诊数量，已由最初80人次，增加到400人次以上，医师和工作人员随之由11人增加到30人，并对外建立了医疗合同关系22处。
注100 杨克勤于20世纪40年代出国深造后回国，对新中国骨科学科的早期建设与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曾在当时的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率先开展了腰椎间盘突出症和颈椎病的手术治疗，在当时尚处于初始阶段的国内脊柱外科，无疑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和探索，从此北医三院骨科就因在颈椎病手术治疗领域的突出成就而享誉全国。曾任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委员、名誉顾问，北医三院副院长。主编《骨科手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
注101 德国医院，今北京医院前身，所在地址也是今天的北京医院。
注102 这里提到的英国专家名洪若诗(J.S.Horn)，是北医建设、发展初期的“洋先生”代表之一。洪若诗1914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936年获得了医师资格，当年他选择了在一艘开往中国的远东的货轮上，充当随船医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被任命为英国伯明翰外科顾问。1954年作为英共中央的代表，以一名外科医生的身份派往中国。当时中共中央非常希望加强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负责人的联系。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由卫生部安排，1955年来到北医。他的专业是创伤骨科，当时北医尚无这一专业，于是曲正副院长安排他到当时北医的教学医院积水潭医院帮助建立创伤骨科。洪若诗医生在中国居住了十五年，直到1969年回到英国，又重新回到英国教授解剖学课程。1974年11月7日，洪若诗医生在香港港大医学会的演讲会上做了题为《我在新中国十五年》的演讲，回顾了他对新中国的认识和了解。转引自彭瑞骢《北医的“洋先生”》，北京大学医学部新闻网Peking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 Center，2011年11月23日。
注103 引自《北京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版，第49张。
注104 崔月犁(1920—1998)，原名张广印，河北省深县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被派往北平、天津从事地下工作，1948年曾以中共代表身份参与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1958年后先后任北京市委卫生体育部部长等职。1982年任卫生部长，党组书记。崔月犁任卫生部长期间，大力推广中医，他留下的最重要遗产，是在卫生部长任内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1条的修订，新条款规定了中华原创医学具有与西方医学同等的学术地位。崔月犁还大力推广对气功的研究，并出任世界医学气功学会主席。医学界对此也有不同意见和争论。参见马骏：《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千秋——追忆钟爱中医事业的老部长崔月犁》，载《中国中医药报》2008年12月11日。按，“中华原创医学”一词并未写入宪法中，这个词是由中医文化学者林中鹏于2006年前后倡导使用的，初期称“中国原创医学”，在2008年11月7日至9日北京举行的首届“中华原创医学复兴论坛”上正式使用。系指以东方文明整体观为指导建立的医学知识体系，既不同于建立在以西方文明还原论为基础上的西方医学，又有别于近年来以西方还原论指导下经改造后的“中医”，故冠之“原创”以示区别。
注105 十三科，指我国古代医学分科。元代、明代的太医院都把医学分为十三科，即大方脉、杂医科、小方脉、风科、产科、眼科、口齿科、咽喉科、正骨科、金疮肿科、针灸科、祝由科、禁科等元代13种医学专科的合称。
注106 《医宗金鉴》：清乾隆四年(1739年)由太医吴谦负责编修的一部医学丛书，刊行于乾隆七年(1742年)。书名系由乾隆钦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该书有很高的评价。自成书以来，这部御制钦定的太医院的教科书就被一再翻印。全书分上、中、下3册，90卷，15分册，“正骨心法”在外科卷下，共4卷，包括器具释义和手法总论。是综合性中医医书中比较完善和简要的一种。
注107 即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
