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国史新论》略论中国社会主义大陆邓小平自称，求改马列共产主义为中国社会主义，此言甚有思路。但社会一名词，乃近代自西方传译而来，中国自古无之。《大学》八条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傥以较大言之，则可谓天下即指社会。但其地位极广大犹在国之上。较小言之，则家亦即是社会，其地位乃在国之下。此所谓家，非仅指五口八口之家言。《史记》载诸侯列国事，皆称世家。宋初有《百家姓》，郑樵《通志》二十略首为《氏族略》，中国之家乃指氏族言。中国一氏族，约略可相当于西方一社会。
中国言社会，每重其风气道义。不如西方言社会，仅言财富经济。中国重人伦，夫妇为五伦之首。妇家称外家，婿于外家称半子。如古代姬、姜联姻，则姬、姜两氏族不啻如一家。如是推扩言之，则百家亦实如一家。又与异邦，亦以联姻和亲，如汉代之下嫁宫女于匈奴单于，即其例。故中国人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道一以贯之，乃此义。主要在相和相亲，其内心之德，即孔子之所谓“仁”。
仁心外见则为礼。孔子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与人相交之礼，乃一本之于仁。中国文化自古即主以仁道平天下，亦即所谓天下治。近代梁任公则称之曰“礼治”。西方则尚法治。就文字学言，治之本义，乃指水流之平。礼有宾主，亦相互平等。西方人言法，则判法者与受法者决不相平等。此亦中西文化之相异。
《诗》云：“相鼠有体，人而无礼。”礼即人群大生命之体，人类大生命即以群为体，财货则仅为维持生命之一项工具，亦贵通不贵别。亦可谓中国自古代即已为一通财或共产之社会。
如言农业，二十而冠，即谓成人，受田百亩，为其生资。六十归田。此为中国古代之井田制度。田属公，不属私，实可谓即中国之共产制度。百工亦世袭其职，受俸于公家以为生。如尧为陶唐氏，其家即以烧窑为业，世传其业，成为一氏族。一切中国之氏族，大概多由此生。商业通有无，最后起，亦由公家发俸，世袭其业，非由私营。迄于春秋时尚然，《左传》有详证。
故中国春秋以前之封建时期，实不啻一共产社会，例证不胜举。战国以下，中国社会始大变，主要有士阶层之兴起。《管子》书中始分士、农、工、商为四民，《管子》书出战国时。孟子曰：“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士不治生业，乃劳其心而食于人者，此即中国古代之无产阶级，始自儒、墨，此下九流百家无不然。
今全一世界一百五六十国以上，惟中国社会独有士，乃均不治生产事业而食于人以为生。此即中国社会共产一明证，战国百家开其端。汉武帝表章五经，罢默百家，于是独儒家遂为政府法定不治生产事业而获优待之自由民。《史记》乃有《儒林传》。郡国察举制度，亦惟限于儒林。下至东汉，儒林地位益增，先之有太学生党锢狱之兴起，次之乃有世家门第之形成。
若以战国时期称之为四民社会，东汉以下，亦可称门第社会。其实门第乃是士族中世代相传不治生产事业而转成为上等富有之家庭，故门第社会实可谓乃一无产阶级高踞在上之社会。西方社会以劳工为无产阶级，劳工则低居人下。中国门第社会以读书人为无产阶级，而高出人上。此则中西传统文化之一大相异处。
东汉后，读书人为社会中之无产阶级外，尚有自印度东来之佛教，僧侣出家，亦为无产。但此下禅宗，即以寺僧自治田。别有道家，亦无业为生。此则仍是中国之世传。
