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被送往圣赫勒拿岛后，那些屡战屡败于这位“可恶的科西嘉人”手下的欧洲统治者们就在维也纳会晤，试图废除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多项变革
欧洲各国的皇帝、国王、公爵、首相、特命全权大臣以及一般的大使总督主教们，还有紧随他们身后的秘书、仆人和随从人员，他们的大事小事曾因可怕的科西嘉人的突然重返（如今，他只能整日在圣赫勒拿岛的烈日下备受煎熬）而被粗暴地打断了。现在，他们又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庆祝胜利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于是，他们举行了各种宴会、花园酒会和舞会。在舞会上，他们跳起了一种全新的、令人吃惊的“华尔兹”舞，这引起了那些仍在怀念旧时代小步舞的女士先生们的极大反感。
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他们处于惶恐不安的隐退状态之中。因此，危险终于熬过去了，谈起革命期间所遭受的种种痛苦与磨难，他们就难免喋喋不休。他们期望捞回损失在可恶的雅各宾党人手里的每一个铜板。这些不值一提的野蛮革命者居然敢杀了他们神圣的国王，还废除假发，拿巴黎贫民窟的破烂马裤来取代凡尔赛宫廷式样优雅的短裤。
你们一定会觉得可笑，因为我竟会提到这样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过，著名的维也纳会议就是由一长串这样荒谬的事情构成的。有关“短裤与长裤”的问题他们就讨论了好几个月，相形之下，萨克森的未来安排或西班牙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反倒成了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普鲁士国王陛下甚至特意定制了一条短裤，以此向公众表达自己对任何与革命有关的东西的极度蔑视。
另一位德国统治者在表现他对革命的仇恨方面也不甘落后。他严正颁布了一条法令：凡是他的臣民缴纳给那位法国篡位者的所有赋税，必须重新向自己的合法统治者再缴纳一次，因为当他们在遭受科西嘉魔王的无情统治的时候，他们的国王正在遥远的地方默默地爱着他们的子民。诸如此类，维也纳会议上的荒唐事情一个接着一个。直到有一个人气得喘不过气来，疾呼道：“看在上帝的份上，老百姓为什么不抗议、不反抗呢？”是啊，为什么不反抗呢？因为人民已经被战争和革命弄得疲惫不堪。他们绝望至极，只要有和平，根本不在乎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或者以怎样的方式、被什么样的人统治。战争、革命、改革这些字眼已经耗尽了他们的全部精力，使他们感到从未有过的疲惫和厌倦。
18世纪80年代，人们都围着自由之树载歌载舞。王公们热情拥抱他们的厨子，公爵夫人和仆从一起跳着卡马尼奥拉舞。他们真诚地相信，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清静世界已经降临这个充满邪恶的人间。不过伴随新纪元而来的，是造访他们客厅的革命委员，还带着十几个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士兵。当革命委员返回巴黎向政府报告，“被解放国家”的人民是以极大的热情接受法国人民奉献给友好邻居们的自由宪法时，他们还顺手牵走了主人家的银质餐具。
到特拉法尔角去
当他们听说有一个叫“波拿巴”或“邦拿巴”的年轻军官，将枪口对准暴乱的民众，镇压了巴黎发生的最后一次革命骚乱时，他们不由得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为了安宁，牺牲一点儿自由、平等、博爱，那也是可以接受的。可没过多久，这位“波拿巴”或“邦拿巴”就成了法兰西共和国三个执政官之一，后来又成了唯一的执政官，最后成了法兰西皇帝。他比此前的任何统治者都更为强大、更有效率，他毫不怜悯地压迫着他可怜的臣民。他强征他们的子弟入伍，强迫他们漂亮的女儿嫁给手下的将军，抢走他们的油画和古董去充实自己的博物馆。他把欧洲变成一个大兵营，屠杀了几乎整整一代青年人的性命。
现在，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人们（除了少数职业军人）只剩一个愿望：让他们平安度日。有过一段时间，他们可以自治，可以选举自己的市长、市议员和法官，可是这套体制在实践中却惨遭失败，因为新的统治者不仅毫无经验，而且好大喜功。出于纯粹的绝望，人们求助于旧制度的代表。他们说：“你们像过去一样统治我们吧。告诉我们欠你多少税款，我们照单全付。我们正忙于修复自由时代所留下的创伤。”