注108 清代京师官兵食用的粮食，都从江南一带通过漕运送至京城，称为漕米。每年漕米的额数约为四百多万石，运到京城后，均贮于京仓之内。京城共计13个仓，其中内城七仓，即禄米仓、南新仓、海运仓、北新仓、兴平仓、富新仓和旧太仓；还有城外四仓以及通州的中、西两仓。这里说的禄米仓位于禄米仓胡同71号、73号，为明、清两代储存京官俸米的粮仓。但东门仓、南门仓无考。
注109 笔者所见《医宗金鉴》并无“正骨心法要旨”，只有“正骨心法”，而且不是“器械总论”，而是“器具释义”和“手法总论”。可能吴老的记忆有误，或者所见并非同一版本。
注110 关于技巧型和功力型手法，有文章讲得比这篇访谈更为具体详细：“宫廷正骨按摩手法有两大特点，一是‘技巧型’，一是‘功力型’。功力型讲究气功内力和意念的运用，施治时以意念引导指力，用于软组织损伤和中医痹证。技巧型以《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为理论指导，力求对正骨八法‘摸、接、端、提、推、拿、按、摩’的掌握和运用精益求精，既治疗骨折脱位，又能治疗运动损伤、关节疾病以及各种老年性颈肩腰腿痛。吴老的摸法堪称一绝，不论新伤宿疾，骨断筋离，吴老手摸心会，诊断立明，手法精细，‘法之所施，患者不知其苦。’”载《健康时报》2001年12月20日第10版。
注111 据陈宗蕃在《燕都丛考》的记载：“自棋盘街东面而北，为公安局街，昔为户部街，亦称富贵街……旧署(宗人府，在街东)南一部分为警察厅消防队驻所，其北夷为平地，售归民有。”(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167页)这里所说的警察厅消防队，应该就是关先生的父亲所在的单位。
注112 光绪皇帝死于1908年11月14日18时，在他死亡20个小时之后慈禧去世，使人们怀疑光绪之死与慈禧有关，成为清宫一大疑案。
注113 陈宗蕃《燕都丛考》记：“西交民巷：户部银行即设于是，嗣改为大清银行。民国元年又改为中国银行。其后大陆、金城、中国实业各银行，均先后设立于此。”(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226页)按：大陆银行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四个民营商业银行“北四行”(金城、盐业、大陆、中南)之一，成立于1919年，地址在北京西交民巷20号。该银行是中国建筑师设计的西方古典式建筑中质量最高的一座，至今仍保持得相当完好，成为天安门广场区的一栋标志性建筑。
注114 这里指的是1958年天安门广场的那场大规模改扩建。据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1958年6月10日中共北京市委给中央写了请示报告，提出了在今后几年内彻底改变北京市的城市面貌的计划，其中一项就是展宽天安门广场，准备把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北、东长安街以西、司法部街以东的房屋拆除，并从东长安街西侧、西皮市东侧各向纵深拓展40公尺，把广场拓宽。当年9月5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召开会议，万里传达中央关于筹备庆祝建国10周年的通知，要求在国庆10周年到来之前改建好天安门广场。当时天安门广场周围的拆迁速度很快，仅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1958年10月就基本完成了拆房10129间的拆迁工作。见《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在1958年进行展宽天安门广场、铺设煤气管网和拆除有轨电车线路三项工程向中央的请示报告》，1958年6月10日；《关于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的建设》，1958年9月至11月，均载《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413—414页、803—807页；并见《当代北京大事记》，129页。
注115 东交民巷教堂名圣弥额尔堂，由法国教士建于1901年，是在庚子之乱后建在当时使馆区的公共教堂，典型的哥特式建筑。
注116 北京城现有天主教堂6座，其中著名的是4座，即因所处京城地理位置而简称的南堂、东堂、北堂、西堂，还有东交民巷天主堂和南岗子天主堂。南堂位于宣武门大街，坐北朝南，始建于清顺治七年(1650年)，为京城首座正规天主教堂。东堂位于王府井大街，坐东朝西，本名圣若瑟堂。建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1904年用庚子赔款重建。北堂位于西安门内西什库，坐北朝南，本名救世主堂，始建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建成后即作为天主教在北京的总堂。西堂位于西直门内大街，坐南朝北，最初名七苦圣母堂，建于雍正元年(1723年)。现在的教堂是1912年重建的。
注117 引自《北京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张。
