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者”李斯
李斯师从于儒学大师荀子，却一步一步走向了法家的道路；他亲手杀害了同门师兄韩非，却又成了韩非思想最忠实的信徒；而他提出的“焚书”之议，则直接终结了儒家乃至诸子百家生存的土壤。
拜别师门
公元前247年，已经而立之年的李斯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离开老师到秦国去。
临走那天，老师荀子问李斯：“你为什么要到秦国去呢？”李斯回答说：“现在各国都在争雄，正是立功成名的好机会。秦国雄心勃勃，想奋力一统天下，到那里可以大干一场。”
李斯的回答很干脆，毫不掩饰自己匡扶天下的雄心壮志。对于秦国，荀子并不陌生。十九年前，同样是经不住强秦的吸引，荀子一扫“儒者不入秦”的传统，主动跑到秦国游学。在秦国，荀子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推销自己的治国理念上了。当他提出以儒家之“王道”补秦国“霸道”之不足时，秦昭王嘴上连连称善，却始终不肯用荀子。
与19年前不同的是，儒生西入咸阳不再是偶然，而各种饱学之士更是争相入秦。他们或入朝为官，或投身显贵门下，继续游学。与秦国的门庭若市相反，东方各国的人才流失相当严重。
时移则事易，面对学生西入咸阳，荀子倒也不觉唐突。他甚至为此感到高兴，说不定李斯真能在秦国实现自己未竟之愿呢！然而，高兴之余，荀子又不免忧虑。一方面，秦国有不修儒道的传统，倘若李斯不善变通，难免会遭遇自己同样的命运。而另一方面，他更担心李斯太过灵活，毫无原则地曲意迎合秦国的传统。
见李斯心意已决，荀子也不强留。只是再三叮嘱，勿违为师之道。李斯遂拜别师恩，一路向西直奔咸阳。
士途还是仕途
荀子的担忧不无道理，初入秦国的李斯再一次面临人生的重大选择。
李斯风尘仆仆赶到咸阳，正逢秦庄襄王新丧，新即位的秦王嬴政还是个十三岁的小孩子，真正掌权的是太后赵姬和相国吕不韦。
吕不韦原是商人，对治理国家并没有太多经验。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他效仿战国四公子，不惜重金广揽人才。极盛时期，其门客多达三千余人。秦王年幼，尚未亲政，想在政治上大有作为的李斯只能投靠吕不韦，成为其门下的舍人。
吕不韦的相国府俨然一座稷下学宫，各种流派的学者文人汇聚一堂，或著述，或辩论，好不热闹。吕不韦倒也礼贤下士，经常光临辩论会场，聆听学者们的思想交锋。后来，吕不韦将门客们精彩的言论编撰结集成为著名的《吕氏春秋》，这是后话。李斯初入相国府，虽然只是一个身份不高的舍人，但衣食无忧，既可以参与学者间的辩论，又可以埋头做自己的学问，像老师在稷下学宫那样“不治而议论”，同样可以影响秦国的政治，实现自己的理想。
但是，李斯并不甘心做一个纯粹的舍人，他选择了一条直接介入政治的道路——入仕。尽管相国府食客三千，但真正具备大师级水准的人却少得可怜。李斯受教于儒学大师荀子，其思想之深邃，论辩之宏富，远非其他门客所能比肩。不久后，吕不韦就发现了李斯，任命他为郎官，名义上是保卫秦王嬴政的安全，实则为吕不韦安插于秦王身边的眼线。
李斯对这个安排欣然受之。在士途和仕途之间，李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从这一刻开始，它将告别过去的士人生活。
王道还是霸道
李斯的入仕并不违背老师的儒道，荀子自己就当着兰陵县令。但是，从孔子开始，儒家始终坚持君臣之间必须保持相对的关系。荀子时常告诫自己的学生，为臣之道“从道不从君”，必须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与思想。
尽管荀子一再告诫“勿违为师之道”，但身陷仕途的李斯很快做出了违背师门的选择。李斯仔细地考察着尚未成年的秦王，发现秦王嬴政不甘心做一个傀儡，一心要实现伟大抱负。于是李斯很快做出了一个深谋远虑的决定，投靠秦王。
李斯不愧为荀子的得意门生，其游说之术堪称绝伦。他深知，在崇尚霸道的秦国，引导秦王以儒术治天下，无异于缘木求鱼。于是，他决定投其所好，以霸道取悦秦王。
李斯对秦王说：“从前秦穆公虽称霸天下，但最终没有东进吞并山东六国，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诸侯的人数还多，周朝的德望也没有衰落，因此五霸交替兴起，相继推尊周朝。自从秦孝公以来，周朝卑弱衰微，诸侯之间互相兼并，函谷关以东地区化为六国，秦国乘胜奴役诸侯已经六代。现如今诸侯服从秦国就如同郡县服从朝廷一样。以秦国的强大，大王的贤明，就像扫除灶上的灰尘一样，足以扫平诸侯，成就帝业，这是万世难逢的一个最好时机。”
寥寥数语，直指嬴政胸怀，纵论古今，不离秦国霸业，每一句话都说到了秦王心里，遂任命李斯为长史。李斯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他本可以按照老师的思路，趁着嬴政年幼，多教他一些儒家的王道，弥补其霸道之不足。但是，在李斯看来，王道虽好，苦于见效太慢。孔子做过一项保守的估计：用王道（即道德教化）治国，至少要三十年才可以让天下归仁。三十年太久，秦王不肯等，李斯也就等不得。因此，李斯在自己的仕途生涯中，彻底放弃了荀子的王道，选择了立竿见影的霸道。
李斯上任之后立即给秦王上了一个瓦解六国的计谋，暗中派遣谋士带着金玉珍宝去各国游说。对各国的重要人物能收买的，就多送礼物加以收买；不能收买的，就想尽办法把他们杀掉。等诸侯国君臣关系被离间后，再派良将去攻打。
如此阴毒的斗争手段，完全背离了儒家的道德，完全滑向了法家的权术。
韩非之死
无独有偶，同为荀子学生的韩非也从儒家出发，最终走向了法家，甚至成为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是韩国公子，李斯的同窗师兄。与李斯的平步青云截然相反，韩非回到韩国后，因为韩王的猜忌，一直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于是，韩非发愤著书，写下了许多探讨治国之术的文章。
韩非子接受了老师“人性恶”的观念，但他完全否定了儒家的道德教化，认为只有严刑峻法才能治国平天下。他甚至认为，对老百姓只能实行“愚民政策”，主张除了法以外不许有任何书籍存在，而历史记载尤在禁绝之列。老百姓唯一需要学习的文化就是法律，各级官吏便是他们的老师。韩非尤其反感知识分子，指责“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应该连同侠客一起彻底消灭。
韩非的思想非常符合秦国的政治传统，当秦王嬴政读到韩非的《孤愤》、《五蠹》等文章时，不禁感叹道：“如果哪天得见此人，并与之交往，虽死而无憾矣!”李斯听到这话，立即禀告秦王说，这些文章都是自己的同学韩国公子韩非所写。于是，秦王不惜发动了一场针对韩国的战争，迫使韩国派韩非出使秦国。
韩非到了秦国，与秦王相谈甚欢，但还没有马上信任他。这时，李斯和姚贾在秦王面前说：“韩非是韩国贵族子弟。现在大王要吞并各国，韩非到头来还是要帮助韩国而不帮助秦国，这是人之常情啊。如今大王不任用他，在秦国留的时间长了，再放他回去，这是给自己留下的祸根啊。不如给他加个罪名，依法处死他。”秦王认为他说的对，就下令司法官吏给韩非定罪。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了毒药，叫他自杀。韩非想要当面向秦王陈述是非，又不能见到。后来秦王后悔了，派人去赦免他，可惜韩非已经死了。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对韩非之死的记载过于简略。司马迁认定李斯是杀害韩非的罪魁祸首，理由很简单：妒贤嫉能。不过，司马迁的说法其实经不起推敲。事实上，秦王灭韩的计划早已提上日程，根本不可能因为欣赏韩非而彻底放弃。如果韩非离间秦国君臣的事情属实，则主张杀死韩非的就不再是李斯和姚贾，而是秦王嬴政了。
不管怎样，李斯都是杀害韩非的实际执行者。区别仅仅在于，他是主谋还是从犯。按照儒家的道德观念，即使韩非按律当诛，李斯也应该念在同门之谊而选择回避。以他在秦国之地位，申请回避应该不会影响其仕途。韩非之死，让李斯在秦王面前赚得了公而忘私的好评，但他也再次背离了荀子谆谆教诲的王道。
“釜底抽薪”焚书令
韩非虽死，但他的思想却被秦王和李斯所奉行。
此后的秦国完全按照韩非的轨道高速的运行着。公元前230年，秦灭韩；公元前228年，秦破赵；前226年，秦破燕；前225年，秦灭魏；前224年，秦灭楚；前222年，燕赵残余俱亡；前221年，秦灭齐，天下归一。
秦统一之后，按照韩非的思路，构建起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秦王嬴政改帝号为“皇帝”，自称秦始皇。废除谥号制度，禁止百官议论皇帝的是非。在李斯的坚持下，秦始皇选择了郡县制，统一了法律、度量衡、文字和车轨，开中国两千年封建大一统之先河。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任命李斯为丞相，走到了仕途的最高峰，同时也走到了他反儒道路的最高峰。
这一年，在咸阳宫的酒宴上，博士们借着酒兴发生了一场争论。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秦政府是否应当以历史为师，修正全面实行郡县的政策。秦始皇非常反感儒生们“借古非今”“横议朝政”，便授意丞相李斯，将这个问题下到朝廷会议继续讨论。
李斯再一次扮演了韩非思想最忠实的执行者。在廷议的讨论中，李斯强调薄古厚今，进而提出了焚书的建议。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李斯的建议，被秦始皇采纳，作为法令，颁布执行。
