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人们为什么会这样说：“城市的空气是自由的。”
中世纪的早期是欧洲人开拓疆土、建设家园的时代。这时有一个民族强行闯入了西欧平原，并将大部分土地据为己有。这个民族，他们以前一直居住在罗马帝国东北部境外，那里全是森林、高山和沼泽地。像有史以来所有的开拓者一样，他们生性爱动，居无定所。他们精力充沛地砍伐森林，开荒放牧；他们也以同样的精力相互厮杀。他们中很少有人居住在城市里，因而他们远离城市。他们喜欢放牧，这样就能够感受大自然沁人心脾的新鲜空气。如果对一个地方心生厌倦，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拔起帐篷，收拾家什，去开辟一片新的天地。
自然的法则是优胜劣汰。只有坚强的战士和跟随她们的男人勇敢进入荒野的女人幸存了下来。就这样，他们逐渐成为一个强健坚韧的种族，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整日忙碌的他们无暇顾及生活中那些优雅精致的东西，也没有时间去抚琴吟诗、闲谈瞎扯。教士作为村里唯一“有学问的人”（在13世纪中期以前，一个会读能写的男人一般被视为“娘娘腔”），人们都仰赖他解决那些没有直接实用价值的问题。同时，那些日耳曼首领、法兰克男爵或诺曼底大公们（不用管他们的名字或头衔），他们各自占据着自己那份原来属于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土地，在帝国昔日辉煌的历史废墟中重建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看起来是如此完美，他们对此已经心满意足了。
他们竭尽全力地管理好自己的城堡和周围的村庄，兢兢业业地工作。他们像所有软弱的“凡人”一样，是虔诚的宗教徒，默守着教会的清规戒律。他们对国王或皇帝忠心耿耿，小心翼翼地与那些遥远而又危险的君主们保持良好的关系。总而言之，他们做事力求稳妥适度，既能公平地对待自己的左邻右舍，又不损害自己的利益。
城堡和城市
他们也发现自己所处的并非是一个完善的世界。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还是农奴或者“佃农”，尤其是那些雇农。他们不仅和牲畜同吃同住，地位也和牲畜一样，只是土地的附属品。他们的命运谈不上特别幸福，也算不得异常悲惨。作为一个人，他们还能期望怎样呢？主宰着中世纪生活的伟大上帝，肯定想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得尽善尽美。所有人都认为，既然上帝决定了必须同时存在着骑士和农奴，那么教会中这些诚实的孩子，就没有责任对这样的安排提出质疑。因此，农奴们也没什么好抱怨。如果说劳累过度，他们就会像没有养好的牲畜一样死去。于是，主人们不得不稍微改善一下他们的生活条件。除此之外，还能怎样呢？但是，如果世界的进步是由农奴和他们的封建领主负责的话，那我们现在还有可能在12世纪的模式下生活。比如，牙痛的时候，念一番“啊巴拉卡，达巴拉啊”，靠神秘的咒语抵御肉体的疼痛。他们对牙科的科学医疗方法反而持蔑视的态度，认为来自穆罕默德的东西是邪恶的，是毫无用处的。
中世纪的城镇
当你们长大之后，你们会发现身边有许多人并不相信“进步”。他们将我们这个时代某些人的可怕行为向你证明“世界从来如此，毫无变化”。不过我倒是希望，你们不要太受这种论调的蛊惑。你应该明白，我们遥远的先祖几乎花费了100万年的时间才学会直立行走。又过了几个世纪，他们动物般的嘟哝声才发展成为人类可以理解与沟通的语言。书写艺术是人类在4000年前才发明的，它是一种能够把我们的思想保留下来的艺术。没有它，人类的任何进步都是不可能的。祖辈时代非常前卫，那种驯服自然力为人类服务的新奇思想，到现在已经成为“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因此在我看来，我们人类其实是以一种闻所未闻的速度向前发展。或许，我们对物质生活的享受太在意了，但是在不久的将来，这种趋势在一定的时候必然会扭转。到那时，我们会集中力量去解决那些与健康、工资和城市建设等毫无关系的问题上。
