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180度大转变
有时，只需一年的时间就可以改变脚下的土地。在西方世界中，1776年恰是这种情形。在美国，一场抗税起义演绎成了一次革命；在格拉斯哥，亚当·斯密完成了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首部鸿篇巨制《国富论》；在伦敦，爱德华·吉本的著作《罗马帝国的兴衰》出版发行，一夜之内震撼全城。此时，伟人们正成就着不凡的事业。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是奥金莱克的第九任领主。不过，在当年的3月22日，博斯韦尔并没有参加智者云集的聚会，而是登上了一辆马车，沿着泥泞的土地，驶往英格兰中部伯明翰外的一片领地——索霍区。
从远处看，索霍区的钟塔、车道、帕拉第奥式的建筑外表恰似乡村小屋，说不定哪天博斯韦尔也想进去沏上一杯茶，听几个笑话。可是走近一瞧才发现，这里锤子撞击声、车床嘶鸣声、劳工咒骂声嘈杂混乱、充斥双耳，他对此地的任何美好幻想随即消散得无影无踪。这并非简·奥斯汀小说中的场景，此处是一个工厂。虽然博斯韦尔特权在握，自命不凡，但是仍想一睹为快，因为索霍区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索霍区展现的一切正如博斯韦尔所料——成百上千的工人、“高大宏伟、设计精巧的机器”。更重要的是，此地的主人是马修·博尔顿（博斯韦尔称他为“铁的领主”）。博斯韦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博尔顿先生对我说的话：‘先生，我在这里出售的是全世界想要的东西——能源。’”
正是博尔顿这类人欺骗了政治经济学家，令他们做出悲观预言。从采集狩猎者巡游苔原觅食的冰河时期至博斯韦尔和博尔顿相识的1776年，西方社会发展缓慢，社会发展指数仅提高了45分。可是在随后的100年里，却提高了100分。进步之快难以置信，世界来了个180度大转变。1776年东西方的实力仍然不相上下，都只比43分——这一发展分值的上限高一点儿。一个世纪之后，能源交易将西方领先变成西方统治。“此乃真理”，诗人华兹华斯于1805年如是说：
……一小时的
世界在躁动，最温和的人都被激发了；
骚动、激情与观点的碰撞
充满了貌似平静的屋子。
普通的生活中却激荡着思想观点的碰撞。
我一直说：“历史真是讽刺啊，
过去就是现实生活的镜子！”
的确，历史是讽刺的，至少过去是这样。但实际上，未来并非如此。其实，世界的躁动才刚刚开始，在下个世纪西方世界将迎来超常规的发展。对于任何在纵轴显示出当代西方社会发展指数冲到906分的图表（见图10-1），都会将充斥本书前九章的上下沉浮、领先落后、胜败得失的社会变化贬得一文不值。而这些变化都是由博尔顿所出售的能源导致的。
图10-1 世界躁动：过去2000年社会发展状况。此图展示了自1800年来西方引领的发展腾飞，这让世界早期历史中的所有事件变得无足轻重
蒸汽机：改变了一个时代
其实，早在博尔顿之前，世界就有了能源，而他所出售的是更先进的能源。几百万年来，几乎所有驱动力都来自人力和畜力，虽然人力、畜力非常惊人——可以兴建金字塔、开凿大运河、描画西斯廷大教堂——但终究有局限性。最明显的就是，人力、畜力是动物身体的一部分，动物需要吃，需要睡，还需不时地补给能量、添加衣物。而所有这一切都来源于植物和其他同样需要吃、睡等活动的动物。并且，在这条相互依存的关系链上，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土地的支持。因此，当土地在18世纪中叶越来越紧缺时，人力、畜力也变得昂贵起来。
几个世纪以来，风能和水能推动轮船和磨石运转，助人力、畜力一臂之力。但是，风能和水能同样有弊端，它们只能在某些地方使用。蒸汽冬天凝结，夏天蒸发；而空气一旦凝重，风车的叶片就一动不动。
人们需要的是随时随地都能方便使用的能源，这样人们可以在工作中使用能源，而不是将工作迁移到能源所在的地方完成。此外，这种能源来源要可靠，不会因天气的变化而改变供给；它占地适中，不会侵占百万顷树木和农田。11世纪中国开封的冶铁工场主发现，煤是种不错的能源。但它也有局限性，煤只能在发热时提供热量。
将热量转化为动力的突破始于18世纪，地点就在煤矿中。当时，洪水一直困扰着人们。虽然可以用人力、畜力和铲斗开采矿井（比如，有个聪明的矿主给500匹马套上轭，让它们来拉一条铲斗链），不过非常昂贵。事后，人们发现解决方法非常简单：可以用发动机（以矿井中的煤为动力）将水抽上来，而无须吃食物的动物了。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在18世纪，东西方文化的核心地区都需要煤，都面临着矿井被淹的情况，但英国的发动机制造者想出了解决方法。如我们在第九章所讲，这里是欧洲西北部最边缘的地方，大西洋经济体的国家鼓励具有某些科学性的补锅工作。补锅匠将商业的敏锐、实际操作金属的经验与一些基本物理知识相结合，来解决能源紧缺问题，他们的出现正是时候。这些人在中国和日本也存在，不过凤毛麟角。而据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他们中甚至没有一个人试着修补过燃烧煤炭的发动机。
“矿工之友”是西方使用的第一台抽水机，于1698年在英格兰获得专利权。这台机器燃烧煤来煮沸水，然后将蒸汽在真空中冷凝。随后，操作人员打开阀门，在真空的作用下水从矿井中吸上来。如今，工人们关上阀门，移动灶火，同样可以将水煮沸，产生蒸汽，不断重复煮沸、冷凝这一有违万有引力的过程。
“矿工之友”运行缓慢，且只能将水提升40英尺。此外，它的明显不足之处就是易爆炸。不过，它仍比喂养上百匹马要便宜。这台机器也给予修补工作更多的灵感，但改进后的发动机依旧十分耗能，因为它们要用同一汽缸煮沸水，然后冷却形成真空。工人们在每次击打活塞的时候都得重新加热汽缸。即使是最好的发动机也只能将不到1%的煤产生的能量转化为抽水的动力。
几十年来，这种低效率的转化限制了蒸汽动力的使用范围，使它仅在矿井中用于抽水工作。即使这样，一个矿主还抱怨说：“这些发动机使用了大量的燃料，严重损害了我们矿井的利润……赋税太重与禁止采矿无异。”对于任何需要将煤炭从矿井运输到工厂的企业而言，蒸汽发动机真是太贵了。
但是，教授们对发动机却颇有兴趣。格拉斯哥大学购买了一个微型发动机样品，可是却没有哪一个学者可以将其发动起来。直到1765年，该校数学仪器制造师詹姆斯·瓦特在工场里成功将其发动。发动机虽然运行了，可是效率并不高，这让瓦特百思不得其解。在进行其他任务的时候，瓦特一直在思索蒸发、冷凝水的更好办法。直到有一天，他终于想了出来，就如他写的那样：
在一个周日的下午，天气晴朗，我出门散步……正在此时，一个想法从脑中蹦出。蒸汽具有伸缩性，会冲进真空中。若能在（加热的）汽缸和耗尽的容器中间建立连接，蒸汽就会冲进去，这样可以不冷却汽缸而冷凝蒸汽……当整个过程在脑海中构建妥当时，我发现半晌的工夫已经过去了，我还没走到高尔夫球场呢。
那是个周日，对主虔诚的瓦特只能放下手中的活，但是周一早上他以现有材料迅速组建了一个新模型，将冷凝器和蒸汽汽缸分开。这样，汽锅保持高温，冷凝器保持低温，而不是加热冷却交替进行。这种方法可以减少用煤近8成。
此时，一系列新问题接连产生，但瓦特仍孜孜不倦年复一年地继续探索。他的妻子去世了，支持者也破产了，可发动机仍旧不能稳定地运转。1774年，就在瓦特准备放弃研究寻求更稳定的职业时，“铁的领主”马修·博尔顿前来帮助瓦特。他收购了瓦特负债累累的支持者，将发动机制造厂迁到伯明翰。为了解决瓦特的困境，博尔顿既投入了资金，又投入了人力，派遣聪慧的金属制造工“钢铁疯子”威尔金森（Wilkinson）前来助阵。（威尔金森认为，万事万物都可以用铁来制造，包括自己的棺材。）
就在6个月后，瓦特给父亲写了封信。我认为这是封有史以来低调程度位列第二的信（在本章后面的内容中，我将谈谈最低调的信）。在信中，瓦特写道，他的发动机现在“相当成功”。1776年3月，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公开展览会。会上，瓦特和博尔顿的发动机只用60分钟就将水从60英尺深的矿井中抽了上来，而消耗的煤仅为旧机器的1/4。
怪不得在博斯韦尔访问索霍区时，博尔顿表现得自信十足。现在发动机在矿井外性价比很高，局限性很小。“如果我有……100个小发动机……外加20个大的共同运作，我们就能够把全部问题成功解决掉，”博尔顿给瓦特写道，“晒草要趁太阳好，我们要抓紧有利时机。”
虽然一些顾客的光临会让他们感到惊喜，但他们的确抓住了有利时机。第一个利用蒸汽动力的制造商是棉布制作商。西欧并不产棉布，直至17世纪，英国人一年四季都穿着破破烂烂、带有汗臭味的毛料衣物，内衣往往也是如此。可以想象，当商人开始从古印度进口轻便、色泽明丽的棉布衣物时，该有多么轰动。1708年，丹尼尔·笛福回忆道：“棉布悄悄来到我们的屋子，进入壁橱、卧室。窗帘、地毯、椅子，连床都是用棉布做的，要不就是印度制品，绝非他物。”
进口商发了大财，不过他们投资的是印度棉花，而不是英国羊毛。因此，羊毛巨头们游说国会禁止买卖棉布衣物。于是，其他英国人进口生棉花（这仍是合法的），自己制造棉布。不幸的是，这些棉布织物没有印度货的质量好。到了18世纪60年代，英国棉布市场的规模只有其羊毛市场的1/13。
但是，棉花的确有个好处，即可以用机械将纤维纺成纱，完成这一费力的工作。1万年来，纺织品的生产需要心灵手巧的女工（极少使用男工）将一小捆羊毛或纤维绕在纺锤上。我们在第七章看到，1300年，中国的纺纱工人用水能或畜力为能源的机器来提高生产率。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这种机器使用得越来越普遍，产量也稳步提高。但英国突然开始机械化，使古代的一切技术相形见绌。1770年，一个纺纱工人用脚踏式纺纱轮要花200小时才能纺出一磅纱线[1]；到了1800年，性能卓越的设备可以在3小时内完成相同的工作量。这些设备的名称轰动一时——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纱机、阿克赖特的水力纺纱机和克朗普顿的走锭细纱机（罗伯特自行控制的走锭细纱机诞生于1824年，只需要1小时20分钟就可以将上述任务完成了）。机器不断进步，蒸汽动力日趋完善，织机在大工厂里聚集排布。第一个完全由蒸汽发动机供能的纺织工厂于1785年开张（当然，这里的发动机是博尔顿和瓦特提供的）。