幕后操纵维也纳会议的大人物们，他们当然会尽力满足人们对和平、安宁的渴望。会议的主要产物是神圣同盟的缔结。它使警察机构变成国家事务的最重要的力量。那些胆敢对国家政策提出任何批评的人士，都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欧洲终于有了安宁之日，但却是墓地一样的沉寂。
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三位最重要人物分别是俄国的亚历山大皇帝、代表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梅特涅首相及前奥顿地区的主教塔莱朗。在历次法国政府危机四伏的动荡中，塔莱朗仅仅凭借自己的精明和狡猾，奇迹般地在法国政府的动荡更迭中生存了下来。现在，他代表法国来到奥地利首都，千方百计地为法国在拿破仑造成的废墟中捞取任何可能的好处。就像打油诗里描写的快活青年对旁人的白眼浑然不觉一样，这位不请自来的客人闯到了宴会，开心地大吃大喝，好像他真的受到邀请一样。不久，他真的坐在餐桌的主席的位置，用他妙趣横生的故事逗得大家开心，以自己的迷人风度赢得众人的好感。
在抵达维也纳的前一天，塔莱朗意识到盟国已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一方是妄图吞并波兰的俄国和想要占领萨克森的普鲁士；另一方是奥地利与英国，它们想阻止这种掠夺，因为无论是由俄国还是普鲁士来主宰欧洲，都会有损于英奥两国的利益。塔莱朗凭借高超的外交手腕挑拨离间，使双方剑拔弩张。由于他的努力，使法国人民免遭欧洲在皇权下所忍受的10年压迫。他在会议上争辩道，法国人民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是毫无选择的，是“科西嘉恶魔”强迫他们按其意志行事。现在拿破仑已经死亡，路易十八登上了王位。塔莱朗请求说：“给他一次机会吧！”而盟国也愿意看到一位合法君主端坐在革命国家的王位上，于是痛快地作出了让步，给了波旁王朝这个机会，但是波旁王朝大肆滥用特权，以致15年后被再度赶下台。
维也纳三巨头中的第二号人物是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哈布斯堡外交政策的领袖，全名文策尔·洛塔尔·梅特涅——温斯堡亲王。他是一位大庄园主，一位风度翩翩的英俊绅士，腰缠万贯，能力非凡。不过，可惜他所成长的社会与在农庄里挥汗如雨的平民大众相距太远。青年时代，梅特涅曾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求学，当时正值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斯特拉斯堡是《马赛曲》的诞生地，也曾经是雅各宾党人的活动中心。在梅特涅的忧伤记忆里，青年时代快乐生活被粗暴地打断了，一大群并不胜任的市民被突然召去从事他们力所不能及的工作，暴乱分子杀戮无辜的生命来庆祝新自由的曙光。可梅特涅却没能看到群众的真诚和热情，也没有看到当妇女和儿童将面包和水塞给衣衫褴褛的国民自卫军，目送他们穿过城市，奔赴远方的战场为法兰西祖国英勇献身时，他们眼里所闪烁着的希望和神采。
让神圣同盟害怕的幽灵
这一切使这个年轻的奥地利人深感厌恶，认为此举太野蛮，太不文明了。如果真的需要一场战斗，那也应该由穿着漂亮制服的年轻人，骑着高头大马，在绿色原野上厮杀，但是将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发散恶臭的军营，流浪汉一夜之间被提拔为将军，这看起来不仅恶劣，而且愚蠢。他常常会在某个小型晚餐会上对法国外交官说：“看看吧，你们那些精致的思想都带来了什么？你们喊着要自由、平等、博爱，可最终得到的却是拿破仑。如果你们不胡思乱想，安于现状，情况会比现在好多少啊！”于是，他就会阐述自己那套关于“维持稳定”的社会制度。他倡导重返大革命前旧制度的正常状态，那时每个人都快快乐乐，也没人胡说什么“天赋人权”或“人人生而平等”。他的这种观点是发自内心的，也正因为他意志坚强、才能卓越、具有惊人的说服力，因此他也成了一切革命思想最危险的敌人之一。梅特涅一直活到1859年，他目睹了1848年的欧洲革命将自己的全部政策扫进历史垃圾堆，那是一个彻底的失败。突然间，他发现自己成了欧洲最遭人憎恨的家伙，不止一次面临被愤怒的市民处死的危险。但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认为自己做的都是正确且有益的事情。
