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的“神授君权”同虽然不那么神圣却更为合理的“议会权力”相互争斗，结果查理二世被推上断头台
最早涉足西北欧的探险者是恺撒。他于公元前55年率军队渡过英吉利海峡，征服了尚为蛮荒之地的英国。在随后的400年的时间里，英国一直作为罗马的一个行省存在。当野蛮部落开始威胁罗马，频频犯境，驻守英国的罗马士兵就被召回去保卫罗马本土了。从此以后，英国沦为一个一无政府二无防御的海外孤岛。
德国北部饥寒交迫的撒克逊部落得知这一消息后，他们马上渡过北海，蜂拥到这个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的岛屿并安家落户。他们建立起许多独立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最早的入侵者是盎格鲁人，也就是英格兰人，还有撒克逊人），但是这些小国家相互间总是争吵不断，却没有一位国王能够统一英格兰。在5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由于缺乏足够的防御能力，麦西亚、诺森伯里、威塞克斯、苏塞克斯、肯特、东英吉利，还有其他很远的地方，都不断遭到斯堪的那维亚海盗的侵袭。到11世纪，英格兰连同挪威及北日耳曼一起，被并入克努特大帝的大丹麦帝国的版图。英格兰最后一丝独立的希望也破灭了。
英国民族
后来，丹麦人被赶走了。刚刚获得自由的英格兰，又第四次被外敌征服了。新的敌人是斯堪的那维亚人的另一系后裔，他们的祖先在10世纪初期入侵法国，建立起诺曼底公国。从很早开始，诺曼底大公威廉就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个一海之隔的富饶岛屿了。1066年10月，威廉率军跨过海峡。同年10月14日发动了黑斯廷战役，他势如破竹地彻底摧毁了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威塞克斯的哈洛德率领的疲弱之师，自封为英格兰的最高统治者。然而，无论是对威廉本人，还是对安如王朝（也称金雀花王朝）的继承者来说，英格兰并不是自己真正的家园。在他们眼里，这片岛屿不过是他们在大陆的大片领土的一部分——一块殖民地。因此，他们不得不将自己的语言和文明强加给这些尚未开化的种族。渐渐地，卑贱的“殖民地”英格兰的发展逐渐超越其高傲的宗主国“诺曼底祖国”，取得更为重要的地位。
与此同时，法兰西的国王正千方百计地想除掉这个实际上不过是法国王室的不恭顺奴仆的强大邻居。经过将近100年的激烈战争，法国人民在圣女贞德的领导下，终于把这些“外国人”从他们的领土上赶了出去。贞德本人却在1430年的贡比涅战役中不幸被俘，被勃艮第俘获者转卖给英国士兵，最后被当做女巫处死在火刑柱上。
英国人失去了立足欧洲大陆的有利时机，因此国王们只好将全部的时间用来管理不列颠属地。另外，因为这个岛屿上的封建贵族们长期纠缠于那些奇特的世仇夙怨（这在中世纪可谓像天花和麻疹一样普遍），大部分家世古老的封建主纷纷丧命于恐怖的“玫瑰战争”。这使得国王们轻而易举地加强了皇室权力。到15世纪末期，英格兰已经成为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由都铎王朝的亨利七世统治着。此人设立的著名的“星法院”曾给国人留下过许多可怕记忆，它运用极其严厉的手段镇压了贵族残余想要重新获得对国家政权的古老影响力的一切图谋。
1509年，亨利八世接任其父亨利七世成为英格兰国王。他统治时期是英国历史的转折点。从此，英国从中世纪的一个岛国发展壮大成一个现代化的强国。
亨利对宗教一直不感兴趣。因为自己的多次离婚，他和教皇发生了许多的摩擦。亨利还借离婚的机会宣布脱离罗马教廷，使英格兰教会成为欧洲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教”。在这个教会里，世俗的统治者也欣然担当了自己臣民的宗教领袖。这一和平的改革运动发生在1534年，不仅为都铎王朝得到了长期以来饱受路德派新教徒攻击的英国神职人员的支持，而且还通过没收修道院财产而大大增强了王室的实力。同时，亨利还受到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欢迎。
这些自豪而富裕的岛国居民，由一道又深又宽的海峡与欧洲大陆安全地隔开，难免心高气傲，他们不喜欢一切“外国的”的东西，也不愿意由一位意大利主教来主宰他们诚实清白的英格兰灵魂。