很显然，焚书令是完全针对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批评法家路线而起草的。喜欢借古讽今的儒家当然首当其冲。后世史家常常拘泥于焚书令毁掉了多少先秦文化典籍，其实不然。由于秦朝官府做好了图书备份，只焚毁民间藏书，因此，焚书令对文化典籍的破坏远不是论者们所想象的那么大。
事实上，焚书令最核心的意义在于，它借焚书完全禁绝了自由思想，彻底毁灭了“不治而议论”的士阶层，使整个先秦诸子思想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壤。
秦亡以后，极个别尊随孔子的汉儒试图恢复儒生议政的传统，但是，无一例外都招来了杀身之祸。七十多年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然而，董仲舒所谓的儒学早已不是独立自由的先秦儒学，而是杂糅法家、阴阳家纲常名教。
客观上讲，李斯之后无真正之儒家，两千年的反孔斗争说到底与孔子无甚关系矣！
唐玄宗：创新与守旧
祥瑞
开元二年二月初一日，长安城内主管天文事务的官员向唐玄宗奏报，预计在当日发生的日食没有出现。重大天象的误报无疑是一场因历法讹误而发生的严重事故。
然而在公元714年的长安城，没有官员因为一次“未遂”的日食受到处罚。相反，宰相姚崇用一份语气热烈的奏章向皇帝表示祝贺，并建议将此事载入史册。玄宗皇帝答应了这个要求，此时距他正式登基不足二十个月。
回顾唐玄宗的即位，也与一场不期而遇的天文事件有关。公元712年秋天，一颗彗星划过夜空中据说是象征皇帝的星座，促使睿宗皇帝决定以退居二线的方式攘除一场可能不利于帝国最高统治者的灾难。睿宗的突然退位，使自己踌躇满志的儿子与野心勃勃的妹妹之间久已存在的矛盾骤然激化。新即位的唐玄宗率先出手，发动了长安城近七年内的第三起宫廷政变，太平公主被迫自杀，由此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由女强人左右中枢政局的状况。
然而唐玄宗很快发现，帝国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自武则天时代结束后，帝国的政治走势并不明朗。奢靡荒淫之风弥漫宫廷内外，朝堂上下充斥着野心家与投机分子。经济固然没有崩溃，但自然灾害频发，因土地兼并造成的农民逃亡逐渐增多。西边的吐蕃、北面的突厥乃至东北方面的契丹不时骚扰边境，有时甚至发动大的进攻，而帝国的军队并没有战之能胜的把握。
现实的混沌与不安往往会促使人们回忆历史，强盛开明的“贞观之治”在8世纪初引发了普遍的追慕，希望朝廷恢复“贞观故事”的呼声不绝于耳。史官吴兢撰写的《贞观政要》就是此种时代氛围的集中体现。这部以对话为主的著名史书采用分门别类的方式，将太宗君臣的主要政治观点编排为一本极便翻阅的手册，被后世统治者奉为圭臬。作为全书纲领的首章《君道》，开篇文字是一段太宗的独白，核心思想是君主要节制自己的欲望以避免骄奢。此时《贞观政要》还没有面世，玄宗却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向太宗皇帝看齐之决心，符合了多数臣民对他的期待。
仔细观察唐玄宗君臣的施政风格，我们确能发现“开元”与“贞观”的某种相似性。唐太宗不是事必躬亲型的统治者，他认为帝王的励精图治应体现在对于总体政治秩序的哲理化反思与把握之上，而不应过多干涉本应由各级职能部门负责的具体事务。唐玄宗也不愿介入具体事务，当宰相向他汇报关于一批中低级官员的任命问题时，他以默然不应表示不满。太宗朝的政治决策过程比较透明，史官对君臣的讨论过程据实记录，谏官等得以随时提出意见。高宗朝的密谋政治兴起后，决策活动日益神秘化。及至开元年间，著名宰相宋璟立主恢复贞观旧制，使得史官与谏官的地位再度得到重视。
玄宗君臣的努力，让权力表现出对政治程序的一定尊重；而皇帝远离具体事务，使其日常行政得依律令而行。武后、中宗时期，当政者为一己之私而进行的短期操作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权力运行蛮横且没有章法，其结果是政治秩序日渐紊乱。玄宗则采取一种比较克制的态度，使得一种能让大多数官员感到稳定与安全的政治气氛重新回归朝廷。
唐玄宗还从太宗那里继承了重视经典与学术的传统。太宗经常与臣子一起举行文学化的宴会，君臣如诗友一般共相唱和，并由此构成一种仪式化的君臣交际形式。武后、中宗时代的宫廷文学活动更为兴盛，但风格却大相径庭。一批工于诗文的文人以倡优形象进入宫廷，皇帝、皇后甚至妃嫔喜欢以裁判者的身份凌驾其上，更乐于看到他们为争宠而争风吃醋。
玄宗同样喜欢有才华的臣子，但对他们比较尊重，“翰林学士”这个一度沦为吹鼓手的文士群体在唐玄宗时代开始发挥智囊作用；当他们在宫中连夜起草诏书时，玄宗有时会如朋友一样去看望他们并赐予饮食。这个传统为唐朝后期的帝王所继承，翰林学士也从皇家的高级文化侍从变为帝国中枢政治中举足轻重的角色。当七岁的神童李泌因为才思敏捷而被送入皇宫时，玄宗对其才华大为叹赏；但他没有把这个孩子当做宫廷中的玩偶，而是将其送出长安这片是非之地并保障他专心读书。很多年后，已成长为一位传奇政治家的李泌回到御座之旁，先后辅佐三位皇帝平定了两次危及帝国生存的巨大叛乱，并通过建立包括大食、回鹘、南诏在内的国际联盟有效遏制了吐蕃政权咄咄逼人的攻势。玄宗的知遇与培养，成为李泌报效其子孙的巨大动力。
在恢复“贞观故事”的号召下，唐玄宗以拨乱反正的姿态，使得帝国的政治空气从之前的紧张乖戾迅速走向宽松平和。在意识形态方面，玄宗重新确立了以儒为主的治国理念，不仅自己撰写了《孝经》，还通过各种手段宣示皇帝与诸亲王间“兄友弟恭”的和睦状态。不过，他并没有清算给予武则天统治巨大帮助的佛教，对作为李唐皇室祖先的老子也同样尊崇有加。出入皇宫的，既有来自印度、深通密法的高僧，也有隐居深山、修炼长生之术的张果老一类人物。唐玄宗对于宗教保持了浓厚的兴趣，但将某种宗教兴趣推向极端却不是他的本性，这一点与太宗颇为相类。
然而，“开元”绝不是对“贞观”的简单克隆。对于各种自然界的“祥瑞”，太宗明确表示厌恶并明令禁止上报，玄宗却不惜借用日食预报的失败来证明君主的德行已经感动上苍。从高宗时代开始，在唐初一度低落的谶纬意识重新发酵。渐渐地，人们对皇权中的神秘性因素又津津乐道。面对这样的社会心理，玄宗君臣并不能免俗，其实他们对自然现象与政治更替的联系并不真正相信。玄宗与姚崇在开元初年围绕“祥瑞”与“符命”不止一次的“合作”，实在是一种刻意的政治表演。我们由此能够观察到玄宗施政风格迥异太宗之处：为达目的而进行的变通较之对价值理念的坚持更占上风。
贤主
作为中国历史上贤明君主的代表，唐太宗身上表现出的理想主义气质深合儒家的标准，他一生都在致力的事业似乎在于把来自实践的政治智慧凝练成一种道德性的规范，并试图为政治手段赋予超越性的价值含义，在保障君主行为有效性的同时去除虚伪性。唐太宗推崇以仁德信义治国，统治技术不是他关心的重点；他最倚重的宰相房玄龄执政十余年，一方面使海内晏然，另一方面却没有突出的政绩可资纪念，被史家认为是达到了宰辅的最高境界。
相形之下，唐玄宗对道德化的政治理想不感兴趣。高宗朝以来尔虞我诈的宫廷斗争比玄武门之变更为漫长险恶，使玄宗对政治的残酷有着更为真切的意识。唐玄宗对确保统治牢固与帝国繁荣充满强烈的欲望，他认定这些目标只有通过精密有效的手段才能实现。这种手段不仅表现为更为灵活但却不那么合乎理想形式的政治策略，更集中体现为一系列高效的制度安排。这注定了玄宗朝的一系列施政举措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重要一笔。
唐玄宗统治时期，财政经济事务始终得到高度重视。当时私铸钱币之风非常兴盛，很多商人在江中锚泊的大船上开炉鼓铸，惊涛烈焰，蔚为壮观。玄宗向劣币开战，强令对市面流行的劣币收缴重铸，结果引起交易者的恐慌，反复几次后终觉难以推行。不过，帝国的财政基础还是通过另外两项措施得到了强化。第一项措施被称为“括户”，即由政府清查那些因各种原因隐匿逃亡的人口，用既往不咎的宽宥政策与各种优惠措施鼓励他们重新登记户口，恢复为国家纳税。第二项措施为改良运输方式，以保障来自南方的赋税与粮食能以较低的成本安全运到帝国的政治核心区关中与洛阳，具体办法是把以运河为主体的运输线分为数段，每段设置中转储备仓库，根据各段自身情况选择不同的运输工具，化长途运输为短途运输，人称“节级转运”。
这两个措施在宇文融、裴耀卿等一批财政精英的主导下得到顺利实施，但因为其中一些人操守不佳，又因为他们的政策初衷是增加政府税收而非减轻民众负担，因此长期被后世冠以“聚敛之臣”的恶名。但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朝廷才足以支持频繁的对外战争以及长安城日益庞大的支出，玄宗也并不十分在乎他们是不是“君子”，因为现实的考量决定了皇帝必须倚重他们。
开元时代的另一项重大突破是完善了官员的选拔任用机制。唐朝虽然实行了科举考试，但通过考试的人仅仅是获得了做官的资格，是否能真正获得一官半职还要经过另一轮选拔，即铨选。有资格参加铨选的还有另外三类人，即高级官僚的子弟、表现优秀的低级公务人员以及原任期已满等待新职务的前任官员。随着有资格做官的人越来越多，僧多粥少的情况愈发突出。
开元十八年，侍中兼吏部尚书裴光庭在此前各项改革的基础上借鉴北魏的历史经验改进选拔办法，规定中下级官员任满后不论政绩如何必须立即停职，间隔数年后方能再参加选拔；如无犯罪等重大问题，一律向上升迁，并根据此前的考课结果决定升迁幅度。这个名为“徇资格”的铨选制度在不增加职位数量的情况下使得国家机器在事实上迅速“扩容”，从而把更多的官员预备队稳定在体制内。此外，国家还根据需要创设一些特种考试科目，为那些不甘心论资排辈的才能优异者提供了快速上升的绿色通道。唐玄宗还命令中央官员与地方官员交流任职，从而锻炼他们更为全面的政治能力，并对俸禄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开元以前，各级政府都有一笔名为“公廨本钱”的款项，政府以之为本金发放高利贷，以利息支付官员俸禄。唐玄宗下令将官员俸禄改从国家税收划拨，使得整个官僚体系的运行更加合理化。
