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调》中译本三年前的出版，在中国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作为策划者和译者，我感触良多。社会等级和生活品味这样的话题，已经再次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但在对此书的评论中，还存在种种试图淡化或消灭这一话题的努力，虽然这样做的结果反而强化了争论。有些批评者将此书的广受关注简单地归咎于“商业炒作”，但在我看来，喜欢将问题简单化的知识阶层“平民代言人”，再一次远离了大众社会生活的现实。
1. “阶级”还是“格调”
本书的英文名字是“CLASS”，我将其译为“格调”，受到一些批评文章的质疑。尽管我在《格调》第1版的前言中已对书名的译法作了说明，但仍有众多批评者评头品足，我如果不予以正面回答，恐怕真会给读者造成“有意炒作”之印象。
先从词义上说。按照《韦伯斯特大辞典》的定义，英语“class”一词有多重含义，翻译过来相当于中文的“种类、阶级、阶层、等级、班级”以及口语中常用的“格调、品味和档次”。在此种情形之下，取何种中文译法，便要斟酌作者的用意和书的内容来恰当决定，而不能仅从标题的字面意思确定。这大约是翻译工作的常识。
再者，从内容上说，福塞尔尽管是在讨论社会等级，但他的主旨却集中在各阶层人的行为举止、风范、品味和教养上。社会等级自古有之，但根据人们的生活品味来判断等级，却是福塞尔的独到之处。凡读过此书的人都能看出，福塞尔并非在写一本关于美国社会分层理论的学术著作。因此，如果简单地译为“阶级”、“阶层”或“等级”，显然不能准确反映此书的主题，会对读者形成误导。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作者在书中对“class”一词的用法，来寻找恰当中译法的线索。比如，第二章中作者谈到肯尼迪在电视里看到尼克松时说：“The guy has no class”，然后作者补充道：“he was not talking about money”。书中这句话译为：“‘这家伙一点没档次’，当然他指的并非金钱。”那么肯尼迪说的“class”是指什么呢？根据作者上文提到的“……与金钱同样重要的因素还有风范、品味和认知水平”的语境看，此处的“class”指的显然是人的格调、品味或档次，而不是尼克松的社会等级。尼氏当时以副总统身份与肯尼迪竞选总统，如何能没有阶级地位？认为“class”一词必须译为“阶级”的人，除了对此书的理解存在偏差之外，我不得不说，其英文知识也是有限的。
最后，我想问，从什么时候开始，翻译书的书名必须直译而不能意译了？若必须直译，我们今天有多少翻译书需要改名呢？我至今记得，当年傅东华将美国小说Gone with the Wind翻译成《飘》，而不是《随风而去》，曾传为译界佳话；再有，朱生豪先生将莎士比亚的Much Ado about Nothing译为《无事生非》而不是《无事空忙》，以及宋兆霖先生将Wuthering Heights译为《呼啸山庄》而不是《伍瑟林高地》等等，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并且，港台译界至今绝大多数译著的书名仍根据内容意译。说到底，书名的翻译是译者风格和原作内容结合的产物，从来没有所谓的一定之规。
2. 真问题还是“伪问题”
有文章称，“格调”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伪问题”（见《南方周末》1999年7月2日《新生活》专栏沈宏非的文章：《一切从〈格调〉开始》），此说法颇令人不解。如果说文章作者自己相当超越，生活格调问题并不进入他的生活，那么此事可以与之无关，但为何却必须与他人无关，因而要贬斥为“伪问题”呢？谁有权力为大众设定“真问题”、“伪问题”的判断标准？
按照社会学理论，社会问题是不能被凭空制造出来的，而是由社会需求、文化变革与经济发展决定的，并成为这些因素的外在表象和场景。随着经济生活的改善和个人财富的增加，人们追求生活格调的愿望也在生长。由于书中对等级社会里的种种恶俗和奢侈进行了精辟的描述和分析，《格调》一书很自然地抓住了中国读者的注意力。简单讲，人们之所以要阅读《格调》，是认为此书讨论的问题与自己的生活相关。
尽管此书谈论的是美国的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但受全球市场和商业文化渗透的影响，各国社会生活中的共通性已经越来越普遍。因此，不仅仅是作者的视角具有启示性，作者描写的生活内容也已经有了大量的中国翻版。无视中国社会今天的生活形态或因对其缺乏观察而妄下断言，恰好暴露了知识分子的褊狭。不同文化中的“不可通约之处”固然存在，但由此便将生活格调处理为中国人的“伪问题”，却不具有任何说服力。
