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有一位博学的漫画家，他总喜欢问自己：台球、方格填字游戏、低音大提琴、煮洗的衬衫和门前的擦鞋垫子会怎样看待我们这个世界呢？
不过我想弄清楚的是，那些奉命操纵现代攻城大炮的人心里是怎样想的。在战争中有很多人执行着数不清的奇怪任务，但是还有什么比发射贝尔塔巨炮更荒唐可笑的呢？
其他的士兵或多或少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一名空军飞行员能够通过迅速蔓延的火光判断自己是否击中了煤气厂。
潜艇的指挥官会在攻击后两三个小时再回到战场，通过大批漂浮物来判断战果如何。
趴在壕沟里的可怜虫只要肯定自己还待在某一条堑壕里，就知道自己至少守住了阵地，便会沾沾自喜。
就连那些野战炮兵朝着不可见目标发射后，也可以给十几米外藏在枯树上的战友打个电话，问一问教堂塔尖那个射击目标是否有倒塌的迹象，或者是否需要换个角度重新试射一次。
但是那些操纵巨炮的弟兄们却生活在自己奇怪而不真实的世界里。就算有博学的弹道学专家帮忙，他们也无法预测自己高高兴兴放出去的炮弹会落向何方。也许炮弹正好命中预定的目标，恰好命中兵工厂，或者正中碉堡的中心，但是也可能会打中教堂或者孤儿院，或者静悄悄地潜入河里或钻入墓穴，没有造成任何危害。
在我看来，作家们和这些攻城炮手有很多共同点，他们操纵的也是一种大炮，他们的文字炮弹可能会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引发一场革命或者毁灭性的动乱之火，但是最常见的还是一些可怜的哑弹，静静地落在附近的田野里，最后被当做废铁，或被人改制成伞架、花瓶。
可以肯定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阶段能够像这个时代一样，在短短的时间内大量消耗如此多的纸浆。这个时代就被称为“文艺复兴”。
亚平宁半岛上的每一个托马索、里卡多和恩里柯，条顿大平原上的每一个托马斯博士、里卡得斯教授和多米尼·海因里希都争先恐后地跑进了印刷所，至少也要用12开的纸页上印好十多页的文字，更不用说模仿希腊人写十四行诗的托马西诺们，以及学着罗马祖先写颂歌的李卡蒂诺们。在300多年的时间里，还有数不清的人收集钱币、雕塑、画像、手稿和古代的盔甲，他们忙于把从古代废墟中挖掘出来的东西收集整理、登记造册、分类存档，又出版了难以计数的配着精美铜版、木版画的集子，介绍他们的收藏品。
印刷术的发明摧毁了古登堡，却成为了弗罗本、阿尔都斯、爱提尼这些从事印刷者的生财之道，这些从事印刷的人从民众巨大的求知热情中大发横财。但是另一方面，文艺复兴的成果并没有对15世纪和16世纪的作者们所生活的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真正贡献出新思想的人只是很少几个使用鹅毛笔的英雄，他们就像那些操纵巨炮的朋友一样，有生之年也不知道自己取得了多大的成功，造成了多大的破坏。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毕竟摧毁了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障碍。他们彻底清除了大量的精神垃圾，不然这些东西今天还会阻塞我们的心灵。我们应该永远感激他们。
不过，严格地说，文艺复兴起初本质上不是一次向前看的运动。它厌恶刚刚过去的一切，把上一代人的作品称作“野蛮的”（或“哥特式的”，因为在使用这种语言的国度中，哥特人和匈奴人一样声名狼藉），并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浸透着“古典精神”的艺术品上。
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倡导了精神自由，为宽容的事业、为更美好的世界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一击，那也不是这次运动的领导者的初衷。