政府在上，社会在下，社会之得与政府相抗衡者，惟赖此一批不治生产事业之士。汉武帝表章五经，罢黝百家，乃期将此一批不治生产事业之士，由政府供养，收归政府管理。但此下王莽受禅，则士势力终出政府势力之上。东汉光武中兴，亦一王莽时太学生。一时同学群为辅佐。东汉太学生乃声势大展，成党锢之狱。魏晋以下，终成门第社会。唐人诗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此见当年之门第生活，仍优长留人心。慨叹之余，有不胜其向往惋惜之情。则非堪仅加责备，亦自有其值得想望之处矣。隋唐以科举取士，门第势力遂告衰落。而“文选熟，秀才足。文选烂，秀才半。”《文选》一书，乃为士人向政府投进之惟一凭借。
韩愈起，提倡古文，自谓“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古之道，即指孔、孟儒家之道言。“用则行，舍则藏。”藏道于身，即可不与政府相合作。至如熟读一部《文选》，则专为应试出仕之用。其时门第势力己全衰，非出仕，又何以为生。韩愈亦世家子，但早孤，寄养于其兄，兄亦早亡，其嫂有一子，及愈，一家三人。愈之身世孤苦，但既应举出身，即倡为古文，又倡为师道，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可见当时韩愈所倡之道，不止为辟佛，又辟当时之仅以《文选》为学而应举谋仕者。但韩愈之道当时终不畅行。及其卒，其所倡为之古文亦不流行。直至宋代有欧阳修起，乃始再修韩愈之古文。及其得位于朝廷，即以古文取士。韩、柳古文在欧阳以后，即取《文选》而代之，亦成为当时一利禄之途。则其文虽古，其道又非古。乃有周濂溪出，以寻孔颜乐处教二程，遂有理学之兴起。
理学兴起，不啻战国时代儒学之复兴，亦即中国社会士之一流品之复兴。及南宋朱子，编集《论》、《孟》、《学》、《庸》为《四书》，其重要性乃更超于汉博士所掌之五经而上之。朱熹之以《四书》教，岂不尤胜于韩愈之以古文教？蒙古入主，元代科举取士，即以朱子《四书》为标准，则《四书》岂不又成为唐代之《文选》？明代王学兴起，虽亦重《四书》，但以不应试不出仕为主要为士之标准。虽阳明屡有告诫，但其门下如王龙溪、王心斋之徒，终以不出仕为讲学之主要目标。顾、高东林学派，一反其风，主张为士者亦应出仕预闻政治。但明代终亦以东林党祸亡国。
明遗民如顾亭林、黄梨洲等，皆终身不仕。亭林言：“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之事，肉食者谋之。天下之事，则匹夫有责。”当时明遗民皆以天下为一己大任所在。此下则又有文字狱起。而当时学术界乃始有汉、宋之分。其实当时之汉学，其反宋，即反抗清廷之科举仍以朱子《四书》取士。故其反宋学，实即为反政府。故吴、皖书院讲学，其内心精神，皆为反政府。其风直至清代之末而犹然。
然则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所谓士，岂不乃一无产阶级而为下层社会之代表，与上层政治虽不显居反对地位，而始终有其独立性，决不为政府一附属品。
自宋以下，士阶层中之尤要者，在其仍能推行古代社会通财之共产观念。即如宋代范仲淹之义庄制度，即其一显例。范仲淹乃一贫寒之士，其父早卒，其母改嫁，范氏就读僧寺中。乃其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主要可谓即在其具有通财共产之思想。及其为朝廷之副宰相，遂倡立义庄制。顾亭林言：“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范仲淹之创为义庄制度，岂非即是仁义一表现？此制即推行于此下之氏族中。同氏族中之孤儿寡妇之养与教，皆由义庄公田负其任。
范仲淹创此制，初推行于范、朱两姓。后乃通行全中国。每一氏族，各有义庄，历元、明、清三代不衰而益盛。如余家无锡延祥乡七房桥，钱氏一门七房，而共有义庄三所。余幼孤，读书荡口镇之果育学校，亦华氏一义庄所主办。义庄非中国宋以后一明显之社会共产制度而何？