真正的维也纳会议
他固执地认为，相对于自由，人民更喜欢和平，而他努力给了人们最想要的东西。公正地讲，我们不得不说他所全力构建的世界和平是非常成功的。各大国之间有40年的时间没有互相厮杀。直到1854年，俄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土耳其为争夺克里米亚爆发了一场大战，和平局面才被打破。这么长时间的和平，在欧洲大陆创下了历史纪录。
这场“华尔兹”舞会的第三号人物是亚历山大沙皇。他是在其祖母、著名的凯瑟琳女皇的宫中长大的。这位精明的老妇人教给他“俄国的荣誉高于一切”的观念。他还有一位瑞士籍的私人家庭教师——一位伏尔泰和卢梭的狂热崇拜者。教师极力向他幼小的心灵灌输人道主义博爱的思想。这两种不同的教育，使长大后的亚历山大奇怪地混合了自私的暴君与感伤的革命者两种气质。在他疯癫的父亲保罗一世在位期间，亚历山大饱受屈辱。他被迫目睹了拿破仑在战场上大规模的屠杀，俄军凄惨的溃败。后来他时来运转，他的军队为同盟国赢得了胜利。俄罗斯一跃成为欧洲的救世主，人们把这个强大民族的沙皇当做能够救治世界上许多疾苦的神一样拥戴。
可亚历山大本人并不太聪明。他不像塔莱朗和梅特涅那样熟知人性，也不明白外交上的奇怪游戏。当然，亚历山大爱慕虚荣（在这种情形下哪有不虚荣的呢），喜欢群众的掌声与欢呼。很快，他便成为维也纳会议的焦点人物，而梅特涅、塔莱朗和卡斯雷尔（精明干练的英国代表）正围坐桌边，一边惬意地喝着匈牙利甜酒，一边决定该做什么事情。他们需要俄国，因此对亚历山大毕恭毕敬。不过亚历山大本人越少插手会议的实际事务，他们就越高兴。他们甚至对亚历山大提出的组织“神圣同盟”的计划大加赞同，以便他无暇他顾，这样他们就可以放手处理紧急的事情。
亚历山大喜好交际，参加各种聚会，结识朋友。在这些场合，沙皇显得既轻松又快活，但是他的性格中还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另一面。他试图忘掉某些难以忘却的事情。1801年3月23日晚，他焦急地坐在彼得堡圣米歇尔宫的一间房间里，等待着他父亲退位的消息，但是保罗拒绝签署那些喝得醉醺醺的官员们强塞到他桌前的文件。官员们盛怒之下，用一条围巾将他活活勒死。随后他们下楼去告诉亚历山大，他就是整个俄罗斯土地的皇帝了。
亚历山大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那个可怕的夜晚一直纠缠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他曾经在法国哲学家们的伟大思想中受过熏陶，他们不相信上帝，只相信人的理性。不过，仅有理性并不能使沙皇摆脱心灵的困境。他开始出现幻听幻视，感觉到形形色色的形象和声音从他身边飘过。他试图找到一条途径，使自己不安的良心平静下来。他开始变得非常虔诚，沉迷于神秘主义。这种对神秘和未知世界的奇特崇拜和热爱，就像底比斯、巴比伦的神庙一样久远。
法国大革命期间产生的那种可怕的激情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影响着那个时代人们的性格。经历了20年恐惧与焦虑折磨的男男女女，都变得有些神经兮兮。每听到门铃声响，他们就会惊跳起来。因为这响声可能意味着，他们的独生儿子“光荣战死”的噩耗。革命期间所大肆宣扬的“兄弟之爱”或“自由”等口号，在痛不欲生的农民耳里，都毫无意义。他们愿抓住任何能救其脱离苦海的东西，使他们重拾面对生活的勇气。在痛苦与悲伤之中，他们很容易被一些人所欺骗，这些人伪装成先知的样子，把他们从《启示录》中某些晦涩章节里挖出来的新奇教义传播给人们。
1814年，已经求教过许多大师的亚历山大听说了一个新出现的女先知的事情。据说她预言世界末日的到来，并劝诫人们及早忏悔。这个人就是冯·克吕德纳男爵夫人。作为一位年龄和名声都难以确定的女人，这位俄国女人的丈夫是保罗沙皇时代的一名外交官。她挥霍掉丈夫的钱财，还因种种风流韵事使她丈夫颜面尽失。她的生活极为放荡，直到她精神失常。后来，因目睹一位朋友的突然死亡，她皈依了宗教，从此厌弃了生活中的一切快乐。她向一位鞋匠仟悔自己以前的罪恶。这位鞋匠是一位虔诚的摩拉维亚兄弟会成员，也是被1415年的康斯坦斯宗教会议烧死的老宗教改革家胡斯的虔诚的追随者。
接下来的10年中，这位俄国女人在德国为王公贵族“皈依”宗教的工作忙碌着。她一生中最大的野心就是让欧洲的救世主亚历山大皇帝相信，他的方式是错误的。亚历山大正处忧伤之中，任何能给他一线慰藉的人的，他都乐意听听，因而他愿意会见这位男爵夫人。1815年7月4日晚上，男爵夫人被带进沙皇的营帐。她第一眼看见这位大人物时，发现他正在读《圣经》。我们不知道男爵夫人究竟对亚历山大说了些什么，但当她3小时后离开时，陛下泪流满面，并发誓说“他的灵魂终于得到了安宁”。从那天起，男爵夫人便成了沙皇忠实的伙伴和精神导师。她跟随沙皇来到巴黎，然后又到维也纳。当亚历山大不出席舞会的时候，他就把时间花在男爵夫人的祈祷会上。