在这之前，早就有人对罗马教皇的权力提出了质疑：为什么他可以规定波希米亚的农夫或者英格兰的自耕农用何种语言祈祷，用什么样的精神去研究耶稣的箴言，该为一张赎罪券付出多少金钱，应该读什么书，应该怎样培养子女。他们向那个超级国家的强权提出了挑战，但最终全都被强权势力镇压了。他们有时甚至还领导或代表过一场民族运动，但最终仍然难逃失败的命运。
伟大的约翰·胡斯(1)冒着青烟的骨灰，被屈辱地抛进了莱茵河，这是向全世界的警告：教皇专制依旧至高无上地实施着统治。
刽子手焚烧了威克里夫的尸体，似乎是为了告诉莱切斯特郡卑贱的农夫，枢密院和教皇还能把手伸到坟墓里。
显然，正面的进攻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座强大的传统堡垒，是15个世纪的时间里，用无限权势慢慢地精心建立起来的，单靠袭击休想攻取。在神圣的围墙下也丑闻不断：3个主教都说自己是圣彼得唯一的合法继承人；罗马和阿维尼翁的教廷腐败透顶，他们制订的法律只是为了那些甘心花钱换取特权的人来破坏的；君主过着完全堕落的生活，这些贪财之徒利用日益加剧的炼狱恐怖进行勒索，要那些可怜的父母为他们已经死去的子女支付大笔钱财。所有这些尽管广为人知，但从来没有对教会的安全构成真正的威胁。
但是，几个对宗教事务毫无兴趣，对教皇或者主教也并不特别痛恨的人，无意中胡乱开了几炮，却刚好把这座古老的大厦给弄倒塌了。
来自布拉格的那个“面色苍白的瘦子”(2)没能实现的，关于基督美德的崇高理想，却被一群杂七杂八的普通百姓实现了，这些人并没有什么宏伟的抱负，只是希望能成为教会虔诚的弟子，诚心行善，安然享天年（最好不要夭折）。
他们来自欧洲的各个角落，代表各行各业，如果有历史学家点破他们所作所为的真实本意，他们一定会恼羞成怒的。
就以马可·波罗为例子说一下吧。
我们都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旅行家。他说自己见识过许多奇妙的景观。当他说起金碧辉煌的御座像塔一般高，还有花岗岩城墙足可以从波罗的海延伸到黑海，直引得那些见惯了西方城市小场面的邻居们哄堂大笑，并称他为“百万金币马可”。
对此，马可·波罗这个小个子也许有些束手无策，但是他的确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算不上是一个好作家。对文学，他带着自己的阶级和职业所固有的偏见。一个绅士，哪怕是理应擅长复式簿记的威尼斯绅士，也应该挥舞长剑，而不是耍弄鹅毛笔，因此马可先生不肯改行当作家。但是战争使他进了热那亚的监狱。在狱中，为了消磨难熬的铁窗生活，他向同牢房的一个贫苦人讲起他平生的奇遇，而那贫苦人碰巧是个作家。欧洲人通过这样一种迂回的方式，了解了世界上很多前所未闻的事情。马克·波罗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家伙，他固执地认为自己在小亚细亚看到的一座山被一位虔诚的圣徒挪动了约4千米，为的是让异教徒见识一下“真正的信仰的力量”；他还轻易地相信了当时广为流传的无头人和三脚鸡的故事。在过去的1200年间，没有任何东西像他的游记那样动摇过教会的地理学概念。
当然，马克·波罗自始至终都是教会的虔诚弟子。假如有人把他与差不多同时代的著名的罗杰·培根相提并论，他一定会怒发冲冠。培根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科学家，为了对知识的渴求，他付出了被监禁14年和10年不准读书写作的代价。
但是两个人比较起来，波罗的危险性却大得多。
这是因为在10万人中，大概只有一个能够和培根一起追逐天上的彩虹，琢磨那些与当时的神圣思想对立的娓娓动听的进化理论，而每一个粗通文墨的平民百姓，都能够从马克·波罗那里知道很多《旧约》的作者们压根就没想到过的东西。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在世界还没有获得一点儿自由之前，仅靠一本书的出版，就能够引起对《圣经》的权威性的反叛。大众的启蒙从来都是数百年辛勤准备的结果。但是探险家、航海家和旅行家们生动明了的叙述，是人人都能够听懂的，这确实为怀疑精神的兴起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怀疑精神正是文艺复兴后期的一个特征，它使得人们可以说、可以写一些几年以前还被宗教法庭所禁止的事情。