织机使得英国棉花价格更低、质地更为纤细结实、粗细均匀，其品质甚至超过了印度产品。1760～1815年，英国出口的成衣数量增长了100倍。棉纺业，这一曾经不起眼的产业，转变为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产值约占国民总收入的1/12。10万男男女女（尤其是童工）一天12小时以上、一周6天奋战在工场，大批大批地生产棉布运到市场。纺纱的价格从1786年的每磅38先令跌至1807年的每磅7先令。虽然价格下降，但市场扩张，利润仍在继续膨胀。
地理位置的优势促使棉纺业在英国蓬勃发展。棉花的原材料产于英国海外，因而不需要在国内争夺土地生产。相反，美国渴望得到英国的钞票，他们将百万顷土地变成棉花种植园，让成百上千的奴隶在此劳动。美国的棉花产量从1790年的3000包陡升至1810年的17.8万包，到1860年更是飙升至450万包。英国在纺织技术上的创新促使美国在种植园生产上产生了新创意。例如，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的轧棉机。它可以把棉花纤维从黏性种子上分离，这比雇佣奴隶用手来分要便宜。美国棉花供给增加，满足了英国的需求。这样，美国的棉花仍保持在低价位。工厂和种植园主富裕起来，棉花生产给大西洋两岸创造出庞大的劳动力新队伍。
回看英国，先进技术从一个产业扩展到另一个产业，促进了更多新技术的产生。最重要的飞跃就是制造材料以供其他新兴产业使用的制铁业。英国的制铁工人在1709年已经知道如何用焦炭熔炼铁（这比中国的冶金学家晚了7个世纪），但是如何让熔炉恒定高温，一直没有找到办法。1776年后，博尔顿和瓦特的发动机通过提供稳定气流解决了这一难题。在随后几年中，科特的搅炼法（这和棉纺业其他名称一样让人叫绝）成功解决了剩余的技术问题。和棉花的问题一样，制铁工人发现劳动力成本下降了，同时就业、产值及利润陡升。
博尔顿和其竞争者揭示了能源的真面目。虽然他们的革命用了几十年的时间（1800年，英国制造商使用水车产生的能量是蒸汽发动机的3倍），然而这却是整个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进展最快的变革了。在近百年的时间中，技术变革粉碎了社会发展指数上限永远不可突破的神话。1870年，英国蒸汽发动机产生400万匹马力的动力，与4000万的人力相当。假如工业继续依靠人力的话，这些人所需的小麦将是英国小麦总产量的3倍多。化石燃料让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
巨大的差距：为什么中国、日本没有发明蒸汽机、纺纱机
当地人喜欢称我的家乡——英格兰中部地区斯托克为工业革命的摇篮。它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此地是制陶场的中心。18世纪60年代，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将机械化推广至制瓶业。斯托克遍布颇具工业规模的制陶场。这甚至影响到200年之后，就连我小时候的考古经历都烙上了韦奇伍德的印迹。那会儿，我正在考察从威尔登工厂后面那大堆垃圾中挖出的一个破罐子，而韦奇伍德当年就在威尔登工厂学手艺。
斯托克是个以煤炭、钢铁和泥土为主的城市。在我小的时候，大部分工人天没亮就起床，奔向矿坑、钢厂、制陶场。我的祖父是钢厂工人，父亲未满14岁就辍学下矿井了。在我念书的时候，不断有人告诉我，我们的祖先给英国添了彩，并且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还告诉我他们是如何的勇敢、坚毅和富有创意。但是却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是这片土地上的山川峡谷成了工业启蒙地，而不是其他什么地方。
这个问题却是讨论中西方巨大差距之源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具体说来是在斯托克及其周边地区）而不是在西方世界的其他地方有什么必然的原因吗？如果没有必然关联，那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世界其他地方存在某种必然吗？或者说，工业革命必然会发生吗？
在本书开头，我谈道，即使这些问题的确是关于西方的领导地位是否形成于遥远的过去，对这些问题作答的专家们最多也就往后推四五百年来寻找答案。我认为，应把工业革命放到长远的历史中进行考察。我希望，到目前为止，我在本书前九章阐述的观点能够提供一个不错的解答。
工业革命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迅速地在大范围内促进了社会发展。若不考虑这一点，工业革命与历史上早期的改良运动就无异了。与早期其他迅速（或相对迅速）发动起来的运动一样，工业革命产生于历史上一个今人看来并非特别重要的时期。自农业起源以来，主要的核心地带已经通过殖民和模仿等方式，经过整合并扩大了，边缘地区的人采用了核心地带的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有时他们还将核心地带的理念融入环境迥然不同的边缘地区。这一过程时而显示出后发优势：公元前5000年，农民们发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谋生的唯一方式是灌溉，这样可以将这片平原变成一片新的核心地带；公元前1000年，当城市和国家扩展到地中海盆地时，产生了一种新的海上贸易形式；公元400年后，中国北方的农民向南迁徙，将长江以南的穷乡僻壤变成了一片沃土。以上这些时期无不体现了后发优势。
公元10世纪以后，当西方核心地带从地中海沿岸向北、向西扩展时，西欧国家终于发现新的海上技术可以将他们在地理上独居一隅、长期以来成为落后之源的劣势变成优势。与其说是按照设想，倒不如说是得益于机遇的垂青，西欧建造了一个新兴的海上帝国。此外，崭新的大西洋经济体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挑战。
没有谁可以保证欧洲会战胜这些挑战。罗马（公元1世纪）或中国的宋王朝（11世纪）也没有找到突破社会发展指数上限的方法。所有迹象表明，人力和畜力是动力的最终来源，识字的人不超过10%～15%，城市和军队的人数永远不会超过100万，社会发展指数永远都不会超过43分。但是，在18世纪，西方人却无视这些限制，他们出售能源，使以前发生的一切变得一文不值。
在罗马和中国宋朝失败的地方，西欧却取得了成功，这是因为那时产生了三个变化。第一，技术不断积累。每次社会发展衰退的时候，一部分技术就会消失，不过大部分技术不会，几个世纪过后，一些新的技术又会加入其中。因此，同一条河踏进两次、同样的技术有新发展的原则继续起作用。任何一个在公元1世纪和8世纪之间逼近社会发展指数上限的社会都和它们的前辈不同。它们做的会比逝去的更好，这点它们都知道，并且相信可以做得到。
第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技术积累，农业帝国现在已拥有高效的武器，这让俄国和中国清王朝关闭了西伯利亚大草原上的通道。最终，在17世纪当社会发展指数逼近上限时，第五个天启骑士——移民——并没有到来。核心地区也成功地应对了其他四大天启骑士，避免了社会崩溃。假如没有这一变化，18世纪可能会和公元3世纪、13世纪一样成为一场灾难。
第三，还是因为技术的积累，船可以将人们载到任何想去的地方。这样，欧洲人就可以创造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西洋经济体了。罗马王朝和宋王朝都没能建设一个可以如此促进商业发展的国度，因此，它们都不需要面对17～18世纪欧洲国家关注的那些问题。牛顿、瓦特等人也不一定就比西塞罗、沈括等人聪明，只是他们想到了不同的事情而已。
在突破社会发展指数上限方面，18世纪的西欧做得比以前任何社会都要好。在西欧，由于西北部区域国王统治力量更为薄弱，商人力量则更为强大，因而西北部发展得比西南部好。而在西北部，英国发展得最好。1770年，英国不仅薪水更高、煤资源更多、金融实力更强，而且那里实行了比其他地方更开放的制度（不管怎么说，对于中上阶层的男士是这样的）。另外，由于英国对荷兰和法国的战争都取得了胜利，它也同时拥有了更多的殖民地、贸易和战舰。
