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而且很有根据）这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没有军衔的军官们的战争。将军、上校和三星战略家坐在某个鲜有人光临的大别墅的大厅里，守着孤独的灯光，望着数米长的地图沉思，直到想出一点新战术，使他们能得到约1.3平方千米的领土（以大约3万人的丧生为代价），而与此同时，下级军官、中尉们却在一些有聪明头脑的下士的鼓动和帮助下，从事着所谓的“黑活”，最后导致了德国防线的崩溃。
为精神世界的独立进行的伟大战斗与此类似。
没有投入数十万兵力的前线交战。
没有为对方的炮兵提供顺手靶子的绝望冲锋。
我说得更进一步，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在打仗。好奇心会不时驱使人们打听那天早上烧死了谁，第二天下午谁又会被绞死。然后他们或许会发现，有几个置生死不顾的亡命徒还在继续为几项自由原则（这几项自由原则是天主教徒和基督徒内心不赞成的）而战斗。但是我认为，这样的消息只会使人们轻叹惋惜罢了。不过，要是自己的叔父遭遇如此可怕的下场，亲戚们一定会悲痛欲绝。
情况大概只会如此。殉道者为事业献出了生命，他们的功绩不能简化成数字公式，也不能用安培或者马力的概念表示。
攻读博士学位的勤奋学生，会认真阅读《乔达诺·布鲁诺文集》，通过耐心地搜集所有充满感情的话语，诸如“国家无权告诉人们应该想什么”“社会不应该用剑惩处那些不赞同公认的教理的人”，写出以《乔达诺·布鲁诺和宗教自由的原则》为题的可以被人接受的论文。
但是，不再研究那些致命课题的人，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应该有所不同。
我们在最后的分析中说过，有一批虔诚的人士，他们不仅对当时的宗教狂热非常震惊，也对人们头上的枷锁很是震惊，各国百姓不得不在枷锁下生活。于是他们揭竿而起。这些人都是贫寒之人，除了背上的披风以外，别无长物，甚至常常连睡觉的地方都得不到保证。不过呢，他们胸中燃烧着圣火，他们到处奔走，演讲、写作，把学术精湛的学府里的博学教授拖进高深的争论之中。在普通的乡间酒馆里与朴实的乡巴佬进行辩论，并且一如既往地向他人宣讲要善意、理解和仁爱地待人。他们带着书籍和小册子，穿着破烂的衣服，四处穿梭，最后，或者患肺炎在波美拉尼亚的某个处于穷乡僻壤的小村里悲惨地死去，或者被苏格兰村舍里的醉醺醺的村民私刑处死，或者在法国外省的大道上被车轮碾死。
如果我提到乔达诺·布鲁诺（1549—1600年）的名字，我并不是说他是这类人中唯一的一个。不过他的生活、他的理念、他为自己认为正确合意的东西所产生的永不停息的热情，在所有先驱者中的确是典型，足可以被奉为楷模。
布鲁诺的父母都是穷苦人。小时候，布鲁诺是个普通的意大利孩子，没有什么特殊的天分，只是按照一般惯例，读完通常的课程便来到一家修道院。后来也成为一名多明我会(1)的教徒。不过，他与这伙人格格不入。因为多明我会教徒热情支持所有的迫害，当时被称为“真正信仰的警犬”。他们都很机警。异教徒根本不需要把观点写出来以让追踪的密探嗅出气息。一个简单的眼神，一个手势，一次耸肩膀，就常常足以泄露一个人的异教徒身份，由此他也就被带进宗教法庭。
布鲁诺成长在对一切都要俯首听命的顺从环境中，他是怎样成为叛逆、丢弃《圣经》而捧起塞诺和阿纳克萨哥拉的著作的，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个奇怪的新手还没有完成规定的课程，就被多明我会驱逐了出去，成为大地上的一名流浪者。
他穿越过阿尔卑斯山。在他之前，有多少人冒险穿过了这个古老的山口，希望能在罗纳河和阿尔弗河交汇处建起的强大堡垒里找到美好的自由啊！
布鲁诺去日内瓦的路上
又有多少人心灰意冷地离开了，他们发现这里和那里总有那么一个内在的精灵迷惑着人们的内心，改变一个教义并不一定意味着变更了人们的心灵与头脑。
布鲁诺在日内瓦住了不足3个月。城里挤满了来自意大利的难民，他们给这个同乡弄了一套新衣服，还为他找了个做校对的工作。到了晚上，他就读书写作。他得到了一本德·拉·拉梅的图书，终于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德·拉·拉梅也相信，中世纪教科书所宣扬的暴政不粉碎，世界便不能进步。布鲁诺并没有像自己的著名法国老师走得那样远。他不相信希腊人教诲的一切都是谬误。但是，16世纪的人为什么还要受早在基督出生前4个世纪就写下的词句的束缚呢？是啊，到底是为什么呢？
