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8月4日夜到10月5～6日
10月5日和6日暴动是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完全由于宫廷的轻率而引起，既没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也没有暗藏野心。禁卫军举办宴会，关于国王出走的谣传，以及人民对内战和饥荒的恐惧，引发了巴黎向凡尔赛进军，但运动仅此而已。
国民议会的派别
国民议会由优秀的国民组成，虽然代表着全民利益，目的纯正，但也存在派别和分歧。国民议会既不受某一种思想的支配，也不能由一个人领导，议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制定决议，并且是按照一种自由或者自发的信念来作出这种决定。下面就介绍一下议会中的意见分歧和利益矛盾。
首先是宫廷派，也就是特权派，这一派在等级斗争时期极力反对各个等级共同开会，因此现在常常保持沉默，最后才参加一些局部的讨论。即使贵族阶级此时与平民派合作，但他们的利益始终和国民利益相对立。因此，过了需要笼络人心的几天之后，贵族的右派和高级僧侣仍旧反对平民派。这些人既舍不得放弃特权来制止革命，又不肯参加革命来推迟革命，只是想尽一切办法来反对所有的改革。宫廷派的主要发言人是莫里和卡扎莱斯，前者代表僧侣，后者代表贵族，这两个人的出身和地位并不是第一流的，但他们都有过人的天才。
这两个发言人，秉承了特权阶级不相信改革能够持久的观点，在任何讨论中都尽力采取攻势，他们的目的并非是为了指导议会，而是破坏它。莫里发言冗长，卡扎莱斯强词逼人，两人都善于玩弄诡计。莫里在讲坛上保持着布道者和学院院士的作风，有时却自己都不理解自己的发言。他虽然大胆机智、变化多端，但是很少能抓住问题的要点，甚至抓不住对自己有利的观点，他只是喜欢长时间进行反驳，以引经据典的诡辩来代替可信的理由。因此他的发言从没有深刻的说服力，也谈不上真正的雄辩。卡扎莱斯与莫里则正好相反，他心地正直，思维锐敏，态度坦率，演讲的语言流利而生动。面对同一个问题，他常常能够站在对自己这派有利的一面，而将浮夸的一面留给莫里。卡扎莱斯富于热情，善于运用自己的才能，但立场错误是他最大的缺憾。
内克尔和各部大臣组成了温和派，他们的人数比宫廷派少。当时的法国主要分为两大派，一派是反对革命的旧特权阶级，一派是支持革命维护人民利益的民众，这二者之间是不允许一个自命为调停人的派别存在的。内克尔公开表示赞成英国式政府，那些信仰或抱负相同的人都站到他这一边。思想坚定、禀性刚强的穆尼埃，和内克尔一样坚定的拉利·托朗达耳，以及他们的朋友克莱蒙·多奈尔都属于这一派，此外还有少数贵族和部分主教也支持内克尔，他们共同的希望是，如果内克尔的主张能被采纳，他们就是上院议员。
温和派后来被称作温和派，他们试图将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政体原封不动地搬到法国来，以调和手段进行革命。一直以来，他们都致力于使最强者和最弱者和解。7月14日以前，温和派要求宫廷和特权阶级能够满足平民的要求；7月14日以后，则希望平民能与宫廷和特权阶级和解。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在政府中起一份作用，如果一个派别没有地位，就是反对派，只有给它们提供合法的地位，才能避免永无休止的斗争。但他们没有认识到，这种见解在当时排他性思想盛行的时代是行不通的，斗争既然开始，结果必然是某种制度取得胜利，而不是和解。单一的议会已经取代三个等级并获得胜利，要破坏议会建立两院制是非常困难的。在宫廷看来，这种政府过于平民化；而在国民眼中，它仍是贵族化的，因此，温和派既不能使宫廷妥协，也无法获得民众的支持。