义庄之外，又有会馆，亦中国后代社会之一种共产制度。如清代戴震，以一穷举人入京师，即先寄生于其同乡会馆中。各省士人考进士试赴京师，寒士亦可各住其省府之会馆中。如湘乡曾国藩可为一例。而中国人海外殖民，自明代三保太监下西洋，到处集居经商，亦均设有会馆。一穷氓流亡国外，只投身会馆中，住宿饮食皆得解决。又可为介绍职业。此非又一通财共产之制而何？
又如清代嘉、道年间，川楚教匪乃及洪杨之乱，皆由地方团练，乡里自卫。曾国藩、国荃兄弟，乃以湘军平洪杨。李鸿章又以淮军平捻匪，皆地方团练，非政府军队。乡里自卫，武力之共通亦如其财富产业之共通。中国历史，远自古代，即全农皆兵。保卫中央，戍守边防，亦属乡里自卫之外之部分任务。而地方自卫，乃中国全农皆兵之主要责任。则全国不仅通财，亦复通力。国家夭下，乃如一体。故中国之军人亦称军士，又称武士，可见其与农、工、商三阶层有不同。中国人之所谓大同太平，主要乃由文士武士之通力共财促成之。此皆涵有甚深之政治意味在内。中国古人言经济，所谓经国济世，亦不专指商业财富言。
晚清之末，震于外侮。全国地方，奋求自新，而江苏之南通与无锡两县为之首。南通由张謇一人为之倡。张謇乃晚清科举中一状元，即中国传统所谓士之秀者。惟无锡则由全县平民共同努力，非有其领袖。其先，乃由无锡西北乡四五商人游杭州西湖，晚餐于湖滨之楼外楼餐馆。餐毕下楼，乞丐数十人，集门外场上讨赏。诸人大感动，念无锡本乡北门外近京沪路各餐馆，亦有群丐类此。乃协议在上海设立工厂，俾可招收乞丐为工人，免其行乞。无锡人在上海租界兴办工商业，乃由此肇起。
既得志获财富，乃返无锡本县兴办教育，创设私立学校，中学小学皆有。城乡迭起。余幼年入荡口果育学校，亦私立。余离大陆前，任教无锡太湖滨之私立江南大学，即由荣家一厂主独创。余遂得认识荣德生，乃无锡一先兴实业巨魁，即上述在西湖楼外楼晚餐人之一。彼亦曾自办一荣巷中学，余先兄曾于此任教。中日战争时，此校已停闭。德生谓大学乃其子事，与彼不相关。彼毕生贡献于乡里者，有七十岁时修筑一蠡湖长桥，共长有七十桥洞，桥上可四辆汽车并行。由此桥可自无锡城陆地直通鼋头渚。德生面告余，身后犹得地方人士纪念者，惟赖此桥。中国人之人生观，即抱有死后传世之观念，又抱有一大同共通观念，其对社会事业之乐于贡献有如此。
《周礼》云：“孝、友、睦、姻、任、恤”，孝友不仅专对一家父母兄弟言，亦对宗族全体言，扩而大之，亦可谓乃对全人类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也。而“任恤”二字，尤富广大通财之义。此见中国社会通财共产观念之远有来历。实则通财共产皆近代西方语。中国人道德学问皆主通，故财富权力亦主通。中国之通财，与西方之共产，相互间，有其同，更有其异。一抽象，一具体。一重义理，一务实质。此亦当辨。
又无锡人创办学校，有侯君保三，乃一学校教师，亦自于其家创办一私立学校。其时兴学皆男校，独侯家乃首创一女校。而保三亦以此驰名全国。其时福建厦门集美村，有村民陈嘉庚兄弟，在新加坡发大财，新加坡华商受国内影响，亦多私立学校。陈嘉庚乃返其家乡集美村创办一私立小学，即聘侯保三为校长。其后集美学校又扩展升级创办中学，凡分中学、师范等共六所。后有厦门大学，亦由陈嘉庚出资创办。其他全国私人创学情形，此不一一详述。犹如山东武训以乞丐兴学，更为当年轰动全国一大新闻。
