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楹”指的是堂屋前部的柱子，“楹联”就是指挂或贴在楹上的对联，是中国传统书法艺术形式之一，俗称“对子”、“对联”、“楹贴”。楹联的字数多少不定，但要求对仗工整，平仄协调，内容十分丰富。
楹联起源于民间的桃符。按南朝《荆梦岁时记》记载，每逢岁时，人们便挂桃符来驱鬼避邪、迎喜接福。这是对联的萌芽。五代时，桃符上的神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联语。据《茅亭客话》记载：五代蜀后主孟昶曾在寝门桃符板上写了一副“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的对子，这是我国最早的对联。但作为口头上的对对子，诗文中的对偶句，还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年代。例如，《晋书》载：陆云与荀隐鹤第一次见面时，互报姓名“云间陆士龙”，“日下荀隐鹤”。《诗经·采薇》中也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而起源于汉、魏，形成于南北朝的，以双句为主，讲究对仗、声律和藻饰，以四字六字相同定句的骈体文；以及唐诗的五言、七言的律诗句等，也是楹联发展的源泉。如唐代王勃《滕王阁序》中的：“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樨下陈藩之榻。”
宋代受诗词的影响，对联在对仗方面前进了一大步。大诗人陆游就曾为自己的书房题联：“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话流年。”明代对联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据《簪去楼杂记》记载：朱元璋建都京城之后，曾于除夕传旨，要求公卿士庶在自己的家门上贴上春联一副，同时他也带头写了一副对联送与徐达：“破虏平蛮，功贯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他还曾微行出观，以为笑乐。“偶见一家独无之，询知为阉豕苗者，尚未倩耳。太祖为大书曰：‘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投笔径去。嗣太祖复出，不见悬挂，因问故。答云：‘知是御书，高悬中堂，燃香祝圣，为献岁之瑞。’太祖大喜，赉银三十两，俾迁业焉。”朱元璋采取行政命令，要求家家户户贴春联，对形成春节贴春联的风俗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清代是对联的繁荣期，不论在内容的开拓还是在艺术的成熟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清康熙60寿辰（1713年）和乾隆80寿辰（1790年）的两次重大庆祝活动，是宫廷楹联创作的高潮。虽然多数是“润色洪业，鼓吹承平”之作，但由于“皆出当时名公硕彦之手”，且大量制作，要求严格，因此必然有利于楹联结构的规范化。现代学者南怀瑾就曾将“清对联”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从事清代文学史研究的赵雨也认为：“清代的主流文体是楹联。”而孙髯的昆明大观楼长联和梁章钜的《楹联丛话》（1840年）是清代楹联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楹联已经成为可以与诗词曲赋骈文分庭抗礼、媲美争妍的独立文体了。
由于楹联是诗词与书法艺术糅合在一起的综合艺术，此后的文人学士便以楹联赠答，用对联作文字游戏，成为一时风尚。以春联、寿联、挽联、门联、厅联、庙联、名胜联、商业联、游戏联等为形式的对联文化已成为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流风之盛，不曾衰落。如晚清吴敬梓作的提示人生哲理的：“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时，陈寅恪出题“孙行者”求对，周祖谟对以“胡适之”，至今仍传为美谈。冯玉祥送给理发铺的对联“倭寇不除，有何颜面对镜？国仇未报，负此头颅为人！”则表达了不愿为亡国奴的凛然正气。
楹联作为诗词与书法艺术糅合在一起的综合艺术，被赞誉为“诗中之诗”。它与我国独特的语言艺术和书法艺术渊源极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艺术瑰宝之一。它经过上千年的时光锤炼，留下了一批历史精品级的巧联妙对，广泛地流传于百姓中间。这些极富生命力的妙联，上下词性相对，音韵相谐，本身就有一种字面上的对称美、声调上的韵律美，创造出了如诗如画的意境和韵味，看起来赏心悦目，读起来意味无穷。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深入人心，楹联也以新的面貌开始复兴。1984年成立中国楹联学会，1985年创办《对联·民间对联故事》，1987年创办《中国楹联报》，地方楹联组织的发展如雨后春笋，从此形成了群众性的对联创作和理论研究新风尚。
（马一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