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和体育有关，但这个话题，却远远不是体育那么简单。就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我们无数国人还为这个话题各自站队争吵过，而我们今天的讨论，也是从一名运动员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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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9月27日，凌晨3点。韩国汉城[1] 。
眼里布满血丝的加拿大奥运会代表团官员，最终还是决定连夜召见本·约翰逊。
代表团召见这名本国代表团的运动员，是为了拿回一样东西：奥运会金牌。
然后，交出金牌的本·约翰逊还得到了一个通知：你已被开除出加拿大队。
7个小时后，国际奥委会官方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据说那是奥运会史上记者参与人数最多的一个新闻发布会。
在会上，国际奥委会正式宣布：本届奥运会，男子100米金牌获得者，加拿大运动员本·约翰逊在赛后被发现服用兴奋剂，取消冠军资格，禁赛两年。
消息一出，全场震惊，汉城震惊，世界震惊。
就在3天前，本·约翰逊刚刚在汉城奥运会的男子100米决赛中，战胜老对手美国运动员卡尔·刘易斯，以9秒79的破世界纪录成绩夺得金牌。
这场被当时媒体形容为“世纪之战”的比赛，最终演变成了著名的“世纪之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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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约翰逊的对手，美国的田径天才卡尔·刘易斯之后成了英雄。
在赛前，卡尔·刘易斯宣称，一定要拿到这枚金牌，献给自己的妻子和母亲——当然，本·约翰逊也宣称，要为自己的母亲而战。
最终，虽然刘易斯只跑出了9秒92的成绩，虽然那已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但相对于本·约翰逊那个作弊的9秒79，这个成绩是干净的，大家都公认，这是配得上奥运金牌的，是对得起自己的妻子和母亲的。
在那以后，卡尔·刘易斯积极投入“反兴奋剂”的宣传活动中。这位参加过4届奥运会、夺得过9枚奥运金牌和8个世界冠军头衔的传奇人物，一直在呼吁要严格药物检查制度，并声称田径场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肮脏”的地步。
他的呼吁声一直持续到2003年，戛然而止。
2003年4月，一位名叫维德·埃克森的美国医生，拿出了一份3000字的文件，揭露美国奥委会长期包庇和纵容本国运动员服用禁药提高比赛成绩。在被包庇的运动员的名单里，卡尔·刘易斯的记录赫然在列：“1988年奥运会前的三次检测均呈阳性，体内违禁药物包括麻黄碱等三种。美国奥委会在先做出禁止其参加奥运会的决定后，随即又接受了刘易斯关于‘是在不知情情况下服药’的申诉，允许他代表美国前往汉城。”
卡尔·刘易斯一开始还狡辩，但在2003年4月24日，他放弃了抵抗：“我想我是做错了。”
这不得不让人们的思绪又回到1988年，在被剥夺金牌之后，本·约翰逊曾愤怒地抗议：大家都服药了！为什么只罚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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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这个剧情反转得有点快？
那么我们就不妨先顺口气，来简单回顾一下人类使用兴奋剂的历史。
使用兴奋剂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北欧传说。北欧传说中的神勇战士巴萨卡（Berserker），据说在战斗前一定要服用一种名为“不头疼”（Butotens）的饮料，因为可以大幅提高战斗力。经过后人考证，这种饮料很可能含有毒蘑菇的成分。于是，毒蘑菇据传成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员赛前经常使用的“兴奋剂”。
发动“鸦片战争”的英国人，可能是最早把鸦片应用于体育竞技的国家。在19世纪，英国一直流行一种超长耐力跑的项目。1807年，耐力跑的参赛者亚伯拉罕·伍德公然宣称，大家只有使用鸦片酊，才能在24小时内保持清醒，不断奔跑。
1878年，英国耐力跑的夺冠成绩你知道是多少吗？520英里（837公里）！冠军为此连续奔跑了138个小时！
必须指出的是，在那个时候，大家并没有“兴奋剂”这个概念，只认为是合理地使用药物。