请不要对过去的“美好时光”恋恋不舍。有许多人，他们的眼睛只看到中世纪留下的壮丽教堂和伟大的艺术作品，就拿它们和我们这个充斥着烟尘、喧嚣和充满汽车尾气的现代社会相比，得出今非昔比的结论。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要知道，在富丽堂皇的中世纪教堂周围，无一例外地布满了大量悲惨肮脏的贫民窟。相比之下，今天最简陋的公寓也算得上是豪华奢侈的宫殿。是的，高贵的朗斯洛特和帕尔齐法尔，这两位前去寻找耶稣酒杯的少年英雄，并没有因汽车的汽油味而烦恼。当时还有很多比汽油更难闻的气味：大街上的垃圾腐烂发酵时的味道，主教宫殿周围的猪圈的味道，还有祖辈留下来的衣服和帽子散发出来的怪味以及一辈子都没有洗过澡的人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恶臭。我实在不想努力描绘这样一幅大煞风景、十分令人不快的画面。不过当你阅读古代历史，看到法国国王在华丽高贵的皇宫内悠然远眺，却被巴黎街头拱食的猪群发出的冲天臭气熏得昏倒时，当你看到某本稍稍记载了一些天花和鼠疫横行的惨状的古代手稿时，你才会真正理解“文明”绝非现代广告语那么简单。
钟楼
不过，如果没有城市的存在，就不会有人类过去600年来的进步和发展。因此，它对人类文明非常重要，不可能像政治事件那样被简单带过，所以我将用比其他各章稍长一点儿的篇幅来谈论这个问题。
古代的埃及、巴比伦和亚述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世界，古希腊则完全是个城邦国家，而腓尼基的历史就是西顿和提尔这两个城市的历史。再看看伟大的罗马帝国只不过是一座城市的后院。文字、艺术、科学、天文学、建筑学、戏剧，还有很多数不清的东西，它们全都属于城市的产物。
在将近4000年的漫长岁月里，蜂窝似的城镇一直扮演着世界作坊的角色。然后大迁移开始了。罗马帝国四分五裂，城市被焚毁，欧洲再度成为草原和小村庄的世界。在这段黑暗愚昧的岁月，曾被引以为傲的土地被闲置荒芜。
十字军东征，为文明的重新播种准备好了适合的土壤。到了收获的季节，果实却被城市里的市民攫取了。
希腊
我曾经给你们讲过建有坚固围墙的城堡与修道院的故事。它们是骑士们和僧侣们的家，一个负责照顾人们的肉体，一个则悉心看护着人们的灵魂。后来一些手工匠人，如屠夫、面包师傅和蜡烛工人，他们来到靠近城堡的地方住下，既满足了封建主的需要，又能保障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有时主人心情好，他会恩准这些人将自己的房子围上栅栏，但是他们的生活完全依赖于城堡中强大主人的善心。当主人外出巡视时，这些工匠跪在主人的面前行吻手礼，以示谢恩。
之后发生了十字军东征，使得许多事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迁移将人们从欧洲东北赶往西部。十字军东征又使上百万的人从西部来到高度文明的地中海东南地区接受新知识的洗礼。他们发现世界并不局限于他们那狭小的庭院。他们开始欣赏华美的衣着、舒适的住房、全新口味的佳肴以及其他许多神秘的东方产物。当他们回到自己的老家后，还对这些物品念念不忘。于是，中世纪唯一的商人——背着货筐的货郎尝试着添置了这些新鲜玩意，他们的生意越做越红火，仅靠人力负载已经不够满足人们的胃口了。于是他们便购置起货车并雇上几个退役的十字军战士充当保镖，以此来应付国际战争引发的欧洲犯罪浪潮。就这样，他们的生意变得更加现代化，规模也越来越大。不过说老实话，做生意还是充满了艰辛。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都得老老实实地向当地的领主缴税。还好生意总是有利可图，小商贩在继续着他们的贩卖活动。
