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 普
前言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5年日本投降，这一百〇五年里我国打了多次败仗，订了多少不平等条约，割让了多少土地，这是一段很长的辛酸历史，这是我国受屈辱的年代，这段历史不可忘记。
这段历史最后十四年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1931年先侵占了东北，1937年又发动全面战争，在以后八年的日子里，我国有三千万同胞丧失了生命，半壁江山洒满鲜血。
战争发生不久，华北地区大片土地就沦陷了，面对敌人的统治，有些人很早就离开了，他们不愿留下来当亡国奴，大多数留下来的都是缺少走的条件，只得忍受这苦难的日子，把自己的命运托给“听天由命”，沦陷不久，什么“维持会”等敌伪政权就建立了，那些汉奸一个个粉墨登场，这些民族败类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还帮敌人干不能干的坏事。
天津那时还有英、法、意、日四国的租界，这是八国联军时留下来的产物，天津沦陷后，英、法、意三处租界还不受日本管辖，在租界里只剩下一所大学和一些中小学校，在这些学校里的一些学生不甘忍受亡国奴的屈辱，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组织了一个团体叫“抗日杀奸团”。这些学生从十四五岁到二十一二岁，说是懂事了但入世不深，做事又少经验，可就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他们干了些事情使敌人坐卧不宁，同时也遭受过失败，甚至牺牲了生命。在抗战八年中，这个组织以后又扩展到北平、上海，前后参加的成员约五百多人。
这些青年凭着爱国热情团结在一起，他们都是出于自愿，没人要从这里求得利益好处，他们的生活都靠自己的家庭，因为这是沦陷区，所以又得向家庭保密，由于都是自愿的，所以组织也没有多大的约束力，由于各种原因如搬家、易地求学、志趣不同等，人员流动常有发生，所以这组织又是松散的，工作时大家一起商量，执行时由谁来完成也是自愿的，没人命令，他们都没受过训练，也只有在工作中锻炼自己，但工作机会不多，所以做起事情来还是毛手毛脚的。
下面就讲他们的事迹，有些情况先声明一下，因为那时条件差，很多事情没有记录，日本投降后这组织就解散了，以后都是靠一些人回忆记下来，所以材料缺欠很多。再有这组织只有一个名字叫“抗日杀奸团”，从前听说过在抗战初期在山东济南有过这个组织，后来又无下文了，我们写此文的目的就是纪念为此牺牲的同志，因为他们的孤魂仍游荡在荒野，希望他们在此得到安息。
北平抗日杀奸团
(一)建立和行动
1938年暑假后，天津抗团就有些人转学到北平，那时就先建立了燕京小组，他们还帮助天津抗团制裁周作人做了不少工作，1939年春孙若愚、李振英、周庆涑、郑统万、冯运修等人先后来到北平，把各中学转来的组织起来，又积极在育英、贝满、志成各学校发展组织成北平抗日杀奸团，他们还利用小册子教会新团员了解日军编制，搜集情报，跟踪敌人，使用武器，制造燃烧弹等，北平的工作环境不像天津有租界作依托，再加上这里是敌伪在华北的政务委员会所在地，它的警备治安要严得多，孙若愚把重要物资如枪支、文件等就保存在郑统万和郑昆仑(女)家，因他们是大汉奸郑孝胥的孙子。后又改为冯运修家，因他是大汉奸齐燮元的外甥。他们以为这里比较安全，其实也未必如此。
北平的伪商会会长邹泉荪注164早就被他们注意，只是一时没机会下手。1940年1月孙若愚偶然路过西四的一个丁字路口时发现邹的汽车就停在路边，他以为邹逆就在车内。正巧他身上有枪，认为机不可失立即过去打开车门就向内射击，忽然听到女人叫声，方知打错了人，就赶快离去。结果邹逆的妻子替他死去。
孙若愚那时住在中国大学，听到学生传说有个敌伪特务打听有无一个姓孙的，他看情况不妙，马上到燕京大学黎大展处暂避。后又听到燕京也在抓人。他经过魏文昭(女)和魏文彦(女)的帮助，利用她们父亲的开滦矿务局的关系逃去秦皇岛，后又承(应为乘——访谈者)船去香港转内地。
