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八年(1075)二月十二日,开封城外的汴河还结着冰的时候,有位信使匆匆出发前往今天的南京。正史没有记载他到达的日期,但他出现在江宁城时,那里应该已是一片春光明媚,接到诏书的王安石心中更是暖洋洋的。
没错,皇帝让他回京重新担任宰相。
王安石没有片刻犹豫就动身了,甚至有正史说只用七天就到达京师。但这恐怕并靠不住。当时从江宁到开封的标准行程是二十二天,王安石日夜兼程也快不到这个程度,何况他进京之后第一次见到神宗皇帝是在三月二十七日。如果王安石在三月中上旬就到了开封,当中那么长时间君臣二人都干什么去了?宋神宗不是急于要王安石尽快工作吗?[1]
这个时间差,让人疑窦顿生。
实际上也有人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王安石对于自己的复出其实内心纠结,至少并不那么跃跃欲试,证据则是途经江苏省邗江县瓜洲镇时写下的那首《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2]
看这意思,他似乎刚刚出发就想着何时回家了。
可惜这同样不足为凭。诗无达诂。既然刘禹锡的“病树前头万木春”可以解释为满朝新贵弹冠相庆,那么“明月何时照我还”难道不能理解为功成身退衣锦还乡?况且这首诗是什么时候写的也还有争议,与他的复出没准毫不相干。
王安石的心思,只有他自己知道吧?
不过按照标准行程计算,王安石是在接到任命的第一时间就出发了,也在到达后的第一时间见到了皇帝。因为从二月十二到三月初四,从三月初五到二十七,路上不多不少都刚好二十二天。君臣相见恍如隔世,皇帝的口气也十分耐人寻味。他说:爱卿离职之后,小人便七嘴八舌,全靠吕惠卿维持。现在清理得差不多了,爱卿可以有所作为。
王安石同样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却只是平静地说:小人纷纷扰扰,因此不敢安心职守。此番应诏复出,确实希望能够有所建树,以此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只不过臣老迈年高身心疲惫,恐怕不能持久,恳请陛下谅察!
宋神宗说:你我君臣不要心存芥蒂就好。[3]
当然应该如此,可惜破镜重圆又谈何容易。实际上复出之后的王安石,与神宗、韩绛和吕惠卿的关系都变了,韩绛甚至因为一件小事大闹别扭。当时,要任命一个人做市易司提举官,王安石认可,韩绛反对,皇帝表示不妨让他干起来试试看。韩绛便说:如果这样,臣这宰相做不得了。
皇帝大吃一惊:小事一件,何必如此?
韩绛回答:小事都争不得,何况大事?
据陈守成著《宋朝汴河船》第85页。此为北宋常用客船,王安石从江宁前往东京途中,可能乘坐这种船。
王安石和宋神宗都只好让步。[4]
韩绛这个态度十分怪异。因为按照正史的说法,建议将王安石召回朝廷的人正是他,这一点下面还要再说。但现在看来,他们已经很难重复过去的故事,韩绛也在王安石复职之后半年离开相位去做地方官,再也没有回到中枢。[5]
至于吕惠卿,更是反目为仇。
最早参加变法并任职“国家体改委”的吕惠卿,称得上是王安石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不但正史认为他们两人情同父子,吕惠卿自己也对宋神宗说:能够让臣发自内心像侍奉双亲一样忠诚孝顺的,除了陛下就只有王安石一人。[6]
这是实情,至少曾经是。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却看不起吕惠卿。某次,王安石与吕惠卿在家里讨论新法,王安国却在旁边用笛子吹奏起流行歌曲来。哥哥忍无可忍,训他说:老弟,你能不能远离那些靡靡之音?王安国答:哥呀,能不能远离那些小人? [7]
吕惠卿恨得咬牙切齿,便在熙宁八年正月重新审理郑侠的处分时,将王安国并案处理,判了个削职为民。消息传到江宁,王安石面对皇帝派来的信使痛哭流涕。等到他重返京师时,弟弟还没离开国门。兄弟相逢,情景可想而知。[8]
王安石连遭打击,吕惠卿却高歌猛进。他刚刚成为参知政事就重新启动了市易务案的调查程序,理由是不能只听曾布一面之词。神宗皇帝的处理意见也让他喜出望外,吕嘉问和曾布被同时罢免,一起离开了京师。变法派阵营溃不成军满目疮痍,唯一春风得意的吕惠卿,便难免自我膨胀。[9]
膨胀的表现,是也发明了一种新法。
新法叫手实法,简单地说就是要民众申报财产,由官府核实后换算成市值,然后征收财产税。隐瞒部分经举报查明全部没收,其中三分之一用来奖励举报或查实的人。
结果可想而知,官吏和衙役们如狼似虎地冲进平民百姓家中翻箱倒柜,巴掌大的地方也要搜刮一遍,就连养了几只猪和鸡都要登记注册,牛、马和狗更是难逃法网。[10]
据故宫博物院《宋人画册》扇面画《耕获图》。原图为绢本,淡设色,纵24.8厘米,横25.7厘米,签题为杨威。此图描绘了宋代江南田园风光。
这可真是鸡犬不宁。
于是大家便都觉得,相比之下还是王安石好。
韩绛也受不了吕惠卿的跋扈,据说还发现此人图谋陷害王安石,便秘密奏请皇帝将老搭档召回。实际上此事的来龙去脉正史语焉不详,已无从稽考。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王安石确实再次被任命为宰相,时间是熙宁八年二月十一。[11]
此事显然大出吕惠卿的意料。我们知道,唐宋两代任命将相要用白麻纸书写诏书,叫宣麻拜相。于是,野史便绘声绘色地说,吕惠卿上朝时见宫中传出白麻纸,马上踮起脚尖伸长脖子,以为自己要当宰相。等到司仪官大声喊出王安石的名字,则如五雷轰顶,呆若木鸡。这当然未免夸大其词并不可靠,但要说吕惠卿闻讯愕然,则八九不离十。[12]
难怪宋神宗刚刚见到王安石,就要表扬吕惠卿了。
