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从宦官监军那天起就开始了。
广义地说，宦官就是宫中的男性工作人员，由于星空中帝座之西有宦星而得名。早期的宦官，包括士人（生理正常的良家子弟）和阉人（割去阴茎的男子），东汉开始才全部使用阉人。明代以宦官充任十二监主管，结果所有宦官都被尊称为“太监”。就像侵华日军，官兵都叫“太君”。[1]
以阉人为宦官，当然是为了保证后宫嫔妃的贞节和皇家血统的纯正，防止出现让帝王丢失脸面的丑闻。因此，古代君主制国家，包括埃及、波斯、印度、罗马、阿拉伯、俄罗斯、朝鲜、越南，都有阉人充当宦官，英文名叫eunuch，希腊语的本义是“守护床的人”。
唯一的例外，据说是日本。[2]
宦官制度扎根最深、影响最大是在中国，闹得最凶是在汉、唐、明，而唐代第一个炙手可热的宦官是高力士：太子称他为兄，王公称他为翁，驸马只能管他叫爷。就连一人之下如李林甫，万人之上如安禄山，都得让他三分。
其他官员当然更是极尽逢迎之能事。据说，高力士曾经在长安修建了一座宝寿寺。寺钟铸成之日，满朝来贺，敲钟一下捐资十万，居然没有一个不敲十次以上的。[3]
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这就比太子还风光。
幸运的是，高力士是个聪明人。他得宠却不骄横，得势却不专断，顺从却不阿谀，直言却不触犯。为人处世，可谓有原则，有底线，有技巧。再加上识大体，顾大局，并不以权谋私，结果皇帝始终信任，朝臣也不反感。[4]
玄宗朝的大臣们甚至应该庆幸有这样一位宦官。皇帝龙颜大怒，他是灭火剂；君臣之间有摩擦，他是润滑油。有不少事，都是高力士四两拨千斤，比如太子之立。当时，李林甫兴风作浪，唐玄宗犹豫不决，高力士悄悄说了一句：立嫡以长，谁还敢争？皇帝大悟，立即拍板立李亨为储。
这可真是一言兴邦。实际上，如果皇帝是当局者，其他有利害关系的是当事人，那么，旁观者的作用就有可能是积极的，只不过这旁观者必须清，既清廉，又清醒。
高力士，就碰巧是这样的人。
没错，碰巧。
事实上，高力士虽然富可敌国，也收受人情，却没听说有过什么权钱交易。相反，一事当前，他首先考虑的是皇帝的利益。即便提意见，出主意，也是吹耳边风。作为玄宗最贴身的人，高力士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只是皇帝的家奴。
中晚唐的宦官就完全两样。
这一点，最清楚的当然是皇帝自己。开成四年（839）十一月的某一天，大唐第十四任皇帝文宗李昂，突然召来一位翰林院学士，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就爱卿读书所知，朕可以跟前代的哪位帝王相比？
学士答：臣愚，但天下人都说陛下是尧舜之君。
皇帝说：朕其实是想问，比得上汉献帝吗？
该学士大惊失色：陛下怎么能这样说？
皇帝答：献帝只是受制于强臣，朕却受制于家奴。这样看起来，朕只怕还不如他。说完，泪如雨下。[5]
文宗说的家奴，就是仇士良。
仇士良可谓宦官乱政的典型人物。他不但专横跋扈二十多年，而且视皇帝为玩偶。开成年间某天深夜，一位值班的翰林院学士被叫进秘殿，只见四周帷幕重重，仇士良则端坐堂上虎着脸说：太后要换皇帝，你起草诏书吧！
该学士吓得魂飞魄散：杀头灭族的事，我不敢！
仇士良沉默片刻，然后拉开帷幕。坐在里面的，竟是文宗皇帝本人。于是这个宦官头子阴冷地说：陛下，如果不是这位学士不肯草诏，这地方你恐怕坐不成了。
文宗居然低头不语。[6]
这实在骇人听闻，却有可能。事实上，哀帝之前，大唐九个皇帝，只有两个（宪宗和敬宗）不是宦官拥立，却又都是被宦官杀掉的。宦官的势焰熏天，可谓无以复加。
问题是：何以如此？
直接原因当然是宦官掌握了禁卫军的兵权。唐代首都的驻军，早期有南北之分。北门的叫禁军，保卫皇帝，也就是禁卫军。南边的叫卫兵，保卫政府，其实是中央军。然而安史之乱的结果，是中央军土崩瓦解，禁卫军名存实亡。悄然崛起并影响了中晚唐政治的，是神策军。
神策军本是哥舒翰为了对付吐蕃而建立的边防军，安禄山叛乱后被调往东部战线。但是，当他们遭到史思明的迎头痛击之后，却发现基地早已被吐蕃占领。也就在这时，他们遇到了在前方监军的宦官鱼朝恩，后者则不失时机地将这支无家可归的队伍变成了自己的力量。