孙若愚走后，北平抗团就由李振英负责，他当时在北大读书。同屋的三位同学王知勉、应绳厚、李澄溪都先后参加了抗团，这里就成了北平抗团的活动基地。
1940年初川岛芳子过生日，在新新大戏院做寿。她把戏院楼全包了，楼下照常卖票。当晚的戏是言菊朋与言慧珠父女同台演出，李振英听到这个消息后就计划制裁川岛芳子。他和叶于良买票进入戏院。大轴戏开演时只听楼上喧闹声，只见川岛芳子身穿男式长袍马褂还戴副墨镜，在数十人前呼后拥下坐在正中位置上，二三十分钟后她突然起身就往外走。李、叶二人追到戏院门口时，她已上汽车走了，未得机会下手。后来听说川岛芳子是专门为了对付多起抗日事件破不了案而来到北平的，她是中国人，认贼作父起了日本名字，在敌人特务机关工作，日降后她被判处死刑。
机会是难得的，情况又是难以预料。例如有次李振英和冯运修想制裁周大文(曾任北洋奉系的北平市长，后附逆任敌伪电台台长)，一切准备就绪正要执行时，突然一队军警路过，破坏了环境，失去下手机会。
天津抗团出事后，刘永康逃至北平与李振英会合，他们由李振英、刘永康、冯运修、叶于良、孟庆时组成一个行动组。他们也曾开展一系列的宣传活动。
在1940年7月7日那天，敌伪当局在中山公园社稷坛举行“庆祝皇军圣战三周年”大会。伪新民会以威迫利诱(据说到会者每人发一银圆)的手段驱使一批人参加活动。北平抗团也想利用此时机与敌人对着干，曾印了些传单和标语预备散发，没想到他们在会场看到那些汉奸表演，真把他们气炸了。这大会是由伪新民会的机关报《新民报》社长兼总编辑吴菊痴主办的，他和副总编辑陈胖子在大会上说的那些媚敌言论，颠倒是非，真是无耻至极，对这种民族败类，抗团人员恨不得马上杀了他们。
正巧头一天(7月6日)，报上登载著名评剧演员白玉霜来北平演出，将在同和轩饭庄招待新闻界餐叙。北平抗团立即决定对吴、陈二逆予以制裁。李振英安排了两个组，一个组由冯运修和李振英组成，他们负责制裁吴菊痴。另一个组由刘永康和叶于良组成，他们负责制裁陈胖子。
到时候四个人都在饭庄门口等后(候——访谈者注)了，吴菊痴先出来了，冯李二人骑着脚踏车就跟在吴的黄包车后面，当走到和平门外到原师范大学附近时，正巧遇到一家出殡的队伍，吹吹打打，冯运修趁此时机，蹬快几步，当车接近黄包车时，举枪对准吴菊痴的脑袋就开了两枪，街头噪音使车夫都未察觉。任务完成后担心敌伪军警出动，李振英派王知勉通知刘叶二人放弃行动，立即撤退，使陈胖子意外捡了一条命。
吴菊痴当场毙命，这还连带引起另一桩事情，敌人认为白玉霜有嫌疑，就把她也抓了起来，听说敌人对她还用了刑，以致她留下的病根，后来还影响了她的性命。
7月18日上午，北平抗团又制裁了北平伪工务局局长舒壮怀。这天李振英、刘永康、孟子青三人来到辟才胡同他家门口，舒壮怀刚下汽车，李振英就对他头部开了一枪。他一声号叫摔倒在地。刘、孟二人监视司机和保镖，未见有任何动静，然后三人一起撤退。结果舒逆未死，只被打瞎了一只眼睛。
7月24日经过调查，逼迫人们献铜献铁，助纣为虐的主事者是伪华北建设总署俞大纯。这次主攻手是刘永康，另还有陈辰做掩护。他们在丰盛胡同俞逆每天上班必经之路等他。当俞逆坐着黄包车经过时，刘永康鉴于上次经验，不能只开一枪，就向他的背部连开了两枪，陈辰又补了一枪，俞逆当场毙命。
7月底李振英从河南弄来了四个手榴弹(球形)交给叶于良。他们一起策划制裁敌最高司令官的方案，可惜尚未实施就被捕了。
(二)大逮捕
天津抗团出事，北平抗团已得到消息并加以戒备，1940年8月初刘永康到李家淦的家里取信时，就被蹲在那里的特务逮捕，以后又有叶于良和冯运修遭到逮捕。
冯运修家住在西四北寿比胡同，8月7日凌晨敌伪警察局特高课课长袁规带了一帮特务去到冯家，使劲敲门，声音又大又急，冯运修一听，就觉得苗头不对。叫家人先别开门，自己携带枪支等物藏在厨房内。特务们一面爬上房，一面叫开门。袁规没找到冯就把冯的父亲推到前面当挡箭牌，在院中叫冯出来。冯运修找机会先向袁规开枪，打中了他的面颊(有的说是右肩)，这时其他特务包围了冯家，向枪声出处还击。在枪战中冯运修寡不敌众，最后壮烈牺牲。在枪战中听说有一个特务身死(有的说是两个)，抗团文件未及销毁，致使多人暴露，数十人遭逮捕。那天北平是一片黑色恐怖。