英国是工业革命最容易发生的地方，不过并不是注定会发生。如果1759年是法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而不是英国（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发生），如果法国夺去了英国的海军、殖民地和贸易，而不是相反的情况，那么我的长辈们就不会在小时候对我讲述斯托克是如何成为工业革命摇篮的故事了。在法国那些和英国同样烟尘密布的工业城市里（如里尔），长者们讲的故事或许就是另一番情景了。毕竟，法国有许许多多的发明家和企业家，只要国家的要素禀赋或国王和将军的决策中有什么小小的改动，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无论是伟大的人物、笨拙的白痴，还是走霉运的人都与工业革命为什么在英国而不是在法国发生有关，但是他们和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在西方展开的关系却不甚清楚。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我们需要考察一些更强大的力量，因为一旦技术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一旦西伯利亚大草原通道开放——比如说在1650年或1700年——我们就很难想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工业革命在西欧的某个地方发生。如果法国或一些低地国家而不是英国成为世界工厂，那么工业革命的进展就没有现在这么迅速了，它或许会在19世纪70年代发生，而不是18世纪70年代。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也会有所不同，不过西欧仍会成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西方仍会统领世界。这本书仍然可以继续写下去，只是我可能会用法语来写，而不是英语。
也就是说，除非东方率先独立地进行工业化，否则统领世界的就是西方。假设西方工业化进展变慢了，东方可以独立发展工业化吗？当然这里我列举的是种种假设，但是我想答案是非常明显的：不太可能。即使到1800年东西方社会发展实力不相上下，也鲜有迹象说明如果独立发展，东方可以快速进行工业化，并于19世纪开始腾飞。
东方国家有广阔的市场和繁荣的贸易，但是它们和大西洋经济体的发展模式不同。虽然东方居民不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的（“在中国，下层阶级的人民生活水平低下，连欧洲最贫穷的国家都不如”）那样穷，图10-2同样表明他们也并不富裕。北京人[2]并不比佛罗伦萨人穷，可却比伦敦人穷不少。中国、日本（及南欧国家）劳动力价格低廉，这并没有激发他人和博尔顿一样用同样的激情去投资机器。在1880年，开一个雇佣600名中国工人的矿厂的成本预计为4272美元，差不多和一台蒸汽泵的价格一样。即使在他们有其他动力可供选择的时候，精明的中国投资商们通常仍会乐意雇佣便宜的劳动力，而不会购买昂贵的蒸汽机。
由于修补生意收入太少，东方商人、宫廷学者都没有对锅炉、冷凝器产生足够的兴趣，更别提珍妮纺织机、水力纺纱机和搅炼机了。要产生自己的工业革命，东方需要创造出一些与大西洋经济体相提并论的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东方国家也可以产生出更高的工资，应对新的挑战，促进整个科学思想、机械修补技术的发展及廉价劳动力的诞生。
如果时间允许，这种情况有可能产生。18世纪，在南亚，一群散居在外的中国人蓬勃发展起来。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大西洋经济体之间相互依存的地理关系可能在19世纪出现。可是其他条件不会相同。从英国在美洲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詹姆斯敦到机械大师詹姆斯·瓦特改良蒸汽机，西方人用了200年的时间。如果东方处于极端隔绝之中，如果东西方在19～20世纪走同样的路，都在构建一个地理上多元化的国家，如果东方和西方走的路线大致相同，一个中国的瓦特或日本的博尔顿将会在这一非常时刻出现，并在中国上海或日本东京展示自己的首部蒸汽机。可是，这些“如果”一个都不会发生，因为西方的工业革命一旦开始，它就主导了整个世界。
图10-2 世界各地的工人工资不同：虽然工人们并不乐意，但是在1780～1830年间，英国工人的工资比其他国家工人的高。本图对伦敦、佛罗伦萨（代表南欧低收入群体）和北京（代表中国、日本劳工的收入水平）非技术工人的实际工资进行了对比
马克思、恩格斯眼中的资本家和无产阶级
直到1750年，东西方核心区域间的相似性还是很明显的。先进的农业经济在东西方并存，在这种经济体制中，劳动力划分复杂细致、贸易网络密集、制造业不断增长。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富有的地主们坚信自己的社会地位、传统习惯和财富价值不会改变。每个地主都用详细的规则让他人服从，遵守礼节，每个地主都践行着文明的精华部分。除了在文体和叙述上有明显的不同外，我们不难发现18世纪出版的小说中存在着某种相似性，比如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的小说《克拉丽莎》（Clarissa）和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就体现了某种密切的关系。
到1850年，一个显著的不同点将所有这些相似性驱散得无影无踪，这个不同之处就是：在西方，一个新兴的以蒸汽作为能源的铁之领主崛起。按照最著名的评论家的话，“混杂的封建关系将人和他‘自然属性的上一级’相联系，但铁之领主的崛起将这一联系无情地扯断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说：“这一新兴的阶级将最为神圣的宗教狂热、侠义的热情、无艺术修养的情感淹没，把它们投入自我本位主义的冰冷水域中。”
关于这个新兴的阶级正在做什么，观点不一、众说纷纭，但是大多数都赞同无论他们在做什么，这个阶级改变了一切。对于一些人来说，那些利用能源、出售能源的百万富翁是英雄。他们的“能源和坚定不移的信念受到判断力的明确指引，但（只是）获得了一种普通的奖赏”。因此，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在其维多利亚时期的经典作品《自己拯救自己》（Self-Help）中解释道，“在早期，技术工业的产品主要是奢侈品，是针对少数群体的。而现在，最精致的工具和发动机都用于生产针对社会大众的普通消费品”，这是因为人们对工业的投资增加了。
但是，对于其他人而言，工厂主们是一群毫无人情味儿的衣冠禽兽，他们就像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中的葛擂梗先生一样。葛擂梗一直认为“生活中只需要事实。没有别的东西要种植了，把其他一切东西都根除掉吧”。狄更斯探索工业革命的方法并不轻松。他在一家制靴厂上班，父亲在债务人的牢房里卖命。就像狄更斯所看到的那样，工人无法在生活中发现美好，他们被驱赶到摧残灵魂的城市，比如小说中虚构的科克镇，“胜利实质上就是……一个机器密布和烟囱高耸的城市，烟尘冗长的尾巴不断地伸展着，伸展着”。
当然，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不少葛擂梗一样的人。恩格斯在年轻时描述19世纪40年代曼彻斯特的情况，并对科克镇工人的困境发表演讲。恩格斯说：“一个商人耐心地听着，在街角我们分开了。他说：‘但是，这里的确创造了很多财富。就说到这吧，先生。’”
这个商人说得没错：通过利用化石燃料中的能量，博尔顿和瓦特的蒸汽机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是，恩格斯也没错：那些创造财富的工人只分享了其中很少的一部分。1780～1830年间，每个工人的产量增幅超过25%，但是薪水仅仅上涨了5%。剩余的这些产值都被当成利润剥削了。在贫民窟里，愤怒呼声迭起。工人们组织了工会，要求执行《人民宪章》。激进分子则密谋推翻政府。雇农的生计受到打谷机的威胁。1830年，他们砸碎机器，烧毁柴垛，联名签署写给贵族的恐吓信，署名“斯温船长”，听上去像个海盗头子的名字。在每个地方，地方官员和牧师都受到激进主义的影响，他们给法国式起义起了各种各样的名称，领主们全力向激进主义逼近。骑兵们踩踏示威者，工会会员被捕，砸坏机器的工人被押到大英帝国最远的殖民地接受刑事处罚。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这一过程显得分外清楚：西方的工业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促进社会的发展，但同时用一种反常的节奏演绎着发展的悖论[3]。资本家把劳动者仅仅看成“帮手”、磨坊厂和工厂里有血有肉却无足轻重的人物。同时，资本家也赋予了他们共同的使命，将其变成了革命者。马克思、恩格斯总结道：“所以，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家用栅栏把农村围起来，将无产者驱逐进城市成为雇佣奴仆，但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富有的地主并没有将农民驱逐出土地，而是婚姻家庭驱使农民来到城市。实际上，19世纪的集约型农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不是减少劳工数，人们抛弃农场来到城市的真正原因是繁殖后代的需要。1750～1850年间，人们的平均寿命增长了3岁。但是，历史学家却未能解释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是因为瘟疫减少了？营养食品更多了？水质更好、下水道变干净了？育儿经验更科学了？是棉质内衣造成的，还是其他什么导致的呢？）人们多活的那些年可以用来养儿育女。这就意味着除非女士晚婚，或者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性行为，或是流产、饿死孩子，否则她们可以养育更多的子女。女士们确实改变了她们的行为，但是这还不足以解释为何她们的寿命变长了。在1780～1830年间，英国的人口几乎增长了一倍，达到1400万。约有100万多出来的人口在田间地头工作，600万人在城市寻觅工作。
