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说法，是有人救了苏轼。
第一位重要人物是王安石。早在三年前，他就已经离开相位闲居江宁不问朝政。但听说苏轼危在旦夕，却立即上书皇帝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这句话很关键。因为当时营救苏轼的人虽然也有，比如张方平和范镇，结果却是自己也变成了同案犯。所以时事评论员们便认为，苏轼的案子是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的命也只有他救得了。[9]
再就是仁宗的皇后曹氏了。这时她是太皇太后，正重病在身，将离人世。老太太把神宗叫到床前对他说：当年苏轼兄弟进士及第，仁宗皇帝喜出望外，说是为子孙发现了两个宰相。现在苏轼写几首诗也算有罪，过分了吧！[10]
神宗皇帝不说话，只是流眼泪。
两位重量级人物伸出援手，苏轼终于死里逃生，哲宗继位后又入朝为官。元祐三年（1088）四月二十六日，太皇太后高氏，也就是神宗的母亲、哲宗的祖母，在夜间召见殿中值班的苏轼。这时距离乌台诗案的发生，已将近九年。
太皇太后问：爱卿前年做什么官？
苏轼答：团练副使。
又问：现在做什么官？
苏轼答：翰林学士。
再问：知道为什么升得那么快吗？
苏轼答：幸遇太皇太后和皇帝陛下。
太皇太后说：不对。
苏轼说：莫非是大臣推荐？
太皇太后说：也不对。
苏轼大惊失色：臣虽无行，却也不敢走邪门歪道。
太皇太后说：这是先帝的意思呀！先帝读卿文章，总是感叹再三，连称奇才，只是还没来得及重用而已。
苏轼听说，五味杂陈，失声痛哭。
太皇太后和哲宗皇帝也哭，君臣哭作一团。[11]
这事十分耐人寻味。神宗确实欣赏苏轼，未及重用也是事实。问题是，时隔多年，作为母亲的太皇太后为什么要旧话重提？难道是要变相地为乌台诗案打补丁？ [12]
倒也未必，因为神宗并不想杀苏轼。
这是有证据的。苏轼下狱后，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曾经为他求情。王安礼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论罪人。如果苏轼受到惩罚，臣恐后世批评陛下容不得才子。
神宗回答：放心，朕就没打算深究。[13]
这个心思当然只有皇帝自己知道。因此某次上朝，宰相王珪便说苏轼有不臣之心。这是指控谋反，神宗也立即正襟危坐问道：此人固然有罪，但不至于此，卿何以知之？
王珪说：有诗为证。
神宗问：什么诗？
王珪答：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墨迹素笺本，横34.2厘米，纵18.9厘米，行书17行，129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是苏轼在被贬黄州的第三年寒食节时作，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
前面说过，王珪从来就是两边讨好左右逢源的。如果连他都来落井下石，可见朝中已是一片喊杀。事实上当时风声之紧人人皆知，皇帝在对王安礼交底时也特地告诫：这些话你不要传出去，以免他们在整治苏轼时连累到你。
所以，如果神宗要将苏轼置于死地，王珪提供的便正是机会。然而皇帝却说：诗人之词，岂能这样解读？他那诗朕知道，是写桧树（桧读如贵）的呢，关朕什么事！
章惇在旁边也说：人君人臣，都可称龙。
神宗说：没错。诸葛亮就是卧龙，难道也有不臣之心？
王珪张口结舌，面红耳赤。[14]
显然，神宗如果想搞文字狱，简直易如反掌。苏轼如果活在朱元璋或乾隆帝的时代，有十个脑袋也砍掉了。但是他没有被杀，没有被禁止写作，已出版的著作没有毁版，朝廷也没有把所有人的作品都检查一遍。这就说明，神宗并不曾想要杀鸡儆猴，借此机会钳制言论，禁锢思想。相反，有此四个没有和一个不曾，可以断定乌台诗案不是文字狱。
不过，也就只差一点。
证据则在办案人员的深文周纳和刻意曲解。比如：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这本是苏轼写牡丹的，也被说成是指桑骂槐。如此办案，岂非地地道道的文字狱？只是未能得逞而已。[15]
问题是，这一点又是怎么差出来的呢？
直接原因当然是神宗皇帝的一念之差。他刚刚接到报案时是大发雷霆的，逮捕令和严查令就是证明。但与王安礼的密谈则告诉我们，他后来变得比较冷静。冷静很可能是李定他们把事情做过头了，引起了皇帝的警惕。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他头脑里有一位最高检察官，那就是祖宗家法。