议会中其余的人组成了国民派。在这个时期，国民派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三巨头同盟，即迪波尔、巴纳夫、亚历山大·拉梅特。三人中，迪波尔负责拟定主张，巴纳夫负责出面支持，拉梅特则负责指导执行。一个中等阶级出身的律师、一个高等法院人员出身的省议员和一个宫廷贵族出身的上校能够紧密联合组成同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这充分表现了当时的平等精神，各阶级的人民能够撇开本等级的利益，为公共利益和人民利益而团结合作。中等阶级在7月14日是取得了自己的胜利：它的议会是制宪议会，武装力量是国民自卫军，政权是市政府。米拉波、拉法耶特和巴伊则在这次斗争中转变了身份，一个成为护民官，一个成为将军，另一个担任市长。国民派的原则性非常强，他们支持革命的利益，成员大多是年轻人，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高尚的品质，除了追求自由，他们更有志于担任高级职位，因此从一开始就有些冒进，甚至超越了7月14日革命。国民派在议会中有极左派代表的支持，在议会外得到了政治俱乐部的拥护，并且受到了没有参加革命但不允许资产阶级独享革命成果的国民的援助。一些有意参加而未能进入政府的人，也接受了国民派的领导。
此外，在中等阶级中还形成了一个民主反对派，除了在一些次要问题上与首脑的意见存在分歧外，大部分的观点还是一致的。迪波尔的意志十分坚强，在高等法院反对政府的斗争以及他领导的那些反抗中，他获得了成熟的经验。迪波尔明白，人民在获得权力之后就会安于现状，认为天下太平，然后失去反抗和斗争的热情。为了防止群众的行动变得松懈，使他们为了将来的需要而不至于涣散，也为了使那些担任国民议会、市政机关和国民自卫军领导的人能够继续前进，迪波尔创立了著名的俱乐部联合会。与所有能够大规模发动国民的组织相同，这个组织也是有利有弊。当合法的掌权者一意孤行时限制其权力，当革命受到打击时则给予它强大的力量，是这个组织的益处，但俱乐部的创始人并没估计到这个组织所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在迪波尔看来，俱乐部联合会不过是在群众活动减缓或停止时使它恢复活动的一个齿轮，只是用来使群众的活动继续，而不是为群众工作。在发生了国王出走瓦雷内的事件后，极端平民派变得十分残酷和可怕，他们依靠议会中的大多数和中等阶级来反对国民派。在米拉波死后，中等阶级处于无人领导的状态下。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迅速掀起立宪革命，否则就会因拖延而导致共和革命失败。
西哀耶斯和米拉波
从整体上来说，议会成员大多是正义且意志高尚的人，他们的两个领导人虽不是第三等级成员，却得到了第三个等级的拥护。如果没有修道院长西哀耶斯，制宪议会的行动可能会偏离方向，如果没有米拉波，制宪会议的行动则不会这样坚决。
有些人，在宗教狂热的年代能开创教派，在哲学昌明的时代则以见解独到而出类拔萃，西哀耶斯就是这类人中的一个。他思想新颖而坚定，但有些失于武断。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社会，他认为政府的性质是时代问题而不是权力问题，他在头脑中早已对社会的关系、权能和活动都进行了井井有条的划分。西哀耶斯表面上很冷淡，却不乏追求真理的热情，他绝对坚持自己的见解，认为别人的主张不全面并因此漠视他人的意见。他不常发表意见，却希望别人能够完全了解他，这显然是很难做到的。他树立了政治科学的权威，西哀耶斯的方案在稍经修改之后，一般都被采用了。他的信徒将他的学说再次传授给别人，使他成为受人崇拜的偶像，在各委员会中，西哀耶斯的弟子比同事还多。