这些关于人类繁殖的确凿事实说明工业革命的弊端是明显存在的：工业化带来创伤，但是其他的选择会更糟。16世纪人口增长之时，整个西方的工资体系全面崩溃。但实际上，1775年后英国的工资却开始增长，把其他国家抛在身后（见图10-2）。当英国人真的出现集体饥荒的时候（即19世纪40年代的爱尔兰饥荒），这也与贪婪的地主和笨拙的政治家有关而和工业无关（爱尔兰的工业数量极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潮流将那些年里工人的热情转变成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自1780年以来，资本家将很多利润用于庄园、贵族爵位和暴发户的服饰上，同时把更多的资金投资于新机器和磨坊。大约到了1830年，这些在机械上的投资提高了每个脏兮兮、营养不良且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帮手”的生产率，使得这些“帮手”变得有利可图。老板常常撕毁与罢工者的条约，将其解雇，和其他老板展开竞争寻找新的“帮手”。在随后的50年里，工资和利润一同增长。1848年，在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时，英国工人的收入终于达到了黑死病之后工人工资的水平。
和其他年代一样，19世纪30年代产生了这个时代所需的思想。随着工人身价的提高，中产阶级对被压制群体有了那么点儿同情心。一方面，失业似乎必然成为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贫者被驱赶至工场（中产阶级说这是为贫者好）；另一方面，狄更斯对这些工场的真实描述使得《雾都孤儿》成为畅销书，一时间“改革”一词成为标语口号。官方委员会谴责城市的肮脏环境，国会禁止工厂雇佣9岁以下的童工，并将13岁以下童工的每周工时限制在48小时以内。此外，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推广全民教育。
在今天看来，这些维多利亚时期的改革家似乎是伪善的，但是采取切实的措施提升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具有革命性。这与东方核心社会的对比非常明显：在中国，工厂雇员数量仍然很少，有识之士按照传承了几百年的传统，将亲手写的关于乌托邦改革构想的卷轴交至帝国官员的手中，这些官员同样保留了中国的传统习惯，那就是对此不理不睬。这些即将成为改革家的人大部分从地主阶级中分化而来，并在继续分化。洪亮吉（因在社会问题上批判政府无能，被判“大不敬”罪，处以死刑）和龚自珍（他是一个怪人，衣着古怪，写着草书，沉迷赌场）被证明是最具建设性的社会批判家，两个人几次参加科举考试均落第，且在改革上都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即使是非同寻常的实用改革方案也无人问津：比如19世纪20年代的改革方案，计划用船经海路调运粮食至北京，以避免途径大运河时食物腐烂变质。
在西方，也只有在这里，一个崭新的以煤和铁为主的世界就要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我们能如此接近梦想。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1851年发表评论：“在本世纪前50年，我们希望可以实现美好的憧憬，这是一件令人高兴并引以为荣的事。在过去的50年中，社会空前发展，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其进步之大令人吃惊。就文明的欧洲来看，在几个关键的地方，18世纪和19世纪的不同之处还是很明显的，这比公元1世纪和18世纪之间的差异还要大。”西方世界迅速发展，把世界其他地方抛在了身后。
西方世界轰隆隆地前进，而东方世界却沉寂异常
1872年10月2日，晚上7点45分，伦敦。这里将要出现一个著名的故事场景：“先生，我在这儿呢！”菲利斯·福格（Phileas Fogg）大步流星跨进俱乐部，叫喊着。虽然他在埃及被当成银行抢劫犯，在内布拉斯加受到北美印第安苏族人的攻击，在印度营救一个被迫自杀的漂亮寡妇，福格却做到了自己承诺的事。他在80天里环游地球，未耽误一分一秒。
这同样是个虚构的场景，但是和儒勒·凡尔纳的所有小说一样，《80天环游地球》也是以现实为依据的。1870年，一个名叫乔治·特雷恩（George Train）的人环游地球80天，“特雷恩”在英语中意为“火车”，名字取得真是恰到好处。当科学技术不能为他所用的时候[4]，小说中的福格会转而依靠大象、雪橇和帆船以寻求帮助。但是如果没有崭新的工程项目的胜利完工——苏伊士运河（1869年开通）、旧金山——纽约铁路（同年完工）、孟买——加尔各答铁路（1870年完工）——福格和特雷恩都不可能顺利实现他们的旅行。正如福格出发前说的那样，世界没有以前那么大了。
由于殖民主义者将新的生活方式带到周边世界，边缘地区的人们相互效仿、抵制抑或背井离乡，在提升社会发展水平的同时，核心区域总在不断地扩张。19世纪与前几个世纪的不同仅仅体现在规模和速度上，但是这些不同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在19世纪以前，伟大的帝国占据了世界的各个部分，凭着自己的意愿兼并土地，但是新技术将这些界限淡化。社会发展领先的国家可以统治全球，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将化石燃料中的能量转化成动力彻底打破了距离对社会发展的制约。早在1804年，英国工程师展示了轻便高压的发动机，它可以推动客车沿着铁路运行。到了19世纪的头10年，类似的发动机可以开动划桨船。在另一代有灵感的人大胆尝试后，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著名的名为“火箭”的机车在利物浦——曼彻斯特的铁轨上运行，速度为每小时29英里[5]。用这台发动机开动的轮船能够跨越大西洋航行。社会发展改变了地理格局，并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轮船不受狂风和海浪的限制，不仅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而且什么时候去都可以。人们在哪里铺设了铁路，货物就可以通过陆路运送到哪里，成本和海运一样便宜。
科学技术改变了殖民现状。1851～1880年间，500多万英国人（当时总人口为2700万）移居国外，大部分迁至北美——这片他们最重要的新天地。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称这次白种人的大规模迁徙为“白色瘟疫”。1850～1900年间，“白色瘟疫”队伍砍伐了美洲1.68亿英亩的森林，面积超过英国可耕种土地面积的10倍。1799年，一位旅行者曾记录，美国的先驱们“对树木有着不可容忍的极端厌恶之情……他们不带丝毫怜悯之心，砍伐了眼前所有的树……所有这些树遭遇着相同的厄运，经历着同样的浩劫”。100年之后，砍伐树桩的机器、喷火器和炸药让这伙人更为嚣张，他们对树的厌恶之情有增无减。
一个前所未有的农业发展高峰期促进了进展同样迅猛的城市的发展。1800年，纽约城区只有7.9万人口，而在1890年达到250万。此时，芝加哥成为世界的奇迹。芝加哥是个平原城市，在1850年人口只有3万。到1890年，它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人口超过100万。因为芝加哥的发展，科克镇成了上流社会。这让评论家大为惊叹，一位评论家写道：
对于芝加哥来说，在所有中部城邦内，在所有东北部城市中，交通和工业咆哮着，锯木厂嘶鸣着。工厂的浓烟染黑了天空，机器相互碰撞，火焰迸发。车轮转动，活塞推进汽缸。齿轮紧挨着齿轮。传动带勾住巨大的鼓轮。转炉将熔铸钢铁的烟雾喷向浓烟密布的天空。
此乃王者帝国。
在将工业化向东扩展至整个欧洲的过程中，竞争发挥的作用比殖民要大。1860年，英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完全工业化的经济体，生产的铁和纺织品占世界总量的一半，但是比利时（这里有上等的煤和铁）率先步入了蒸汽和煤炭时代，沿着法国北部——德国——奥地利这条弧线紧随其后步入新时代。到1910年，德国以前的边缘地区和美国发挥了后发优势，逐步超过了领先于它们的国家。虽然德国的煤炭资源没有英国丰富，但它的利用率比英国高。当前这批德国工人的父辈是边工作边接受培训的，缺少什么时候关闭阀门、什么时候收紧线轴的本能直觉。而今，德国推行了技术教育。
美国虽缺少能够聚集资本的家族企业，但却拥有另一个优势：出售股份来为现代大公司募集资本，从而有效地将资产所有者和雇佣经理区分开来。这些雇佣经理能够自由地对生产流水线和新的管理科学进行实验。所有这些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在英国人看来是如此荒谬，但是在新的高科技产业，诸如化学工业中，知道一点关于科学和管理理论知识却能比只凭感觉产生更好的结果。
历史学家通常称德国和美国领先的时代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此时科学更系统地应用于技术。这一切迅速将菲利斯·福格的功绩变得陈旧不堪，将20世纪变成石油、汽车和飞机的时代。1885年，戈特利布·戴姆勒（Gottlieb Daimler）和卡尔·本茨（Karl Benz）两人明白了如何在内燃机中有效地燃烧汽油（此时，灯具使用的是一种低价的煤油副产品）。同年，英国的机械师改良了自行车。此外，人们将轻便的新型发动机和稳固的新型底盘相结合，设计出了汽车和飞机。1896年，汽车的运行速度依然很慢，在美国首届汽车赛上，一些人起哄道：“让马来比赛吧！”但是到了1913年，美国工厂生产出100万辆汽车。那时，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自行车修理工莱特兄弟给汽油发动机装上了两翼，可以在天空飞行了。