这里抄录1940年8月15日的敌伪报纸《华北日报》和天津的《庸报》上面的记载：大标题是“北平恐怖分子全被肃清，重要人犯即将判处罪行”，还有“自去年以来，北平市内频频发生之暴杀、放火不法事件，经严密侦查，得悉以北京大学学生李振英(23岁)为团长，华北中学学生刘永康(18岁)为副团长组织的北平抗日杀奸团已于8月中旬将自团长以下全体50多名一起逮捕，引渡于日本宪兵队审讯……彼等组织以暗杀中日要人，破坏日本军及政府主要官厅重要建筑物，而图扰乱后方为目的。团员之大部分皆为大学、中学的学生，并有数名女性在内，其中最高年龄为20多岁，最小年龄为17岁，但就全部团员而论，则以17岁、18岁者为多……”
他们被捕后都关押在北平沙滩老北大校址的日本宪兵队，受尽酷刑。9月24日他们部分被解至日本华北驻屯军最高司令部军法会议的拘留所(位于北平炮局监狱东院日军监狱内)。11月24日被日寇军法会议判决：其中李振英、刘永康、叶于良被判无期徒刑。孟庆时十年。周庆涑、王文诚、纪澍仁、曹绍蕙(女)五年。应绳厚、朱惠玲(女)三年。纪凤彩(女)、王知勉、李澄溪、东普、张家铮、王肇杭一年。还有经各自家庭营救释放的有：郑统万、郑昆仑(女)、魏文昭(女)、
炮局监狱岗楼
魏文彦(女)、蒋淑英(女)、乐倩文(女)、屠珍(女)、龚肇机、缪达等人。被判刑的都被投入北平炮局子监狱西院的伪河北省第一监狱外寄人犯临时收容所，这是专为被判刑的抗日人士设立的机构，由日寇直接监管。他们一进所都被砸上脚镣。李振英因受刺激精神失常，狱吏残酷竟另加手铐，还与脚镣锁在一起，两天后才打开手铐。监狱的生活条件极差。医疗方面虽有中西医各一人，但有医无药，形同虚设。纪澍仁生病无药医治，逝于狱中，时年仅18岁。其他人刑满的先后出狱，最晚的则在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3日才获得自由。
……(省略若干内容)
内地支援
……
(二)最后的几件事
有一次军统来公文要抗团把全体人员履历造册集体参加国民党。大家参加抗团是为了抗日，这是在全民抗战时期，是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与党派没有关系，要他们参加国民党，他们是否同意毫无把握，代他们决定很不妥当。抗团总部虽有部分抗团人员名单，但残缺不全，就以此理由拒绝办理入党手续。
军统也曾几次要抗团调查共产党的事。这种事很难对待。明显不愿意做这种工作，但又不敢公开反对。如果这样做，谁知会有什么结果。只好用拖的办法。例如有一次公文上说：“北平志成中学校长吴葆三的侄子吴富恒是否共产党员，立即查明报复。”其实这事很清楚，他与抗团好几位的关系都很深，这事就是拖着不复。
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尾声也有高潮。美军轰炸东京，一次投弹数量比日军轰炸重庆一年的还要多。以后又有两颗原子弹，再加上苏联在东北参战。结果日本投降了，全国一片欢腾，自发上街大游行。到处敲锣打鼓放鞭炮。大家见面握手，拥抱，跳跃。
在这欢庆之后，跟着就是一片空虚、失落的感觉。因为全心全意要抗日，日本投降了，要打倒的目标没有了。以后又干什么呢？抗团没有进一步的目标。
抗团的任务没有了，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所以抗团向何处去？这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
首先要做的是撤销界首联络站。孙若愚、钱宇年去平津。在平津沪三处营救仍关在敌人监狱里的同志，联系失散的同志，并帮他们解决必要的问题。寻找叛徒。
1946年春孙若愚和杨国栋回到重庆。大家一起研究抗团的去向问题。这时戴笠乘飞机出事了，这对解决抗团去向开放了一条大路。因为他对抗团自有他的目的。如果他在，这问题的解决很难预测。会议结果，最终决定抗团解散。
解散的条件是：①以后不得有任何人以抗团的名义从事活动。②为了解决一些人暂时找不到公职的人的生活，在北平暂发十八人的工资，在上海六个。
只有孙若愚一人进了军统的名册。他是以学运任务在北平军统任职。
孙若愚一直照顾李振英的生活，因他在敌人监狱里得了精神病，不能工作。也照顾几位有困难的人生活。这两笔钱一直由孙若愚和杨国栋两人领取，其他抗团人员无人动用过。
