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八年（634），帝国发生了一件怪事。一个名叫皇甫德参的中牟县丞上书朝廷，历数皇帝的三大错误：修宫殿劳民伤财，收地租与民争利，宫女梳高髻带坏了社会风气。县丞只是从八品的小官，皇甫德参的话也未免过分，于是太宗勃然大怒：这家伙什么意思！难道要朕一个人都不用，一分钱都不收，宫女都剃光头，他才称心如意吗？
据此，皇甫德参该按讥讽和诽谤定罪。
出来说话的又是魏徵。
魏徵说，自古以来，上书都是言过其实的，因为非如此不能引起君主的注意。唐太宗也马上明白过来。他说，朕如果治这个人的罪，以后谁还再敢说话？
于是，赐皇甫德参绢二十匹。
魏徵却说：最近陛下的心胸好像不够开阔。
唐太宗又明白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皇甫德参提拔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正七品，而且是专职监察官员，享有不必请示汇报就可以直接进行弹劾的独立监察权。任命皇甫德参为监察御史，表明皇帝是真心愿意听取意见。[36]
门窗一开，清新的空气便吹进朝廷。
这其实并不容易。毕竟，皇权的使用没有法律限制，舆论的监督也没有制度保障。在这样一种前提下，要造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环境和风气，为君者固然需要气度和雅量，为臣者更不但需要勇气，还需要技巧和智慧。
对此，魏徵有着清醒的认识。
贞观之初，有人向唐太宗打小报告：魏徵为人处世不拘小节，影响不好。魏徵却说：君臣应该同心同德，存公道而去私迹。如果都拘泥于小节，国家是兴是亡就不好说了。
唐太宗马上回答：我明白了。
魏徵趁机说：愿陛下成全魏徵，做良臣不做忠臣。
太宗很惊异。
他问：忠与良，有区别吗？
魏徵说：当然。忠臣是只管提意见，不考虑对方能不能接受，结果自己丢了性命，人君也背上恶名，并不可取。正确的做法，是让君主成为明君，自己成为良臣。
太宗说：很好！
接着他又问：怎样才能成为明君？
魏徵答：偏听则暗，兼听则明。[37]
太宗点头称是，于是两人一起努力。魏徵的原则是：所有的批评和建议都出于公心。技巧和智慧则是：所有正确的决定都归功于皇帝，包括贞观年间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和政治局面。他曾当众回答太宗的表扬说：臣等畅所欲言，全由陛下引导。否则，魏徵又岂敢屡犯龙鳞？[38]
这不是拍马屁，反倒实事求是。
毕竟，在皇权时代，帝王才是决定性因素。
但即便如此，魏徵也差点就掉脑袋。有一天，唐太宗下朝回宫，气呼呼地对长孙皇后说：魏徵这家伙老是当面给朕难看，总有一天朕要杀了这乡巴佬。
皇后听了一言不发，换了朝服向太宗礼拜。
太宗大吃一惊，问：皇后这是干什么？
长孙皇后回答：臣妾听说，主明则臣直。如今魏徵这样耿直，岂非因为陛下是明君，臣妾又岂敢不贺？
这件事当然未必属实。但长孙皇后在他们两人之间曾经起着调和作用，是事实。太宗耿耿于怀，魏徵担着风险，也是事实。于是我们要问：魏徵这样置生死于度外，除了报答唐太宗的知遇之恩，还要干什么？[39]
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魏徵的抱负又是什么？
建立理想的君主政治，它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承认人民是君主存在的前提和理由。用唐太宗的话来说，就是“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因此，可以“以一人治天下”，不能“以天下奉一人”。[40]
其次，强调君主必须有道德，尤其要尊重民众的生命权和生存权。同样用太宗的话说，就是“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损害人民利益满足个人欲望，那是自杀政策。[41]
第三，主张君臣一体，共治天下。唐太宗说，没有人真能日理万机。而且就算能，也不能保证不犯错误。如果所有的决定都出自一人，那么，只要一天犯一个错误，十天就是十个。日积月累，不亡国又更待何时？[42]
所以，只有君臣同心，天下才可望有治。
民为邦本，君道有德，共治天下，这就叫“理想的君主政治”，是魏徵和太宗的共同追求。