1547年，亨利去世，把王位留给年仅10岁的爱德华一世。小国王的监护者们倾向于新式的路德派教义，因而尽其所能地推动新教事业的发展。不过小国王未满16岁便不幸夭折，由他的姐姐玛丽继任王位。玛丽是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妻子，她上台的第一项举措就是把新“国教”的主教们全部烧死，并且在其他方面仿效她高贵的西班牙王室丈夫的做法。这为她赢得了“血腥玛丽”的绰号。
很幸运的是玛丽于1558年去世，由著名的伊丽莎白女王继位。伊丽莎白是玛丽的异母妹妹，是亨利八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安娜·博林所生的女儿，但安娜后来因失宠而被处死。在玛丽执政期间，伊丽莎白曾一度被投进监狱，后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亲自求情才获释。因此，伊丽莎白极端仇视天主教和西班牙的一切事物。像她父亲一样，伊丽莎白对宗教漠不关心，不过她继承了父亲洞若观火的惊人判断力。伊丽莎白在位45年，不仅王室权力得到加强，而且英格兰这个欢乐的群岛的财政和税收也在不断增加，国力得到大大加强。在这一点上，女王当然得到了拜倒在她王座周围的大批极其能干男性的有力辅佐，这也使得伊丽莎白时代成为了英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
然而，伊丽莎白并不是高枕无忧。她还存在着一个非常危险的对手——斯图亚特王朝的玛丽。她是法国女公爵和苏格兰贵族的女儿。此时，她是美弟奇家族凯瑟琳（法国国王法朗西斯二世的遗孀，圣巴瑟洛缪之夜大屠杀的总指挥）的儿媳。玛丽的儿子后来还成为了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开国国君。玛丽是一位忠实的天主教徒，乐意与一切伊丽莎白女王的敌人结为朋友。由于她缺乏政治智慧，再加上采用极为暴力的手段镇压苏格兰境内的加尔文教徒，导致苏格兰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暴动，自己被迫到英国境内避难。她在英格兰待了18年，一直在策划反对伊丽莎白的阴谋，却从不想想是这个女人给予她庇护。最终伊丽莎白不得不听从了她心腹大臣的劝告，“砍掉了苏格兰女王的头”。
百年战争
1587年，苏格兰女王的头被砍，这点燃了英国与西班牙战争的导火线。不过正如我们上一章讲过的，英国与荷兰的联军击败了西班牙菲利普的“无敌舰队”。西班牙本想借机摧毁两个新教劲敌，结果一败涂地，变成了后者的一桩有利可图的冒险事业。
这时，英国人和荷兰人经多年的犹豫不决之后，终于意识到入侵印度和美洲的西属殖民地不仅是他们的正当权力，而且还可为遭西班牙人迫害的新教徒同胞的报仇雪恨。英国人是哥伦布最早的追随者之一。1496年，英国船队在一位名为乔万尼·卡波特的威尼斯领航员的指引下，首次发现并对北美大陆进行考察。虽然将拉布拉多和纽芬兰岛发展成为殖民地的可能性很小，但纽芬兰附近的海域却给英国渔船提供了丰富的渔业资源。1年后的1497年，同一位卡波特又登上了佛罗里达海岸，为英国建立海外殖民地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机会。
接下来就是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在位的动乱年代。由于数不清的国内问题尚待解决，英国没有充足的财力进行海外探险。不过，到了伊丽莎白时期，国力昌盛，斯图亚特的玛丽也已深陷牢笼，水手们终于可以欣然出海远航，而用不着担心一夜之间家园变色了。当伊丽莎白还是一个小孩时，英国人威洛比就冒险驶过了北角。
威洛比手下的船长之一里查德·钱塞勒为探索一条前往东印度群岛的航线，继续向东深入，结果抵达了俄国港口阿尔汉格尔。在那里，他与遥远的莫斯科帝国的神秘统治者建立了外交与商业的联系。在伊丽莎白统治初期，又有许多人顺这条航线航行。那些为“联合股份公司”利益而冒险的商人们，奠定了将在此后几百年里成为殖民地的各贸易公司的坚实基础。作为海盗兼外交家，这些人为了金钱而奋不顾身，愿意将全部身家性命作为赌注，走私者将一切能够装上船的东西统统装上船，他们贩运商品，也贩卖人口，只在乎自己的利益。他们把英国的旗帜和贞洁女王的荣誉散布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在国内，有伟大的莎士比亚正在为取悦女王而坚持不懈地努力。英格兰最杰出的头脑和最高明的智慧都在为女王献计献策，努力和她一起将亨利八世的封建遗产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