接下来，神策军两次保卫了皇帝。第一次是吐蕃攻陷长安时，鱼朝恩成功地将逃难的代宗接到身边，并把陛下重新扶上了皇位；第二次是德宗时期发生兵变，皇帝仓皇出逃到奉天（今陕西省乾县），神策军赶来救驾。所以，尽管鱼朝恩由于专横跋扈已被代宗诛杀，德宗还是将这支队伍扩充为左右神策军，兵权则交给了自己信任的两个宦官。
不能说皇帝的决策全无道理。毕竟，神策军在边疆早已锻炼得强悍团结，又因为被提拔为禁卫军而感恩忠诚。至于领兵的宦官，既没有地盘，也没有后代，绝不会像安禄山那样自己称帝。因此，由宦官统领神策军，可以放心。[7]
结果却是灾难性的。
灾难有两方面：神策军变得腐败，宦官变得嚣张。腐败并不奇怪，因为从边防军变成禁卫军以后，神策军没有了战事却有了特权。宦官嚣张也不奇怪，因为皇帝和保卫皇帝的武装力量都在他们手里。皇帝如果听话，固然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就算不听话，也可以换一个，甚至杀了他。
当然，一般地说，宦官并不喜欢杀皇帝，更不会反对皇帝制度。他们的办法，是把皇帝变成废物。仇士良告老还乡时就曾问同伙：愿意听老夫说说怎么伺候皇上吗？
众宦官异口同声：请老前辈指教！
仇士良说：关键的关键，是不能让他闲着。闲，就会博览群书，接见儒臣，听取意见，我等就没戏了。因此，上上之策莫过于让皇帝声色犬马，忙于吃喝玩乐，朝政都交给我们处理。如此一来，恩泽和权力，又能到哪里去？[8]
呵呵，仇士良可不是高力士。
显然，人是靠不住的。要知道，就连玄宗皇帝都前后判若两人，又岂能要求宦官都是高力士？恰恰相反，如果皇帝不是唐玄宗，高力士倒没准会变成仇士良。
靠得住的，只有制度。
然而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按照制度，最高权力和绝对权力必须归于皇帝。至于这权力是不是皇帝本人行使，包括他有没有能力行使，则无人过问。这才有女主、外戚和权臣的代行皇权，只不过代理人在中晚唐沦落到宦官而已。
更何况，宦官与皇帝制度是共生的。要消灭宦官，就得先消灭皇帝。能够遏制宦官的，也只有皇帝。但，如果皇帝是靠宦官保卫的，请问他又怎么可能遏制宦官呢？也只能像陷入沼泽地的人，越是挣扎陷得越深。[9]
这是一个谁都解不开的死结。
制度出了问题，就只能靠人。实际上，唐代宦官的乱政就是由一位野心家终结的。此人进入长安后，居然一口气杀光了所有的宦官。只不过，他顺手把大唐也杀了。
宦官可真是与大唐共存亡。
[1]《后汉书·宦者列传序》称：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他士。
[2]见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
[3]以上见两《唐书》之高力士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七载四月条。
[4]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七载四月条，同时请参看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
[5]见《新唐书·仇士良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六开成四年十一月条。
[6]见《新唐书·仇士良传》。
[7]以上见《新唐书·兵志》，并请参看罗琨、张永山等《中国军事通史》，（英国）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日本）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
[8]见《新唐书·仇士良传》。
[9]比如“甘露之变”后的唐文宗。此处不展开，有兴趣的读者可阅读相关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