根据《瞭望东方周刊》一篇《兴奋剂黑历史》（2008年第34期）的记载，1904年，在美国圣路易斯举行的第三届奥运会的马拉松比赛上，美籍英国人托马斯·希克斯在比赛过程中，身后一直跟着一个拿着注射器的教练查尔斯·卢卡斯。每当希克斯跑不动的时候，卢卡斯就会在适当的时机给他注射一针“士的宁”（Strychnine），外加一杯威士忌。“士的宁”也叫马钱子碱，是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
比赛结果是，希克斯获得了冠军。
自行车比赛一直是兴奋剂的“重灾区”。“环法王”阿姆斯特朗也曾承认服药，震惊世界
不只是田径比赛。1930年，著名的环法自行车比赛的参赛手册上明确指出，组织方不负责各支车队的“药物”费用——意思是药物是合法的，只是要你们自费。
如果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的话，人类的现代奥运会，其实很可能演变为四年一届的“兴奋剂成果博览会”。但是，事情发生了转变。
转变的代价，是有人付出了生命。
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丹麦自行车选手延森在比赛中猝死，尸检证明，他服用了苯丙胺、酒精和另一种扩张血管的药物。7年后，前奥运铜牌选手、英国自行车运动员辛普森，在环法比赛途中猝死，死时衣袋中还有未吃完的苯丙胺。人们忽然又回想起来，那个一边跑一边打针的马拉松冠军希克斯，在那届奥运会后，再也没有参加过大型比赛……
最有名的例子，可能是美国著名女子短跑运动员，“花蝴蝶”乔伊娜。
就是在1988年的那届汉城奥运会上，乔伊娜在女子100米比赛中以10秒54的成绩夺冠，这个成绩到现在依旧是奥运会纪录。而就在当年美国国内的奥运会选拔赛上，乔伊娜还跑出了10秒49的世界纪录。
10秒49是个什么概念？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子100米的夺冠成绩也就是10秒71——那可是过去了整整28年！在塑胶高弹力跑道、高科技气垫跑鞋、减风阻的运动衣都被发明之后，女性人类依旧无法打破，甚至接近乔伊娜当年创造的那个世界纪录。
可是，1998年，乔伊娜在睡梦中悄然逝世，只有38岁。无数人怀疑，是过量服用兴奋剂夺走了她的生命。
无论如何，人类认识到了兴奋剂的危害。
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会，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反兴奋剂的检测出现了。
但回过头来看，也没什么可以特别兴奋的，因为这只是意味着，一场“猫捉老鼠”的好戏，正式拉开了帷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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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届的墨西哥奥运会上，瑞典现代五项选手利延沃尔成为奥运史上兴奋剂违禁第一人，但是，他服用的违禁药物只是过量的酒精。
是那届奥运会特别干净吗？并不是，是那时候的反兴奋剂手段，实在太落后。
简单介绍下兴奋剂的类型吧。
第一类可以概括为“不会累”，其实就是中枢神经兴奋剂，像咖啡因、可卡因、麻黄碱等，前面提到过的耐力跑运动员服用的鸦片酊，也属于这类。这类兴奋剂，是最先能被检验出来的。
第二类可以概括为“特有劲”，就是类固醇。其中比较有名的是睾酮。这类吃了之后肌肉力量明显增加，骨骼变粗壮，女性特征渐渐消失。在中国，俗称“大力补”（美雄酮）。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当年号称是一直服用“中华鳖精”的“马家军”。
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前，类固醇药物很难被检测出来。但就在那一年，检测手段有了极大进步。也就是在那一年，“马家军”获得奥运参赛资格的7名队员中，有6名没有参加悉尼奥运会。而中国女子游泳队的一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样也被内部规定不许去参加奥运会。
第三类就高级了，称为“EPO”，是促红细胞生成素的简称，原来用于治疗贫血。运动员吃了之后供氧能力增强，耐力等各方面能力提高。这类兴奋剂在历史上相当长时间根本无法检测出来。
第四类就是各种杂类了。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朝鲜男子射击选手金正洙获得了男子10米气手枪铜牌和50米手枪银牌，但赛后被剥夺了奖牌，因为他被查出服用了“兴奋剂”——严格意义上，其实是“兴奋剂”的反义词：一种叫“心得安”（普萘洛尔）的镇静剂。
第五类，是最新的高科技，被称为“基因兴奋剂”，通过改造人体基因来增强运动员的各项能力。对不起，这个目前还处于猜测阶段，现在所有检测手段都检测不出来。