1603年，年已70岁的伊丽莎白女王去世了，詹姆斯一世当上了英国国王。他是亨利七世的曾孙，伊丽莎白的侄子，也是她的敌人苏格兰女王玛丽的儿子。凭借上帝的保佑，詹姆斯发现自己成为了唯一一个免于欧洲大陆战祸的国家的统治者。当欧洲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们正斗得天昏地暗的时候，英格兰却是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并正悠闲地展开了一场“宗教改革”，并未走上路德教徒或洛约拉支持者的极端道路。这使得这个岛国在即将到来的殖民地争夺战中，占尽了先机。它确保了英国在国际事务中获得领导地位，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即使是斯图亚特王朝的灾难性冒险，也不能阻止英国的正常发展。
继承都铎王朝的斯图亚特王朝被视为英格兰的“外来者”。他们似乎既不知道也不想弄明白这一事实：都铎王室的成员可以堂而皇之地偷走一匹马，而“外来的”斯图亚特王朝的成员就算看一眼马缰绳，都会引起公众的愤怒。老女王贝斯（即伊丽莎白的昵称）在很大程度上是按自己的意愿统治着子民，且尽享爱戴。总的说来，她一直在执行着一条路线，即使诚实的（或不诚实的）英国商人的钱袋总是鼓鼓的。因此，感激涕零的人民也回过头来对老女王报以全心全意的支持。由于能从女王强大而成功的对外政策中获得利益，大家对女王在议会中的某些权利和特权上的小小不法行为，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从表面上看来，国王詹姆斯执行与伊丽莎白女王相同的政策。可他身上极为缺乏的，是他伟大前任所具有的异常耀眼的个人热情。海外贸易继续受到鼓励，并且他作为一名天主教国王，天主教徒也并未获得任何新自由。可当西班牙满脸堆笑试图重修旧好时，詹姆斯欣然接受了。大部分英国人不喜欢这样，不过詹姆斯是他们的国王，所以他们保持沉默。
伊丽莎白时代的舞台
很快，人民和国王之间又起了新的摩擦。詹姆斯国王和1625年继承他王位的查理一世一样，他们都坚信自己“君权神授”这一法则，他们认为自己拥有“上帝恩赐的特权”，可以凭自己的心愿治理国家而不必顾及臣民们的意愿。这种做法并不新鲜。在很多方面，教皇已经是多个罗马皇帝的继承人（或者说将整个世界的已知领土统一于罗马这个单一世界帝国的观念的继承者），他们总是乐于将自己视为“基督的代理人”，并且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承认。上帝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统治世界，这一点没人提出质疑。作为自然而然的推论，既然上帝有权任意统治世界，而教皇代表的正是上帝的旨意，他就理所当然可以主宰一切，没有人对教皇的权威产生怀疑。
后来，路德的宗教改革深入人心，以前赋予教皇们的特权，现在则被许多皈依新教的欧洲君主接管。作为“国教领袖”，他们坚信自己是所辖领土范围内的“基督教的代言人”。这证明国王的权力从此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人们没有怀疑他们的统治者是否有权利这样做。他们仅仅是接受它，就像生活在当今这个时代的人们，认为议会制政府是天底下最合理、最正当的政府形式一样。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路德教派或加尔文教派对詹姆斯国王大张旗鼓宣扬他的“君权神授”观念表现出强烈的不满，这是不太公平的。诚实忠厚的英格兰民众不相信国王神圣的君权，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