石油改变了地理格局。一位英国石油商在1911年兴奋地说：“内燃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它将代替蒸汽，速度之快让蒸汽机顿时黯然失色。”因为石油比煤炭轻便，产能更多，并且可以让机器运行得更快，因此那些坚持使用蒸汽机的人必然会被投资新发动机的人超越。英国首席海军顾问1911年坚持认为：“速度是重中之重！”温斯顿·丘吉尔——英国第一位年轻的海军舰队司令——也被先进的技术所折服，将皇家海军的动力来源从煤炭更新为石油。相对于俄国、波斯（今伊朗）、东南亚的石油，以及美国举足轻重的石油资源来说，英国无穷无尽的煤炭储备显得不值一提。
同样，通信手段也在快速发展。1800年，传递信息最快的方式就是通过船只运送信件，但是到了1851年，英国人和法国人可以通过海底电缆用电子信号传递信息。1858年，英国女王和美国总统打起了越洋电话。在《80天环游地球》中，我们多次发现每件事都取决于电报技术。在1866～1911年间，跨大西洋电报成本下降了99.5%，但当时这方面成本的降低是理所当然的。凡尔纳科幻小说中曾畅想电话的诞生，仅仅三年后，第一部电话于1876年问世。1895年，无线电报诞生。1906年，无线电应运而生。
快速发展的交通和通信技术极大地促进了市场的发展。早在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已经意识到财富取决于市场的规模和劳动的分工。如果市场大，每个人都可以生产出物美价廉的东西并售出，用赚来的利润购买他们所需的其他东西。斯密推断，这种经营方式要比每个人自给自足的生产利润更高。他还认为，产生这个结果的重要原因是自由化：经济逻辑要求推翻阻碍人们沟通的那堵墙，让人们沉浸在“用货车装运、物物交换、商品交易的活动中”。
不过，说得容易做起来难。那些生产世界上最低价位商品的人（如英国实业家）都是为自由市场而生产的，而那些生产毫无竞争力的高价产品的人（如英国农民）通常认为游说国会对竞争者征收关税比转至新的生产线更好。为了说服英国统治者废除保护主义政策，流血冲突发生了，政府垮台了，饥荒不断。所幸，保护主义终于废除了（并且对进口商征收的平均关税从1825年前后的超过50%到50年后降至不足10%），全球市场蓬勃发展着。
对于一些人而言，对自由市场的迷恋可以用疯狂来形容。英国制造商出口火车、轮船和机器，英国金融家借给外国人资金让他们去购买这些产品。英国建立起来的外国产业实际上挑战了自己的经济主导地位。但是，对于自由贸易者来说，他们的狂热中蕴涵着策略。通过在世界各地向竞争对手销售产品、借出资金，英国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市场，它可以在此集中经营那些利润最丰厚的工业（以及正在不断增长的金融）技术。而英国所做的不仅仅是这些。英国的机器帮助美国和欧洲生产出英国本土需要的食物，通过向英国出售食物获得的利润又可以让其他国家的人购买更多的英国商品。
自由贸易者分析道，人人都会赢——不管怎么说，人人都愿意接受这严厉的、葛擂梗式的自由主义逻辑。鲜有像英国这样富有热情的国家（德国和美国格外保护其年幼的工业，不与英国竞争），但是到19世纪70年代，西方核心国家都迅速和这个金融体系联系了起来。西方的各种货币与黄金的汇率限定在一个固定值，这让商品交易更具有可预测性，政府通过市场规则为贸易服务。
但这仅仅是开始。自由化会跨国界起作用，它可以清除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但却原封不动地将国家内部的贸易障碍保存了下来。自由化是一个一揽子协议，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表述的那样：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的相互关系。
如果传统规章制度中关于人该如何穿着、谁值得崇拜、什么样的工作可以去做的规定阻碍了生产和市场的壮大，那么这些传统还得继续保留下去。自由派理论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总结道：“人类，个人也好集体也罢，有充分理由去干涉他们任何一个人行为的自由，其最终结果是自我保护。这超越了他自己、他的身心，是个人占据了统治地位。”而其他一切，人人都可以争取。
农奴身份、行业协会和其他对行动和职业的法律限制崩溃了。1865年，一场战争结束了美国的农奴制度，但是在二三十年内，西方其他保有蓄奴制的国家将这一古老制度中和平（通常也是有利可图）的部分合法化了。越来越多的老板和员工相处融洽，1870年后，大部分国家将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合法化，让所有男性参与选举，提供免费的小学教育。随着工资的上涨，一些政府提供退休保障、开展公共健康服务、发放失业保险金。国民对政府的回馈就是愿意在陆军和海军中为国家服役。毕竟，国家给人们提供了这么多保障，还有谁不愿意为国而战呢？
自由化消除了很久以前形成的偏见。2000年来，基督徒迫害犹太人和不跟随耶稣的人，但是突然间其他人的信仰也似乎成了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当然他们并没有理由剥夺这些异教徒的财产或选举投票的权利。实际上，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信仰似乎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因为诸如社会主义、进化论、民族主义等新的信条挤入了宗教长期把持的地盘。似乎将上帝废黜还不够，女性低等说——这一最为根深蒂固的偏见同样受到攻击。穆勒写道：“调节现存男女间社会关系的原则（一个性别合法地从属于另一个性别）本身就是错误的，现已成为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最终，没有一个奴隶最后还是奴隶，他们总会翻身，这话同样适用于妇女。”
电影和小说常常将维多利亚时代展示为一派安逸的景象，那里烛光闪闪、炉火熊熊、温暖人心，人们各司其职。不过，当时人们所经历的可不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认为，19世纪的西方“像一个魔术师，再也不能控制下层社会的力量，虽然它已经动用自己的魔咒来召唤了”。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此狂欢，保守主义者试图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教会表明立场（有的用粗鲁的方式，有的用灵活的方法），反对社会主义、物质主义和科学。拥有土地的贵族捍卫他们在阶级秩序中的特权。反犹主义和奴隶制度又冒了出来，戴上了新的面具。各类冲突变得激烈。实际上，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一同阐述了其观点，因为在那一年，革命几乎席卷了每一个欧洲国家的首都，似乎世界末日就在眼前。
西方社会很快剥离了他们和东方社会极为相似的特征。通常，这种改变在小说中最能体现。你不会在19世纪早期中国的小说中发现性格果断的女主人公形象，而这种形象却充斥着同时期的欧洲小说。最能体现反对妇女受压迫的小说应当是李汝珍的传奇讽刺小说《镜花缘》，书中一名男商人被女性化，甚至被逼至裹小脚的地步。（李汝珍在书中写道，他的脚几乎失去了原本的形状，血肉挤成浆状……脚上只剩下干枯的骨头和干瘪的皮肤，真的缩到了一个很小的尺寸。）在当时的中国小说中，狄更斯笔下向上奋进的形象难以寻觅，塞缪尔·斯迈尔斯笔下白手起家的男性形象毫无踪迹。沈复令人伤感的《浮生六记》虽说浪漫感人，但生活却被严格的等级制度所摧毁，更体现了这一特征。
但是实际上，西方的新特点正是：它越是高速发展，跑步行进在和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上，就越是使得其他国家跟随其路线，紧追其快速前进的步伐。市场不会沉睡，它必须扩张，整合前所未有的活力，否则工业这匹饿极了的猛兽就会死去。西方自由的酸性吞噬了社会内部及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社会间的障碍，没有哪种社会风俗、传统或皇帝圣旨可以保留令沈复如此压抑的古代秩序。不管是否准备就绪，这就是一个世界。
“复仇”号旗舰：西方对东方的压榨与欺凌
全球化展示了这个时代的秘密——在这个新世界中，说西方仅仅在社会发展方面领先他国是毫无意义的。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原先的农业核心社会大部分已经独立发展起来了，但是社会的发展稳步地改变着地理格局，将世界核心区域联系在了一起。
早在16世纪，新型船舶就可以让欧洲人征服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将新大陆上以前独立的核心区域转变成西方的外围区域。欧洲人在18世纪就开始将南亚的核心区域变成另一个类似的外围区域。到了19世纪，蒸汽船、铁路和电报将西方的触角伸向世界，再一次改变了地理格局。英国是西方最强大的国家，可以将自己的意愿传递到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随着西方人从环境中获取更多的能源，为了合理确定相互间的占有比例，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陡升。1800～1900年间，西方能源获取量只增长了2.5倍，但其军事力量却增长了10倍。工业革命将西方在社会发展中的领先地位变成了统治。