如果说以上的变化都发生于具体领域，那么一项涉及政府运行方式的根本变革则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分职设官”是中国古老的政治传统，每一项具体的事务都由专门的行政部门负责，国人熟悉的“六部”制度就是如此。官员进入了某一岗位，他的职权边界是具体而明晰的，在此之外的事务不需他负责。此种制度可以说做到了“人人有事干”，但却无法保证“事事有人干”。制度规定的事务处理体系必须保持稳定，但社会和政治形势千变万化，很多新出现的行政事务往往不能迅速找到一个对应的职责部门，必须由多部门共同负责。一旦多个平行部门介入，配合就成为问题，难免出现推诿扯皮、职责不清的状况，效率很难得到保证。
唐玄宗是一个务求实效的君主，他不能容忍官僚体系因自身结构的制约而影响效率，一种名为“使职差遣”的制度被推广开来。为了完成一项确定的任务，皇帝指定一名官员作为自己的代表全权处置，于是一大批名为“××使”的官员由此成为王朝统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这类官员称为“使职”，他们官阶可能很低，原本负责的事务可能与临时承担的任务没有任何关系；一旦“使”字加身，立即具有凌驾于体制之上的巨大权力，所有与之相关的官员都要服从他的调遣，这使得办事效率空前提高。最重要的“使职”集中在经济与军事事务方面，唐玄宗正是依靠这个制度完成了诸如“括户”与建立“节级转运”之类的非常规任务，而驻守边境的“节度使”则能更有效地调动各种战略资源，由此取得边境战争的一系列胜利。
“使职”本来是临时性的，任务完成即行解职，后来逐渐固定化，并成为官僚机构的主体，甚至连宰相也使职化了。唐初规定，宰相由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集体担任，但至玄宗时代，三省长官未经过皇帝特别授权已不能行使实际的宰相职能，而获得授权者则可能是一些级别较低的官员。“使职差遣”标志着中国古代行政体系的编制原则从以职能分工为中心走向以事务统筹为中心的新时代，这一点基本上为以后的宋代完全继承。
如果说“贞观之治”的出现更多的得益于唐太宗对其卓越政治才能的哲理化发展，那么“开元盛世”的繁荣则根植于唐玄宗在治理手段方面的不断创新。唐玄宗政治的现实主义底色也使得他总是对那些圆熟干练、富于行政才能的官员抱有特殊好感。“口蜜腹剑”的宰相李林甫虽然声名狼藉，但很多人忽略了他是一个能干的政府领导者，在处理复杂事务方面具有旁人难以揣测的老辣与周到，致使素怀不臣之心的安禄山对他也十分忌惮。正统历史学家喜欢将唐玄宗的成功与一系列“贤相”的辅佐联系起来，但这些“贤相”中的许多人并不完全符合儒家意识形态的期待，精明的政客与富于手段的实干家才是他们的主要形象。玄宗正是和他们一起，开创了开元时期的繁荣局面。
创新
唐玄宗对于创新治理手段的热情不仅推动了国家的繁荣，还导致了一系列成文典章的集中出台，这为后世学者认识唐帝国的运行提供了第一手文献。但学者们发现，有些典章中记载的制度显得过于完美，以致令人怀疑它是不是真的能得到执行。通过对敦煌文书以及其他材料的系统研究，越来越多的证据开始支持这种怀疑。以均田制为例，历史上最为完备的均田制度成文于开元末期。这份文件详细规定了一个自耕农如何从政府那里获取田地、政府如何在他六十岁后予以收回并重新分配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细节。但在事实上，当时政府已没有足够的田地可以分给农民，均田制已趋于崩溃。唐玄宗时代制度文本与现实的差距究竟反映出什么信息呢？
帝制中国的各种制度在秦汉时期发展已到一个十分完备的阶段。在其后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复杂的历史进程催生出一批更为实用、更为高效的新型制度，入主中原的胡人也把来自游牧部落的习惯引入其中。但是秦汉制度并未废除。久而久之，新、旧、胡、汉制度相互叠加，形成一种特别复杂混乱的局面。以官名为例，南北朝后期就形成了职事官、散官、勋官、将军号等几套互不统属的系统，其渊源各异，内涵不同。
从西魏北周时代开始，中国西北部的政治家们开始率先对制度进行整合；及至隋朝统一全国，此种整合已初具规模。唐代继续这一努力，以“三省六部”为核心的政治体系运作得十分有效，职事官、散官、勋官等官名体系被集合在官阶制度下，成为标志职权、资历、功劳等不同信息的完整符号系统。但唐玄宗对此似乎并不满足，他下令由宰相领衔编写一本名叫《唐六典》的大书。这部书将玄宗时期的所有体制内官名囊括其中，详细考证了每个官名的历史演变，并标明其现在的职权、品级等各种内容。史学家对《唐六典》寄予了高度的重视，将其视为一部唐代政治制度的百科全书，但又对它的编制初衷困惑不解。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大唐帝国的行政法，但更多人认为《唐六典》是一部“礼书”、一部儒家经典《周礼》的唐代版本。
《周礼》一书据说是反映了西周时代的职官制度，现代学者多数相信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生的理想化记录。这部书把诸多官职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大系统，为每个官职赋予了一种超越实际政治功能的神圣意义。唐玄宗显然是要把这种神圣性引入到唐代的职官制度之中，但却使编纂者们感到万分为难。唐代官制在结构上与西周的六官系统没有任何相似性，且它的组织原则是经过现实政务运作的无数淬炼后形成的最优结构，本来就不是为了体现某种先验的政治理想。在更换了几任主编者后，《唐六典》由李林甫领衔完成，最终采用了以尚书省六部附会周礼六官的折中做法。但我们在这部书中，却很难看到开元时代新出现的那些最有意义的变化；作为其论述核心的三省六部制与帝国政务的实际运行状况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
三百年后，《唐六典》勾画出的政治理念打动了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皇帝，使他决心以这部唐玄宗时代的政治经典来整顿北宋的政治秩序。不过有趣的是，当时在北宋政治生活中发挥实际功效的，恰好是自唐玄宗时代发达起来的“使职差遣”系统。
唐玄宗的编纂典章的用意由此清晰起来。虽然唐玄宗对于道德化的政治理想不感兴趣，但不妨碍他通过制度建设去追求一种富于秩序感的超越性政治理念。这种秩序感具有强烈的形式主义色彩，与玄宗皇帝作为艺术家的浪漫气质息息相关。他还下令编纂了《大唐开元礼》，儒家的礼经从此不再直接指导大唐臣民的礼仪活动，一切都要以《开元礼》的规定为主。唐玄宗晚年益发喜欢在一些细枝末节的地方释放这种秩序感，例如改“年”为“载”，改“州”为“郡”，背后都有一套烦琐而精致的说辞。但无论如何，唐玄宗庞大的典章编纂计划成为唐代文化魅力的重要来源，许多后来人正是通过这些纸面上的精致文字来想象一个也许并不那么绚烂的盛唐。
不幸的是，唐玄宗陶醉于他营造的政治秩序感中，这使他对待实际政务的现实主义态度逐渐失去理性的指导。玄宗从未像唐太宗那样把“节俭”内化为君主的行为规范而仅是一种政治策略，这导致他在局面稳定后迅速走向奢靡。对宰相的信任变成了皇帝怠政的借口，导致了李林甫、杨国忠的长期专权。“使职差遣”的推广虽增加了政府的效率与收益，但并未建立起相应的监督与制衡体制，其恶果之一就是节度使职权的迅速膨胀并逐渐军阀化，这为其后安史之乱的爆发与藩镇割据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巨大的繁荣与一夕而至的巨大灾难，这是唐玄宗时代留给后人的巨大感慨与疑惑。然而如果我们将目光移至更为广阔的时段之中，玄宗时代不仅在唐王朝的历史中具有转折意味，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整体进程同样如此。在他之前，中国古代文明在经历了近三百年的分裂与战乱之后浴火重生，秦汉时代质朴有效但也冷酷森严的政治与社会形态已经远去；在他身后，印刷术开始普及，能够识字读书的人益发增多，科举制的不断完善扩大了社会的流动，国家对民众的直接控制开始放松，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
总而言之，越来越多的新情况、新事物在唐代不断涌现，统治者仅仅靠总结过去的经验已难于应付。唐王朝在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劫难后还能存在近一百五十年时间，玄宗时代治理手段的创新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如果再考虑到北宋与中晚唐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些重要连续性，这种创新的超前性就更为突出。然而，唐玄宗对理想秩序的追求没有促使他为新创造的治理手段寻找到一套精致的意识形态解释，而是使他执着于对既有制度进行诠释与提升，并展现出相当的复古主义倾向，其结果是使唐代制度成为后代政治人物的楷模之一，其后果则显得益发复杂了。