你也许会问，我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个故事上？难道19世纪的种种社会变革不比一个精神错乱的女人的人生经历更重要吗？当然重要。不过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够多的历史书，它们能精确而详尽地告诉你那些历史大事。我想让你学到更多的东西。我想让你在看待历史事件的时候，不要把任何事情都当作是理所应当的。不要满足于这样一句话“某时某地发生了某事件”这样简单的陈述。你要去发掘隐藏在每个行为下面的动机，这样你才能更好地了解你周围的世界，你也将更有机会去帮助别人。只有这样，才是唯一真正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
我不希望你认为“神圣同盟”只不过是1815年签署的一纸空文，早已在国家档案馆中被废弃和遗忘。神圣同盟也许已被遗忘，但绝不能不产生任何影响。神圣同盟直接导致了门罗主义的诞生，而倡导“美洲是属于美洲人的”门罗主义对你的生活产生了独特的影响。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给你详细讲这一文件是如何产生的，以及隐藏在这一重申基督教对责任的忠诚奉献的宣言背后的真正动机。
神圣同盟是两个人共同努力和结果。一个是遭受了可怕精神刺激，试图抚平灵魂不安的不幸男人；另一个是虚度半生，人老珠黄，只能靠扮演自命不凡宣扬新奇教义的先知来满足虚荣心与欲望的野心勃勃的女人，他们俩的古怪结合造就了“神圣同盟”。我告诉你这些细节，并不是在泄露任何秘密。像卡斯雷尔、梅特涅和塔莱朗这等清醒理智的人物，他们当然知道这位多愁善感的男爵夫人能力有限。梅特涅可以很轻易地把她赶回德国，只要给皇家警察的指挥官写个条子，事情就解决了。
然而，法国、英国和奥地利还要依赖与俄国的友好，他们不敢触怒亚历山大。他们不得不容忍这位愚蠢的老女人，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因此，虽然他们全都视神圣同盟如粪土，甚至不值得为它浪费纸张，可当沙皇向他们朗诵以《圣经》为基础创作的《人类皆兄弟》的潦草初稿时，他们只能耐着性子去倾听。这是创建神圣同盟想要达到的目的，文件的签署人庄严地宣布“在管理各自国家的事务及处理与别国政府的外交关系时，应以神圣宗教的戒条，也就是基督的公正、仁慈和和平为唯一的指引。这不仅适用于个人行为，同时也要对王公的会议产生直接影响，作为强化人类制度，改进人类缺陷的唯一方针来指导每一步工作。”尔后，他们又相互保证，他们将保持团结，“本着一种真正牢不可破的兄弟关系，把对方当作自己的同胞，在任何情况、任何地点相互施以援手。”诸如此类。
最后，虽然奥地利皇帝对此毫不理解，但是他还是签署了“神圣同盟”。法国的波旁王室也签了字，时势使它非常需要拿破仑宿敌的友谊。普鲁士国王也加入了，他希望他的“大普鲁士”计划得到亚历山大的支持。当然，受俄国摆布的所有欧洲小国也都签了字。英国没有加入，因为卡斯尔雷认为这尽是荒唐的鬼话。教皇也没有签字，因为他痛恨一个希腊东正教徒和一个新教徒插手他的事务。苏丹也没有签字，因为他对这件事并不太了解。
不久后，欧洲的老百姓就不得不对此事加以注意了。隐藏在神圣同盟里一大堆空洞词句背后的，是梅特涅在各大国之间纠集起来的五国盟军。这些军队可是认真的，他们的存在无疑在警告世人，不能让所谓的自由派破坏欧洲的和平。这些自由主义者被视为乔装打扮的雅各宾党人，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重返革命时代。欧洲人对1812年、1813年、1814年和1815年的伟大解放战争的热情开始消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士兵也希望和平，也对即将到来的幸福生活怀有真诚的信念。
不过，人们并不需要神圣同盟和列强会议强加给他们的那种和平。他们惊呼自己被欺骗，被出卖了，但是他们小心翼翼，唯恐自己的话被秘密警察听到。反动势力胜利了。策划这一股反动的人真诚相信他们的方法对人类的利益是非常有必要的。实际上，就像他们怀有险恶居心一样，他们的动机也同样让人难以忍受，它不仅制造了大量不必要的痛苦，而且大大阻碍了政治改革的正常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