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中，法家是最具有现实精神的。因此，他们所提出的方案特别具有针对性；因而，也特别受到诸侯们的欢迎。
当时儒家和墨家是“显学”，信从者很多，而儒墨又都以上古时候传说中的尧舜盛世作为政治的目标。就儒家的立场来说，主张可以通过道德教化的力量，来给人以潜移默化的心理上的改造，从而使人心地善良，没有做恶事的念头。所以，儒家认为他们所提出的是一个根本性的解决方法。儒家的论证是相当复杂的，加上儒家十分强调他们的立场是本之于古代的圣王，所以在先秦时期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
商鞅
但是儒家这种固本的功夫，就如同用文火熬汤，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获得效果。所以在战国的乱世中，儒家学说虽然获得了人们的尊重，但是并没有几个诸侯肯拿自己的王国作为儒家理想的试验地。相反，法家则以其极端现实主义的态度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法家要做的事，首先就是从理论上“解构”儒家和墨家所塑造的“复古”的体系，提出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商鞅说，古代的圣王们都是按照他们所面临的不同问题而做出不同的决策，绝不是一成不变，所以“治世不一道，便（变）国不必法古”（《商君书·更法》）。法家的另一代表人物韩非子以其惯常所用的反讽手法说，如果我们今天仍然像燧人氏那样去钻木取火，像有巢氏那样在树上筑屋而居，岂不是会让这些先贤取笑。所以真正的圣人应该是“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韩非子·五蠹》）。也就是说，不能死抱着祖宗成法不知道变通。
在现实的政治策略中，儒家和法家也有根本的不同。儒家敦仁义教化，而法家强调“抱法处势”和权谋。这种不同的根源在于儒家和法家对于人性理解的不同。虽然儒家的人性论中有“性善”和“性恶”等不同的说法，但主流的主张还是子思和孟子一派建立在“良知”基础上的性善说，肯定人有从善的基本天赋，并以此建立起从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的向外扩展的亲亲和尊尊的社会管理理念。而法家的基本主张则是人都是以追求利益为基本的行为动机，其人性的假设是利益至上的。韩非指出，世上的人对于仁义的赞美在实践中是极其有害的。他认为仁义政策的施行会使那些不该得到恩惠的人无功受禄，而该受到惩罚的人得以逃脱。这样一来，便助长了人们贪便宜的心态，而那些暴乱之人更是有恃无恐。这样的国家不灭亡，更待何时？
韩非子认为人心都是追求利的，他说棺材铺的老板希望人死和车铺的老板希望人们发财，并非是他们的道德品质有什么不同，他们只是希望自己的产品卖出去而获得利润而已。由此，韩非推论出对亲情的否定。他特别告诫那些君王说，宫里的女人对于君王百依百顺，只是因为君王能给她们带来荣华富贵的生活，根本不是因为感情。父母兄弟之间也是如此。
所以，法家提出的方案是要法、术、势兼备。也就是说，既要用严刑峻法，让人们害怕，又要用各种手段，让别人抓不住把柄。关键是要运用权威，让人们服从。
法家提出的这一套方案，被儒家认为是薄情寡义，因而也被看作刻毒之人。
（潘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