后记
军统说抗团是他的外围组织，也有别人这样说。但我们有不同看法。
什么是外围组织？过去国民党另建了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三青团就是国民党的外围组织，只是工作的环境不同，才分成内部与外围的关系。抗团到底是不是军统组建的呢？抗团内的确有过军统人员参加，而且在抗团担任过重要职务，但抗团又不是曾澈一人组建的，请看下面材料可以证明：
陈恭澍是军统的重要人员，在抗战初期担任军统的天津站站长，又代军统与上海抗团联络，他曾写过《上海抗日敌后行动》一文所说的来证明。这书是1984年2月在台湾出版。登载在《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二期。
他说：“首先需要申明一点，有关‘抗日杀奸团’的产生与成长，在《戴雨农先生传》《戴雨农先生全集》都有大段记载，不过那只是衬托之作，尚不足以表达该团的基本精神，也没有突出该团精义之所在，像‘抗团为军统的外围运用机构’这种说法，我实在为‘抗团’叫屈。”
“……照道理，论实际，军统局为政府机关，代表国家，‘抗日杀奸团’是青年爱国组织，属于民众团体，其相互关系之构成，是基于爱国青年分子需要国家抵御外侮之方针导向，而政府方面则在于增加一份抗战力量，此中并没有所谓的‘核心’与‘外围’之分，又何况这班青年学子既无名义——始终只是一名团员，也不受薪——活动上所用的全是家里给的点心钱，这与‘军统局’所运用的情报路线性质上完全不同，又怎么可以看得那样偏狭呢？……”
“……所以有许多事务都托将曾澈同志代劳了。就在二十六年冬天，有一次曾澈向我口头报告，说是要去参加一个‘青年活动’，我也就点头答应了。至于是怎样的‘青年活动’？我就不甚了了。”
“……孙大成(即孙若愚)同志于二十九年七月八日到上海，他的身份就是代表‘抗日杀奸团’。‘抗团’并不是‘上海区’属下的工作单位，它仍然保持着青年爱国团体的独特风格。”
“……孙大成到了上海之后，我们曾见过一面。对于交通联络等事项，都做了约定，其后就交由助理书记刘原琛兄直接负责联络与指导。关于‘上海区’所给予的支援，只有每月三百七十元而已。此外一无所求。而此一数字自二十九年九月起，一直维持到三十年十月止，乞未增加。”
抗团与军统最大的区别是：抗团唯一目的就是抗日，而军统除此外还有是内战的工具。
在抗战期间，抗团从未参与过军统指派调查学生的各种党派活动，而且是自觉地抵制这种工作。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目的。日本投降后，抗团就解散了。只有几个仍与军统有关系，这是他们的个人行为，与抗团无关。
可以说抗团与军统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个组织。
军统把抗团做过的一些成绩，都记在它自己的功劳簿上，对抗团的态度，可能是从抗团有什么可以利用的价值来考虑，但也未能如愿以偿。而抗团对军统却不同。先是军统的声誉狼藉，老百姓听到“特务”就反感，都敬而远之。抗团不愿招惹这种影响。更主要的是抗团不愿卷入国内的党派斗争。抗团与军统只是在抗战时期在抗日方面的合作者。抗团虽曾沾有污泥而未被染，洁身自好，问心无愧。何况在抗战期间大部分未去内地的抗团人员，连抗团与军统的这层关系都不知道。
所以把抗团说成是军统的外围组织是不正确的，有必要更正，否则那些为抗日而牺牲的同志，死得不明不白，甚至对活着的也是一样。
抗团在卫国战争中，所做的一点贡献，实只是沧海之一粟。同时在表现上仍显得有些幼稚，缺乏有力的指导。他们在敌人侵略面前，不甘受辱，敢于斗争。他们无所企求，不怕牺牲，不畏艰难，威武不屈的精神，应予称赞。还有千万不要忘记我国过去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岁月，将来也未必平静。愿为捍卫我们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国人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