另一方面，按照这些批评家的逻辑，由于《格调》写的是美国，因而不是中国的“真问题”，其言外之意似乎是在说，中国人的生活不需要格调，在我看来这几乎是对国人的冒犯。也许中国人的生活再回到过去的“无差别”时代，才比较符合批评家们为国人设计的价值定位。虽然按照沈文的说法，讨论这个问题会“沦为最没有品味的行为之一”，但这一论断并没能阻止人们用大量的报刊篇幅从事这一“没有品味”的行为。
3. 中国之现实
既然争论集中在对中国现实的不同理解上，对这一现实的判定便显得十分必要了。我有时会大为好奇，《格调》批评者眼中的中国社会是否和我看到的是同一个现实。
我所使用的判断依据大致有三个方面：物质需求、文化需求和政治需求。在这些层面上，我观察到的情形是，无论衣、食、住、行等物质需求，还是教育、阅读、运动、娱乐、休闲等文化需求，以及越来越多地对法治、权利、社会公正等的政治需求，在今天的中国，都是人们迫切渴望全面改善的事物。如果实现这些需求的过程重新出现了社会分层，恐怕也是历史的必然，它既造成了差异，也提供了社会发展的动力。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如此变化在有些人看来几乎不能容忍？为什么给人们提示阶层定位和理解自己生活方式的书被视为“误导”？难道没有此书的出版，人们就会终止改善自己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的努力？他们到底怕什么呢？
显然，这些文章都认为只有金钱才可能提高生活品味。换句话说，只有金钱是划分等级和品味高下的标准，没钱的人断然不会有品味，由此而判定《格调》一书是在讥嘲穷人，标榜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这种看似出于同情“劳苦大众”而进行的批判，恰好是在向“劳苦大众”宣判：他们的生活品味将永远得不到改善，因为那是有钱人的专利。
认真读过此书的人知道，这种说法显然歪曲了作者的原意。第一，作者提出通过一个人的格调判断其社会等级，并非意在提倡等级歧视。第二，作者坚定地认为金钱并不决定人的社会地位，他在书中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这一论断，比如美国总统的例子，名演员的例子，百万富翁的例子，地方议员的例子等等，他们都很有钱，但都缺少品味。为了说明钱不决定一切的道理，他还举了“蓝先生”与“白先生”的例子。第三，作者提出了“另类”的概念，为人们摆脱等级困境提供了出路。
其实，《格调》批评者的表面说法只是烟雾，问题的根源还在于怎样看待社会分层。
从这些批评中，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嗅出“乌托邦理想”和“平等社会”的潜台词。他们不能容忍存在社会等级差别的现实。为什么？其中的原因我只能猜测，除了对社会现实的隔膜以外，更可能的原因是，在一个存在等级差别和物质不平等的社会里，他们作为“精英分子”难以继续保持自身的优越地位。而在一个“乌托邦”社会中，只有他们掌握话语霸权，“劳苦大众”只能俯首听命。
至于另一篇文章，更是道出了这些人的精神优越感：“《格调》的畅销恰恰是目前趋炎附势、社会庸俗的潮流的集中表现，它掌握、利用并且扩大了这样的趋势和这样的潮流。”（见《深圳周刊》林维稼的文章：《〈格调〉：正在流行的西餐炒冷饭》）
暂且不论《格调》是否具有这样的魔力，单从以上说法的严厉，便可以感觉到这些批评者的颐指气使。他们能够并且必须为大众生活方式的选择操心，必须代表社会良知行使道德权力。在他们看来，社会中的多数仍然是“劳动人民”或“劳苦大众”，需要他们的拯救。他们不愿面对社会转型时期的种种新的社会特征，继续用他们所特有的话语方式指控人们的生活方式，将人们改善自己生存处境的努力斥为“庸俗”。
说到底，一个没有“救世主”的富足的公民社会不符合他们的口味，一个存在等级差异的社会令他们无所适从。为了保住自己曾经拥有的知识和话语权力，他们不得不对诸如生活格调这类会令他们“迷失”的事物展开批判。对于这样一个正在逐渐“边缘化”的知识群体，我想再说几句话。
4. 知识分子悖论
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群正面临最严峻的挑战，其生活形态和社会定位充满悖论。一方面，知识分子群体成为一个不确定的阶层。新的社会分层使知识分子的社会等级充满变数，他们在社会分层中的走向，大抵取决于其知识转化为社会影响力和生存手段的能力。