唐玄宗是一个拥有巨大人格张力的帝王。在他的时代，君主个人的意志、情感乃至风格仍可对整个国家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开元之治的绚烂中便同时浸润着艺术家的浪漫与现实主义者的精明，而这两种色彩并不总是那么的协调与融洽，甚至也会晕染出巨大的阴影。身处历史的变动时期，唐玄宗的人格张力已超越了他的时代而深深嵌入了历史的进程，并在他身后更为长久的岁月里以一种制度甚至文化的形态发挥着巨大作用。玄宗之为玄宗，庶几在此。
范仲淹临危受命
文 | 赵健
庆历年间，北宋已经立国八十多年，各种社会问题开始暴露出来。范仲淹总结当时的情势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敌人骄盛，寇盗横炽。”
首当其冲的，是冗官问题。所谓冗，一是人数众多；二是能力庸劣。
宋代科举考试录取规模空前扩大，通过科举就可出仕为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制给了宋代读书人出人头地、扬名立万的美梦。但是，这也造成官僚队伍的繁冗丛沓。此外，天水一朝对官僚特别是高级官僚格外优待。恩荫制度，即贵族和高、中级官员子弟可以免试做官，也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据学者推算，宋代平均每年以各种名目恩荫补官者，恐不下500人，而平均每年科举取士的人数，也不过约360人，恩荫补官的人数竟超过了科举取士的人数。每年有如此多的人进入仕途，远远超过了当时官僚系统的自我更新速度与容纳能力。
与官员众多并存的是官吏素质堪虞，这其实是历朝的通病。立国既久，官僚升迁制度已经严密与程式化，升迁与否，多数情况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与政绩关系不大。于是因循苟安的思潮在官场中弥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占据主流。真正忧国爱民者想有一番作为，反而会招致同僚非难，甚至排挤。一些重要的管理职位，如刺史、县令之类，也可以靠熬年头、凭资历获得。这种情况导致“不肖混淆，请托侥幸，迁易不已，中外苟且，百事废堕”。欧阳修曾举出两个极端的例子。郢州（今湖北钟祥）知州王昌运，年纪大了，且身体有病，腿脚不利索，连走路都很困难，每天去办公得靠两个人扶着，就这样颤巍巍地还坚持了三年。“三年之内，州政大坏”。继任郢州知州的刘依，也是七十多岁了，“昏昧不堪”。欧阳修任滑州通判时，寄居在滑州的刘依几次来看望他。每次都问：“中书有一个姓王的参知政事，叫什么名字？”一个知州，连副宰相的名字都搞不清，这也算了，三四次问过就忘，其为政情况，简直可以不问自知了。
官吏尸位素餐不作为，还贪污腐化。北宋政府自从开国以来，直到庆历年间，官吏的俸禄一直没有增加。随着物价水平的上升，中下级官僚的生活日渐窘乏。同时，随着官员数量的不断增加，中下级官僚一任结束，通常并不能立即得到新的任命，而需要等着腾出职位来，即所谓“守选”“待阙”，做官也是断断续续。没有职位就没有俸禄。本来俸禄就鲜薄，难有积蓄，又不能持续供应，使得很多“守选”“待阙”的官员“衣食不足，贷债以苟朝夕”。一旦等到上任，就千方百计捞钱还债。贪污腐化就是意料中事了。
人民的苦难还不止于此。宝元二年（1039），宋夏战争爆发，延至庆历二年（1042），北宋政府损兵折将，为旷日持久的战争耗去大量的兵力物力。而作战对物资的要求，最终都得转嫁到人民身上，都是由人民负担。在如此局面之下，农民、士兵起义风起云涌。庆历三年五月，京东路沂州(今山东临沂)一百多名士卒在王伦领导下起义。同年，陕西大旱，商州(今陕西商县)农民一千多人，在张海、郭邈山等人领导下起义，活跃于京西十余郡，幅员数千里，官员纷纷逃窜。驻守光化郡(今湖北老河口市北)的宣毅卒五百多人在邵兴率领下哗变，与起义军互相配合。内忧外困，版图震荡，大宋朝廷已经到了必须改弦更张、变法图强的时候了。
庆历三年（1043），当西北的狼烟已经暂时熄灭，北宋与西夏正在讨价还价，准备媾和之际，仁宗把目光投向在宋夏战争中表现出色的范仲淹、富弼、韩琦一班人，把他们调到中央，出任宰执，主持改革。范仲淹久负人望，早年任职开封府期间，就因为“明敏通照，决事如神”，被京师老百姓称颂：“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一时间，宇内瞩目，希望这群君子能够刷新政治，兴致太平。
但范仲淹是被贬谪后提拔的官员。范仲淹被贬谪，当然不是因为贪污腐化、为非作歹，据当时的一些官僚说，是因为“朋党”。翻译成我们熟悉的话语，就是搞宗派主义。
范仲淹能获得这顶大帽子，是与他的大胆与人望分不开的。八年前的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曾上书指责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而吕夷简反依仗权势，指斥范仲淹“越职言事”“离间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党也”。结果，范仲淹被贬出京。曾为范仲淹鸣不平的余靖、尹洙、欧阳修也遭贬逐。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赞扬不当遭贬的诸位为君子，痛斥谏官高若讷不能秉公力争。这篇文章影响相当大，“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恰好契丹使者在首都开封，买了带回现在的北京，还造成了较大影响。就是景祐三年的这次斗争，挑起了北宋旷日持久的“朋党之争”。
但是，范仲淹从政以来在中央，在地方，特别是在西北战争前线的耀目政绩，已经将“朋党”的指摘遮蔽，仁宗皇帝已经暂时把这个事情抛到脑后去了。
改革未成身先殆
庆历三年九月，临危受命的范仲淹应仁宗的要求，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点改革主张。上书虽是出自范仲淹之笔，但其中的改革思想与措施却是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的共识。所以《答手诏条陈十事》是庆历新政的施政纲领。这些措施的绝大部分经过仁宗皇帝的首肯，以诏令的形式次第颁布施行。
这十条措施分别是：（一）明黜陟。改变只重资历、不问实绩的官员晋升机制，以“约滥进，责实效”，以期政事修举。（二）抑侥幸。对恩荫加以时间等条件限制，不允许官僚为子弟“陈乞馆阁职事”。“馆阁”主要是藏书机构，并不是位高权重的机要位置，但时人认为是储才之地，“以养器业，为大用之备”，不可轻授。通过抑制恩荫数量与职位，“革滥赏，省冗官”。（三）精贡举。改变“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的局面，“先取履行，次取艺业”。即要求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兴办学校，注重教育。（四）择官长。通过层层荐举的方式，选择有能力的人出任地方官。“以正纲纪、去疾苦、救生民”。（五）均公田。在外为官者，给予“职田”，弥补俸禄之寡，使其生活“丰足”有保障，然后可以“责士大夫之廉节”。（六）厚农桑。因地制宜，兴修农田水利，抵御自然灾害，发展农业生产。（七）修武备。面对边防紧张、重兵戍边的形势，面对冗兵耗费国家大量钱谷的事实，发展民兵，平时生产，冬闲训练，寓兵于农。（八）减徭役。精简合并机构，减少百姓“义务劳动”的时间。“并合县邑，以省徭役，庶宽民力”。（九）覃恩信。赦书内宣布的恩泽，即政府的各项惠民措施，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严格执行。（十）重命令。改变过去政令朝令夕改的弊端，理顺各类规章捍格抵牾的关系，对有法不依的官吏给予严惩。
钱穆先生总结说：“仲淹的意见，大致是欲求对外，先整理内部。欲求强兵，先务富民。而欲行富民之政，则先从澄清吏治下手。”
为澄清吏治，范仲淹亲自审察地方官吏才干，尤其重视对负有监察州县之权的“监司”长官的沙汰。范仲淹还派出按察使到各地进行按举，他任命的提点江东刑狱王鼎、转运使杨纮、转运判官王绰就因为竞相揭发官吏的“至微隐罪无所贷”，惹得当地官员怨恨不已，将三人“目为三虎”。事情传到汴京，皇帝也有些不高兴了。
从整顿吏治下手，无疑是啃硬骨头，阻力不可避免。新政的组织者对此应是了然于胸的。在范仲淹提出改革方案的次月，欧阳修曾对仁宗上书讲了这样一番话：“然臣所虑者，仲淹等所言，必须先绝侥幸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今世之积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议之纷纭。而奸邪未去之人，须时有谗沮，若稍听之，则事不成矣。”而这担忧，却一语成谶，不幸言中。
与王安石变法期间的众口呶呶，声言“某法害民、某法不便”迥异，彼时改革的反对者直接指责庆历新政具体措施的言论并不多。这其实不难理解，新政是拿官吏开刀，利益受损的，首当其冲的是各级官吏。他们的内心，肯定是以为新法“不便”的。但是，上述措施，不论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看，还是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视角观察，都是无可指摘的，是正确的。除反映个别措施（如均公田）在施行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扰民问题外，利益受损的官吏无法也不能公开表达不满。
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大小官僚们既不能公开反对，便另辟蹊径，从人事下手，步步为营地对新政组织者与支持者进行打击。封建社会依靠人治，“人亡政息”，只要范仲淹等人下台，推翻新法便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之事了。