没错，善待士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那么请问，还能搞文字狱吗？不能。对翰林学士起草的官方文件挑毛病，是经常会有的事情。但在文人墨客的艺术作品中寻找谋反的证据，则将为士林所不耻。据说，苏轼写桧树的那两句诗，在狱中也曾被问起。苏轼回答，王安石有诗云：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我这个龙也就是他那个龙。办案人员听了，不禁为之一笑。[16]
显然，抓住只言片语扣帽子，在宋代是不文明的。这是共识，也是必须坚守的底线。因为大家都要写作，谁能保证不被曲解？章惇之所以要为政敌苏轼说话，恐怕就因为有此共识和底线。相反，李定和王珪被人蔑视，则因为他们在需要集体捍卫士大夫尊严的时候，做了可耻的事情。
神宗当然丢不起这个人，更怕丢了江山。实际上从太祖皇帝开始，赵宋官家就很清楚他们那个靠欺负孤儿寡母得来的政权，其实没有合法性。没有合法性，又要维持，就只能讲正当性。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则是正当性之一。皇帝们对文官集团客客气气，固然由于教养，心虚也是原因。
如果不心虚了呢？
对不起，就会像后来的徽宗那样，胡作非为。
可见，这种政治文明是脆弱和靠不住的，就连士大夫们的坚守也靠不住，否则王珪之流怎么会雪上加霜，李定之流又怎么会连声喊杀？皇帝的决策就更是只看怎样才有利于巩固皇权。所以，尽管神宗并不打算深究苏轼，却也不对御史台喊停。他对王安礼的解释是：此案毕竟是御史告发。为了保证言路畅通，只好让苏轼暂时受点委屈。
这个细节值得注意，因为以前不是这样的。熙宁八年闰四月初八，一个不怎么样的御史请求辞职，中丞邓绾为了留住他，上书称其“资性端谨，终始如一”。神宗在朝堂出示奏折，看着王安石和吕惠卿笑。一贯谨言慎行的副宰相王珪则说：刚才惠卿已经改成“资性颇邪，终始如一”了。这时的君臣同僚之间，还真有点一家人说说笑笑的意思。[17]
但是王安石再次罢相之后的朝廷，却变成了神宗皇帝的一言堂。他的保证言路畅通，也绝不是为了民主决策或言论自由，而是为了自己集权。为此，他把言官和谏官都变成了鹰犬，只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咬错人也没关系。
乌台诗案，当作如是观。
何况帝国对于何为诽谤，何为劝谏，从来就没有过严格的界定，结果便只能凭皇帝的一念之差。甚至就连统治是否开明，政治是否文明，也没有谱。因为皇权本是钟摆，往左摆到底就是专制，往右摆到底就是动乱，正好停在当中就是开明。但，能不能停在当中，能够停多久，只有天知道。
王安石和司马光，当然也不知道。
[9]见（南宋）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四九《读诗谳》。
[10]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四元丰二年十月乙卯日条。
[11]见《宋史·苏轼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元祐三年四月辛巳日条，参看李焘《长编》卷四百九。
[12]据李焘《长编》卷三百四十二、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七元丰七年正月辛酉日条。乌台诗案四年后，神宗曾经打算任命苏轼知江州，未果。
[13]见李焘《长编》卷三百一、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四元丰二年十二月庚申日条。
[14]见李焘《长编》卷三百四十二元丰七年正月辛酉日条。
[15]见（宋）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
[16]见（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东坡五。
[17]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三熙宁八年闰四月己亥日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