米拉波在讲坛上的威望与西哀耶斯在各委员会的威望一样。他是一个只要遇到机会就可以成为伟人的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罗马共和国鼎盛时代有格拉古兄弟，罗马衰亡时有喀提林，在投石党时代有红衣主教雷斯，而在君主政体没落时则出现了米拉波。作为乱世奇才，米拉波由于自身的才华和奋不顾身的热情，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革命给了他发挥活力和才能的机会。米拉波一贯反对专制政权，贵族因为他的越贵而谴责和轻视他，被激怒的米拉波索性脱离了贵族，机智大胆的米拉波开始将革命当作自己的事业和生命。米拉波具有一个维护民权的政论家所应有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满足了那个时代的需要。面对危险，米拉波有着左右议会的影响力；如果遇到不顺利的讨论，他能够用一句话就结束争辩，压倒人们的野心，使反对者哑口无言，破坏掉竞争者的计划。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人，米拉波在混乱中从容不迫，无论是激烈还是和蔼，他都拥有议会中的最高权威，他迅速树立的声望一直保持到最后。米拉波刚进入三级会议时，没有人理睬，他死后却由议会和法国举行国葬，并且进入先贤祠。只具有伟人的天才远远不够，生逢其时才是最重要的，可以说，是革命成就了米拉波。
制宪讨论
奥尔良公爵虽然也自成一派，但他在议会里并没有势力，他只是附和大多数人而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追随。他的身份，宫廷对他的疑惧，以及某些人对他的忠诚使他获得了一些声望，别人虽对他有所期望却并没有为他搞过阴谋活动。奥尔良公爵的钱和名望也许对群众运动有些帮助，但没有他群众运动也一样爆发。将伟大的革命归功于卑劣的阴谋手段，只是当时一种普遍的错误看法。议会已经获得了所有权力：管辖各自治市区，指挥国民自卫军。王权虽然在法律上依旧存在，但已经没有实权，而且也无人服从王权，议会代替国王行事。为了方便工作，议会分设了几个委员会，并且任命了一些在议会外执行有利于监察的其他委员会。粮食委员会负责食物供应，这对于目前的饥荒年月十分重要；调查委员会负责接受对7月14日的阴谋者的调查与审判，还成立了一个负责与各自治市和各省联系的联络委员会。
议会虽然掌握了最高权力，却还是要通过审核陈情书来征求委托人的意见。在此基础上，议会根据规定系统地研究自由讨论的方式，为法国提供一部符合正义和法国实际的宪法。事情总是相似的，虽然还没有建立政府，已经摆脱了奴役的人民就要宣布自己的权力，如同美国在独立之初就发表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参加这次革命和在革命中通力合作的法国人，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宣言，成为法国制定宪法的前奏。这使法学家和哲学家感到十分满意，因为议会可以按照作为十八世纪人类社会基础的概念行事，并且不受任何限制。虽然这个宣言只罗列了一些通过宪法变成法律的原则，但却使公民意识到了自己的尊严和地位，提升了人们的精神。根据拉法耶特的建议，议会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巴黎起义和8月4日的法令而被迫中断，如今议会再次讨论，并且作出决定，确立了新法律的基础，以人类名义掌握权力的原则。
这些原则被通过后，议会便开始组织立法机构，这件事十分重要，它必须确定议会的职能及议会与国王的关系，议会要在这次讨论中确定立法机构未来的地位。作为已经拥有制宪权的议会，本身不受自己决议的限制，而且没有任何中间权力能中止或阻挠它完成使命。但未来的议会要采取什么样的讨论形式？是一院制还是两院制？如果采取两院制，那第二院将怎样组成？是成立一个贵族议会还是居间协商的参议院？此外，无论是什么样的议会，是长期开会的还是定期开会？国王是否拥有和议会一样的立法权？在9月，这些问题使议会和巴黎感到不安。