中国社会，其更近于西方之共产主义者，则又有帮会。元明以来，有南起杭州北达通州之运河，工人群集，乃有帮会组织。或称青帮，或称红帮。清末五口通商后，上海一埠，帮会盛起。余乡有黄某，乃上海之帮会主，为杜月笙前辈，在上海设有一旅馆。余任教于厦门之集美，暑假乘海轮返沪。轮泊黄埔江边，余雇两洋车载行李，命赴黄某所开设之旅馆，车费由旅馆账房代付。余别他往，不与两车俱行。两洋车依余言，交行李于旅馆账房，一无遗失。以两车夫知余必与此旅馆老板有素，遂不敢误事。其实余并未询此两车夫姓名，亦不记此两车之车号，亦无其他凭据，而两车夫之可信乃如此。此一事，乃余亲身经验，可为中国帮会之势力与道义作十足之一证。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全国帮会势力亦预有大贡献，此不详述。
以上略陈中国社会自古即主通财。秦汉以下，封建制改为郡县制，工商业大盛。但自汉代推行盐铁政策，此下中国乃绝不能有资本主义之出现。政府则主通商惠工，社会则主通财共产，与西方社会由资本主义产生共产主义之反动事态大不同。
今若把近代西方社会之种种演变，肯用稍深一层的眼光来观察，则试问，共产主义的思想根据，固然是唯物的，而资本主义的终极趋向，又何尝不是唯物的呢？双方的共同点，岂不都是在物质经济上？至于个人自由与阶级斗争，则只是达到物质享受与经济分配两种手段技术上之不同而已。正因民主政治的背后，没有一个更高的理想在指导，则个人自由很直捷便转落到物质享受上。资本主义的社会是让人个别地竞争，共产社会则转向到无产阶级集体竞争一面去，这亦可算是人生一进步。但中国人以仁义道德来作人群集体的指导，尚和平，不尚竟争，比西方的共产主义更进步更高明多了。
毛泽东高捧马、恩、列、斯，提倡共产主义。既得志，中国传统士人如马一浮、陈寅恪等诸人，皆若置身局外，绝无正面明白之批评与反对。中国文化传统以仁慈为中心，岂反文化亦必一反其自己之性情，此诚大堪警惕矣。
今再深一层言之，余尝谓欧洲史可谓有社会盛衰，无政治兴亡。远自希腊、罗马，直迄近世葡、西、荷、比皆然。最近则法、英商业亦趋衰退。苟谓历史鉴古可以知今，则法、英亦不宜再有复兴。美国建立于北美洲新大陆，又混合犹太人黑人同为一国，此当与欧洲本土英伦之为国不同。但建国主人同属英民族，今亦与其祖国英伦同露衰象。此下演变，似不当轻与欧陆并为一谈。但其亦不能复盛一如往时，宜可预知。
当前全世界最富国家已推日本，而南韩、台湾、香港、新加坡又以四小龙追随称盛，则岂不商业盛况已转入亚洲？而日本、韩国皆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积一二千年之久。则商业盛况，岂不己转入中国文化之体系中来？此实一大堪研讨之问题。
今试妄言之，窃谓中西经商应有一大不同处，欧洲盛行个人主义，而中国文化则盛行家族主义，又为一大家族主义，此为其一最大不同点。
余曾熟识一美国青年，其父乃一油漆商，而其祖父则为一富翁，一人独居南部，雇佣一女护士侍奉日常生活。余尝谓其孙，汝今日虽穷窘，他日祖父遗产大可享用。彼谓及其父母亦不作此想。他年祖父遗产，恐多落入其女管家之手。故西方人产业，乃属个人私产，非一家公财。故有创业，无守成。年寿有限，产业无归落处。其所传承乃公司，非私家。中国产业则必世袭家传，中国宗法，最相亲者为高、曾、祖及父、子共五世，以三十年为一世，当可历一百五十年之久。如其人艰苦创业，其子继承之，至其孙而大盛，此下至少尚可传子及孙二世，每世中尚可各有兄弟姊妹，本宗外家，共沾其盛。荣德生兄弟同启大业，兄先卒，德生子侄辈七八人传家立业。共产政权不骤兴，荣家之业至少再传一两代当不骤衰，或更盛，则已先后历三代百年之久。余又曾任教厦门集美学校，创办人陈嘉庚之父经商新加坡，业败倒闭，照例子可不偿父债。乃陈嘉庚兄弟经营得余财，一一追偿其父生前所欠。信誉大增，乃成巨富。陈嘉庚有一子，在集美学校读书，有一自行车及一马。其他生活与诸同学无异。此后毛泽东起，陈嘉庚亦加入共产党，其商业亦骤衰，不知其子究如何。傥无政治大变动，陈嘉庚事业或仍可由其子继承。韩国与日本同受中国文化沾溉，同是家族主义，商业亦世代相承，与欧洲个人主义之经商情况自可有大不同。