看来,皇帝陛下已经知道了什么,或预感到什么,只是希望他们能和衷共济。这个道理,相信王安石和吕惠卿也都明白。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帝制时代重大的人事变动总是会引起骚动。某些职位较低又没有什么坚定立场的人难免要考虑改换门庭,重新站队的过程中也会充满流言蜚语,其中之一便是吕惠卿曾经打算借一桩谋反案陷害王安石。[13]
没有证据表明王安石是否相信这个传言,但显然很有不少“自告奋勇的热心人”愿意帮他报那一箭之仇。他们开始收集吕惠卿的劣迹和罪行,以便将其置于死地。
后面的案情十分狗血,陈年老账也被翻了出来。据监察官员称,吕惠卿曾利用职权伙同华亭知县强借当地富民钱款五百万购买田产。这当然问题严重。正好吕惠卿自己又屡屡辞职,皇帝便把他贬到了陈州(今河南省淮阳县)。[14]
然而华亭案从熙宁八年五月底立案,审到熙宁九年六月初也没有结果。那些决心扳倒吕惠卿的人便瞒着王安石窃取了专案组掌握的材料,夹在其他文件中送往司法部门,企图绕过调查程序给吕惠卿定罪。没想到,吕惠卿在中书省是有线人的,这个情报被火速送到陈州。得到消息的吕惠卿马上绝地反击,不但上书反诉,据说还极有杀伤力地交出一封王安石的私信,上面居然有“勿令上知”的字样。[15]
这下子麻烦大了,欺君罔上当然比以权谋私严重。于是不少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吕惠卿对王安石的出卖,也是导致王安石第二次被免职的重要原因。但这是靠不住的。因为正如下面表格所显示,从吕惠卿上书到王安石罢相有四个半月时间差。如果吕惠卿的揭发材料中真有“勿令上知”之类的内容,王安石还能在相位上待那么久吗?
那么,这件事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本节有关事件一览表
[1]以上王安石复职事见《宋史·王安石传》、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八年二月癸酉日条。三书均称王安石接到任命即倍道赴京,唯毕沅书称“七日至京师”。此说应该宋代就有,故李焘书注称:嘉祐驿程,江宁府至京二十二程,此云溯流七日而至,恐未必然,当考。
[2]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学术界有争议,这里不讨论。此诗又题《夜泊瓜洲》,此处从钱锺书《宋诗选注》。
[3]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一熙宁八年三月己未日条。按,熙宁八年二月癸亥朔,三月癸巳朔,可知二月共三十天。信使二月十二甲戌日离京,行程二十二天,应于三月初四丙申日到江宁。从三月初五丁酉日到三月二十七己未日,也是二十二天。
[4]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四熙宁八年五月丙子日条及戊寅日条。
[5]见《宋史·韩绛传》。
[6]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八熙宁八年九月辛未日条,又参看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八年正月庚子日条。
[7]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八年正月庚子日条。
[8]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九熙宁八年正月庚子日条。
[9]重启市易务案调查程序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熙宁七年五月是月条,曾布与吕嘉问被罢免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五熙宁七年八月壬午日条。两书对曾布和吕嘉问被罢免的时间记载不一,这里不讨论。
[10]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四、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熙宁七年七月癸亥日条。
[11]见《宋史》之王安石传、吕惠卿传,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八年二月癸酉日条。关于王安石复职的前因后果,李焘书注中有考证,可见种种说法均不可靠,这里不讨论。
[12]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八年二月癸酉日条。野史所说吕惠卿的表现,李焘书注认为不实。
[13]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八年闰四月壬子日条。
[14]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八年十月庚寅日条。历史上的华亭有两个,一个在今天的甘肃省,一个在今天的上海市,此处所称华亭属秀州,在今上海市。
[15]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六熙宁九年六月辛卯日条、卷二百七十八熙宁九年十月丙午日条,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九年十月戊子日条、丙午日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