不久，一位精明能干的商人开始意识到，他们从远方运来的商品其实也可以就近生产。于是，他们就把自己的家改成作坊。这样，他们不再做辛苦的商贩，摇身一变就成了生产产品的制造商。他们不仅把商品卖给城堡里的领主和修道院的教士，还卖到附近的城镇去。领主和教士用自己农庄的产品，如鸡蛋、葡萄酒，以及那个时代用作糖的蜂蜜等来交换，可遥远市镇的居民只好支付现金。这样，制造商和商人开始拥有了一些金子，这完全改变了他们在中世纪社会的地位。
你们可能很难想象一个没有金钱的世界。在现代城市，没有钱你将寸步难行。从早到晚，你都要在口袋里装满小金属圆片，以便随时付账。你需要1便士来乘公共汽车，上馆子吃一顿晚餐需要1美元，买份报纸又需要3分钱。中世纪的人们，从生到死，一辈子都没见过一枚金属货币。希腊和罗马的金银都埋在城市的废墟之下。罗马帝国之后的大迁移，世界是一个农耕为主的社会。每个农民都生产足够的粮食、饲养足够的牛羊，完全自给自足，根本不需要进行商品交换。
中世纪农村的乡绅就是骑士，他们家底殷实，不需要花钱买东西。他们的庄园能够出产满足他和的家人一切生活需要，甚至他家修筑城堡所需的砖块都是附近的河边烧制的，屋顶、门窗所用的木头是从自己拥有的森林采伐的。少量的必须从国外引进的物品，也是拿庄园出产的蜂蜜和鸡蛋、木柴去交换。
火药
但是，十字军东征彻底摧毁了以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假设希尔德海姆公爵想要去圣地，他不但要跋涉几千英里的路程，而且还要支付自己的交通费、伙食费。如果在家里，他可以拿田庄里的农产品支付开支，可是出门在外，总不能随身带上数千只鸡蛋和整车火腿以便满足威尼斯的船主或布伦纳山口的店老板吧。这些老板们只喜欢现金，对物物交换毫无兴趣，因此公爵不得不随身带上金子去开始旅程。但是他到哪里去找金子呢？他只好向老隆哥巴德人的后代，现在已经从事职业放债的伦巴德人那里去借，这些人悠然惬意地端坐在兑换柜台后面（“柜台”被称为“banco”，它是银行“bank”一词的由来）很乐意借给公爵大人几百个金币，但是公爵大人必须拿自己的庄园作抵押。这样，万一公爵大人在路上发生意外的话，他们的钱才不至于打了水漂。
对借钱的人来说这笔交易是有风险的。最后，伦巴德人名正言顺地占有了庄园，而公爵却破产了，只好以战士的名义为一个更强大、更谨慎的邻居作战。
当然，公爵大人还可以到城镇上犹太人居住区去借高利贷，那里的利息高达50％～60％。这同样是很不划算，但是没有别的出路了吗？听说城堡附近小镇里的一些居民挺有钱的。他们和公爵家族是世交，是不会提出不合理要求的。于是，公爵大人的文书，一位能写会算的教士，给当地最有名的商人写了一张条子，要求借一小笔钱。这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整个城镇传得沸沸扬扬。镇上的居民聚集到为附近教堂制作圣餐杯的珠宝商家里讨论这件事。他们当然不好拒绝公爵大人的要求，索要“利息”又开不了口。因为收取利息违背大多数人的宗教原则；何况利息是用农产品来支付的，而这些东西他们自己多的是。
一位一直沉默不语的裁缝突然开口了。此人成天都静坐在自己的裁缝桌前，此时看起来挺像个哲学家的。“设想一下，我们可以把钱借给他，同时要求一些回报。我们大家不是都喜欢钓鱼吗？可大人偏偏禁止我们在他的小河里钓鱼。如果我们借给他100金币，作为交换，他给我们签署一张允许我们随意在他拥有的所有河流里钓鱼的保证书。这样的话，他得到了他急需的100金币，而我们得到鱼，又获得了乐趣，岂不是两全其美？”