其次，在这一深刻的历史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开始由过去的单一形态走向多元，若干不同的社会思潮将他们分化为不同甚至相互敌对的阵营，贴上了如“新权威主义”、“制度创新派”、“新儒家”、“民族主义”、“后现代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环境主义”、“女权主义”、“市场主义”等标签。这些标签的使用，显然有其现实理论立场的来源。
再者，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陈旧，过去多年的无效训练难以转化为改善生存的手段，更不足以应付知识更新的挑战，无法适应从前现代社会②向市场经济和后工业化社会转型的现实。因此，由于社会发展的曲折轨迹和方向，多数知识分子从20世纪80年代社会变革推动者的位置上退下来，回到他们惟一熟悉的传统立场上来。虽然他们希望继续扮演“为民代言者”的角色，但由于持续的边缘化，逐渐失去了观察、体验和判断社会现实的语境。他们的立场固然多从“劳苦大众”的利益出发，但如果语境错位，则不但无法解释和实践历史变革，而且很容易陷入历史的诡吊。举例说，在纳粹法西斯统治德国时期讨论犹太人的“不良”商业行为，就是忽视价值立场和道德底线的做法，即便冠以“学术研究”的名义，其动机仍然十分可疑，即使不是助纣为虐，至少也是极端缺乏良知和人道主义责任。
事实上，“代言人”总是倾向于成为“指导者”。一有机会，“代言人”就打算指导别人的阅读，仿佛读者缺少起码的文化常识，如果没有他们的指导，即使像盆栽柑橘树在广东不说明等级这样的文化差异，人们也会搞不清楚，非得他们来指点迷津。在一个多元化发展的社会里，当人们有权选择自己的价值取向时，这类“指导”就会显得既多余又滑稽。
5. 也谈“炒冷饭”
既然林文把《格调》一书定位为“西餐炒冷饭”，作为译者，我想沿着林文的思路梳理一下这一说法。
如果说译介西方著作应被称作“炒冷饭”，则自严复翻译《天演论》始的一切引进西方思想的努力均可被称为“炒冷饭”。所谓“冷”者，意思可能是说某一思想或理论已经在西方不时髦了，却又被引进到中国来，实在有辱国人的智力。言外之意是“热饭”可炒，“冷饭”还是留给西方人自己去慢慢吃吧。
若按此分析，便有三个问题需要讨论：一、引进西方思想是否是“炒冷饭”；二、何为“冷饭”何为“热饭”，标准如何定；三、是否只有“热饭”可炒而“冷饭”不可炒。
对于第一个问题，只要具有常识判断能力的人就可以回答，因为中国正是在引进和借鉴西方思想的过程中，开始自己的启蒙和现代性进程的。没有西方思潮的“东渐”，中国仍会在闭关锁国的黑暗笼罩之中沉睡。
第二个问题则相当关键。一百年来，中国对引进“西学”的选择充满血腥的斗争，恰恰因为有此排他性的“冷饭”和“热饭”之分。认为某一理论“热饭”者，便很容易将其视为惟一“真理”，对其他西方思想尽数排斥。而其判断标准，似乎只有一条，即能否为实现其一己的政治目的所用。不能为其所用者，一概作为“冷饭”扫荡之，绝不容许“败坏”国人的精神。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这一习惯仍然未改，即使是一本谈论生活格调与社会等级关系的书，也未能幸免被斥为“冷饭”的命运。
第三个问题最说明价值取向。我以为，有些被视作“冷饭”的东西恰恰是西方文化中的精华，只有不断地“炒”才能使其价值彰显出来。
这篇序言本不欲讨论严肃问题，然而“生活格调”引发的“等级”和“品味”大争论，实在让人无法不“严肃”。也许只有本书作者赞赏的“另类”一族，能真正游离于种种喧嚣之外，不为等级焦虑所困扰。
书通常是给读书人看的，不读书的人有其他的消遣方式。但如果一本书内容严肃却进入了大众阅读领域，则它的话题必然与大众有关。《格调》就是这样的书，无怪书出版后引出了一大堆克隆品种，妄图靠着相似的外貌蒙骗读者的钱财。如今一切都已风平浪静，再读此书，仍有无限乐趣。于是重新修订了文字，再加上敝人一篇描写中国人生活格调的拙作，重新授权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以飨读者。
石 涛2002年2月于北京
① 2002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② 相对开放的后现代社会而言，前现代社会较为封闭，除了社会生活，更多的是思想上的封闭。——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