实际上，这也是当时的最佳选择，甚至是唯一选择。在我们这样一个古老而又早熟的农业民族中，以及在这片广袤而又开阔的农耕土地上，不可能自发地产生民主政治，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我们只能选择君主制，并从“三级分权”的邦国制（封建制）走向“中央集权”的帝国制。
在此前提下，开明专制便是理想。
但这绝不能寄希望于某个开明的君主。君主的个人魅力和道德品质都是不可靠的，人治也从来就不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主旋律。个人政治的特点是人亡政息，根本不能保证长治久安。因此它只适用于动乱时代（如三国）和雄主时期（如汉武帝），承平之世却只能靠制度。
◎唐户部记账一览表
唐太宗吸取隋亡教训，在国内厉行节约，百姓休养生息，社会秩序稳定，唐的经济和人口逐步增长。
站在这个立场，我们就得重新评价贞观之治。
事实上，贞观之治是典型的人治，它的成功主要由于太宗和魏徵。如果魏徵遇到的是隋炀帝，早就人头落地；如果太宗身边都是封德彝，也难免重蹈覆辙。玄武门之变前，封德彝向李世民大表忠心，却又暗中充当李建成的鹰犬。这事直到他死后才暴露出来，让唐太宗大吃一惊。[43]
人，又怎么靠得住？
太宗自己也靠不住。贞观初年，他确实谦虚谨慎。到了中期，就开始骄傲自满。就连他表扬和推崇魏徵，也未尝没有自鸣得意的成分。贞观十二年（638）三月，唐太宗在五品以上官员的宴会上将佩刀赐给魏徵，然后又问了一句话：朕这些年的政务跟以前相比，怎么样啊？
显然，他是想听到吹捧。[44]
魏徵却说：威德所加今非昔比，人心所向今不如昔。
唐太宗目瞪口呆。
他说：怎么会呢？
魏徵回答：贞观初年，陛下唯恐听不到忠言，总是千方百计地引导，兴高采烈地听从。现在虽然也能听取意见，却总是勉勉强强，面有难色，当然比不上从前了。
唐太宗怅然若失：人真是难得自知之明啊！[45]
难怪魏徵去世后，唐太宗会这么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撒手人寰，朕失去一面镜子了。[46]
但，这样的镜子，岂非可遇不可求？
因此，靠得住的还是制度。
事实上，隋唐正是一个制度创新的时代。这一创新始于开皇年间，成于贞观之治，是几代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丰富内容，是我们马上就要讲到的。
现在则不妨先做小结：壮丽辉煌的隋唐，是许多人共同缔造的。隋炀帝打通了南北，唐太宗融合了胡汉，魏徵等人建立了新政治，他们一起创造了新文明。这个新文明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官僚政治，混血王朝，世界帝国。
那就让我们一一道来。
[36]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
[37]见《旧唐书·魏徵传》、《新唐书·魏徵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但只有《新唐书·魏徵传》将忠良之辨和兼听则明记载在同一时间，《资治通鉴》则将兼听则明记在贞观二年。
[38]见新旧《唐书》之《魏徵传》。
[39]长孙皇后救魏徵一命的故事，见于唐人所撰《独异志》和《大唐新语》。两书都是小说，不是正史。但长孙皇后对魏徵的肯定和赞扬，《旧唐书·长孙皇后传》有记载。另据《旧唐书·魏徵传》，魏徵去世后，唐太宗就解除了衡山公主与魏徵之子的婚约。据《新唐书·魏徵传》，太宗还毁掉了为魏徵所树的御碑。
[40]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
[41]见《贞观政要》卷一《君道》。
[42]见《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43]见新旧《唐书》之《封德彝传》。
[44]唐太宗的愿望在魏徵去世后得到了实现。贞观十八年（644）四月，即魏徵去世的第二年，唐太宗要大臣指出他的过失，长孙无忌等人都说“陛下无失”，只有两个人提出意见，其中一人当年被杀。贞观二十一年（647）五月，唐太宗总结自己功超古人的五点经验，并问大臣褚遂良：你做过史官，朕说的属实吗？褚遂良说：陛下盛德岂止五条？实在是太谦虚了。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一百九十八。
[45]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
[46]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