公爵大人接受这项交易的那天（似乎是轻轻松松得到了100金币），他不知不觉地就在这个自己权力的死刑书上签了字。他的文书拟好了这个协议，公爵大人画了押（因为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拿到了金币，公爵大人怀着满腔的激情去与可恶的穆斯林决一死战了。两年后，他身无分文地回到家里。看到市镇的居民们正在城堡的池塘里悠然垂钓，这可把公爵气坏了，他吩咐管家去把众人轰走。人们是走了，可当天晚上，就有一个商人代表团造访了城堡。他们彬彬有礼，先是祝贺大人平安归来，接着对钓鱼的市民惹怒了公爵的事情深表遗憾。最后他们又说，如果大人还记得的话，是大人亲自恩允他们到池塘垂钓的。于是拿出那份有大人画押的特许状，它从大人出发去圣地那天起，就一直被保存在珠宝商的保险柜里。
这样一来，公爵大人气坏了。不过，他突然想起自己又急需一笔钱。在意大利，他还签押了某些文件，它们如今正稳稳地待在著名银行家瓦斯特洛·德梅迪奇手里。这些文件都是商业期票，有效期为两个月，总数目是340磅佛兰芒金币。这种情形下，公爵大人不得不极力克制义愤填膺的冲天怒火，不能太过于失态了。相反，他提出要求再借一些贷款。商人们答应回去商量商量再定夺。
3天后他们又来到城堡，答应借给公爵钱。他们愿意帮助大人摆脱困境。不过作为回报，大人必须给他们一个书面保证（另一张特许状），准许他们建立一个由所有的商人和自由市民选举出来的议会，而这个议会将管理公共事务，不受城堡方面的干涉。
这一次，公爵大人可是怒火中烧，但是他确实需要那笔钱，只好答应，签署了特许状。一个星期后，公爵就后悔了。他召集自己的士兵，气呼呼地闯进珠宝商的家里，向他要还那张特许状。按公爵的话说，它是狡猾的市民趁火打劫，从他那里诱骗走的。公爵拿走文件，一把火烧掉了。市民们安静地站在一旁，什么话也没有说。可当下一次公爵再需要钱为女儿办嫁妆时，他再也借不到一分钱。自从珠宝商家里的事发生之后，公爵大人失去了信誉。大人不得不忍气吞声，并答应作出赔偿。公爵大人获得所需要的钱款时，市民们重新掌握了以前签署的所有特许状，并且获得一个新的特许，允许他们建造一座“市政厅”和一座坚固的塔楼。塔楼将用作保管所有的文件和特许状，以防失火或盗窃，其实真正的用意是防备公爵大人将来可能会动用武力抢夺协议书等。
十字军东征之后的几个世纪时间里，这种情形在欧洲太平常了。当然，权力由封建城堡向城市的转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期间，也会发生一些流血冲突，几个裁缝和珠宝商被杀，一些城堡被焚毁。不过，这样极端的事件并不经常发生。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城镇变得越来越富有，封建主却越来越穷。为了养家糊口，封建主不得不多次出卖自己的权力来换点儿现金。城市不断地成长壮大，为逃难的农奴提供了很好的场所，当他们在城墙背后居住若干年后，就获得了新的身份和宝贵的自由。于是那些很有活力的分子便在城市定居下来，成为社会关系的核心，得到人们的尊敬。他们为自己新获得的重要地位而深感骄傲。几百年前，人们一直进行着鸡蛋、绵羊、蜂蜜和盐等商品的以货易货交易的古老市场周围，建起教堂和公共建筑，这是显示他们力量的机会。他们希望子女们拥有比自己更好的生活机会，便雇请僧侣到城市来做学校教师。如果他们听说有某个巧匠能够在木板上画出美妙的图画，就会不惜重金聘请他来把教堂和市政厅的四壁涂满金碧辉煌的《圣经》图画。
此时此刻，待在城堡里阴冷、破旧大厅里的公爵大人，看着这一切欣欣向荣的暴富景象，对他当初签署的让他丧失主权和特权的协议追悔莫及，但是已经无药可救了。那些满手保证书的市民，不再像以前那样小心翼翼，卑躬屈膝，如今他们对公爵大人已是不屑一顾，甚至还敢当众侮辱他。他们已经是自由民了，为了保护好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要知道，这些权利是经过十几代人的持续斗争才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