中国人有创业有守成，西方则有创无守，有业无承。故中国观念有传统，而西方则无之。中国五伦，由夫妇得子女成血统，君臣为政统，朋友则当属道统，尤在政统上。故师道尤在君道上。西方人无传统观，今国人则称之曰法统。法由人造，随时更改，何得有统。梁任公以西方为法治，中国为礼治。礼则人类之性情，大群之道义，自可有统。西方之法，由多数人创立。其多数则随时变易，故法亦无统，惟尚多数。中国道统则本之心性，可以历久而常存。
中国人言：“黄金满籝不如遗子一经”。此属另一义，黄金满籝，亦以传子孙。西方人则个人主义，黄金满籝，亦不以传子孙。无传，故不可久。西方资本家，或有捐献，或献上帝教堂，或献社会其他公共事业，或分赠他人。捐献分赠与传授不同。传则有继，捐赠非有继。故西方人仅知有公私之别，乃无先后之传。心理如此，事业亦然。故西方之资本主义亦当及身而尽，无可传。
其实西方之共产主义，仍属个人主义。取之他人，非以公之大群，亦非传之子孙。则资本主义既失败，共产主义亦当消失，同为不可久。中国人之通财共产，则非个人主义。故如中国自宋以来相传之义庄制，即可永相承传，益广大益深厚，而绵延不绝。
惟其西方事业无传统，苟有传则专在物质上。如一大工厂，其传统只在其建筑及机器上。一大帝国，其传统亦只在其武力与疆土上。武力倚仗，亦仍在机器上。机器无生命无传统，久而必弊，故西方人不言久不言传，惟言变惟言新，垂统继承则自无可言。此为中西一大相异。
或疑科学亦由人类智慧所发明，但此种智慧乃从人心之兴趣来，兴趣则随时随地随人而易变，并易生厌倦。中国人之智慧则从心性之全体来，故重在道义上，乃天人合一，不专以随时随地个人之兴趣为依归，并亦不会有厌倦。故道义有传统。而兴趣则不能有传统。西方人之科学发明，亦实无传统可言，因此无持久之希望与把握。此则亦当深思而极论者。
西方社会既属个人主义，故其父成为一大资本家，其子女转易对资本生厌倦心。历时既久，而人心之厌倦亦益甚。其事业之不能长继永传，亦自无疑义。
抑且科学上之高深发明，既供商业资本主义之利用，宜可解淡了科学天才对此方面之继续新发明。如万有引力与水蒸汽之发明，岂为营财致富，而亦竟为营财致富者所利用。则此一番科学发明之高深兴趣，亦当为之而解淡，此尤难以具体申论者。
故西方人好言变，中国人好言常。科学发明亦只主变不主常。科学愈发达，其群乃更无常道可期。此又何止经济一途为然。
然则纵使当前之经济盛况，一时由西方转移到东方来。而经久变通，则西方近代之科学发明机器利用，其势仍将变。西方之科学创造，将一变而渐归入东方传统之艺术创造中来。此层非本篇所能详论。考之中西双方之国民性，与其历史传统，而仍可预言以判者。故不惮简略伸其要端如此，幸读者之自思之。
或问科学与艺术究何异？曰两者皆寄于外物，惟科学以外物为主，而艺术则终仍以人心为主。内外之辨，亦中西文化一大分辨所在。中国人之艺术，则仍可归入中国人之道义中。余已在他篇论及，此不再详。
然则今日大陆果有意推行中国社会主义，以代替苏俄所奉行之共产主义，岂不极为恰当。但惜今日之中国人，已少通知中国以往之历史，更少保留中国传统心情。不知以往中国社会究何真相，即一己天赋之真性情亦不自知，则中国社会主义又何从推行？
今再综合言之，中国之社会经济，终必归于通财共产，以大群一体为主。而与西方之个人主义，则无论其为资本主义，或为共产主义，皆必大相异。此则可一言而定者。
又按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余曾谓亦即中国之社会主义，已详他篇，兹不赘。
（一九八七年作，三月曾载《联合报》题名《中国社会主义与学生运动》，四月改为此文）思想者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