民众如果明白到议会的主张及其对于王权的看法，就很容易明白这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在议会看来，国王只是一个国民的世袭代理人，既没有权力召集和支配国民代表，也无权免除这些代表的职务，从这个方面讲，国王没有立法和解散议会的权力。此外，议会还认为国王也无权支配立法机关。议会担心如果允许政府影响议会，或者议会处于不经常开会状态，国王可能借着独掌政权的时机扩大自己的权力，甚至破坏新制度。因此需要一个长期存在的议会来抑制一个长期执政的当权者，于是议会公布立法议会为长期议会。
最为激烈的争论集中在一院制还是两院制的问题上。内克尔、穆尼埃、拉利·托朗达耳主张，除了成立一个由平民代表组成的众议院之外，另外成立一个由国王任命其他议员所组成的参议院。他们认为这样可以限制单一议会的权力，并且可阻止单一议会实行暴政，他们的意见得到了那些希望加入参议院的人的拥护。大部分贵族则希望成立一个由他们选举议员的贵族议会，而不是成立贵族院。大家的争论十分激烈，穆尼埃派不同意恢复等级的提案，而贵族则反对成立贵族注定失败的参议院。大部分僧侣和平民代表则赞成成立单一的议会，在平民派看来，上院很可能成为宫廷和贵族的工具，因此具有危险性，而建立终身立法者也是不合法的。因此，贵族派不满，国民派因为要求绝对的正义精神，也否决了成立上院的提案。
议会的这个决定受到了很多攻击。贵族院的拥护者将革命的所有危害归咎于没有上院，好像任何一个机构都会阻止革命的前进似的。这只是党派之争引起的结果，而不是宪法赋予议会这样的性质。上院在宫廷和国民之间其实没有实质性作用，说它拥护宫廷，可它既没有指导宫廷也不能挽救宫廷；说它拥护国民，它也没有使国民的力量增强，在这两种情况下，取消上院成为必然选择。在这样的时期，人们处于前进状态，自然摒弃一切停留的东西。即使在英国，顺从的贵族院，在革命危机时期职权也曾被中止。不同的制度都有其各自的时代性：革命时期是一院制，革命结束后就要成立两院。
国王有怎样的权力
关于国王的批准权，议会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议会外则引起了强烈的不满，这个问题关系到君主在制定法律时的作用。几乎所有的议员都同意国王有批准或批驳法律的权力，分歧在于，有些人主张国王的这种权力是无限的，而有些人则认为这种权力是暂时的。其实这本非原则性的问题，因为国王不可能无限期地拒绝，“否决”权是绝对的，现在不过是暂时停止而已。但这种独裁的特权当时看来确实有些过分，更何况超越了议会的权力，这就使得议会无法容忍。巴黎还停留在7月14日的动荡中，处在平民政权初期的它在享受自由的同时也处在混乱之中。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各区任命的一百八十名人员自任为市立法者和市代表，代替了临时市议会的选举人大会。在制定新的组织方案时，大家都想发号施令，在当时的法国，热爱自由就等同于追求权利。在市长以外，各个委员各自为政，各委员会遭到市代表大会的反对，市代表大会又遭到了各区的反对。六十个区都希望能自行立法，并由本区的委员会掌握执行权。区委员则认为市议会的代表应当是它们的属下，并且拥有撤销市议会决议的权力。任命者对代表拥有最高权力的想法发展得很快，那些没有参加政权机构的人也开始集会讨论各种问题，士兵集中在奥拉图瓦尔区，成衣匠汇集在科洛纳德区，假发师在香榭丽舍大道区集合，甚至连仆人也在卢浮宫区聚会，分别讨论问题。民众们在这些地方讨论着国民议会上争论的内容，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评论。
在讨论国王的“否决”权时，巴黎的社会情况就是如此。人们十分担心国王的这一权力，如同自己的自由命运完全取决于这个决定，认为只要国王有了“否决”权，旧制度就会复辟。人民群众不了解权力的性质和范围，他们信任议会而不相信国王，主张议会有权决定一切而国王不能做任何事情，他们认为留给宫廷的任何权力都是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手段。罗亚尔宫区发生了骚动，因为穆尼埃等议会代表表示赞成绝对“否决”权，便有人写了恐吓信，谴责他们的不忠实行为，表示要罢免他们的代表资格，并且说要到凡尔赛去。罗亚尔宫区还派出一个代表团，到市议会宣布代表可以罢免，并永远属于选举人团。市议会坚决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且采取了防止民众闹事的措施。国民自卫军表现良好，表示支持议会，并且开始有了组织，他们仿照禁卫军，穿上军装，制定纪律，并且学会了尊重秩序和遵守法纪。