最先反对“君权神授”的是尼德兰。1581年，当时的北尼德兰七省联盟的国民议会废黜了他们的合法君主——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他们宣布说：“国王破坏了他的约定，因此他也像其他不忠实的公仆一样，被人民解职了。”从那时开始，“国王应对人民负责”这一特殊的观念，便在北海沿岸国家的人民中广泛传播开来。人民因而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而且他们有钱了。中欧地区的贫困人民长期处在其统治者的卫队摆布之下，是万万不敢讨论这个问题的，否则他们随时可能被关进离他们不远的城堡监狱。可是荷兰和英国的富有商人们，他们掌握着维持强大的陆军与海军的必要经费，并且懂得如何运用“银行信用”的万能武器，根本没有这种恐惧。他们愿意用自己的钱财所控制的“神圣君权”来反对哈布斯堡王朝、波旁王朝或斯图亚特王朝的“神圣君权”。他们知道自己口袋里的金币和先令足以击败国王拥有的唯一武器——无能的封建军队。他们敢于行动，而其他人面对这种情况要么是默默忍受困难，要么就要冒上绞刑架的危险。
当斯图亚特王朝宣称他们有权不顾职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时候，英格兰人民被激怒了，英国的中产阶级利用下议院作为他们反抗王室滥用权力的第一道防线。国王不但拒绝让步，反而解散了议会。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查理一世实行独裁统治。他强行征收一些被大部分英国人认为是非法的税收，他随心所欲地管理着不列颠，把国家当成他自己的乡村庄园来管理。他有许多得力的助手，并且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不乏敢作敢为的勇气。
很不幸的是，查理不仅未能尽力争取到自己忠实的苏格兰臣民的支持，反而陷入与苏格兰长老会教派的斗争旋涡。由于急需用钱，虽然很不情愿，查理还是不得不再次召集议会。会议于1640年4月召开，与会者怒火中烧，争相做抨击性的发言，最后终于乱成一团。几个星期后，议会再次被解散。同年11月，一个新议会组成了。可这个议会甚至比前一个更加强硬。议员们现在已经明白，议会最终必须解决的是“神圣君权的政府”还是“议会的政府”的问题。他们对国王的主要顾问官发起攻击，并处死了其中的6个人。他们强硬地宣布了一项法令，该法令规定未经他们的同意，国王无权解散议会。最后，在1641年12月，议会向国王提交了一份《大抗议书》，详细陈述了人民对他们的统治者的种种不满。
1642年1月，查理悄悄离开了伦敦来到乡村，希望在那里寻找自己的支持者。国王和议会双方各组织了一支军队，准备在君主的绝对权力和议会的绝对权力之间，决一死战。在这场斗争中，英格兰势力最强的宗教派别，即所谓的清教徒们（他们是英国国教徒，尽了最大的努力来纯洁他们的教义），很快走到了最前列。一支清教徒组成的“虔诚兵团”由著名的奥利佛·克伦威尔率领。他们凭借严明的纪律及对神圣目标的坚定信念，很快成为了反对派阵营的榜样。查理的军队两次被击败。在1645年的纳斯比战役失败之后，国王狼狈逃到苏格兰，却很快被苏格兰人出卖给了英国。
接着是阴谋和反抗时期。苏格兰长老会发生了叛乱，反对英格兰清教徒。1648年8月，克伦威尔在普雷斯顿盆地激战三昼夜之后，结束了第二次内战，并攻占了苏格兰首都爱丁堡。与此同时，克伦威尔的士兵们早已厌倦了不切实际的谈论，不愿在宗教辩论上浪费时间，他们决定自己采取行动。他们冲进议会，除掉了议会中所有不赞成清教徒教义的人。于是，旧议会剩下的其他代表控告国王犯了严重的叛国罪。上议院拒绝参加审判，因此一个临时成立的特别审判团判处国王死刑。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神情平静地从白色大厅走上了断头台。那一天，神圣的人民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第一次处死了一位未能对自己在现代国家中的地位做出正确理解的统治者。
国王查理被处死后的那段时期通常被称作克伦威尔时期。这位开始并不合法的英格兰独裁者，于1653年被正式推为护国公。在他统治的5年间，他继续奉行伊丽莎白女王广受欢迎的路线。西班牙再度成为英格兰的主要敌人，向西班牙人开战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神圣大事。
英国的商业和商人的利益被置于最优先考虑的地位，最本质的新教教义得到了切实的维护。在维持英格兰的国际地位上，克伦威尔是成功的。然而在社会改革方面，他却遭到惨败。毕竟，世界是由许多人共同组成的，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极少一致。从长远来看，这似乎是一种明智的准则。一个仅由少数人组成，由少数人领导并为少数人服务的政府是不可能长久生存的。在反击国王滥用权力的行动中，清教徒是一支代表进步的正义力量，而一旦作为英格兰的绝对统治者，他们的严苛的信仰原则确实让人无法忍受。
