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新的机器造价昂贵，只有富人买得起。古老行业中的木匠和鞋匠以前都是自己小作坊的主人，现在被迫出卖劳动，受雇于拥有大型机械工具的资本家。虽然他们挣的钱比过去更多，可他们同时也失去了以前的独立地位，他们并不喜欢这样。以前，世界上的工作都是由坐在自家门前的独立小作坊的工匠们完成的。他们有自己的劳动工具，可以由着性子教训自己的学徒。在行会规定的范围内，他们通常能随心所欲地经营自己的业务。他们过着简朴的生活，每天工作很长时间，但是他们是自己的主人。如果他们某天一早醒来，发现这是一个适合钓鱼的好天气，那么他们就可以外出钓鱼。没有人会对他们说“不许去”。
机器的使用改变了这一切。事实上，机器只不过是放大了的工具。一辆以每分钟约1.7千米的速度载着你飞驰的火车其实就是一双快速奔跑的腿，一台把沉重铁板砸平的气锤无非就是力拔山河的拳头。
可尽管我们每个人都能拥有一双好腿、一对有力的拳头，但是火车、气锤或棉花工厂都是非常昂贵的机器，它们不是个人能够拥有的，而是由一帮人共同拥有，他们都投资一定的份额，然后按投资的比例分享他们的铁路或棉纺厂赚取的利润。因此，当机器改进到十分实用并可以赢利时，这些大型工具的生产商便开始寻找能够以现金支付的买主。
在中世纪早期，土地就是财富的唯一象征，所以只有贵族才能称得上是有钱人。但我在前面章节已经告诉过你们，当时的社会流行物物交换，以奶牛交换马、以鸡蛋交换蜂蜜，所以贵族们手中的金银派不上多大的用处。到十字军东征时期，城市的小商贩从东西方之间再度复兴的贸易中聚敛了大量财富，于是他们成为贵族与骑士们的竞争对手。
法国大革命彻底摧毁了贵族的财富，极大提高了中产阶级（或者说“布尔乔亚”阶级）的地位。在大革命后的动荡年代，许多中产阶级人士抓住了发财致富的好机会，使他们赚取了比他们理应得到的更多财富。教会的资产被国民公会没收并拍卖，其中贪污受贿的数额高得惊人，土地投机商窃取了近万平方千米肥沃的土地。后来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他们将资产投资在粮食和军火上，做起了投机买卖，牟取巨额暴利。到机器时代，他们拥有的财富已经远远超出他们日常生活所需，他们能够自己建造工厂，并雇佣男女工人来操纵机器。
这迫使成千上万人的生活发生了急剧性的变化。在短短几年内，许多城市的人口急剧增加。曾经是市民们真正“家园”的市中心，现在却充斥着各种各样廉价、肮脏的工人宿舍，这里就是那些每天在工厂工作11小时到13小时的工人们下班后的栖息地。只要一听到汽笛响起，他们又得从这里赶紧奔回工厂去工作。
人的力量与机器的力量
乡村中的人们都在谈论着要到城里去赚大钱，于是纷纷涌进城市。这些可怜的人们早已习惯了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在那些通风不畅、满布烟尘污垢的造汽车间里苦苦挣扎，他们很快就失去了往日的健康，最后不是在贫民窟就是在医院悲惨地死去。
当然，从农村到工厂的转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既然一台机器能抵100个人的工作，那么失业的99人肯定会心怀怨恨，因此捣毁工厂、焚烧机器的情形时有发生。然而早在17世纪，保险公司就已经出现了。根据规定，厂主们的损失通常总能得到充分的弥补。
不久之后，工厂里安装了更新更好的机器，工厂四周围上了高墙，暴乱随之停止了。在这个充满蒸汽与钢铁的新世界里，古老的行会是不可能生存的，慢慢就销声匿迹了。随后，工人们试图成立规范的工会。可资本家们凭借他们的财富，能对各国的政要施加更大的影响力。他们迫使立法机关，通过了禁止组织工会的法律，借口是它干涉工人的“行动自由”。
工厂
这些通过“禁止工会成立”的法律的国会议员们并不是昏庸无能之辈，他们都是大革命时期真正的追随者。在大革命时期，人们张口闭口都在谈论“自由”，人们甚至常常因邻居们不够“热爱自由”而杀死他们。既然“自由”是人类的最高尚的品德，那就不应由工会来决定会员该工作多长时间、该索取多少报酬。必须保证工人们能随时“在公开市场上自由地销售自己的劳动力”，而雇主们也应该同样“自由地”经营他们的工厂。由国家控制整个社会工业生产的“重商主义”时代正走向消亡。新的“自由经济”观念认为，国家应该站在一边，应该让商业按其自身规律自由发展。
18世纪后半叶，既是一个对知识与政治的产生怀疑的时代，同时也是更加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思想取代旧有的经济观念的时代。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前几年，路易十六的屡遭挫折的财政大臣蒂尔戈曾宣告过“自由经济”的新理论。蒂尔戈所生活的国家，有太多的规章制度、太多的繁文缛节、太多的官员试图推行太多的法律。“取消官方的特权”，蒂尔戈写道，“让人民按自己的意愿行事，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不久之后，他著名的“自由经济”理论成为团结经济学家们的著名战斗口号。
在同时期的英国，亚当·斯密正在撰写他的巨著《国富论》，再次为“自由”和“贸易的天然权利”大声疾呼。30年后，当拿破仑政府倒台，欧洲的反动势力欣然聚首维也纳时，那个在政治上被拒绝赋予人民的“自由”，却在工业生活中强加在他们身上。
我在这一章开头就已经谈到过，事实证明，机器的普遍使用对国家大有帮助，大大增加了社会财富。机器甚至使英国凭一己之力就能承担拿破仑战争的所有费用。资本家（那些出钱购买机器的人们）赚取了巨额利润。他们的野心不断膨胀，开始想插手政治。他们试图与那些仍然控制着大多数欧洲政府的土地贵族们一决雌雄。
在英国，议会依然按照1265年的皇家法令选举议员，大批新兴的工业城市在议会中竟然连代表都没有。1832年，资本家极力促成修正法案，对选举制度做了修改，使工厂主阶级获得了对立法机构的更大影响力。但是，此举也引发了成百万工人的强烈不满，因为他们在政府中没有哪怕一点点的发言权。工人们发动了争取选举权的运动。他们将自己的要求正式写在文件上，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人民宪章》。有关这份宪章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一直持续到1848年欧洲革命的爆发。由于害怕爆发一场新的激进势力或流血革命，英国政府委任年逾八旬的威灵顿公爵为军队指挥官，并开始征召志愿军。伦敦已经被四面包围，为镇压即将到来的革命做好了准备。
但是，宪章运动因其领导不力而自行夭折了，暴力事件并没有发生。新兴的富裕工厂主阶级（我不喜欢“资产阶级”这个词，因为它已经成为鼓吹社会新秩序的信徒们的陈词滥调）逐渐控制了政府的权力，大城市的工业生活环境继续蚕食着广大的牧场和麦地，将它们变为悲惨的贫民窟。正是这些贫民窟，在欧洲城市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