于是，接连发生了几次针对范仲淹一派成员的人事斗争。
就在范仲淹上书改革的同一个月，发生了滕宗谅事件。滕宗谅与范仲淹同年考中进士，在当时，称为“同年”。这本已是时人很看重的一种社会关系，而韩、滕两人又志趣相投，滕宗谅得以在西北前线任地方官“知庆州”，就是范仲淹推荐的结果。偏偏在范仲淹改革伊始，有人揭发滕宗谅先前在泾州任职时，“枉费公用钱十六万缗”。在中央，监察御史梁坚“亦劾奏之”。仁宗觉得负责纪检的人员有些小题大做，便说：“边帅以财利啖蕃部，此李牧故事，安可加罪？”所谓李牧故事，是战国时赵国守边良将李牧不惜钱财，厚遇战士，“以结其心”的典故。但仁宗皇帝还是派人调查此事。
事情其实并不复杂，但滕宗谅怕连累他人，把相关记录文件给烧毁了，这下就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了。围绕这件事，范仲淹与负责监察的御史中丞王拱辰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双方互不相让。最终，在庆历四年正月，滕宗谅还是受到了处罚，被降级知虢州，很快，又改知偏远的岳州。于是就有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岳阳楼记》中的“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子京正是滕宗谅的字。
滕宗谅是范仲淹的好友与同党，在范仲淹整顿吏治之初，就有人对其发难，翻出莫须有的陈年旧账，居心昭然若揭。阴谋者认定，以范仲淹之秉性，必然会对此事施以援手，而如果范仲淹维护一名出任地方知州的好友，又会与正在大刀阔斧地进行的人事整顿形成鲜明对比，最终隐隐地指向一个“党同伐异”的罪名。
庆历四年六月，正当范仲淹、富弼“日夜谋虑”，推行“庆历新政”的关键时刻，被罢黜枢密使职务的夏竦，用极其阴险卑鄙的手段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栽赃。
夏竦被罢免最高军事长官之职，心中当然不无失落。而著名的理学家石介却拍手称快。夏竦的发难就从这位石介先生开始了。
石介曾写信给富弼，勉励他们一班改革派“行伊周之事”。“伊周”指的是殷商的大臣伊尹和西周的大臣周公旦，两人是千古并称的贤臣良相。夏竦出于对石介的怨恨和扳倒富弼等人的目的，乃指使女奴暗地里模仿石介的笔迹，把“行伊周之事”改成“行伊霍之事”。“伊霍”指的是伊尹与西汉的霍光。伊尹看到商汤的孙子太甲开始荒淫，就把太甲关在宫里让他反省，自己处理政事。后来看到太甲改悔，才将政权交给他。而霍光在无子的汉昭帝驾崩之后，迎立汉武帝孙昌邑王刘贺即位，但27天之后就以淫乱无道的理由报请上官太后废除了他。霍光同群臣商议后决定从民间迎接武帝曾孙刘病已（后改名刘询）继承帝位，是为汉宣帝。伊尹、霍光二人，都曾行废立天子之事，后人将他们合称为“伊霍”。这简直是劝说富弼等人废掉皇帝，另立明君了。为了将罪名坐实，夏竦还指使女奴伪造了石介为富弼起草的废立诏书。然后散布消息，把谣言传到仁宗耳朵里。
皇帝赵祯向来耳根子软，面对流言蜚语，面对一班元老重臣的凿凿之言怎能无动于衷？更为重要的是，“帝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惧，不敢自安于朝”。范仲淹一伙在波诡云谲的斗争形势面前，退缩了。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陆续离开中央，标志着改革派的下台，预示着整顿吏治、惩治腐败的庆历新政的全面失败。
这年年底，之前不遗余力弹劾滕子京的御史中丞王拱辰发动了对革新派的最后一击。农历十一月，进奏院的刘巽、苏舜钦拿卖废纸的钱办酒会，邀集了一些文人朋友寻欢作乐。一位叫王益柔的官员，借着酒劲，写了《傲歌》，对读书人的神明——圣人周公与孔子不敬。王拱辰抓住不放，最终与会者被贬。苏舜钦是改革的支持者，王益柔是范仲淹推荐的人，这次“奏邸之狱”，使改革派在人事上、声誉上遭到很大打击。事后，王拱辰洋洋得意地说：“吾一举网尽之矣！”
庆历新政为何失败
庆历新政的失败，原因很多，最明显的一条，是仁宗的动摇。我们对比一下二十多年后王安石发动的那场“熙丰变法”，就可以看出两者的差距。王安石变法推行后，“新法议起，举朝攻之者愈众，而神宗信任之益坚”。王安石甚至提出了惊骇时人耳目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之说来说服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时人都承认，王介甫得君之专，无与伦比。
相较之下，仁宗皇帝就懦弱得多了，一有“朋党”之议甚嚣尘上，就疑神疑鬼地终止了改革。这固然有两位皇帝性格上的差异，但更重要的，是两位帝王在两场不同目的的改革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庆历新政的领导者是范仲淹，熙丰变法的领导者是宋神宗。神宗不仅是“大有为”的实际发起人，更是改革的中流砥柱。两场改革面临的阻力也不同：熙丰变法中，反对者所指摘的多是改变政策法令带来的问题，矛头所指是法令，而不是王安石等改革派人物；而庆历新政中的反对派，矛头所指主要不是新政的具体内容，而是范仲淹等人的“朋党”问题。
人治条件下，人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非但制度规则是由人制定的，即便有好的制度，如果没有好的执行，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所以范仲淹的改革从吏治下手，可以说是切中肯綮，揪住要害。
但恰恰是在人治条件下，不可能依靠制度法律来保障，也不可能发动群众进行监督，改革派就只能把宝压在人的身上。这人，一是下边的官吏；二是最大的官吏——宋仁宗。范仲淹主持改革之初，仁宗出于对改革派人品与名望的信任，面对负面反馈，尚能容忍。但随着改革的展开，特别是人事调整大刀阔斧地进行，宣称范仲淹等人“朋党”的声音不绝于耳，整个官僚集团骚动不安，这不能不让仁宗心生疑忌。要知道，赵宋政权是靠军事政变得来的，对臣子的防范远大于对外敌的担忧。宋太宗就赤裸裸地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主用心，常须谨此。”作为太宗的贤孙，宋仁宗赵祯是不会忘记这个教导的。
此外，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在策略上也存在问题。
一是涉嫌“朋党之争”。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韩琦、富弼先后被任命为执政，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并为谏官，过去所谓的“范党”皆在朝廷。此外，作为同盟者的杜衍、晏殊也立于朝。而范党的政敌吕夷简、夏竦则被先后罢免宰相、枢密使之职。形势似乎一片大好，积极支持范仲淹的狂士石介忘乎所以，沿着蔡襄之前的思路，作了一首《庆历圣德颂》，其中有“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之句。范仲淹对石介的作为，恼火不已。
坏事的不仅是石介，欧阳修也因为自己的疏略付人以口实。面对朝廷中“朋党”的指摘，面对皇帝对朋党的深深警惕与不安，庆历四年四月，欧阳修企图重新定义朋党的概念，以解开皇帝的心结，以堵悠悠众口。在上呈给宋仁宗的那篇《朋党论》中，欧阳修指出，朋党自古有之，只不过有君子之党，有小人之党。仁宗皇帝观此奇文后，满腹狐疑地问：“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回答说：“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
这无异于全盘接受了反对者的指责，承认了朋党的存在。而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是当仁不让地以君子自居的，那显然，任何不与之党附的人，都不得不属于小人。这种高擎起两杆截然相反的道德大旗，变相地将所有人群分类归的做法，客观上显然鼓励了士大夫的结党。所以，范仲淹及其同道，被冠以“朋党”的标签，也未必不是空穴来风。
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的第二个失策，恐怕是改革“推行太猛”。这种猛烈，既表现在改革方案的设计上，也反映在推行的过程中。
从减少阻力，以便推行的角度，南宋人叶适说“惟明黜陟、抑侥幸，最为庸人重害而仲淹先行之”，他觉得范仲淹等人的改革应该先易后难，“若仲淹先国家之常行，后庸人之重害，庶几谗间不大作而基本亦可立矣”。
曾国藩1870，烈士暮年
赫德觉得他面对的是“一块古老世纪的活化石”“有着一种令人窒息的霉烂味道”。那么，赫德知道么？那个右眼微眯、精神委顿的老人，不仅是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圣贤”，也是西方物器的最初引进者。在那个华洋杂处、两种文明初初遭遇的年份，他绾接了二者，并成为后来渐行渐远、沧海桑田般剧变的起点。