注118 关嘉禄先生1968年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工作。
注119 刘学铫先生是由中央民族大学吴楚克教授帮我联系的，特此致谢。
注120 灵官胡同位于安定门桥南，清代属镶黄旗。因该胡同西部北侧有一座灵官庙得名，旧称灵官庙胡同。
注121 北京清河制呢厂：清河位于北京北郊，距德胜门仅9公里，是当年京北第一古镇。位于清河镇的清河制呢厂，创办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1909年4月正式投产，是北京纺织工业中唯一的一家官僚资本企业。
注122 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保定军校)，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历史上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学制最正规的军事学府，位处直隶(今河北省)保定城东郊，前身为清朝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军官学堂。1912年至1923年期间，保定军校共办九期，毕业生有6300余人，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黄埔军校教官。在北洋政府、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阵营都有保定军校毕业的学生，尤其是清朝灭亡后国民政府时期内。
注123 这里所说不太准确。早在清入关前的1599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曾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二人参照蒙古文字母创制满文，称为无圈点满文，俗称老满文。1632年清太宗皇太极又命达海(1594—1632)对老满文加以改进，称为新满文，俗称有圈点满文。也就是说，满文的创制是在清入关前就已开始并基本完成的。
注124 清代京城设有内馆、外馆，作为安置来朝觐的内外蒙古年班使臣的场所。内馆居住内蒙古各部年班使臣，外馆居住的则是外蒙古诸部王公和西藏黄教领袖的年班使臣。据传，当时外馆占地四十八亩，因当时蒙古共有四十八家王公贵族，故设大小宅院四十八所。一些随员及商人则用骡、马、骆驼载运皮毛、药材等土特产，搭帐篷在此与内地商人运来的丝绸、布匹、金银首饰等进行易货交易。此地与西邻的黄寺在清时期是十分繁华的地区。外馆的具体地址，在今天的朝阳区西北部。东起安定门外大街，西至黄寺大街。大体呈东西走向，东段略偏向东南。因街位于原外馆地区，故名外馆，亦名哈尔哈馆。黄寺旁，即安定门外黄寺东侧，有“外馆斜街”之称，今为青年湖北街。白化文有《京剧富连成科班的东家——外馆沈家》一文，记清末同治光绪年间的“外馆沈家”，可参看。该文附于唐伯弢编著，白化文修订：《富连成三十年史》(修订版，同心出版社2000年版)书后。
注125 孙中山是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的，当时各界人士在太和殿前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当年4月2日孙中山的灵柩被移至香山碧云寺暂厝。1929年南京中山陵竣工，为表示对孙中山的尊崇并增加自己的合法性与权威性，自命为中山传人的蒋介石决定为孙先生举行盛大的奉安移灵大典。当年6月1日灵榇运至南京紫金山麓，这就是今天的南京中山陵。
注126 新鲜胡同位于朝阳门内。东老所说的第三小学，全名为京师公立第三小学，是北京最早的小学之一，今名新鲜胡同小学。一些名人如梁实秋、李敖等都曾就读于此。
注127 二闸是通惠河上的一道水闸，详见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下册《城郊编》中的刘子扬口述。二闸也称庆丰闸，是京城著名的游览场所。《天咫偶闻》记：“都城昆明湖、长河例禁泛舟，什刹海仅有踏藕船，小不堪泛，二闸遂为游人荟萃之所。”
注128 八旗高等学堂的前身是清入关时建立的八旗官学。1902年改名为宗室觉罗八旗中学堂；1904年改名为宗室觉罗八旗高等学堂；1912年8月改为北京市立第一中学，东老就读即为此时；1949年后改为北京一中。
注129 这里提到的“新北京”，指的是抗战期间日本在北京公主坟至五棵松一线计划设立的“新市区”。范围大抵在现在公主坟以西，永定路以东，南至丰台区与海淀区交界的丰沟河，北至复兴路所辖地域内。1949年以后军委各总部机关和各军兵种机关均集中安置在这里，称为“军委城”。
注130 农事试验场始建立于1906年8月，是中国第一个部属科学研究机构，而不是日本人入侵之后才设立的。该试验场位于北京西郊今北京动物园所在地，占地一千余亩。内设农林、蚕桑、动物、畜物等科学以及气象观测所。主要工作内容为土壤化学分析、肥料分析与化验、谷类与饲料化验、农作物栽培试验、病虫害的调查与防治、气象观测与天气预报等。
注131 夸兰是满语kūwaran，原义为围的围子，后引申为营地、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