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他严厉的统治已经使得斯图亚特王朝不费吹灰之力就复辟了他们的旧王朝。事实上，流亡的王室成员受到了人们“救世主”般的欢迎。在他们眼里，温和的清教徒们的虔诚枷锁和查理一世的暴政同样令人难以忍受。只要斯图亚特王室的接班人愿意忘记他们不幸的已故父辈所一再坚持的“神圣君权”，承认议会在统治国家方面的至高权力，人们还是愿意做忠诚的臣民。
整整两代人为实现这样的安排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不过斯图亚特王室显然没有从老国王的悲剧中吸取教训，而且恶习难改。1660年，查理二世回国继位。他虽然性格温和，却是个无能之辈。他天性的懒惰，与生俱来的追求安逸的本性，加上能够对所有人撒谎，使他暂时避免了与自己的臣民发生公开冲突。1662年，他通过了《统一法案》，将全体不信奉国教的神职人员清除出各自的教区，彻底摧毁了清教徒的势力。1664年，查理二世又通过了所谓的《秘密集会法令》，以流放西印度群岛作为威胁，试图阻止不信奉国教者出席宗教集会。这看起来又回到了“君权神授”的老路。人民开始流露出过去众所周知的不满现象，议会也在为国王提供资金的事情上碰到了很大的困难。
既然无法从一个心怀不满的议会手中得到资金，查理二世便私下从他的近邻兼表兄，法国的路易国王那里借款。他以每年20万英镑的代价出卖了他的新教盟友，还暗自得意地嘲笑着议会的那些可怜的傻瓜。
经济上的独立，一夜之间使查理国王对自己的力量有了很大的信心。他曾在自己的天主教亲戚中流亡了很多年，对他们的宗教信仰不免也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好感。或许，他能使英国回归对罗马的信仰。于是，查理颁布了一项《赦罪宣言》，取消了那些压制天主教徒与异教徒的旧法令。这一行动正好发生在查理的弟弟詹姆斯成为了一名天主教徒的时候。所有这一切不免让人们产生怀疑。他们开始担心这是教皇策划的又一个可怕的阴谋。一股新的骚动正在岛上悄悄蔓延。不过大部分人还是希望能够阻止内战的再次爆发。因为对他们来说，无论是国王专制，还是天主教信仰，甚至是“君权神授”，都比同一民族同胞之间自相残杀要好。然而另一群人并没有这么宽厚，他们是大家都害怕的异教徒。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的教义，他们的领导者是那些不愿看到绝对王权重来的位高权重的贵族们。
在此后10年的时间里，这两大阵营一直相互攻击，并逐渐发展成为两大党派的对峙。其中之一被称为“辉格”党，代表反抗国王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得到这个可笑的名称，是因为在1640年的时候，苏格兰长老会的教士带领了许多辉格党人或赶马人进军爱丁堡反对国王。另一派叫“托利”党，“托利”原用于称呼爱尔兰反王室人士，现在用来指国王的支持者，颇具讽刺意味。虽然辉格党与托利党针锋相对，但双方都不愿挑起事端。他们都耐心地等到查理二世终老天年，安静地死于床上，并且也允许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于1685年继承他的哥哥的王位。然而，詹姆斯先是设立一支“常备军”（这支军队将由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人指挥），将国家置于外国干涉的严重危险之下；又于1688年颁布第二个《赦罪宣言》，命令所有的英国国教教堂都要宣读这项法令。这时，他的绝对权力已经超出了一个合理的界限。这条界限是只有那些最受欢迎的统治者在极其罕见的情形下才可以超越的。人们开始公开地流露不满。7位主教拒绝服从国王的命令，被指控犯了“叛国诽谤罪”送上了法庭。可当陪审团大声宣布被控者“无罪”时，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掌声与喝彩。