令人愤怒的是，东方的强大国家却对此不予理睬，它们把西方的贸易商限制在广州和长崎等几个极小的区域内从事交易。如我在第九章中所提到的，当英国马戛尔尼勋爵于1793年来到北京要求开放市场的时候，乾隆皇帝坚决回绝了他——尽管如此，正如马戛尔尼在日志中回忆的那样，普通中国人“都是做非法买卖的。在我们所停泊的几个中国海港里我发现，没有什么能比看见我们的船经常驶入这些港口更让他们感到惬意的了”。
在19世纪30年代，问题越发凸显。300年来，西方商人一直都是乘船来到广州，兑换银元。银元似乎是唯一一件他们拥有同时中国官员也需要的东西了，他们可以用银元来买茶叶和丝绸。18世纪80年代，每年有将近700吨的银元从西方运至广州。但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发现，许多中国人喜欢吸食鸦片——这种种植于印度的神奇毒品。西方商人（尤其是英国人）极大地推动了毒品交易。到1832年，他们运送了将近12吨的鸦片到广州，每年吸鸦片成瘾的人数保持在100万～200万（见图10-3）。购买毒品所需的钱将中国由白银流入国变成白银净支出约400吨的国家。这可是一大堆毒品，一大笔钱啊！
图10-3 1730～1832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鸦片销售量陡然增加
商人们坚称鸦片“只是为中国社会的上层阶级服务，就像英国白兰地和香槟是为上流社会提供一样”。但是，实情却并非如此，而且这些商人也心知肚明。鸦片使许多人的生活破碎，使这些人境遇悲惨。同样，这让一个从未见过鸦片烟枪的农民心碎，因为银元流入鸦片贵族手中增加了金属的价值，这就迫使农民销售更多的农作物以换得更多的银元缴纳赋税。实际上到1832年，税收增长到了50年前的两倍。
清朝道光皇帝的谋士提出了一个市场解决方案，即将鸦片合法化，却遭遇了冷嘲热讽。鸦片本土种植后将会减少从英国进口的数量，这样就可以阻止白银外流，增加税收收入。但是道光皇帝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并没有听从他手下大臣们的建议。他想从鸦片自身寻求解决方案。1839年，道光皇帝宣布禁烟。
我在此对第一次禁烟运动做一下简单介绍。起初，禁烟运动很成功。道光皇帝的禁烟大臣没收了数吨鸦片，并将其烧毁，投入大海中（之后写了一篇堪称经典的诗歌献给海神，对污染其领域的事件致以歉意）。但是随后，禁烟运动进展得并不顺利。英国的贸易专员发现，市场的神奇力量无法奏效的地方，枪炮却可以做得更好，于是他将英国拖进了和中国的战争中。
随后，就到了工业革命展现其优势的时候了。英国的秘密武器就是军舰“复仇”号，一艘崭新的全铁制大轮船。不过，甚至连皇家海军都对这个巨大的武器持怀疑态度。就像其船长坦言的那样，“木头的漂浮性质让其成为建造船只最天然的材料，因而我们无须考虑用什么形状的木头或是用什么方式来打造木头。而铁的下沉性质却使其一眼看上去并不能像木头那样，可以漂浮在水面上”。
这一担忧似乎是有道理的。船的铁制外壳扰乱了指南针的正常运行。甚至还未驶离英国，“复仇”号就撞上礁石了，它在好望角附近还险些撞成两半。船长需要把几块木头和铁块拴在船侧才能保持船体漂浮于水面。但是，一旦到了广州，它就一扫往日的阴霾。“复仇”号没有辜负这个名字的内涵，它依靠蒸汽驶入了木船无法经过的浅水道，将所有敌对势力撞成碎片。
1842年，英国船队关闭了京杭大运河，将北京城逼到了饥饿的边缘。清朝钦差大臣耆英握有与外国人和平谈判的权力，向皇上保证仍可以“解决这些小问题，完成国家宏伟大业”，但实际上他却允许英国船只驶入其要求开放的中国港口——随后美国、法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也提出相应要求。当中国人民对这些外国魔兽（见图10-4）的敌意奋起反抗，使得这些特权未能获得预期的利润时，西方人就会提出更多的要求。
图10-4 文化不一致：中国一幅简笔漫画——口中喷火的英国士兵（1839年）
西方人之间也相互引诱，吓唬对方说，商业中的竞争对手会获得更多的特权，会把英国的贸易商们从新市场中驱逐出去。1853年，英国与他国的贸易竞争扩展到日本。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乘汽船来到东京湾，要求获得让美国驶往中国的船只在东京湾补给能源的权力。虽然仅有四艘现代船只跟随，但是这些船只装备的军事火力比日本所有枪支火力加起来还要大。它的舰队是“水域里自由移动的城堡”。当时有人目睹这一切后惊奇地说：“一团黑烟从烟囱里冒出来，我们还以为起火了呢，真的是这样！”最后，日本允许美国在两个港口通商。立刻，英国和俄国要求同样的待遇，日本也一一满足。
地位之争并未就此停止。1842年，在中英《南京条约》附件中，英国律师创造了一个关于法律地位的新名词，即所谓的“最惠国”，这意味着中国给另一个西方国家的任何权利也要同样给予英国。中美于1843年签署的条约规定可以在12年后进行修订，因此，英国外交官于1854年也要求享有同样的权利。可是清王朝终止了这项权利，英国随即向中国宣战。
即使是英国国会，也觉得这么做有点儿过分了。国会严厉指责了帕默斯顿首相，其政府随之倒台，不过选民对他的支持率却不断攀升。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将赃物送回巴尔莫勒尔堡。为了在修约时不让他国超过自己，美国总领事威逼日本答应另一个新条约，并威胁若不答应，英国的船队就会轰开日本的大门，输入鸦片。
1860年，西方像个巨人一样立于世界之上，所及之处无边无际。古老的东方核心在一个世纪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而今与南亚和美洲以前的核心地带一样，已沦落成西方核心国家新的边缘地带。北美大部分人口来自欧洲，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挤进了世界的核心区域。对于此次地理格局的巨大调整，欧洲则继续开拓新的边疆。他们驾驶着汽船将白人大批大批地运送至南非、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然后运回沉甸甸的谷物和绵羊。1870年，非洲在西方人绘制的地图上还是一大片空白的区域，等待开发。到1900年，它几乎已经全部掌握在欧洲人的手里了。
回首这些年，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19年将其称为“黄金年代”，此时：
对于（西方）中产阶级来说，生活成本低，麻烦事儿少，服务便利，身心舒适，消遣娱乐随手可及。这比以前社会上最富有的人或有权有势的君主生活得还要好。伦敦的市民打个电话就可以叫来可口的饭菜，在床上喝着早茶，品尝世界各地的美食……而且这些订单很可能提前送达呢！此时此刻，以同样的方式，他还可以将自己的财富投资于自然资源和世界各地新兴的企业……如果愿意的话，他可以立刻获得通往世界各地、各种气候环境下便宜又舒适的旅行，而且不用护照，也不需要任何正式手续……接着，他可以继续出访他国，不了解那里的宗教信仰、语言风俗也没什么大碍。他新创造的财富都是他自己的，如果他人对此有任何一点干涉，他都会觉得自己的权利受到极大的损害，震惊万分。
但是，对于1890年在刚果盆地度过大部分时光的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来说，事情却有着迥然不同的一面。他在自己的反殖民主义经典著作《黑暗的心灵》（Heart of Darkness）中评论道：“征服全球大体意味着，从那些和我们有着不同肤色或比我们的鼻子稍微大一点的人手中夺去所有。当我们深入探究后就会发现，征服全球并不是件好事。”
刚果确实是一个极端的实例：比利时利奥波德国王夺取刚果，并将它占为私人财物。他折磨、伤害并残杀了500多万刚果人，用这种方式促使其他人向他进贡橡胶和象牙。借此，利奥波德国王成了亿万富翁，但这绝不是个例。在北美和澳大利亚，白人几乎将原住民斩尽杀绝。一些历史学家谴责欧洲殖民主义，因为这些殖民主义者几乎将1876～1879年和1896～1902年间的弱季风变成了一场场灾难。从中国到印度，从埃塞俄比亚到巴西，饥饿已经扩展成饥荒。痢疾、天花、霍乱、黑死病接踵而至，夺去了将近5000万生命。一些西方人为缓解饥荒状况筹集善款，一些人则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还有一些，如《经济学人》杂志则抱怨道，饥荒救济款只会告诉饥饿的人“政府有让人民存活的义务”。难怪库尔茨先生渐渐消失的话语在此时赫然出现，成为欧洲帝国主义的墓志铭——“真可怕啊！真可怕啊！”[6]库尔茨是个邪恶的天才，康拉德描绘他在森林中开创自己的事业。
东方世界没有出现像刚果那样糟糕的情况，但是仍然遭受了西方国家的军事打击、羞辱和剥削。由于社会各界人士——爱国志士、持异议者和犯罪分子谴责政府的无能，发动了武装起义，中国和日本已经四分五裂了。宗教狂热分子和民兵屠杀离开保护地的西方人以及纵容这些侵略者的官僚们。西方海军轰炸沿海城市进行打击报复，敌对派别在西方国家间挑拨离间。欧洲的武器大量涌进日本。1868年，英国支持的日本派别推翻了日本的合法政府。中国内战夺去了2000万人的生命。随后，西方金融学家断定政权更迭会伤及投资回报。于是，在一批“常胜军”和美英官员及炮舰的帮助下，大清王朝镇压了起义，总算保住了统治地位。
西方世界指挥东方各国政府该做些什么，西方抓住东方的资产，在它们的国会内阁中安插西方的顾问。毫无悬念，这将压低西方的进口关税，并且降低那些西方需要的商品的价格。有时，这些举措甚至会让西方人感到不舒服。1879年，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Grant）告诉日本天皇：“看到欧洲列强试图侮辱亚洲国家，我怒火中烧。”
但是，大多数西方人总结道，事情就是按照它本该发生的那样进行着。看着东方国家一个个崩溃，西方优势的长期注定理论变得更加确定了。在东方国家里，君王腐败，孔门弟子卑躬屈膝，十几亿苦力吃了上顿没下顿。似乎这些国家命中注定就该受欣欣向荣的西方国家的征服与压迫。世界似乎行进至终结，步入了其注定的形式。