1870年7月2日，农历六月初四，在保定署衙，曾国藩留下了他生平第二份遗嘱。他说，他行将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他说，“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恐激起大变”；并表示，“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但自从咸丰三年组建湘军以来，他就誓死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
这一年，59岁的曾国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眩晕病症又进一步地折磨着他。5月16日，他的日记记载，“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5月21日，他乞假一月，开始卧床调养。然而，6月23日，就是他续假一月的奏折刚刚抵达北京时，朝廷以“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婉转口气，让他前赴天津，接手那块烫手山芋。
和朝廷谕旨同日抵达的，还有来自江西，他为自己做棺材订购的建昌花板。这个巧合让曾国藩心有戚戚，他预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为此，在调阅津案文牍、与幕僚反复商议之余，他开始以平淡、略显悲凉的心境，细细交代着自己的一应后事。
他说，此行若死，灵柩应归湘安葬，“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他说，他的历年奏折、生平文章，可留给后代子孙观览，但“不可发刻送人”，因为“刻出适以彰其陋耳”。
对于身后诸事，他事无巨细，一一道来。然而，与他晚年的大部分文字一样，在这份遗嘱里，后人看不到他对天下大势、对国家前途的任何评价。恰恰相反，“勤”“俭”“孝友”“祥瑞”“不忮”“不求”……所有这一切，无不让人想起一个老年的农夫，一种寻常的乡绅形象。似乎，在组建湘军、平定叛乱、出将入相、一生功业已达极致之后，这个青年时曾以“内圣外王之业”“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自期的传统士大夫，这个师法孔孟、兼取百家的“最后一个圣贤”，已经回到了他最初的来路。他苍老的目光，似乎仅限于自身、子孙和遥远湖南乡下的那个庞大家族。
7月8日，农历六月初十，曾国藩抵达天津。而仅仅十几天以后，7月21日，他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不仅在天津激起了口诛笔伐，并且使全国舆论为之哗然。一时之间，“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在“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氛围中，“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国闻周报》，第6卷第83期）……
教案
那么，这份引发了轩然大波、让曾国藩“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的奏折，究竟写了些什么呢？
在这份奏折的开篇，曾国藩分析了教案的由来。当年晚春，一则沸沸扬扬的传闻在天津附近不断扩散：天津地方已先后有几百名幼童失踪，这些幼童，大多被法国传教士收买的人贩子诱拐，每诱拐一名儿童，人贩子可得到五两银子，而法国传教士可以幼童的眼睛、心肝为原料，配制西洋药方……后来，在写给国务卿斐士的一封信中，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也描述了传闻的盛况：“这种风闻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地，不仅在天津，而且在它周围许多英里的范围内，为老百姓所普遍相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
对此，曾国藩认为，该传闻“全系谣传”“毫无实据”。他说，来到天津后，他细细查问了几百名拦轿递禀者，挖眼剖心有何实据？结果“无一能指实者”；他也逐一讯问了河楼教堂的150余名中国教民，“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无被拐情节”。更重要的是，抵达天津十几天以来，“亦无一遗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
也就是说，传闻的任何一个环节，从幼童失踪、人贩诱拐到“挖眼剖心”，都是不折不扣的谣言。如果说，这个论断已经让全国舆论“坚不肯信”的话，那么，对教案的导火索，那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的讯问，更让人觉得语焉不详，曾国藩在混淆是非、吃里扒外。
6月18日，天津桃花口居民抓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人贩子；由于传闻沸腾，民间组织“水火会”对他进行了刑讯逼供。严刑拷打之下，武兰珍供认，他是受河楼教堂王三的指派，前来诱拐儿童的。
正是武兰珍的口供，引发了6月21日的教堂取证，并进而引发了教案。然而，曾国藩强调，河楼教堂并没有叫王三的教民；教堂对质那天，在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县令刘杰的敦促下，武兰珍也不能指认出任何一个教民的名字。他由此认为，武兰珍纯属屈打成招、信口攀附；而他自己的日记也记载，在武兰珍的身上，他发现了“跪伤”“棒伤”和“踢伤”。
换而言之，在曾国藩看来，直到教案爆发的那天上午，法国人都没有什么理屈之处。他为此写道，“仁慈堂之设，其初意亦与育婴堂、养济堂略同，专以收恤穷民为主，每年所费银两甚多。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者也”……
那么，对直接导致教案的丰大业“对官放枪”事件，曾国藩又是怎么看的呢？
6月21日，张光藻等地方官提带武兰珍教堂对质时，教堂外已聚集了几百名“水火会”成员。当天下午，人越聚越多，不知道由谁挑头，有人开始向教堂内的教民投掷石子，抛掷瓦片。这些石子和瓦片，激怒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他怒气冲冲地闯进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署衙，要求派兵弹压；而当崇厚担心激起民变、只肯派出两名巡捕时，这个文明的绅士、资深的外交官翻脸了。后来，崇厚这样回顾丰大业的风度和武功：“神气凶悍，腰间带有洋枪二杆，后跟一外国人，手持利刃。……（崇厚）告以有话细谈，该领事置若罔闻，随取洋枪当面施放，幸未打中……”
事情还没完呢！将这个一向颟顸、对洋大人们小心翼翼的满人大员吓得半死后，丰大业不顾“民情汹涌”“街市聚集水火会已有数千人”的境况，来到海河边的狮子林桥上。在这里，他遭遇了疏导民众刚刚回来的知县刘杰；一通咆哮之后，丰大业又掏出枪来，重伤了刘杰的家丁高升……
天津教案就这样爆发了。当天傍晚，天津城锣声大作、“万民聚集”；在打死丰大业及其秘书西蒙后，以“水火会”成员为骨干，绅民们又先后烧毁了河楼教堂、法国领事馆和收养中国幼童的“仁慈堂”。在这场大骚乱中，英俄各国也遭遇池鱼之殃，除13名法国人丧生之外，另有3名俄国人、2名比利时人、1名意大利人和1名爱尔兰人死去。英国讲书堂和美国讲书堂也在大火中化为一片灰烬……在几十万天津绅民、所有与闻此事的中国人看来，倘若没有丰大业事件，教案是不会发生的；而对此，曾国藩只是轻描淡写地谈到，“迨至府县赴堂查讯王三，丰领事对官放枪，而众怒尤不可遏。是以万口哗躁，同时并举，猝成剧变”……
激怒全国舆论的，又何止是这些？在这份奏折的末尾，曾国藩拿出了教案处置意见：不仅主张以命抵命，他也像天津绅民盼望的那样，打算调兵入津；不过这些军队不是来“备兵以抗法”，而是来威慑、弹压不肯息事宁人的天津绅民的……
难怪乎，几天以后，当朝廷将这份奏折发抄朝野、征求意见时，声讨曾国藩的舆论浪潮，在瞬间卷起了：不仅举国汹汹、“责问之书日数至”，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也视之为奇耻大辱。时人记载，在北京湖南会馆，不仅他的“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即不承认他是湖南人。一个举子撰写了这么一副对联，刻薄地挖苦他的这个人生转折，“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而与他几经分合、不久前刚刚重归于好的密友左宗棠，也毫不客气地致书斥骂他。后来，曾国藩也以“物论沸腾，致使人不忍闻”的话语，表达了自己的懊悔。
但，举国声讨之际，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在朝廷将这份奏折发抄朝野时，有意删去了曾国藩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个“致疑点”。
交困
五个“致疑点”，不仅解释了谣言愈传愈盛、天津绅民“积疑生愤”的缘由，而且折射了交汇之初、东西方风俗与文化的巨大隔阂。曾国藩谈到，西式建筑均设有地窖，这些地窖，不过用来隔潮、储放煤炭，但由于不是本地匠人建造，以讹传讹，天津绅民渐渐相信，“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闭其中”。