但是，组成国民自卫军的中等阶级还没有单独掌握政权，7月14日应征的群众也还没有完全解散。议会关于“否决”权的争论变得更加激烈，原本十分简单的问题因为外面发生的骚乱而变得复杂，绝对的“否决”权会引起不良的后果，而无限的否决权和搁置的否决权在事实上完全一样，因此议会决定赋予国王后一种权力而放弃前一种。议会宣布：在两届立法议会期间，国王有延期批准的“否决”权，这一决定使人们都感到满意。
宴会和暴动
借巴黎骚动的机会，宫廷施展了另一些阴谋。在别人的教唆下，国王否决了8月4日的法令，尽管为了早日制定出宪法应让国王立即签署公布这些法令。国王在根据议会的意见批准这些法令之后，在权力宣言上又制造了同样的难题，宫廷希望人们认识到，路易十六是迫于议会的压力才同意一些他不愿同意的措施。宫廷想要恢复昔日的权力，让国王出走是唯一的方法，而且这个出走必须合法，但在议会面前和巴黎附近是无法做到的。6月23日王权失败，7月14日军事机构垮台，现在的斗争方式只有内战了，因此，不到最后关头不能让国王出走，但由于国王的优柔寡断，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他们原本打算到梅斯去，在那里号召贵族、效忠王室的军队和高等法院的成员，把他们集结到国王周围，宣布议会和巴黎属于叛乱，这样做即使不能恢复专制制度，起码也要维持6月23日宣言的限度。宫廷希望国王离开凡尔赛后能有所作为，而拥护革命的人却希望国王前往巴黎；奥尔良派愿意协助国王出走，借此让议会任命它的首脑为王国的“临时摄政”；那些缺少粮食的民众则希望国王住在巴黎，以便消除或者减轻饥荒。所有的因素都已准备好，只等待暴动的时机，宫廷恰好为此提供了机会。
宫廷以预防巴黎暴动为借口，在凡尔赛调动军队，除了增加禁卫军，还调来了龙骑兵和佛兰德旅团。军事调动引发了民众的恐惧，人们谣传反革命政变将会发生，国王就要出走，议会也将被解散，人们在大街上看到了穿着陌生军装的军队，宫廷用行动证实了人民的猜疑，也显露出自己的阴谋。
凡尔赛宫以恐慌不安的心情接待了佛兰德旅团，大摆宴席招待他们，还允许他们参加王后举办的娱乐活动。出席宴会的人员包括驻守在凡尔赛的龙骑兵、猎兵军官、瑞士禁卫军、瑞士百人卫队、宪兵队的军官以及国民自卫军参谋部人员。宴会地点选在歌剧大厅，这是宫廷举行隆重宴会的御用大厅，已经很久没有用过。当国王身穿猎装，王后怀抱王子走进宴会厅时，大厅里响起了效忠的喊声，人们为国王家人的健康热情干杯；当路易十六走出大厅时，乐队奏响了“啊，理查！啊，我的国王，举世都离弃了你……”的乐曲。当时的场面耐人寻味：在进行曲和狂饮中，客人们忘记了应有的礼数，宫廷为他们分发了白色帽徽，据说三色帽徽抛在地上被践踏，其中一群人分散在宫中走廊里，宫女为他们佩戴了彩带和帽徽。
这就是有名的10月1日宴会。3日，宫廷又轻率地举行了一次类似的宴会。对宫廷这种招致灾难的无知行为，人们不胜惋惜，宫廷不能承担，也无力改变它早已注定的命运。集结军队不仅没能防止骚乱，反而招来了巴黎的进攻，宴会未能坚定士兵的忠诚，反而强化了人民的不满。自卫无须如此狂热，出走更不必这样排场。
宴会的消息引起了巴黎的骚动，从4日起，社会上的流言蜚语、反革命的煽动、对阴谋的担心、对宫廷的怨愤、对饥荒的日益恐惧，种种迹象都预示着暴动即将来临。到了5日，面粉的极端缺乏成为暴动的导火索，一个年轻姑娘闯进军营抢了一面鼓，在大街上边敲边喊“要面包！要面包！”不久就围上来成群的妇女。她们向市政厅方向进发，队伍不断壮大，她们挤散了市政厅门前的卫兵，冲进去要求面包和武器，并且砸开门抢走武器，敲响警钟准备向凡尔赛进发。巴黎全城响着“到凡尔赛去”的口号，妇女们走在前面，民众、国民自卫军、法兰西禁卫军也要求跟她们同去。拉法耶特司令进行了长时间劝阻，但他的毅力和声望都未能战胜群众的坚强意志。在讲了七小时都未能说服群众后，为了能够领导群众以便控制他们，拉法耶特得到市政厅批准的命令，于傍晚七时下令出发。