东方的战争：日本冲到了前面
傲慢自大的西方人沉浸在19世纪长期注定理论的成功应用中，却忽视了一件大事，即他们以市场为导向的帝国主义理念的逻辑性。正如市场曾经引导英国的资本家在其最强悍的竞争对手德国和美国进行工业基础建设一样，现在市场奖赏将资金、技术、经验投资于东方国家的西方人。西方人可以随时依照他们的喜好累积资本，但是资本对新利润的不断追求也给准备利用投资机遇的东方人提供了契机。
东方人抓住机遇进行投资的速度快得惊人。19世纪60年代，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模仿西方的精华。他们将西方在科学、政治、法律和医学方面的书籍翻译成中文、日文，派代表团去西方进行实地调查。西方人也迅速前来向东方人出售他们刚生产出的小玩意。中国和日本的资本家在农村开设工厂，也污染了那里的生态环境。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出人意料。东方人争先恐后地尝试促使西方社会迅速发展的工具。其实，西方人600年前也是这么对待东方传来的先进技术的，如指南针、铸铁技术，还有各式枪炮。以前美洲、南亚的主要国家在过去300年间已经沦落成西方的边缘地带。这些地区对西方统治的反应与中日等东方国家对此的反应截然不同。
美洲原住民从未发展过本土工业，南亚在这方面做得比东亚各国还要慢。一些历史学家觉得文化解释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他们认为（可以明确地说），西方文化十分鼓励努力工作、理性思考，而中日等东方文化在这方面却很少强调，南亚文化提及得更少，其他地区的文化则几乎从未涉及过。但是殖民主义思维定式留下的产物确实需要这么做。
当我们在一个长期的范围内观察东方国家对西方统治的反应时，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两种显著的相关性。第一，那些在西方统治世界之前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如东方的核心区域）工业化的速度往往比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核心区域快；第二，那些避免了欧洲直接殖民的地区往往比沦落成殖民地的地区发展速度快。日本社会在1853年前已经取得了较高的发展，并且没有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在19世纪70年代，日本已经开始了工业化。而印度的社会发展较为一般，并且沦落成西方列强的完全殖民地。直到20世纪90年代，印度的现代化才开始起飞。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发展水平很低，也成为西方的完全殖民地。直至今日，那里才开始追赶其他国家的发展脚步。
由于19世纪的东方（按照工业化前的标准来看）是个农业高度发展的社会：城镇发达、文化普及、军事力量强大，不少居民变通西方的方法，将其应用到新的社会环境中。甚至有些东方人接纳了西方关于工业化的观点。对于每一个东方资本家来说，他们的头脑中都有一个上了年纪的武士在抱怨：“旧生活需要美好的东西，虽然这些东西可能一无是处。但是新生活只需要有用的东西，虽然它们可能看上去并不赏心悦目。”虽然1900年城市实际工资上涨，但是中日两国的持异议者还是积极组建社会主义政党。
各个国家对工业化的看法各不相同。就像在西方，一旦时机成熟，不管是伟人、傻子、文明人还是倒霉鬼基本上都不会出来阻挠工业革命的开展。但是，和西方一样，这些力量却可以决定哪个国家处于领导地位。
当W·S·吉尔伯特（W.S.Gilbert）和亚瑟·沙利文（Arthur Sullivan）于1885年表演喜剧《天皇万岁》（The Mikado）时，他们将日本看成是东方异域国家的典型代表，在那里小鸟会为爱殉情，刽子手也会自杀。但实际上，日本的工业化速度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都要快。1868年内战后，他们将年少的新天皇扶上宝座。在东京，聪明的掌权人成功地使日本免于和西方列强作战。他们主张主要利用本地资本投资工业，劝阻愤怒的人们对外国人先发制人。与此相反，中国于1884年和法国开战（在一小时内，中国昂贵的新型战舰大部分被摧毁），西方列强从中国拿走——准确地说是抢走——大量财物，中国遭到了破坏性攻击。
日本的政府中坚分子面对的事实是：自由化是个一揽子交易。他们戴上了西方的高帽子，穿上了西方传来的服装。一些人建议采用拉丁文字，其他人主张日本人学说英语。他们开始思考任何可能奏效的方法。而中国的清王朝官员的做法与此形成反差。清朝官员考虑的是各自集团的利益。46年来，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反对任何危及清朝统治稳定性的现代化方案。有一次，她采纳了西方人的提议，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当光绪皇帝于1898年试图进行百日维新运动（精简政府机构、改革科举制度、创立新式学校、创办大学、调节茶叶和丝绸生产、进行出口贸易、发展采矿、兴修铁路、西化陆军海军）时，慈禧太后宣布光绪帝请她回来摄政。随后将光绪幽禁于宫中，处决了光绪手下进行变法运动的大臣。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前，她用砒霜将光绪帝毒死。然而，光绪皇帝至死都是改革派的支持者。
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裹足不前之时，日本正在赶超。1889年，日本颁布了一部宪法，给予富有的男性选举权，允许组建西式政党，创建现代政府部门。中国仅在慈禧太后在位期间钦定了一部宪法大纲，于1909年给予男性有限的选举权。日本将普及全民教育列为重中之重。到了1890年，2/3的日本男孩和1/3的日本女孩接受了免费的小学教育，而中国最终并没有进行全民教育。两国都于1876年铺设了第一条铁路，但是上海政府于1877年拆毁了铁轨，因为担心叛民会利用铁路进行不法活动。1896年，日本有2300英里的铁路，而中国仅有370英里。这种巨大的差距还体现在钢铁、煤炭、蒸汽机的拥有量及电报线路的数量上。
纵观历史，核心地带的扩张通常会在边缘地区展开激烈的战争，这将决定边缘地区的哪一部分会抵制（或同化）大国的文化。在公元前1000年，雅典、斯巴达和马其顿为争夺波斯帝国的边缘地区进行了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战争。在中国，随着核心地区在黄河流域的扩张，楚、吴、越三国在南方同样展开了争夺战。19世纪，当东方成为西方的边缘地带时，争夺战再次上演。
16世纪9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未果。自此以后，东方大国认为国与国之间战争的代价大于所获得的利益，但是西方的入侵推翻了东方人此前的想法。无论哪一个东方国家，只要它尽快进行工业化，重组经济，重振军威，它不仅会拒西方帝国主义者于国门之外，还会压制其余东方国家的发展。
最后，带给中国重创的是日本的工业化，而非英国的战舰。日本缺少自然资源，而中国供应充足。日本需要市场，而中国市场广阔。在日本，关于国家发展战略的争论很是激烈，甚至发展到暴力的程度，但是在过去五六十年中，日本逐渐变得依赖于中国的原材料和市场。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好战分子已经下定决心征服整个东方世界的核心国家，将中国和东南亚变成其殖民地，赶走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一场东方大战打响了。
但是，这场东方大战和18世纪的西方大战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东方战争发生时西方已经占据了全球的统治地位。这将一切都变得复杂了。因此1895年，当日本无视中国对其侵占朝鲜的抵制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送给其表兄俄国沙皇尼古拉斯二世一幅令他十分害怕的画《黄色的危险》（见图10-5），敦促他“要教育亚洲人，要保护欧洲免受不凡的黄色人种的袭击”。因此，尼古拉斯夺取了日本从中国侵占的大片土地。
图10-5 “黄色的危险”：这幅画是根据德国威廉二世创作的草图而绘制的。威廉二世解释说，此图的创作意图在于鼓励欧洲人联合抵制佛教教义、异教教义和野蛮的侵袭，保卫基督教
但是，其他西方国家却发现了与日本合作的好处，它们想利用日本处于萌芽阶段的力量来为它们维持东方的秩序。1900年，机会来了。当时，中国的一个秘密反帝国主义团体——义和团发动起义（他们宣称，练习中国武术100天就能刀枪不入）。2万外国军队镇压了这场运动，其中参与镇压的大部分士兵来自日本，虽然西方的记载中不会对此进行记录——尤其是好莱坞大片《北京55天》（55 Days in Peking）更是只字未提。英国对此十分满意，它们在1902年签订了海军同盟协定，认可了日本在亚洲的大国地位。日本坚信英国的中立立场，于1904年对俄国展开复仇战，击沉了俄国的远东舰队，与俄国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陆地战，击垮了俄国军队。沙皇尼古拉斯派遣自己的主力舰队航行两万英里来到日本意图扭转局势，日本战舰同样将其击沉。