正巧在这个不幸的时刻，詹姆斯（他在第二次婚姻中娶了信奉天主教的摩德纳伊斯特家族的玛丽亚为妻）喜得贵子。这意味着王位将由一个天主教孩子来继承，而不是他的新教徒姐姐玛丽或安娜。人们对这个新生王子的来历产生了怀疑。因为玛丽亚年岁已大，看上去不会生儿育女了。这完全是一个阴谋，是用心险恶的耶稣会教士将这个身世离奇的婴儿偷偷带进皇宫，好让未来的英国有一位天主教君主。一时间流言沸沸扬扬，越传越离谱儿。看起来似乎另一场内战一触即发。与此同时，来自辉格党和托利党的一位德高望重人士联合给詹姆斯的长女玛丽的丈夫、荷兰共和国的首脑威廉三世去信，邀请他来英格兰，将这个国家从一个合法但一点儿也不受欢迎的君主手中拯救出来。
1688年11月15日，威廉在图尔比登陆。由于不希望让自己的岳父成为另一个殉教者，于是帮助他安全逃到了法国。1689年1月22日，威廉召开议会会议。同年2月23日，威廉和他的玛丽一起继任英国国王，终于挽救了这个国家的新教事业。
这时的议会早已不再满足作为国王的咨询机构的角色，而是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获得更大的权力。1628年颁布的《权利请愿书》被从档案室的某个早被遗忘的角落里翻了出来。接着又通过了更严厉的《权利法案》，要求英格兰君主必须是英国国教教徒。不仅如此，该法案还进一步宣称，国王无权废除法律，也没有权力纵容某些特权阶层违法乱纪。该法案还规定“没有议会的批准，国王不得擅自征税，也不得擅自组建军队”。因此，在1689年，英格兰议会享有了其他欧洲国家从未听说过的自由权利。
不过，并非仅仅因为这些宽容的措施，威廉的统治时期才被英国人记忆至今。在他生前，他首创了一种“责任内阁”的政府形式。当然，没有哪位国王能一个人治理国家，即便能力极其出众的君主也需要几个可靠的顾问。都铎王朝就有着一个“大顾问团”，全部由贵族和教士组成。不过这个团体发展得过于庞大臃肿了，后来它被精简成一个小型的“枢密院”。再后来，由于这些枢密院成员时常到宫殿的一间内室与国王见面，商讨国家大事，这种做法逐渐形成一种惯例。从此，他们被称为“内阁委员会”。不久以后，“内阁”一词就流行起来了。
与以前的大部分英国君主一样，威廉也从各个党派中挑选自己的顾问。随着议会的势力不断强大，威廉发现辉格党占据议会的多数席位，想在托利党人的帮助下治理国家几乎是不可能了。于是，托利党人被清除出局，整个内阁交到清一色的辉格党人手中。几年后，当辉格党人在议会中失去他们的势力后，国王不得不向托利党的领袖们寻求支持。直到1702年去世为止，威廉由于一直忙于与法王路易交战，无暇顾及国家大事。事实上，所有重要的国内事务全部交给内阁处理。1702年，威廉的妻妹安娜继位。这种情形依然没有改变。1714年，安娜去世（她的17个子女没有一个活得比她长），詹姆斯一世的外孙女苏菲的儿子、汉诺威家族的乔治一世继位，这种情形才宣告结束。
乔治是一位粗俗的君主，从未学过半句英语。英国这套复杂的政治制度如同深奥的迷宫，让他晕头转向。他索性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自己的内阁，也不参加让他心烦的会议。由于一句话都听不懂，出席这些会议对他来说一种折磨。这样，内阁养成了一种习惯，以不打扰国王的方式自行处理英格兰与苏格兰（1707年，苏格兰的议会与英国议会合并）的一切事务。而国王乔治也情愿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欧洲大陆上，逍遥自在。
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执政时期，一系列杰出的辉格党人组成了国王的内阁委员会，其中罗伯特·沃波尔爵士任职长达21年。因此辉格党的领袖们不仅被公认为责任内阁的首脑，而且是议会多数党的领袖，乔治三世继位后，企图将权力重新控制在自己手中，不让内阁管理政府的实际事务。但他的努力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使他的继任者们再也不敢有此图谋。因此，从18世纪早期开始，英国就产生了代议制政府，由责任内阁负责管理国家事务。
当然，这个政府并不能代表社会所有阶层的利益。只有不到总人口的二分之一的人有选举权。但是，它为现代的议会制政府打下了最初的基础。借助一种温和而有序的方式，议会剥夺了国王的权力，把它放在越来越多的民众代表手里。此举并没有给英国带来太平盛世，却挽救了这个国家，使它避免了18世纪和19世纪发生在欧洲大陆上的灾难性的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