相对而言，凡尔赛的骚动就温和许多。禁卫军的两次宴会，国王拒绝批准《人权宣言》，加上粮食的缺乏，都引起了人民代表的戒惧和怀疑。揭发禁卫军宴会的佩蒂翁，受到保王派议员的鼓动，进一步指出了问题的根源，米拉波激动地说：“我们明确地宣布，除了国王，其余的人都是臣民，都要负责任。”这些指向王后的话令右派方面哑口无言。当得到妇女群众到来的消息后，议会向国王派出一个代表团，要求他无条件批准人权宣言，并且全力解决巴黎的饥荒问题。
妇女们的突然出现使宫廷十分震惊，凡尔赛的军队拿着武器守卫在王宫周围，但领头的马伊亚让妇女们以请愿者的身份出现，她们也以这种态度向议会和国王陈诉了自己的困苦。因此这个夜晚的前几个小时是平静的。但这支混杂着巴士底狱志愿军的队伍和已成为众怒对象的禁卫军之间，则难保不发生敌对行动，首先是发生了争吵，接下来就是混乱和战斗。一个禁卫军军官砍伤了一个巴黎士兵，他的胳膊也中了一枪。国民自卫军则站在群众这一边，局势十分严重，幸亏是黑夜而且下雨，禁卫军又先后接到了停火和撤退的命令，才避免了重大流血事件的发生。但被诬为进攻者的群众情绪激烈，甚至冲进了禁卫军的营房，以致两人受伤。
返回巴黎
面对混乱，惊慌失措的宫廷开始商量国王出走的问题，并且准备好了马车。国王不知是识破宫廷的计谋还是认为宫廷的计谋不能实现，国王拒绝出走。国王既不愿反击进攻又不肯出走，他希望和平的心情中掺杂着恐惧。他害怕自己战败的话会落得与英王查理一世相同的下场，而出走又担心奥尔良公爵当上临时摄政。这时，拉法耶特率领着巴黎的军队赶到了。
拉法耶特的到来使宫廷转危为安，国王给巴黎代表团的答复也使得群众和军队较为满意。随着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建立起良好纪律，各处又归于平静，秩序也完全恢复。由妇女和志愿军组成的队伍散去了，国民自卫军则去保卫宫堡，经历了惊恐和疲劳的国王一家，到深夜两点钟才安定下来。拉法耶特在早晨五点巡视了宫外的岗哨，看到一切平静，也去休息了。
六点钟时，有几个起得较早的人在宫堡周围溜达，看到一个开着的栅门，就和伙伴们一起进去。但里面守卫的禁卫军拒绝巴黎军队进入，这个拒绝引发了整夜积累的灾祸。当时宫堡里的守卫人员没有增加，岗哨也不严密，这几个人还带着刚到凡尔赛来时的激动情绪，因此开口骂禁卫军士兵。这个士兵就开枪打伤了他们其中一个。于是他们向禁卫军冲去，禁卫军则一步不让，收到消息的王后没穿好衣服就逃到了国王身边，整个宫堡陷入混乱和危急中。
听到王宫被袭击，拉法耶特立即骑马赶到。他看到在广场上愤怒的人群已经包围了禁卫军，便冲到人群中间招呼离他不远的自卫军，驱散人群为禁卫军解围，然后急忙赶到宫堡。自卫军的士兵已来增援，保护禁卫军不受到巴黎自卫军的报复，但其中已有人被残酷地打死。这时，聚集在宫殿阳台下的人群，高声要求国王到巴黎，国王说要和全家一起去。但由于人们对王后的成见太深，她必须和群众和解后才能去。为了向群众表示和解，平息民愤，拉法耶特亲自陪王后来到阳台上，并且恭敬地亲吻了王后的手，群众再次拥有了热情。此外还需要和禁卫军讲和，拉法耶特当众将自己的三色帽徽戴到一名禁卫军的帽子上，并且拥抱他，群众高呼“禁卫军万岁！”在军队和禁卫军的护送下，国王一家动身前往巴黎。
10月5日和6日暴动是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完全由于宫廷的轻率而引起，既没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也没有暗藏野心。禁卫军举办宴会，关于国王出走的谣传，以及人民对内战和饥荒的恐惧，引发了巴黎向凡尔赛进军，但运动仅此而已。即使有几个煽动者促使了这次运动的发生，但他们没有改变运动的方向和目的，这次运动摧毁了宫廷的旧体系，并且将宫廷从凡尔赛迁移到巴黎，把它置于革命和人民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