虽然从东方掠夺财物返回伦敦还不到半年，但是古老的东方国家对此的反应却是如此激烈，似乎都可以颠覆西方帝国了。颜面尽失的俄国司令官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Aleksei Nikolaevich Kuropatkin）总结道：“1904～1905年间发生的事不过是和先遣部队进行的一场小规模冲突……对于所有欧洲人来说，维护亚洲和平的共同认知才是重要的事。只有怀着这一愿望，我们才能遏制‘黄色危险’。”但是，欧洲却忽略了他的建议。
世界大战：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14～1991年间，西方大国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其一是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决定了德国能否建立欧洲陆上帝国。其二是1939～1945年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的是同样的问题。其三是1947～1991年间的冷战，目的是商定美国和苏联如何分割世界。这一系列战争加起来形成了西方世界新的战争。它包含夺去上亿人性命、威胁到了人类生存的东方战争。与此相比，18世纪战争的规模真是相形见绌。1991年，西方仍然统领着世界，但是在很多人看来似乎库罗帕特金的担心真的快要来了：东方蓄势准备夺去世界霸权。
人们常常说到新的西方战争是如何开始的——奥斯曼帝国的长期衰败是如何导致巴尔干地区滋生恐怖主义分子或自由斗士的，当时，一个名叫黑手党的团伙专干坏事，虽然运气不好，但它是如何于1914年6月刺杀奥地利哈布茨堡家族继承人的（第一个刺客扔的炸弹没有扔到奥地利大公的车上，仅仅让司机拐错了方向，倒了车。车恰好停在第二个刺客的面前，这位刺客行刺成功），以及旨在维护欧洲和平的一系列条约是如何把每个人拖到崩溃边缘的。
随后的事情也同样众所周知——欧洲现代化城市是如何征召年轻人参军的，数量之多前所未有。这些人装备上最新式的武器，将他们巨大的能量投入这场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屠杀中。1914年前，一些学者认为，大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经济联系得太紧密。如果战争发生，所有国家都会受损，因此它们会阻止冲突产生。但是，到1918年，他们得到的教训是：只有那些有效利用广阔而多元经济形式的国家才可以在20世纪的战争中求得生存。
战争似乎展示了自由、民主国家的优势，这些国家的人们全身心投入这场争斗中。公元前1000年，东西方人都明白，富有活力的帝国是发动战争最有效的组织形式。历史上，帝国是长期存在的政府管理形式，其中带有从亚述、波斯、秦朝等帝国延续下来的传统。在当今这个10年中，他们明白了这些富有活力的帝国与战争格格不入。
最先走向灭亡的帝国是中国的大清王朝。清王朝陷入债务、战争的泥潭中，政府管理混乱，小皇帝溥仪的大臣们早在1911年就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不过，当袁世凯1916年称帝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同样不能掌控国家的局势。另一个军阀派别辅佐溥仪重新即位，这也是没有办法之举。一架飞机在北京紫禁城上方投下炸弹，溥仪再次被罢黜，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几天之后中国的帝制结束。
随后灭亡的是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1905年，俄国与日本开战，尼古拉斯沙皇政府差点儿被日本推翻，勉强保住江山。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其王朝彻底颠覆。1917年，尼古拉斯家族被自由派夺走了权力，并于1918年被布尔什维克党枪决。德国的霍亨索伦家族和奥地利的哈布茨堡家族仓皇逃离自己的祖国，从而避免了像罗曼诺夫王室一样的命运。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苟延残喘，到1922年终于灭亡。
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破坏，但是也清除了欧洲古老的王朝帝国，中国一天比一天危弱，“一战”强化了西方统治。“一战”最大的赢家似乎是英国，然后是法国。英国不仅侵占了德国的殖民地，将大英帝国延伸至更远的非洲、太平洋以及古奥斯曼帝国的油田，此外还欺凌东方盟国日本，让日本交出其在战争中夺取的大部分德国殖民地。到1919年，世界上超过1/3的大陆面积和约1/3的人口在英国和法国的掌控之下。
但是，在我上学的时候，旧地图上仍然用彩色标示着这些帝国，这其实是一种误导。战争在增强西方力量的同时，也重新分配了它们之间的权力。欧洲进行战争的花费超出了其本身的财力，战争的开销甚至超过了英国的贷款数额。1920年，通货膨胀率上涨至22%；1921年，失业率超过11%。8600万工人进行罢工。英国仍然是日不落帝国，不过它得挣扎着维持对商业的全球开放。
为了还清债务，英国进行了大量投资，其中大部分是跨洋投资。战争就是地狱，而美国就有这么一场战争，它以世界工厂和银行的方式出现。回溯至15世纪，西方的核心区域从地中海地区转移至西欧；到了17世纪，核心区域又转至欧洲西北部的海上帝国；到了20世纪，随着欧洲西北部海上帝国的崩溃，北美帝国崛起，西方的核心地带再次发生转移。
美国将自己改变成一种新的组织，我们可以称其为次大陆帝国。和传统的皇室帝国不同，美国没有古代压迫农民的贵族统治阶级。和欧洲各海上帝国不同的是，这个帝国没有工业化的较小的定居地来生产棕榈和松树。但是，在几乎消灭原住人口，进行了血腥内战，将上百万过去为奴隶的人变成实质的农奴身份后，欧美国家将民主公民身份从大西洋东岸散播至世界其他国家。那里富裕的农民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偏北地带广阔的工业化腹地上饲养牲畜，购买商品。1914年，这个次大陆的美洲帝国已经可以和欧洲的海上帝国相抗衡了。1918年后，美洲帝国的贸易走向了全世界。
欧洲富商们纷纷跑到美国吸收资本，这让他国大为吃惊。一位美国国务卿评论道：“世界金融中心从幼发拉底河岸转至泰晤士河及塞纳河河岸需要上千年的时间，但是转移至哈德逊河河岸似乎只用了一朝一夕。”1929年，美国持有1500多万美元的外资，和英国1913年拥有的数量差不多。此外，美国的全球贸易增长约50%。
在美国的领导下，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似乎已经复活，但有个明显的不同之处。1914年以前，虽然凯恩斯说，“伦敦对全球信贷行业有显著的影响，英格兰银行几乎可以声称自己是世界管弦乐队的指挥”，但是1918年后，美国担当了这一指挥角色，虽然它并不情愿。1918年以后，美国的政治家们逃避了欧洲的竞争及战争，离开了空空的指挥台，他们撤到政治孤立中，和18世纪的中国及日本情况相似。当时机不错的时候，管弦乐队即兴表演，还可以应付过去。但是当时机不好的时候，演出的音乐就变成了刺耳的杂音。
1929年10月，事情进展得不怎么顺利，运气也不太好，乐队指挥也不在场，而美国的股市泡沫不断，全球金融随之崩溃。就像传染病一样在资本主义世界火速蔓延开来：银行倒闭，信贷蒸发，货币崩溃。虽然没多少人挨饿，但是到1932年圣诞节时，25%的工人失业。在德国，失业率接近50%。失业大军一列接着一列，探出灰白的脸朝外张望。英国记者乔治·奥威尔认为：“他们凝望着自己的命运，就和动物在牢笼里的呆滞惊异神情一样，只是不明白自己这是怎么了。”
至少到20世纪30年代中叶，自由民主党所做的一切只是让事情变得更糟糕。似乎不仅是发展的悖论降低了西方核心世界的发展水平，而且后发优势在其他方面也显现功效了。几百年来俄国都是一个落后的边缘国家，重组后它形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国一样，它将新兴工业和广阔的农业腹地联系起来。但是和美国不同的是，苏联鼓励国有企业、集体农业及中央计划模式。苏联采用更接近西方国家的方法来动员人民，而非用旧皇室帝国的方式。
与失败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不同，苏联发展成功了，不过其人民生活水平却很低。无可置疑的是，斯大林的确采取了一些正确的措施。因为当资本主义工业在1928年和1937年崩盘的时候，苏联生产总值增长了三倍。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访问苏联回国后，曾对美国人民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我已经看到了未来，而且它起效了。”[7]
1930年，对于许多人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真正的教训并不是告诉人们自由的民主制度是未来的社会形态：虽然主张自由主义，但依旧是英国——法国——美国的联盟获得了胜利，而不是自由主义获胜。其实，获胜的真正原因是次大陆帝国，它越是不自由开明，就越容易获胜。日本跟随主张自由的国家，获得了很大利益，但是当全球经济和以贸易为导向的经济走下坡路的时候，日本并未继续追随这些国家。由于失业率飙升，民主制度步履维艰，共产主义势力增长，军国主义介入，强烈要求组建日本帝国，让日本人求生。军队，尤其是激进的初级军官失去控制，利用西方民主政治的混乱态势和中国内战吞并了中国东三省，直指北京。一名日本中佐解释说：“只有通过日本——满洲间的合作和日中友谊，日本人才可以成为亚洲的统治者，进而发动对各类白种人的最后一场决定性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