以薄伽丘的朋友们离开佛罗伦萨后听到的第一个奇特故事为例。按照故事(3)所说，所有的宗教体系大体上都是对错参半。如果真是这样，既然它们都有对有错，怎么能因为那些既无法证实也无法否定的观点就判处人绞刑呢？
而著名学者洛伦佐·瓦拉所作的探索就更有意思。他死的时候是罗马教会机构中一位备受尊崇的官员，然而在研究拉丁文的过程中，他确凿地证明，“君士坦丁大帝曾把罗马、意大利和其他西部省份送给教皇希尔维斯特”的说法（历任教皇一直以此为据声称自己是整个欧洲至高无上的主人），全然是一个拙劣的骗局，是教廷中一个无名无姓的小官在君士坦丁大帝死后几百年凭空捏造出来的。
或者我们来看一看更实际的问题。虔诚的基督徒一直小心翼翼地恪守圣奥古斯丁的教导，认为谁相信地球的另一面也有人类存在，谁就看不到耶稣第二次降临，也就没有理由生活在世上。而当公元1499年达·伽马第一次赴印度航行归来，向大家描述地球彼端那些人口众多的王国时，这些虔诚的信徒到底是如何看待奥古斯丁的教义呢？
朴素的人们一直以为世界是一个平坦的圆盘，耶路撒冷是宇宙的中心，而当“维多利亚号”(4)环绕地球航行平安归来，证明《旧约》的地理概念有相当严重的错误时，他们又该相信什么呢？
我还要重复一下我在前面说过的话。文艺复兴并不是一个自觉地致力于科学的时代，在精神领域也常常令人遗憾地表现出缺乏真正的情趣。在这300年中，一切都被追求美和享乐的欲望支配着。教皇虽然会对一些臣民的邪恶思想怒声呵斥，但是只要这些反叛者非常健谈，而且懂一点绘画学和建筑学的知识，他都会非常乐意邀请他们共进晚餐。而那些热情鼓吹美德的人，比如萨伏那洛拉，还有那些年轻聪明的不可知论者，则有丢掉性命的危险。在后者攻击基督教宗旨的诗歌和散文中，暴力的成分远远大于良好的品位。
可是，人们表露的是对生活的新向往，但无疑蕴藏着一股强大的暗流，那是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满，是对权力无边的教会束缚人类理智进步的不满。
从薄伽丘到伊拉斯谟，大约经历了两个世纪。在这两个世纪中，抄写员和印刷商从来没有享受过清闲。除了教会自己出的那些书以外，在当时的重要著作中，几乎没有一本不曾间接地提到，希腊和罗马的古代文明被野蛮人入侵的混乱状态所取代、西方世界被置于无知僧侣监管之后的凄惨境地。
马基雅维利和罗伦佐·德·梅第奇这样的人对伦理学没有什么兴趣，他们都是很务实的人，要在一个现实世界中尽量生活得舒适些。他们表面上和教会和平相处，因为教会力量强大，组织又无孔不入，完全有能力对他们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有意识地参与任何改革的尝试，也不曾质疑过自己所处的社会制度。
但是，他们对过去的事情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他们不停地追求新的激情，还有他们不安分的思绪。人们从小就自以为“我知道”，而从这时人们开始自问：“我真的知道吗？”
这可比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和拉斐尔的画册，更值得后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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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元1415年7月在康斯坦茨广场以异端罪被用火刑烧死。他在烈火中向群众演说、唱诗，慷慨就义。胡斯之死激起了捷克人民更大的反抗，终于发展成为波希米亚武装斗争，史称胡斯战争。
(2) 指约翰·胡斯。他曾就读于布拉格大学，后来在这所大学任神学讲师、哲学系主任。
(3) 这里指的是薄伽丘的《十日谈》。
(4) 生于葡萄牙的西班牙航海家费迪南德·麦哲伦，于公元1519年9月率领5艘船进行环球航行。在公元1522年9月返回西班牙时，仅剩的1艘船就是维多利亚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