虽然自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开始，人类已经决心把借助药物提高成绩的运动员踢出去，但一直心有余而力不足——反兴奋剂的检测方法，一直是要等兴奋剂出来后才会被发明和改进。
这就意味着，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兴奋剂方面，“魔”总是比“道”要先行一步。
所以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本·约翰逊被检测出服用兴奋剂，才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因为在此之前，人们的反兴奋剂成果实在是少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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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么在推动兴奋剂不断进化和发展？
人们曾经以为，“冷战”期间，讲究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是兴奋剂泛滥的最大推动力。
确实，民主德国在里面一直扮演着一个不光彩的角色。从1972年到1988年，民主德国取得了384枚奥运奖牌，还创下了不计其数的世界纪录。按照民主德国人口数，这个金牌比例是美国的10倍。
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合并后，原民主德国国家安全局的档案被解密，一项名为“Komplex08”的计划被公之于众——在民主德国的各大训练基地中，教练系统性地给运动员们吃一种蓝色的药丸，告诉他们是维生素，但其实就是类固醇。民主德国的女子铅球欧锦赛冠军海蒂·克里格，因为长期服用类固醇药物而变得男性化，她最终做了变性手术。
但真的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服用兴奋剂吗？
1954年的男足世界杯决赛，当时堪称“梦之队”的匈牙利队在上半场开场8分钟就攻进联邦德国队两球。然而，上半场0比2落后的联邦德国队下半场判若两队，最终3比2逆转匈牙利队，获得世界冠军。这场比赛被称为“伯尔尼奇迹”。
然而，到了2004年，德国媒体披露，1954年的世界杯决赛中场休息时间，联邦德国队的每个队员都注射了一种中枢神经兴奋药物，以增加体力和爆发力。更让人感慨的是，2008年德国内政部科学局联合德国奥委会，委托柏林洪堡大学调查德国的禁药史，结果显示：前联邦德国为追求成绩，系统地组织运动员服用各类禁药，长达30多年。
庆祝获胜的联邦德国队。之后他们队中有8名队员因为得了黄疸性肝炎（注射那种药物的最明显病症）而接受疗养，有两名球员数年后死于肝癌
那么，“冷战”结束之后呢？就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整个俄罗斯田径队因为兴奋剂问题，被禁止参赛。但就在奥运会闭幕之后没多久，俄罗斯黑客侵入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的电脑，公布了五波兴奋剂检测呈阳性但依然被允许参赛的各国运动员名单，其中主要是美国、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阵营。
“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决定了这个国家运动员在奥运赛场上的表现。”这句看似有理的话，背后又透露出一种怎样的讽刺和无奈。
馒头说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前，加拿大反滥用药物组织主席、类固醇专家鲍勃·戈德曼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我有一种神奇的药物，它能使你们在5年之内，在包括奥运会在内的所有比赛中战无不胜。但是，请注意！你们吃了这种药，5年之后就会死去，你们愿意吃吗？”
他把这个问题，抛给了198个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运动员，而结果是什么呢？
有103名运动员回答说：我愿意吃！
所以，兴奋剂之所以屡禁不绝，背后的推动力不仅仅是国家的力量。
奥运会带给个人的巨大荣誉和社会声望，以及奥运会商业化之后，带给运动员的巨大经济利益，促使越来越多的运动员愿意铤而走险。本·约翰逊当年被剥夺冠军后，一家意大利皮鞋厂立刻和他解除了高达200万美元的赞助合同——但一位100米奥运会冠军的商业价值由此可见。
所以，那一句“查得出的是兴奋剂，查不出的就是高科技”，成为不少运动员愿意去搏一把的最大动力。
和兴奋剂做斗争易，和人性做斗争难。
而这，也可能是反兴奋剂的道路如此艰难的最主要原因。
[1] 汉城，韩国首都，2005年改名首尔。——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