对天主教信仰的无法理解、“不可理喻”，更导致了众多疑点的出现。以前任江西进贤县令魏席珍之女贺魏氏为例，她进入河楼教堂，原本为了治病，但信教之后，坚持不肯回家，“因谓有药迷丧本心”；以施洗仪式为例，教民初死，神甫“以水沃其额而封其目，谓可升天堂也”，对习惯哭丧表达悲伤的中国人来说，这也显得异常诡异、鬼祟……
更要命的是，当年晚春，天津谣言四起、各处檄文揭帖层出不穷之际，河楼教堂又遭遇了一场空前瘟疫。几十个死去的幼年教民，大多在夜间掩埋，“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这些棺木尸身，埋葬极浅，经觅食的野狗发掘后，“胸腹皆烂，肠肚外露”，这就难怪天津绅民对谣言信以为真、“各怀恚恨”了……
如果说，即使不删去这五个“致疑点”、奏折完整面世，曾国藩也难逃其咎的话，那么，这些分析至少使教案显得合乎情理，曾国藩“持平办案”的心迹，也不会被一边倒地被认为是“卖国”。问题在于，对这个“中兴以来、一人而已”的晚清重臣，对这个被认为是“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清史稿?曾国藩传》）的当代圣贤，朝廷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就不能不谈到那个年仅35岁，但异常工于心计的女人。几乎是教案刚刚爆发，慈禧太后就下定了息事宁人、维持和局的决心。但她不愿表明自己的意图，不愿为此招来骂名；为此，6月23日，在派遣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置教案的谕旨里，她这样表达自己的态度：“持平办理”“顺舆情而维大局”。
她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在“战”“和”两难，“论理”与“论势”者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所谓“顺舆情”和“维大局”，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是无法平衡的冲突。几乎是教案刚刚爆发，以奕、宝鋆、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即决心和平结案、维持大局，为此他们强调，“津民无端杀法国人，真是借端抢掠”；而以奕、李鸿藻、“清流”势力为主的守旧派官员，则认为“民心尤不可失”。他们甚至主张，借舆论沸腾、“民气大张”的势头，与洋人们决一死战，彻底驱逐西方、天主教势力于国门之外……
她迟迟不肯表态；甚至，在7月25日《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北京、朝廷又一次进行大辩论时，她还欲擒故纵地表示，“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这一天，在传达给曾国藩的又一道谕旨里，她再次强调那如同冰与火不可兼容的两个立场：“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她不仅要把这块烫手山芋，彻底扔给曾国藩；她还要曾国藩为她承担起“理”“势”对立，“战”“和”两难的代价。为此，她将那份奏折发抄朝野、公诸天下，这么一来，汹汹民心、滔滔舆论，自然会将矛头对准曾国藩；她甚至一不做二不休，删去了曾国藩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个“致疑点”。这也不是什么画蛇添足之举，这么做，只会有一个结果：一方面，让洋人看到曾国藩办事之难、态度之毫无保留，从而见好就收；另一方面，对远道而来、旨在通商和传教的洋人来说，被彻底激怒的民众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而并不“持平”、没有只言片语辩护的奏折，正适以火上浇油……
甚至，在她深不可测的心中，她还有着进一步削弱曾国藩，使他在丧失湘军势力之后、“清望”和影响力也大打折扣的打算？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这是个长袖善舞、让人一言难尽的女人。自从执掌这个国家，她就不间断地感受着种种前所未有的尴尬处境：不仅是“理”和“势”的对立、“战”与“和”的两难，还有“内轻”和“外重”的失衡、“中体”和“西用”的纠缠，以及作为少数部族却统辖这个国家的先天不足，身为女人却“牡鸡司晨”的名不正言不顺之处……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包含了“天朝”和“夷狄”的主客易位，还包括着人心、社会、民族、深宫、权力格局与文明演替的种种紧张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她开始了此牵彼制、翻云覆雨的权术生涯：1861年前后，几乎上台之初，她就在曾国藩的湘军嫡系之外，制造了左宗棠、刘长佑两个旁支，以及李鸿章的淮军势力，以制衡曾氏兄弟；1864年，刚刚克定天京，她就以旁敲侧击、恩威并施的手笔，逼迫曾国藩尽裁湘军；次年，她以“祖宗家法”的名目，削弱了与她分庭抗礼的洋务派领袖奕，而伴随着“师夷长技”之洋务运动的兴起，她又有意地培植起一批守旧士大夫，形成“清流”势力，以避免东南督抚们成为国家与社会主导力量……
在十年的历练之后，她的这些手法如此娴熟，如此得心应手，不仅表现于天津教案，而且表现为洋务运动“进两步退一步”的节奏。她什么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有考虑曾国藩的处境；在她四十八年的执政生涯里，她处处是赢家，唯独输掉了这个国家。在新旧交替、百废待举的年月，这个帝国原本应当昭示它鲜明的国策，无论外交、内政还是文化的“体用”，一如东邻的日本。但在她超然事外、左右逢源的种种手笔中，它不可避免地彻底沉沦了……
在长达四十八年的岁月，在与她共事的众多大臣中，很少有人能够瞥见她的深处内心。或许，不久后自甘沉沦、余生碌碌的奕，是一个；而二十多年以后，在甲午战败的阴影下，面对俾斯麦婉转地抱怨“麻烦来自女人”的李鸿章，是另一个。
或许，还有一个。那就是曾国藩。
“一生三变”
后来，欧阳兆熊以“一生三变”的说法，概括曾国藩的几个阶段。他说，做京官时，曾国藩“以程朱为归依”；出办湘军后，“则归申韩”；及至晚年，他以旷达为意，“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这个说法，后来广为流传、普为人知。然而，它依旧拘泥于皮相。在曾国藩渐行渐远、愈磨愈平的心路历程背后，不仅有着他始终不变的儒家本色，还有着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深刻尴尬。
他以儒生带兵，“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做京官时，他曾上书皇帝，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琐碎”“徒尚文饰”“骄矜自是”；组建湘军之初，他设立“审案局”、得罪骆秉章、参奏陈启迈、弹劾宗室崇纶……凡此种种，无不有着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健色彩。然而，与他的一腔赤诚、披肝沥胆对比，不仅那个腐朽官场对他处处侧目，那个颟顸、摇摇欲坠的朝廷也不信任他。据说，在他湘潭首捷之后，大学士祁隽藻这么提醒皇帝，“曾某以在籍侍郎，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
他为此度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几年。从长沙到衡州、江西，他不仅屡战屡败，而且形单影只，“每逢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在几年处处碰壁、几次自杀未遂后，他才走进湘乡荷叶镇的那片老屋，以“守制”的名义，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痛苦反思。
他只能改造自己。他由此开始了处处变通、时刻夹杂着拙诚与做作的生涯。在攻武昌、克九江、夺安庆、破天京的历程中，他次次推首功于朝廷信赖的满人大员官文；而在与骆秉章、沈葆桢、左宗棠、毛鸿宾等汉族大员的合作中，他也处处与人为善，见功不掩、见过不责……他自觉地使自己锲合于那个腐朽年代，一切行为都与社会规则丝丝入扣、天衣无缝；他并以近乎苛责的姿态，保持着自己内心的独立和自我体察。他由此成为一个戴着镣铐的善舞者，一个貌似分裂、实则异常统一的末世圣贤。
一个时代，就这么改变着一个人；而在被改变之后，他不仅无力、也不再企图改变这个时代。他在事功方面倾注了太多的心力，这就注定了他要被时代所局限；他成为这个时代的集大成者了，然而他身上汇集的，不仅有美好与坚韧，还有局限和狭隘……
在中国历史上，他是仅有的一个“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圣贤，但他不仅是最后的圣贤，也是最不起眼的圣贤。正如风雷激荡的春秋可以成就孔子，而养士百年、气象开阔的两宋，可以造就朱熹那样，那个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社会，只能造就这么一个世俗、世故、烟火气十足的完人。他后来赖以传世的《家书》《日记》以及前往天津前夕的遗嘱，无不证明了这一点。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儒家人物，只不过青年为“士”、中年为“大夫”，而到了晚年，他开始向最初的来处、向一个老年农夫或者说寻常乡绅回归罢了……