“因为从来都是这样。”正统信仰的支持者这样回答他。
“我们与祖辈有什么关系，他们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让死去的人死去吧！”这个反传统观念的年轻人说道。
很快，他就被警方找上门来，建议他最好打点行李到别的地方碰运气去。
布鲁诺以后的生活便是不停地到处奔波，想寻找一处有一定程度自由和安全的地方生活和工作，却始终未能如愿以偿。他从日内瓦来到里昂，又到图卢兹。那时他已经开始研究天文学，并成为哥白尼学说的热情支持者，这是危险的一步。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都在异口同声地高喊：“地球围绕大阳转动？地球是围绕太阳转动的普通行星？呸！呸！谁听说过这种胡言？”
图卢兹也使布鲁诺感到不快了。他横穿法国，一路步行抵达巴黎，接着作为法国大使的私人秘书来到英国。但是等待他的又是失望，英国的神学家并不比大陆的神学家强到哪里去。也许他们只是稍微实用一点儿罢了，比如说，在牛津大学，他们并不惩治犯有违反亚里士多德教诲错误的学生，而是罚他10个先令。
布鲁诺变得喜好讽刺、挖苦了。他开始写一些洋溢着文采却又非常危险的散文和对话（以宗教、哲学、政治为主要内容）。在对话中，整个现存的秩序被弄得乱糟糟，不得不接受细致但绝无奉承之意的检查。
他还讲授过他最热衷的科目——天文学。
然而，对受到学生欢迎的教授们，学院的当权者是很少笑脸相迎的。布鲁诺又一次被婉言劝离。他回到法国，又到马尔堡。不久前，路德和兹温格尔曾在那里争辩过在虔诚的匈牙利伊丽莎白城堡中发生的化体(2)的真正本质。
天哪！他的人还没有出面，他那“自由派”的大名就先于他传到了。他连授课都没得到允许。威登堡应该好客一些。可是，这座路德派信仰的堡垒已经慢慢被加尔文博士的教徒攻取。从此以后，像布鲁诺这样有自由倾向的人们就失去了容身之所。
他又向南行，到约翰·赫斯的地盘碰运气。等待他的是进一步的失望。布拉格成了哈普斯堡王朝的首都。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哈普斯堡的人从前门进入，自由便要离去。布鲁诺又回到路上，一番长途跋涉过后，抵达那遥远的苏黎世。
布鲁诺去往威尼斯的路上
在苏黎世，布鲁诺收到一个意大利年轻人乔瓦尼·莫塞尼哥的来信，邀请他去威尼斯。我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使布鲁诺接受了这个邀请。也许这个意大利农夫被一个贵族名字的光彩迷晕了，这个邀请让他受宠若惊。
乔瓦尼·莫塞尼哥的前辈敢于轻视苏丹和教皇，但他自己却没有这种气概。他是个意志薄弱的胆小鬼，当宗教法庭的官员到他的住所，要把客人带到罗马时，他连手指头都没有动一下。
通常，威尼斯政府很是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权力。布鲁诺如果是个日耳曼商人或荷兰船长，他们还会强烈抗议，如果外国军队敢于在他们的管辖区逮捕人，他们甚至会发起一场战争。可是为了一个除思想外不能给该城带来丝毫好处的流浪汉，为什么要去触怒教皇呢？
的确，他称自己为学者。共和国也备感荣幸，只是该城已经拥有不少自己的学者了。
所以，和布鲁诺作别吧，愿圣马可同情他的灵魂。
布鲁诺在宗教法庭的监狱里被羁押了很多年(3)。
公元1600年2月17日，他在火刑柱上被烧死，骨灰随风而去。
他的行刑地在坎普迪菲奥利(4)。懂意大利文的人可以从这个短小美妙的比喻中获取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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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亦称“布道兄弟会”。会士均披黑色斗篷，因此称为“黑衣修士”，以区别于方济各会的“灰衣修士”，加尔默罗会的“白衣修士”。天主教托钵修会的主要派别之一。
(2) 教义中有圣餐用的面包和酒化为耶稣的血肉之说。
(3) 布鲁诺于公元1592年5月23日被逮捕，囚禁于宗教裁判所的监狱里。天主教会的一些神甫找布鲁诺交谈，说以他的天资，倘若重新回归宗教，苦心钻研教条，肯定会在罗马的教廷高升。他坦然地说：“我的思想难以跟《圣经》调和。”后来，天主教看出恐吓、威胁、利诱都丝毫动摇不了布鲁诺相信真理的信念，便建议当局将布鲁诺活活烧死。
(4) 意为“花卉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