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主要是指秦统一文字为小篆之前的大篆籀文和六国文字。古文与今文的区别主要是文字的异同以及由此引发的理解上的差异，古文更加重视历史事实的陈述和清理，实证色彩较浓；今文则以义理解经。
所谓的“经”指的是在中国古代通过政治权力而确定的作为统治合法性依据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编书籍的通称。因此说，经典的正确性毋庸置疑，它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同时也成为社会、政治、法律秩序的基础。对于经典的认定，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说法，如“五经”、“十三经”，等等，但核心著作是《诗》《书》《礼》《易》《春秋》。而“经学”则是不同时代的儒生对经典所做的阐发。
在中国思想史上，存在着一种经学化的思维模式，就是无论是学术的变迁还是思想的更替，均通过对于经典的解释而展开，并形成了不同的经学流派。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间由于对经典的基本立场的差异，始终存在一个争夺话语权的问题。一方面在于争取儒家内部的主流地位，同时也有争取更多政治权力的成分。今文经学家认为儒家经典并没有受到秦朝“焚书”、“坑儒”政策的影响，汉代所能见到的儒家经典是完整无损的。而古文经学家则有他们的说法，认为因为秦始皇听信了李斯的建议，打压儒家，所以孔子所编的“六经”有许多已经散失了，只是民间有些人将之藏在墙壁中，才得以保留下来。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所立的五经博士中，所采用的书籍都是用汉代流行的隶书写下的，因此称为今文。而那些从墙壁中被发掘出来的书，则是用汉以前的文字写的，因此称为古文。
当然，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间的差别，不只是书写的文字不同，而且经典的字句和篇章都有所不同，最关键的是观念上的差异。今文经学视孔子为政治家，以“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为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偏重于“微言大义”，即从经典的话语中寻求解释的空间。比如说，董仲舒试图从《春秋》中为汉朝统治找到合法性依据，说《春秋》是孔子“为汉制法”。其弊病在于往往流于“怪诞”，比方说，汉代今文经学家制造出一系列神话将孔子神化，所以经常有一些“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而古文经学以孔子为史学家，将“六经”看作孔子整理古代史料的书，偏重于“名物训诂”、考证。他们认为要了解经典首先要弄清经典的含义，因此就需要掌握说文解字的工夫。顾炎武说：“读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至于诸子百家之书，也莫不然。”（《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不过放弃对经义的发挥的做法，一方面会过于拘泥于对于经典本身的考辨而忽视经典的普遍性价值，另一方面则是流于烦琐。
自魏晋之后，一种结合义理发挥和考据的解释经典方式产生，当时的玄学家们不拘泥于圣人的片言只语，而要得意忘言。玄学因为是夹杂着老庄的道家思想，所以并不能说是真正的经学派别。然而，宋代的儒家则继承了这样一种精神，理学家们强调“天理”是“自家体贴出来”的，所以注重从儒家的经典中寻找更具普遍意义的价值原则。因而，在经学研究中也称之为宋学。这一派将孔子看作哲学家。朱熹更是选择“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儒家阐发“道统”的著作，偏重于理气心性思想的讨论。由于深受佛教特别是禅宗思维方式的影响，所以长于“玄思”，但其缺点是“空疏”。尤其是陆王心学，他们认为内心的体认是了解经典的关键，因为心外无理，良知天成，极端的说法是“六经皆我注脚”。因此明末清初，顾炎武等思想家强调“实学”，认为空谈心性不但违背儒家的经世精神，而且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由此，开始了古文经学在清代的复兴。
清末，康有为和章太炎又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名义下进行维新与革命的论争。
（潘宇 吴彩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