至少，在天津教案的处置中，他处处表现出乡绅的、近乎族长的态度。
无力回天
在天津教案的处置中，他的一系列手笔都让参与斡旋的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感到难以置信。后来，赫德以一长串刺耳的词汇评价曾国藩，“优柔寡断”“被评价过高的人物”“与他的崇高声望名不副实”“才能不过平庸而已”……一句话，在赫德看来，曾国藩老朽而昏聩，他对外部的世界一无所知。
比如惩治凶犯。7月17日，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抵达天津，与曾国藩会晤。在厚葬死者、重修教堂、追究地方官责任的要求面前，他均无异议。但他强调，在确认凶手方面，该案有其特殊性，“常例群殴毙命，以最后下手伤重者当其重罪。此案则当时群忿齐发，聚若云屯，去如鸟散，断不能判其孰先孰后，孰致命，孰不致命”……
他由此提出了一个让罗淑亚、罗伯特?赫德目瞪口呆的意见：他说，“拟一命抵一命”，既然洋人被殴毙命20人，那么，中国官府也处决20名案犯好了。
这种东方式的自我惩罚，让人想起广漠乡土里的宗族械斗。对此，罗伯特?赫德谈到，他“似乎是在一个祠堂里和另一个族长对话”。
又比如地方官的追究。初晤罗淑亚时，曾国藩日记记载，“辞气尚属平善”“无十分桀骜要挟之象”。然而，仅仅两天以后，因为英国公使威妥玛的上下其手，罗淑亚骤然翻脸，他要求赔银50万两、处决全部凶手，并处死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和直隶提督陈国瑞。他并诉诸以战争威胁：倘若十日内不予回复的话，“已驶抵红海的法国第三舰队，以及已起航的英国加尔各答舰队，将炸平天津，进攻紫禁城”（莫尔斯?巴劳，《中华帝国国际关系》）……
对此，除了就事论事，曾国藩什么也不答应：他同意将张光藻和刘杰“交部议处”，但这只因为教案前夕，他们曾张贴布告，宣称有两名人贩子“受人嘱托”、从而助长了谣言的可信度；他们应为此负责。但他们的刑罚不应该是杀头。曾国藩说，倘若法国人进一步逼迫他，他将“惟守死以持之”……
又何止于此？10月5日，当张光藻、刘杰被发配到黑龙江“效力赎罪”时，曾国藩先是让幕僚赠银三千两；此后，他又多方张罗，筹集了一万两银子，以安顿他们的家属。据说，在他们前往满洲前夕，曾国藩与他们促膝长谈，而他们也不怨恨曾国藩……
更加让人目瞪口呆的，还在后头呢！9月18日，在判决冯瘸子等15名案犯后，曾国藩急急奏报，其中一个叫“穆巴”的案犯，系属误判，“（但）又抓获范永一犯，自承杀人……以范永替穆巴”；而10月19日，当20名案犯在天津被集体处决后，曾国藩或担心其中必有冤枉，或多少产生了怜悯之心，他决定赔付每家抚恤银五百两……
凡此种种，无不让赫德觉得他面对的是“一块古老世纪的活化石”“有着一种令人窒息的霉烂味道”。那么，赫德知道么？那个右眼微眯、精神委顿的老人，不仅是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圣贤”，他还是西方物器的最初引进者。在那个华洋杂处、两种文明初遭遇的年份，他绾接了二者，并成为后来渐行渐远、沧海桑田般剧变的起点。
他的转折从1860年开始。此前，广州入城纷争初起时，他遥为议论，“自古称国富者，以地大为富；兵强者，以人众为强……英夷土固不广，来中国者人数无己，欲恃虚声以慑我上国”；他并且预言，“此次角斗，彼必不能坚守”。如果说这些论调折射了他和众多士大夫的相近与相似的话，那么，不久后一连串的残酷事实，则让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火烧圆明园时，他“为之悲泣，不知所以为计”；《北京条约》签订后，他“阅之不觉呜咽”。次年秋天，他的日记记载，“四更成眠，五更复起，念（夷人）纵横中原……为之忧悸”（《曾国藩日记》，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三日）。
又何止是他？这一年，胡林翼视师安庆，为西洋轮船而“中途呕血、几至坠马”；据说，临死之前，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天要变了”；而十几年以后，他的学生李鸿章则以“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描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夷祸……
随即，他驻节东南、应酬洋场。在这里，他目睹了光怪陆离而又自成一体的西方情态：不仅西洋开花大炮让他“惊心动魄”，上海失陷期间，洋人曾“代收”关税七十余万两，此时如数交还，这个手笔让他大为感慨。他说，“彼虽商贾之国，而颇有君子之行”“诸夷不知三纲而尚知一信”。
他由此开始迥异于前代圣贤的生涯：他设立安庆军械所、创办上海机器局、翻译多种西方书籍、派遣幼童“出洋学艺”……他希望以西洋的技术，护卫他所热爱的文明；他说，“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他甚至产生了“海上争雄之志”，他说，“未敢遽问九世之仇，亦欲稍蓄三年之艾”。
然而，他很快发现，这是一条渐行渐远、无法再回头的长路：为了造船制炮，他必须引进“制器之器”；上海机器局落成后，“各委员详考图说，以点线面体之法，求方圆平直之用”，换而言之，伴随西方物器滚滚而来的，是声光电化、“制器之所以然”；以洋枪装备淮军后，他曾经赞叹，“余平生所见步队不逮此远矣”，然而，这样的军队却必须“纯用洋人规矩”操演；在几艘轮船下水前夕，他已经意识到，“船成之后，仍需酌改营制，略仿西洋之法”……
从船炮、“制器之器”到操演规矩、营制，西方文明就这样水银泻地般渗透着。又何止于此？不仅船炮、“器具”从来不是孤立的，它背后的人心与社会也如此。“中体西用”从来是个模糊不清、近乎臆想的概念，因为它回避了“体”与“用”的互为联系、“道”和“术”的彼此作用。而这种联系与作用一经展开，它必将裹挟一切：正如后来中国人所亲历的那样，在器具变迁之后，是观念之变、社会之变、政体之变和“道体”之变。在这个意义上，与曾国藩同时代的倭仁，无疑更有先见之明，他一开始就反对同文馆的开办；而几十年以后，梁启超的“变亦变、不变亦变”，则说出了这段历史的关键……
或许，曾国藩也隐约感觉到了这一点？史料记载：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他很少再触及洋务，“而日从事于经史”。
李鸿章1895，穷途末路
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建，晚年洋务，在接近生命的终点之时，这位垂暮老者再难有发奋之举。更何况，在历史的大赌局中，他输得身败名裂。他只能将再造国家的希望寄托于更为年轻的一代。
1895年初夏的一天，77岁高龄的京剧名角刘赶三在北京一家戏园登台献艺。刘赶三是有名的丑角，除插科打诨的功夫了得之外，还以敢于嘲讽权贵，抨击时弊，广为人推崇。就在刘赶三在戏台上表演时，突然想到时下的国耻，便即兴来了一句台词：“拔去三眼花翎。”
这明显是一句嘲骂当朝重臣李鸿章的话，当时，割让台湾、辽东，赔款2万万两的消息传来，举国愤慨，朝野沸腾。李鸿章一下子成了全国的公敌，仿佛不责骂李鸿章就不爱国似的。大大小小的报纸上挤满了他的照片，要求惩办李鸿章的奏折则雪片般飞向光绪皇帝的案头，而更有许多人宣称将不惜一切代价暗杀李鸿章，以“雪奇耻大辱”。在不断地经历战败求和的屈辱之后，整个民族很容易感染上这种急切“雪耻”的情绪。
这一句即兴发挥的台词里，“三眼花翎”成了无尽的羞辱。而在此背后，不仅仅是晚清一代重臣盛极而衰的个人命运，也是整个国家改革努力的失败。
三眼花翎
李鸿章的“三眼花翎”得来时间并不长。1894年，慈禧要过六十岁大寿，刚过正月初一，慈禧便“殊恩特配”，将一班大臣都加官进爵一番，以示普天同庆，于是，李鸿章被破格授予“三眼花翎”的荣誉。“三眼花翎”，对汉人来说几乎是至高无上的尊荣，之前只有满族贝子或以上贵族独有，即便是他的恩师曾国藩也只是获授过双眼花翎而已。这一刻，李鸿章达到了一生功业的顶峰。
而为了这一刻，李鸿章几乎付出了50年的努力。早在1843年，年仅20岁的李鸿章离开家乡奔赴京城准备参加来年顺天府乡试的路上，李鸿章写下了10首《入都》诗，后来广为传颂。他怀着报效天下的强烈愿望写道：“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尽管李鸿章第一次科举并未考中，但在这些诗句里，一种气宇轩昂、纵横捭阖的气概已是喷薄而出。
曾国藩见到少年李鸿章时，这样评价：“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正如此，步入仕途后，不管是在曾国藩幕下出谋划策，还是独当一面平发平捻，李鸿章的才能、谋略都显露无疑。为官之路上，李鸿章左右伸张、如鱼得水。正如他晚年所言：“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建，晚年洋务，一路扶摇。”
像传统儒学所要求的官员的样子，李鸿章在仕途上青云直上的同时，也常常肩负着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当时两次鸦片战争的失利，已给这个民族带来了深彻的耻辱与灾难，而国内又逢太平天国起义、捻军作乱、匪盗四起，一时这个危机四伏的大清朝更加岌岌可危。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当时李鸿章在给朋友的信中感慨道：“书生们空谈误国，实在可叹。外国猖獗到了这个地步，不急切地求得国家富强，中国何以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